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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9月22日,联合国贸发会议发表了《2004年度世界投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提出当前外国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趋势是转向服务业,并以此作为该报告的封面标题。据统计,2001-2002年间,服务业占到整体FDI流入总量的2/3,约为5000亿美元,而在1989—1991年间仅占54%;服务业在世界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中的比重由70年代初期的四分之一、90年代的不到一半发展到2002年的60%,估计约4万亿美元,表明了服务业已经取代制造业,成为FDI结构中的主流。而在同一时期,初级部门在FDI存量中的比重由9%下降到6%,制造业的降幅更大,由42%降至34%。从《报告》中不难看出服务业在外国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的势头。
FDI转向服务业的原因
经济学将“服务”定义为“提供者为了某个特定的目的所做出的承诺(或协议),保证在现在或未来的特定时间内履行一系列的义务(Nicolaides,1989)”。与有形货物相比,服务的最大特性在于它是不可触摸的、不可见的、短暂的和不可存储的。然而,服务与货物的区分界限是难以严格划分的,因为,服务与货物的交易往往是互相渗透、互相关联的,例如在技术转让中同时有硬件产品的配套输出,而产品的出口中往往也可能含有安装和调试服务。当前,FDI转向服务业的重要原因不仅在于投资环境和投资动机,还取决于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乃至国际贸易、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以及跨国公司的并购热潮,等等。
首先,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与世界贸易中的比重增加是其在FDI中份额上升的潜在原因。服务业不仅在FDI中显露出其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它也是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国民经济结构中的支柱产业。目前,服务业占发达国家GDP的72%,发展中国家的52%,转型国家的57%。在规模经济效益和追求市场份额的驱使下,企业需要向外扩张以求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服务贸易仅占到世界贸易总值的20%左右(IMF,2002),仅有1/10的服务产出被跨国交易,服务的不可存储性(提供与消费的同时性)导致了服务的非贸易性,使得服务更需要通过FDI的形式提供给国外消费者。
其次,服务需求的增长与市场环境的不断宽松和开放,为服务业FDI发展创造了条件。相对于制造业而言,各国政府在开放服务业FDI所采取的态度是更加谨慎的,特别是对于本国给予垄断保护的行业,如电信业。但是,随着1994年乌拉圭回合达成《服务贸易总协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以及各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世界贸易和生产发展产生了更多服务需求(如货运、保险,等等),各国的经济水平提高带来更高的消费服务需求(如:医疗、教育、旅游,等等),跨国公司制造业FDI的扩大不断产生了新的服务需要,这一切都在推动服务业FDI的发展。
第三,服务业竞争的加剧,促使跨国公司纷纷向海外扩张。银行、保险和运输等服务行业,主要为制造业的国际贸易和生产提供服务,随着竞争的加剧,这些行业越来越多地利用自己的资金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寻求更多的客户并加强自身的所有权优势。因为这些企业需要利用规模经济效益来降低服务成本,也需要在全球市场树立自己的品牌形象。东道国的服务需求和政策开放为服务业FDI提供了区位优势,这主要在于东道国的人力资源状况、信息化与通信发达程度以及相关机构的成熟度,等等。此外,通过FDI获得内部化优势是许多服务机构进行全球扩张的一个重要动因,相对于许可经营和其他形式的国际合作相比,内部化不仅可以保证服务的质量,还可以降低成本和分担风险,有利于开展国际营销活动,例如投资银行和保险机构的FDI。
第四,非服务业的跨国公司FDI转向服务业。许多制造业的跨国公司同时投资于贸易、营销或金融领域,主要是为了从内部化的角度出发支持其货物制造及出口。例如,许多汽车制造厂商同时为消费者提供信贷服务,石油制造企业自己投资设立加油站,等等。在制药业和电子行业,跨国公司将研发中心设置在人力资源丰富、经营成本低廉的国家(地区)。还有一些大型跨国企业将其主业从工业制造逐渐转向商业服务,IBM和GE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第五,跨国并购浪潮是服务业FDI的推动因素。90年代后期,跨国并购成为开发国外市场的主要手段之一,在私有化进程的推动下,服务业跨国并购的浪潮推动了FDI的转向,跨国公司的并购更加集中在银行、电信和水利等服务行业。服务业在跨国并购中的比重由80年代末的40%上升到90年代末的60%。
服务业FDI对东道国的影响
从世界经济福利的角度讲,服务业FDI能够通过跨国服务,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和资源的更有效配置,是有益的,但是对于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它的影响是双重的。
1.正面影响:外溢效应
首先,类似其他产业,服务业FDI为东道国提供了更多的资金,为东道国资金流量带来净增量。这对资金短缺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而言无疑是有利的。资料显示,发展中国家在服务业的FDI存量已由1990年的1600亿美元上升到2002年的1.1万亿。
其次,服务业FDI带来了先进技术、知识与技能,包括诸如设备和工艺流程的硬技术以及管理、营销等软技术。但是,服务业中包含的技术组合不同于制造业,FDI并非是服务业获得硬技术的主要途径,而软技术却是转让知识和技术的主要形式。例如,在银行、保险和饭店等行业,投资方会对其子公司进行一系列的技能与知识培训;管理咨询公司通过培训逐步提高当地企业的专业服务能力等。
第三,虽然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跨国公司的直接出口仍然十分有限,但是它们对东道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产生巨大的间接影响。服务为的FDI能够直接地或间接地提高东道国当地制造业的生产效率。以国际饭店的连锁经营为例,其提高了东道国的旅游业竞争能力,带来了巨大的国际客流,它还是发展中国家获得外汇的一个重要途径。
第四,服务业FDI为东道国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虽然每单位美元投资所产生的工作机会仍低于制造业,但是服务业FDI对提高就业有巨大潜力。一方面,在外资服务业部门工作的劳动力能够获得更好的培训和更高的工资,另一方面,目前阶段,由于技术限制,服务业的专业化分工仍然有限(无法像制造业那样按照价值链分割,将每一阶段的生产安排在全球成本最低的地区)。此外,在为上游和下游企业提供服务和支持时,服务业FDI也间接地增加了二者的就业。
2.负面影响:内敛效应
首先,大部分服务业FDI旨在市场开拓,寻求非交易性活动,并有可能以对外支付的形式进行利润汇出,所以,不仅可能对增加外汇收入无任何作用,反而可能对国际收支造成负面影响。
其次,东道国相关行业受到很大冲击。在东道国原有的高度保护下,诸如银行、电信、旅游等行业,其国内市场是非完全竞争的,甚至是垄断的,因而适应市场的能力和提高竞争优势的自身能力有限。随着外资在这些行业的进入,东道国国内原有企业从资金、经验、技能和创新方面都受到巨大挑战。
第三,外资服务机构将与东道国本地企业更加激烈地争夺人力资源,其工作条件与薪酬状况可能导致大批优秀人才流向外资企业,这样对本地企业的发展带来更多困难。
第四,服务业FDI可能带来三方面的风险。如果东道国政府管理控制不善,缺乏有效的规章制度,有可能在体制方面带来严重的本国经济动荡;如果在管理公用事业和私有化时缺乏有力控制,有可能导致私人垄断;此外,因为各国在社会文化背景上差异极大,外资在这些领域的运作容易造成冲突和伤害。
因此,对于开放服务业FDI的东道国来讲,最重要的是正确分析当前的国际环境针对,外国直接投资制定有效的引导、管理和控制措施,使对外资的运用发挥最大的正面作用。
与此相关的建议
《报告》显示,中国已经在2003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而且在今后几年,中国吸引外资增长的趋势将会持续下去。中国在2000年到2002年间服务业FDI的平均流入量为128.05亿美元,2002年存量为2596.89亿美元;服务业占2002年FDI总流入的24.7%,占总存量的31.4%;我国将履行入世承诺进一步开放服务业,因此在吸引更多的服务业FDI上有很大潜力,当然国内市场也面临着冲击与影响。并且,我国服务业的“走出去”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在这种“引进来”和“走出去”的进程中、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前提下,我们应该科学地分析环境、建立和强化自己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最大限度地利用服务业FDI所产生的正向效应,同时提高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水平和能力。
首先,有步骤地、科学地开放国内服务业市场。服务业在欧美发达国家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约为60%到70%,而在我国不到40%,在我国引资中不到1/4。服务业的比重是社会分工细化、经济发达的表现,我们应该通过法律的完善和环境的优化吸引更多的FDI。按照中国入世承诺,我国将逐步对外资开放服务领域。目前我国已经相继颁布了30多项法规和规章,逐步开放金融、分销、物流、旅游和建筑等数十个领域,拓展外资进入中国的服务领域和地域范围,降低准入门槛,已形成了服务贸易开放的新格局。例如,2004年6月1日我国实施的《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按时兑现了开放分销权的承诺,7月1日颁布实施新的《对外贸易法》,提前半年兑现了开放外贸权的承诺。
其次,不断优化国内引资环境。综合邓宁的OLI理论和近年来Borensztein,Gregorio,J-WLee(1997)验证劳动力素质对FDI的影响,以及Leonardk.Cheng,Yumk.kwan(2000)采取偏微分调整模型对FDI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东道国的FDI存量水平、FDI政策(包括FDI的市场准入、国民待遇的实施、产业政策、税收政策、财政政策、进出口政策等)、劳动力的数量、基础设施和劳动力的质量是其中的关键因素。我国应该着手从这些方面优化吸引FDI的环境。
第三,尽可能地利用FDI的外溢效应。外资不仅带来了丰富的资金、技术、知识,通过外资在中国的运作和培训,可以学习到先进的专业技能、营销理念以及科学的管理经验。其间接效应有二,一是服务于我国的制造业发展,二是为我国的服务业发展树立典范。中资企业可以尝试加入跨国公司战略联盟,参加到它们的产业链和本土化进程中,获得提高自主研发与创新的能力。
第四,建立健全国内的机构和机制,监控外资在中国的发展,努力减少内敛效应。联合国贸发会议认为,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对服务业吸收外资持谨慎态度。因为在一些垄断性的行业(如电信服务)或公用、基础设施中,如果缺乏有效监控,容易发生市场权力滥用的问题,导致私人垄断。此外,跨国公司利用转移价格,也会对国内经济造成损害。在人力资源上,我国政府应该加大教育投资,提升人才的总体水平,同时改革户籍和人才管理制度,减少人才流动的成本,不仅为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提供人力资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其与中资企业争夺优秀人才的优势,保证中资企业充足的人力资本、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能力。
第五,坚持“走出去”战略。2000年下半年,中国电信在美国设立了分支机构,并开始经营运作。2002年1月,中国网通在美国设立了分公司,成为继中国电信之后第二家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电信企业。虽然我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出量和存量,特别是在服务业,还十分有限,但是加强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发展我国服务业的海外投资,是顺应国际市场环境和生存竞争要求的。在世界市场竞争中,中国应从政策、信贷和人力资源等各方面鼓励企业向集约化、规模化方向发展,建立和加强自身在国际经营中的竞争优势,并进一步实现走出去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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