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碑文标点符号的特点及创作机制&与欧洲标点符号传统的比较_标点符号论文

中国古文标点特征和创制机理：与欧洲标点传统对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标点论文,欧洲论文,古文论文,机理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籍中有着形式多样、种类繁多的各式标点符号，系统整理这些符号很有意义。如果只从传统文献学和语文学的角度来描述这些符号的形态、特征与功能，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汉语中使用的标点符号形状古代基本上都已经出现过了，或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悠久的标点符号使用历史，仅此而已。如果不去深入挖掘标点符号使用背后的机制，只关注其外在形态，可能无法理解标点符号的本质，也无法正确理解中国当代标点符号系统存在的核心问题。一旦采用当代语言学的视角去审视标点符号，就会有新的发现。再采用跨语言对比的方法，就会探寻出中国古代文献中标点的创制机理和运用规律。

      2.两级标点与句读之学

      标点符号是现代书面语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非语言的技术手段。标点符号起到“书面语停顿、语气、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的功能（林穗芳，2000：45-48），不过“它的主要功效是为了解决文本中结构性的不确定性，提示那些可能无法传达或是读者很难理解的细微语义差别”（Parks，1993：1）。Parks（1993：3-4）认为标点符号可以从语法和修辞两方面分析，语法分析关注运用标点符号来确定句子和句子内部单位的边界，而修辞关注标点符号如何反映话语的周期性结构（periodic structure），并表明完整句子和它的组成部分的关系。因此，西方学者认为，标点符号的功能不管从语法角度还是修辞角度看，都关注于句子及其组成部分的关系。

      从语法角度来看，句子（sentence）可以包括小句（clause），而小句间的组合方式主要有并列（coordination）和从属（subordination）两种。一旦句子结构特别复杂，包含较多小句时，就需要使用逗号将小句标识出来。结构性标点形成一个层级，这个层级是由特定的语法单位决定的，而标点通过隔开和封闭功能来标识（Meyer，1987：17）①。现代标点符号体系，发源于欧洲，经过不断演化而最终建立起来。基于标点符号的主要功能，我们认为标点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两种标点是：逗号和句号（包括问号、感叹号、分号，还有印欧语中的句首大写）。这两种符号构成两级标点，即这两种符号分别标明句子层次和小句层次。我们关注的并非它们的名称和形状，而是其本质功能。无论从句法还是修辞来看，两种不同形状的两级符号有助于区别语法上句子及其内部成分。同时，欧洲国家的书面语首字母大写也有助于确定句子的边界。

      正因如此，逗号和句号成为文本必不可少的成分。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把其他标点符号都去掉，只剩下句逗号，读者还能基本理解文本意思。如果句逗号也去掉（去掉后不留空白，也无句首大写字母），估计读者就很难看懂文本了。因此，句逗号成为文本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两种符号②。句号的功能较为简单，而逗号却较复杂。Lukeman（2006：33-39）指出逗号可以起到链结、区分、停顿等作用，从他所用的例子可以看出，逗号多用在小句出现的地方，当然逗号还有其他功能。除了句号标明句子，分号也起到这样的作用。但无论如何，以逗号和句号为代表，就功能而言实质上形成了两级标点，标识语法中的小句与句子两级单位。

      讨论完标点后，需要提到中国古代的一种学问，叫“句读学”。中国古代研究语言的学问称为“小学”，主要包括音韵、文字和训诂。中国古代语言学很少研究句法结构，因此多认为中国古代缺乏严格意义上的语法学研究。不过这却忽视了自古以来就有的“句读学”，虽然句读研究没有小学那样显赫的地位，但是它真真实实地涉及了句子/小句层面的语言单位。

      句读之学作为读书人入门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之一，重要性并不比音韵、文字和训诂低。《礼记·学记》说：“古之教育。家有塾……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朱彬，1996：546-547）③，其中“离经”即句读。可见，句读是学习书面语的基础。中国古代读书人要作文写诗，视“文章为经国之大业”（曹丕语），只有掌握好句读之技才能作文，而成就功名。韩愈在《师说》中说过“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又说：“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足见韩愈将句读能力作为学习的最基本功底。

      “句读”到底是什么呢？简单说，汉语古籍很多都不用符号将文字切分成不同单位，甚至不仅无任何标点，而且连段落都不分。句读就是将没有标点符号的文本加入某些符号，形成较小语言单位的一种行为和实践。没有任何标点的古籍，读者需要自行加入断点号，这个过程就是句读。句读成为学习书面语的基本功，也是阅读能力的基础。按照今天的观点，这实际上是使用语法手段帮助理解篇章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语法分析，因此很多说中国古代没有语法的结论太过武断，句读既有实践也有理论总结。按一般理解，“句”相当于现在的句子，“读”则是句子内部的停顿。这样似乎与今天的语法相得益彰。古代的句读之学是否就如此简单呢？

      研究句读理论时，常会引用两个人的话：一个是唐代湛然，湛然是天台沙门，据称在《法华文句记》中说过：“凡经文语绝之处谓之句，语未绝而点之以便颂咏，谓之读。”可搜遍《法华文句记》④全文却根本找不到这样的原文。有些研究说参考《法华文句记》里的这句话，却未见标明出处、页码等信息，导致以讹传讹。事实上，湛然只说过：“言文句者。文谓文字一部始终。故云。文即是字为二所依。句谓句读义通长短”。湛然显然还是将“句”等同于“句读”，并未区分句与读的差别。第二，《马氏文通》（马建忠，1988：16）对句读有详细的说明：“凡有起、语两词而辞意未全者曰读。读之式不一”，“凡字相配而辞意已全者，曰句”。马氏句读体系比较复杂，他还加入了一个“顿”，已有不少相关的研究，在此略过不表。马氏体系引起的误解后文会详细解释。于是有人就断定，古代的读就是句内停顿，而句就是句子。还有人认为：“唐代湛然给‘读’下的定义，不仅影响《马氏文通》，而且一直影响到20世纪前半个世纪的中国语法学”（季永兴，2001：8）。可是湛然没有提出这样的观点。

      3.标点理论与实践

      研究中国古代标点符号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个是句读理论，另一个是标点符号实践（句读符号使用），两者结合才能真正了解古代标点符号与句读之学。

      3.1 标点符号理论基础——句读理论

      句读之学是标点符号的理论基础，是读书人在学习和写作中对语言规律的不断总结，经过无数人的思考和实践，得出的结论基本符合古代书面汉语的内在规律。先简单梳理一下古代的句读理论。

      虽然先秦时期已出现各种标点符号形状，但还没人提出句读理论，句读理论直到汉代才开始兴盛。“句读”最早出现在西汉何休《公羊传解诂序》里，“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而做，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不可胜记也”。“后徐彦注疏：“三传之理……既解公羊，乃取他经为义，犹贼党入门，主人错乱，故曰‘失其句读’”⑤。可见，“句读”既包括断句，又包括解释文意，而《师说》的句读实乃读书断句而已，都将句和读不加区分。

      到了宋代，由于印书业的繁荣，句读理论继续发展。沈括（1938：6）《梦溪笔谈·补笔一》说道：“古人引《诗》，多举《诗》之断章。断音段，读如断截之断……今之人多读为断章，断音锻，谓诗之断句，殊误也。诗之末句，古人只谓之卒章，近世方谓断句。”⑥由此可知，沈括认为断句其实是某种形式上的断章取义。而到了毛晃情况发生了变化，毛在《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侯韵》中说：“今秘生校书式：凡句读则点于字之旁，读分则微点与字之中间。”⑦可见在实际校对过程中，有少数学者已经意识到要对句和读分开标注，但理论上并不很清楚为何区分。

      南宋之后有大量学者研究过“句读”或如何断句标点读古文，但从目前掌握的文献来看，除了极少数人提倡区分句与读，绝大多数人不加区分。如（元）黄公绍（2002：397）对“句”和“读”的解释是：“……凡经书成文语绝处，谓之句；语未绝而点分之，以便诵咏谓之读。”这个时候才给句和读分别下了定义。（元）程端礼（1985：16）对南宋以来关于句和读的区分有了相对详细的解释，但其中往往掺杂着体裁、段落、篇章或评述等内容，其所说的“文意断和文意未断”中“文意”内容复杂，涉及传统中国文论，并非都是今天所谓的句子和小句的意思。程端礼后面提出的“批点”方法过于繁杂，真正批点时却按照以往的方法在句读处使用一样的符号。这些零星的句读区分论述，影响力很弱，后来文人学者研究句读没有采用这些观点，甚至都没有引述过，印书和标点也未见付诸实践。这些学者自己提出句读区分，但他们印制的书籍依然还是使用一级标点。

      南宋及南宋后虽然少数人已经提出要“句、读”分开，但这个时期（元明清），印书、校对和读书的实践中，人们并未将句和读分开，依然还使用单级符号，并未区分句与读。因此，“句、读”在中国古代多数读书人那里并没有什么区分，只是断开文字的意思。

      3.2 标点符号使用

      本文暂时只梳理与现代逗、句号功能相似的古代标点符号使用情况。

      杨泽林（1987：5-11）总结了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标点符号的使用，认为今天使用的标点符号形状在那时大多已出现，秦汉人已注意到写文章加句读的必要性，并在读和写的过程中做了各种尝试，但他们的实践带有初创的特点和一种随意的色彩。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句读符号“、”收入，解释为“有所绝止、而识之也。”除了收录“、”外，许慎还收了“√”，解释为“钩识也”。后来段玉裁注释为：“钩识者，用钩表识其处也……今人读书有所勾勒，即此”。由出土汉简和《说文解字》可以看出汉代人使用的句读符号主要是“、”和“√”，这两个符号用来表示停顿，并不区分句子结束与否。

      管锡华（2001：110-124）考证了敦煌卷子及其他刻印本，发现使用的标点符号非常繁多，看不出来句读符号特意分开来标识不同的语法层面。

      唐朝，实践中还没有出现区分标示句和读的符号。到了宋代，由于真正规模的印书行业形成，需要对书籍印制做出统一的要求，印书业大发展促使较为统一的句读标识标准产生。南宋毛晃的话已经表明，句绝用点，分读则用微点。岳珂在《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中说：“监蜀诸本，皆无句读。惟建本始仿馆阁校书式。从旁加圈点，开卷了然，于学者为便；然亦但句读经文而已。惟蜀中字本与兴国本并点注文，益为周尽”⑧。可以看出，南宋之前印书没有句读概念，到南宋时才意识到要加句读号，但究竟是否用圈点区分句和读，则不得而知，从原始的古籍来看，绝大多数印书没有采用有分工的句读号。

      南宋以后，不管语音停顿的长短，往往使用一种符号来标注句和读，这实际上和南宋之前一样，不区分句和读。如，郭正域批点《考工记》（朱墨印本），崇祯十四年贯华堂刻本《水浒传》，清刊本《练兵实纪》等，全书符号一律使用读号“、”。而明嘉靖年间刻《三国志通俗演义》等书一律用“。”。而一般刻本，特别是明清白话通俗小说，没有严格要求，前后不一，如明天启年间衍庆堂本《醒世恒言》头一卷前半部都以“·”，而后半部又用“、”，还有其他符号在某些章节中连续使用（杨泽林，1987：5-11）。不仅民间不区分句读，学者们也不分。如王念孙《广雅疏证》家刻本一律使用“、”，其子王引之写《经传释词》凡停顿处都加了标记符号。清朝刘智（1984：16）在《天方至圣编年实录·凡例》中说：“句读以、要言以圈○，关切以连点………”可见他在句读实践中并未将句和读分开⑨。

      以上对印制的古籍进行了梳理，发现并未使用两级标点。但实际上，由于不少书中不使用任何标点，也不留有空格，读书人需要自己标识断句，因此历代会有专门撰文指导如何标点读书，特别到了宋代，称之为“批点”。如明代徐师曾（1998：80）在《文体明辨序说·文章纲领》中介绍的《大明唐顺之批点法》提到了“圈”“点”“抹”“撇”“截”五类，有名称、形状、用法，但这个标点指南并未区分句和读，相比之前体系，虽然标点种类丰富了，但依然只是单一符号体系。清代唐彪⑩在《书文标记圈点注评法》中讲述了十三种标号，但这些符号都是用于特殊目的，如文章佳处、官名、帝王等。他所谓的“圈点”是帮助阅读的，因此，这些标点依然只是单级标识，无两级区分。故南宋虽然提出了印书或读书标识时要注意区分句读两级，但南宋及南宋后印制的书籍基本未实现，而南宋以来有关读书人使用标点的文章中极少有人提及句读两级标点。

      3.3 近代印刷品标点体系

      笔者翻阅《申报》（1872-1948）发现，该报从创刊开始直到1921年都没有使用过现代标点符号。报纸有些内容采用“○”来将两部分隔开，要不整个篇幅没有任何标点符号，直到1921年才开始正式使用现代标点符号。这可能受到当时北洋政府教育部1920年颁布的《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的影响（袁晖等，2002：332-342）。这个训令最突出的特点是使用了逗和句两级标点。但并非当时所有的印刷品都遵循这种两级标点的要求，如王云五在1929-1934年主编的《万有文库》丛书，大约有2000多本，影响非常之大。其中中国古代文库书籍大多使用了新排版，不过依然只使用统一的单一符号“·”来标点，也有一部分采用古代刻本的样式，字体很大，其中要不就使用单一的“○”来标点，要不就不使用标点。

      《中国基本古籍数据库》《晚清期刊全文库》等电子库的原本扫描版观察，比如《白话小说》《大同报》《国民报》《新民丛刊》等报刊上的文章也多使用同一种符号来断开，而不区分句子和小句。一般使用三种形式的符号：一种类似今天的顿号，另一种是圆圈，还有一种使用空格直接将文字隔开。实际上，在新式标点未使用之前的这段时间，中国出版的书籍、报刊、翻译书等基本上都不区分句逗两级符号，而只在文中使用一种符号来将文字断开方便读者阅读，也有少数什么符号都不用。以下就各种情况用图例加以说明（图1）。

      图1中，文内出现诸如“一、二、三”的“顿号”，只表明此文所列的事项，并不直接标明语法层次。而有“黑实圈”是表示强调，与句法无关。因此，该文只是用单一的符号“空心圆圈”，这些空心圆圈既有标识小句功能，又有标识句子功能，因此不能起到两级符号的区分作用。

      图2中没使用标点符号，但使用空格，相当于图1中的圆圈，都是单一句法符号。

      图3中右边页面的几个圆圈表示小句的隔断，是单级句法符号，而左边密密麻麻的圆圈则表示作者在给按语。它们形状虽然一样，但功能却完全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那种类似于今天句号形状的圆圈在古籍中出现频率较高，很容易混淆，但实际上它们的功能和今天的句号不同。印制书籍和读书人自己“批点”很多使用圆圈，这些圆圈并非都是参与句法的单级符号，不同的书籍中有各自不同的功能，一般除了上文提到的单级句法符号，圆圈的其他作用大致有四类：第一，多数涉及词汇层面，如标明专有名词，如官名、地名、人名；第二，用来标明段落与段落隔开，或个人按语以便与原文区分，这些实际上是文本编排的功能；第三，还有些是读书人自己认为重要的内容或是妙笔，以示区分；第四，有些书籍已经有了单级的句法符号，因此无法判定圆圈是用来标识句子还是小句。

      图4中的刻印本刻印时并无圆圈，后读者阅读时根据自己的理解自行加入单一符号圆圈，也表明单一符号可以帮助读者理解。

      从标点符号使用的实践来看，出现的其他标点符号，一般起不到句法作用，也构不成两级并立的状况。如果刻印本不使用标点符号，也会有读书人自己使用单一符号将其隔开，方便阅读和理解。因此，中国自古以来基本上使用的都是单级标点符号。

      小结：管锡华对中国古代标点符号进行了非常详尽的描写，再结合他人研究，加上我们对古籍的观察，发现中国古籍中并未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句、逗”两级分工的符号。虽然有零星学者提出了句与读的差别，但实践中，无论是印制书籍还是“批点”，几乎没有使用两级标点的。古籍很多既无任何标点符号也无空格，读书人自己的“批点”也未出现两级标点。

      

      

      

      

      4.欧洲标点使用

      对比欧洲标点符号使用情况，更能突出中国古文献标点符号的使用特征，也更支持本文所提出的观点。

      4.1 文艺复兴之前

      欧洲字母文字和汉字不同，单词与单词之间必须有空隙，这种空隙也可视为广义的标点符号(11)。和中国古代一样，欧洲出现的文本也使用各式各样的标点符号。据Wingo（1972：132）研究，罗马时期，拉丁文本使用符号区分单词，而且在段落中使用不同符号区分句子和小句。

      Parks（1993）附录了大量的古文献影印数据，从这些影印图像来看，罗马和中世纪大部分文本都使用单一符号，有“|”或“·”。不过这不意味着它们和中国汉文本一样使用单级句法符号。欧洲这个时期的文本，在使用单级句法符号的同时还是用大写字母，大写字母直接标示了句子的界限，其功能类似于句号。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欧洲一直都是用两级符号。

      4.2 欧洲文艺复兴以降

      查阅ProQuest数据库中的Early European Books子库(12)发现，欧洲印刷书籍最早使用今天句逗号两级标点，出现在1500年出版的印刷品上(13)，不过在这之前印刷的书籍中，虽然没有和今天形状一样的两级标点，但实际上出现的符号基本上相当于句逗号两级标点。

      第一类，两级符号，如1470年出现的Homiliae super Johannem使用了“：”和“.”两级符号表示逗号和句号的功能。这种情况占大多数。虽然1500年左右已经出现了今天的句逗号，但这之前这类两级标点也一直在使用。大约在1540年以后，大部分印刷品都使用了今天句逗两级符号，而摒弃了图片中显示的两级标点形式。

      

      

      

      图5欧洲早期印刷书籍中的两级符号（Author:Manfredu,Scipio; Title:Defension adversus detractorem prognostici anni 1494；Imprint:Bologna:Ercole Nani,7VII 1494; Date:1494; Source Library Nazionale Centrale di Firenze）。

      图6现代句逗号出现（Author:Svave,Pede; Title:Friderici Daniae,Norvegiae Regis...ad chirstierni Patruelis calumnias,Responsio,Imprint:[Leipzig?]:[Melchior Lotter?],[1527]Date:1527）。图6中的原文用不同颜色标识不同的符号，实际上，除了逗号和句号外，句子首字母大写也能起到句法分级的标识作用。

      第二类，只有单级符号，如1469年印刷的Vommentum in Apocalypsim只使用“·”。还有少数书籍使用了特殊的单一符号，如1531年的Omden grumme forferdelge Tiende Messe使用了“/”单一符号。不过这些单一符号和中国古籍的单一符号不能同口而语。欧洲这些印刷品中，每一句开头单词都使用大写字母，不管是1469年还是1531年的印刷品中都在句首使用大写字母，汉语古籍没有这种传统。因此，即使都用单一的符号来断开clause，而有了印刷体上的大写字母，在功能上就相当于句号(14)。

      图7单一符号与句首大写字母协作（Author:Pedersen,Christiern,1480?-1554,Title:En christelig bogh Om merckelig spersmaall och swar Om Troen…Imprint:Andorp 1531.）

      这里虽然只有一种符号“/”，但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后面的字母是大写的，可以表明这是一个新的句子，而非小句。因此，依靠单一符号和大写字母依然可以判定句子和小句两级句法层面。

      5.中国古文标点使用机理与欧洲的异同及其影响

      综上，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理论上真正将句和读区分的是南宋，句读区分理论南宋后也有零星学者提出，但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句读号分工，只在极少数古籍中实现，绝大多数只使用同一种单级句法符号断旬。

      那么为什么句读让现代人觉得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呢？这不仅是自古以来“句读”两字造成的影响，以为句与读是两种概念，更主要是马建忠造成的影响。本文开头就引用了马氏对句读的评述，显然他是借用中国占代小学术语来阐释其引入的印欧语法体系，通过句读之说来建立他的语法体系。因此《马氏文通》严格区分句和读两个单位，“反复论证，还先后对17个殷落和3篇短文进行‘读’和‘句’的分析……句读医分非常清楚”（邵霭吉，2007：83-89）。马著使用小学术语可能受到古代有关句读理论的影响，但更多的还是西方语法特别是拉丁语法的影响，其主要目的是用西方语法来分析汉语，因此，必须将句和读区分开来。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句子”这一层单位，他的语法体系将无法建立。马建忠使用句、读术语并严格区分，使后来者误以为古人从来都是严格区别句读的，殊不知古人对句读几乎并不区分，特别是在实践中，更没有体现出“句子”这样一级单位，黄侃先生早有觉察：

      今谓句读二名，本无分别，称句称读，随意而施，以文义言，虽累百名而为一句，即不治之以口，斯五嫌于冗长，句中不更分读可也；以声气青，字多则不便讽诵，随其节奏以为稽止，虽非句而称句可也。学者目治之时，宜知文法之句读，口治之时，宜知音节之句读。（黄侃《文心雕龙札记》，133页）

      《诗》疏曰：“古者谓句为言，《论语》以‘思无邪’为一言。……皆以一句为一言也。”案占称一言，非必词意完备，但令声有所稽，即为一言，然则称言语句无别也。（黄侃《文心雕龙札记》，129页）

      黄侃先生不仅认为句读在古人那里没有区别，而且句与言也是没有区别，可谓道破句读理论的真谛。吕思勉先生也持有相似的观点：

      .与

，并古代断句之符号矣。章句二字，本意如此。知古所谓章句者，实后世画段点句之类……非如后世，以语意已完者为句，口中诵之当停顿，而意尚未完者为读也……古无后世所谓句读之别矣！（吕思勉《文字学四种》，前言）

      欧洲自古以来就使用两级符号区分句子与小句。而标点符号的其他功能，诸如标识词汇、个人喜好、文本编排，中国和欧洲都有极多的相似之处。不过对标点符号的最基本功能使用却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不同语言的自身特点造成的。

      欧洲对于标点符号句法功能的认识也只是近四百年的事情。根据Schou（2007：195-216）的研究，英语标点符号，特别是句逗号在自1600年以后其句法能力得到确认，英语中有修辞和韵律功能的标点作用进一步降低。对标点功能的认识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加深，尤其是对其句法功能的认识（Meyer，1987：2-3）。以英语为例，经过不断总结，其句逗号使用与句法规则严格结合在一起。欧洲现代标点体系的建立是一个演变的过程，是一个对其语言自身特点认识不断深入的过程，最终演化出了与其语言特点相匹配的标点符号体系。

      袁晖等（2002：281-342）详细介绍了西式标点如何进入中国，如何接受改造，最后又是如何通过政府颁布标点法案确定其地位的。《标点符号用法》1951年公布，1990年修订重新发布，都是基于1920年北洋政府的标点训令。台湾1987年出版的《重订标点符号手册》，与《标点符号用法》相似，都是基于1920年的版本，只是少数标点的名称和形状有差异，其他基本相同。

      汉语新式标点体系来自西式标点，西式标点建立在其语言规则基础上，最突出的特点是两级标点标明小句与句子的关系。而中国则基本上照搬了其两级特征，相比古代标点（句读），两级标点则一定要用句号标明句子。

      新式标点引入后最大的问题是汉语母语者对某些位置句号使用的不确定性，不同汉语母语者对“句子”有不同的语感，因此，他们对句号的位置有不同的理解和判定，这和英语等欧洲语言中句号的使用有着极大的差别。曹逢甫（1990/2005：5-7）介绍了一个有趣的实验，将中英文各两段短文去掉标点符号，让台师大英文高级写作班18名同学重新标点，就汉语重新标点结果来看，被试者之间以及与原作者，他们对句号和逗号的使用有着显著的差异；而对英语是外语的学习者新的英文标点却与原文相差无几。还有“一逗到底”在汉语中普遍存在，如：

      吕叔湘、朱德熙（1954：322）在《语法修辞讲话》中说：“现在的一般倾向是句号用得太少，逗号用得太多；很多地方应该或可以断句，而作者只用逗号隔开。”20多年后，这部书1979年再版时作了一些修改，但是上面这句话一字未易。这就是说，50年代初的“现在”，同70年代末的“现在”情况无大差异。时间又过了快20年，就笔者近年多次参加全国性报纸编校质量检查工作所见到的状况看，“句号用得太少，逗号用得太多”的倾向依然如故。（黄鸿森，1997）

      “一逗到底”现象和某些位置句号使用的不确定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本质上是一回事。汉语母语者即使不断学习句号用法，也不可能像英语母语者那样严格准确地使用句号。汉语句号使用的不确定性实乃引入西式两级标点与汉语特点不匹配造成的，所以任何汉语母语者都无法准确使用汉语句号。

      欧式标点在规范中，其句法功能逐渐得到了确认，两级标点主要为了标识句法层次。而中文引入西式两级标点后，也必须标识两级句法层次，汉语的句法范畴与西式两级标点的句法范畴并不完全对应，引起了“水土不服”。两级标点要求汉语母语者必须用符号（句号）来标明这些句法范畴，但汉语中这样的句法范畴并不显性存在，一旦非要母语者用句号来标识句子这个句法范畴，他们只能结合韵律、语义和篇章等特征综合加以判定，导致在使用过程中，这些特征因人而异（即所谓的语感），产生了句号使用不确定的现象。因此，两级标点实际上给汉语带来了过度的语法信息，使得标点使用与汉语特征在某种程度上脱节。

      另外，有人误以为现代汉语引入西式标点，为汉语提供了语法信息，暗示未使用西式标点之前，汉语缺少语法信息手段，因此推断现代标点符号反映了重要的语法信息。引进（新式）标点符号之后，文本改进的下一步任务就是采用“词式文本”（陆丙甫、谢天蔚，2014）。可实际情况是，古籍已经使用了各种标点，即使印刷本不使用标点，读者也会自行使用句读（如“批点”），因此汉语老早就使用标点这种手段来增加语法信息，而不是引入西式标点之后才有。西式标点只是起到相对统一和规范的作用，这与西方的巨大影响以及统一标准化有关。还有不少语言，如泰语，虽然有西式的两级标点，但很少使用，多使用空格断开，这与中国古代的一级标点并无本质区别。

      古代标点符号演变的证据表明汉语书面语多数情况下只需要类似于今天逗号功能的单一符号，这种单一标点所标示的单位大致相当于英语中的clause。而在引入西方语法体系后，需要clause/sentence两级单位来研究汉语。汉语引入西式标点符号后，其中同以往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使用了两级标点，两级标点语法上正好对应clause/sentence。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人自古就对“句子”这个概念是模糊(15)的，句子（sentence）单位的标识是非强制性的。如果语言学习和研究中非要明确这个单位，古人肯定会将其研究透彻，读书人也肯定掌握得很好。欧洲语言需要区分句子和小句，与欧洲语言相比，汉语可能不需要像它们那样十分明晰地标明句法层次。这也是我们至今无法像英语那样给汉语“句子”下一个定义的原因(16)。

      本文通过两级标点的视角梳理了中国古文献中的标点符号体系，从标点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着手，从古、今、中、外四个角度对比，发现中国古籍中的标点符号体是单级的，没有形成现代汉语标点的两级体系。与欧洲标点传统对比，更突出了汉语一直使用单级标点的事实。

      中国古代标点符号多处理词汇关系、语气停顿、协调韵律，或起到修辞、分节等作用，并涉及句法功能（标识短语和小句）；而引入西式标点后，特别是两级标点，要求明确句法单位（特别是句子），带来过度语法信息，这对汉语母语者来说是一种挑战。引入西式两级标点后，虽政府规范强制学习使用，但母语者依然无法准确使用汉语句号。古文并不强制使用句号来标识句子；而现今的标点体系，要求使用句号来标识句子，汉语句子判定并非完全由句法决定，受个人语感影响较大，就会造成对句子边界的判定存在很大差异。

      欧洲标点符号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改进与规范，形成了与其语言规律、特征相匹配的体系，而汉语借鉴过程中并未考虑到不同语言特征的差异，直接引入欧式标点两级体系。本质上，标点符号的使用须与语言特点相匹配，受到语言特点和规律的支配与影响，因此制定和规范标点符号也要符合语言自身规律，这是我们理解古今中文标点差异的起点和思考当下汉语标点符号存在问题的基础。尊重汉语语言事实和规律是今后改进和规范汉语标点符号的前提和基础。

      ①Meyer（1987：18）认为可以分为三个层次，sentence，clause，phrase，并对主要标点分为四个层次，如第一层次，句号、问号和感叹号标识句子；第二层次，冒号、括号、分号标识句子、小句和短语；第三层次，分号标识小句、短语；第四层次，逗号标识小句和短语。但实际上，英语中能标识出短语和词层次的标点非常庞杂，且短语类型复杂多样，因此其体系是三个层次的。汉语也可以分成sentence，dause和phrase三个层次，但汉语很多clause是省略结构，形式上属于phrase，与英语的clause并不完全对等。为了简便，从实际功能需求出发，也取中外标点符号的结构性共同特点，本文认为分为clause（小句）和sentence（句子）两层较为合适。

      ②Meyer（1987：7）统计得出美国英语里，逗号占所有标点的比率是47%，句号是45%。

      ③郑玄注：“离经，断句绝也。”断句绝，也就是句读。

      ④《法华文句记》可以在大藏经线上全文检索中搜索到（http://www3.fosss.org/），《法华文句记》检索网址是http://www3.fosss.org/DZZJian/ShowArticle.asp?ArticleID=673&Page=1。

      ⑤参看何休（1980：2190-2191）。

      ⑥有意思的是1938年商务印书馆的《梦溪补笔谈》全部使用“·”作为断开符号。

      ⑦毛晃、毛居正《梦溪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第四卷候韵部，“读”解释，第119页，选自《四库全书》经部十，小学类三。

      ⑧《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由丛书集成初编，据粤雅堂丛书本排印，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⑨不过在南宋后也有少数刻印本出现放在不同位置的圆圈，可以视为句读号分工，比如《永乐大典》（嘉靖抄本）有极少数页面就有这样的分工，但《大典》绝大多数依然使用同一的圆圈放在同一位置，不区分句读。另外明洪武刊本《华夷译语》和《明译天文书》也有部分内容有这样的分工，但两书作者是西域人士，可能受他们母语的影响，并不能代表汉语母语者的语言思维。清朝古籍没有发现有句读号分工的现象。

      ⑩王水照（编），《历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清）唐彪《读书作文谱》扫描本，来自网络，3418-3419页。

      (11)《剑桥英语语法》单独把标点符号列为语法专栏，认为标点符号指示符（punctuation indicator）分为分割性的（segmental）和非分割性的（non-segmental）。而分割性的包括标点符号（punctuation marks）和空隙（space）；非分割性的是修改符（modification）（Huddleston & Pullum 2002：1724）。因此，不仅包括常态的标点符号如逗号、冒号、句号、还包括绘画式符号（graphical）如段落、表格等。

      (12)该库收集了十五世纪到1700年之间欧洲各国印刷出版的各类书籍，全部采用彩色影印，并提供pdf和jpg格式下载（http://eeb.chadwyck.co.uk/）。

      (13)名为Prudentii poetae opera.Virtutum cum uitiis pugna,heoico carmine.Hymni diurnarum rerum…作者是Prudentius,b348，印刷本是Benetiis:apud Aldum,mense lanuario。

      (14)有人会质疑，古汉语有发语词，多放在句首；句末会有些语气词。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占汉语和所讨论的欧洲语言一样都使用两级标点体系？欧洲的两级标点是采用非语言的技术手段，虽然当时标点的外形和现代的标点体系形状可能并不完全相同，但本质和功能是一致的。汉语某些词汇可能会有助于判定句法结构，但不是非语言的技术手段。第二，如“夫、盖、凡、岂”认为是句首词，但其前是逗号还是句号，无法确定。语气词如“也、耳、乎、哉、焉”中，也只有少数可以认为是意义完结，可以作为句界的标记，其他的无法作为句号判定的标志。因此依靠这些助词并不能确定就是个句子的界限。实际上，古汉语中确实有不少形式可以提示小句的界限，但很少有什么标记来直接表明句子的界限。这也是为何给无标点的古文加入现代标点非常难，而且很多存在大量争议的原因了。相比，欧洲语言有大量的句法形式和标记可以表明句子、小句的界限，而汉语却不行。第三，汉语的这些虚词，并非所有语句都出现，不似欧洲语言使用的两级标点符号完全能应用于所有场合，因此两者不具有可比性。第四，古人究竟有没有句子的概念，本文无法论证，南宋以来只有极少数学者提到了“句、读”的简单区分，也有极少量古籍标点区分句读。要想证明古人有今天的句子概念异常困难。此外，还有人质疑德语的名词首字母都要大写，大写不能作为两级符号的一个标准。其实，欧洲语言并不完全相同，限于篇幅无法详细分析，就图片的例子而言，德语名词后有格变化，其宴比较容易区分主格和宾格，还有，德语名词首字母大写是现代德语的要求，在1527年的时候并无此要求。

      (15)汉语句号使用会因人而异，但有些场合句号使用的认可度较高，认可度较高使用句号的地方非常容易让汉语母语者断定为一个结构意义完备的单位。当然，句号的使用较为复杂，与汉语句法范畴并不完全吻合，受到韵律、语用、认知和篇章等因素的影响，汉语句子与英语的sentence并不等同。汉语句子可以从不同角度描述，如从句法和篇章不同角度来看汉语句子，差异很大。另外，南宋和后来的少数几位学者毕竟也提出了“读”和“句”的差异，因此本文只能使用“模糊”来定性汉语句子概念。

      (16)几乎所有的汉语语法学大家都曾定义过句子，但至今没有一个人的句子定义能为学界所认同。曹逢甫（1990/2005：18）对比了纳斯菲尔德、叶斯柏森、乔姆斯基、赵元任、王力、汤廷池、邓守信对句子的定义，发现国外语言学家不管对句子表述如何不同，都不得不使用主语和限定动词这样的范畴；而汉语语言学家的句子定义都不能算是严格的定义，因为他们没有在自己的定义和句子构成成分及其分布之间建立联系。汉语语言学家要不对汉语句子概念避而不谈，要不最多也就用描述性的表述来定义句子。因此，汉语无法直接给出英语等印欧语那样“句法句”定义，汉语母语者也不会使用印欧语的句法范畴来判定句子，而是使用其他的手段来综合判断，但并不妨碍做语言理论上的句子研究。此外，古今汉语句法差异虽然很多，但依然无法用国外句子的定义方式来描写古汉语“句子”，因此从“句子”定义来看，古今汉语共性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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