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由对抗走向缓和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皖南事变论文,国共论文,走向论文,关系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皖南事变后的国共关系经历了由全面对抗到逐渐缓和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有利于中华民族抗日大业。本文拟对此转变过程及原因作一历史考察。
一
1941年初，国民党方面惨绝人寰地制造屠杀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又继续高举反共大旗，发布“1.17通令”，宣布新四军叛变，撤销新四军番号，革除军长叶挺的职务、交军法审判，严缉归拿项英，军事上再次重申华中八路军、新四军北移问题，命令各战区准备进剿，“限二月完成。”（注：中央档案馆：中央党史资料丛书《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75页。）显示了皖南事变后初期，国民党方面确实有与中共分裂和打内战的准备。
面对国民党疯狂的反共高潮，中共中央也对局势的变化做了最坏的打算，“如蒋业已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破裂对破裂，如蒋并未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尖锐对立求得暂时的缓和。”（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261页。）在皖南新四军被围歼期间，中共中央在向国民党提出强烈抗议的同时积极部署军事行动，意图以全国政治、军事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中央先后指示彭德怀、刘少奇等八路军、新四军主要领导人，华北方面八路军从速准备七万机动兵力，随时待命支援新四军；华中方面新四军“苏北包围韩德勤，山东包围沈鸿烈，限10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出击，以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一万人之聚歼计划，如皖南部队被消灭，我应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沈，解决华中问题。”（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255页。）并指示周恩来、叶剑英向蒋介石表示，“如不立即解围，我们即刻出兵增援”。（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55页。）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认为，“国民党这一政治步骤，表示他自己已在准备着与我党决裂”，其下一步是宣布中共叛变，取消八路军，“现在这样的国共关系已对我们、对革命没有任何利益”，“只有不怕决裂，才能打退国民党的进攻。”（注：综合参阅：《中共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1941年1月18日；《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发布“一·一七”命令后国共关系的变化及我之对策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提出对国民党的斗争，政治上，“抓住一月十七日命令，坚决反攻，跟踪追击，绝不游移，绝不妥协，”（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页。）进行全面反攻；军事上，巩固我党领导的五十万大军，从思想上、精神上提高抗日反投降情绪，准备反攻；组织上，重建新四军军部，驻国统区各办事处停止同国民党的一切法律关系，实行撤退，八路军总部不再向蒋介石呈送任何电文，中共参政员不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随后，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正式提交解决皖南事变十二条办法，表示蒋介石如不取消一·一七命令并实行十二条，则不能恢复国共谈判”。（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页。）新组建的新四军也迅速形成对华中反共军战略反攻的军事布置，并计划向大后方进军，在大后方发动反蒋的游击战争；中共驻重庆、西安、桂林办事处工作人员也陆续撤离。
国共两党之间出现了政治尖锐对立、军事上紧张对峙的全面对抗局面，国共合作的关系处于崩溃的边缘。
在历史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本着对民族生存负责的态度对处理皖南事变后的国共矛盾采取了极其谨慎的态度，强调和坚持的主要是政治反攻，对军事反攻问题则异常小心和克制。在惊悉新四军皖南部队全军覆没的消息后，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即表示：“‘左’派主张我们马上同国民党大打起来，我们也不能实行这种政策”；（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页。）在华中的刘少奇也向中央提出，“在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决裂”，“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在区以外以暂不实行反攻为妥。“（注：中央档案馆：中央党史资料丛书《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49页。）1月19日，中共中央致电彭德怀并告刘少奇，提出“在政治上全面揭破蒋之阴谋（但暂时不提蒋的名字），惟仍取防御姿态”，“在军事上先取防御战”。（注：中央档案馆：中央党史资料丛书《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80页。）20日，中共中央电告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在准备时期，边区及晋西北方面不作大的军事调动，以免震动。八路军人员暂时亦不发表反蒋言论”。（注：中央档案馆：中央党史资料丛书《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84页。）同时，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也指示八路军、新四军，严格注意“把握党的正确政策”，要反对‘痛快干一下’，‘这下子可以恢复内战时代的一套办法了’等等错误认识，应当避免和纠正一切‘左’的陷自己孤立的错误举动。（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1月25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周恩来，重申中央的立场，“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注：中央档案馆：中央党史资料丛书《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83页。）中共对国民党军事反攻终于只处于准备阶段，而未付诸行动，为以后国共关系的缓和埋下了伏笔，否则，国共关系究竟会演变至何种状况，实在难以预测。
二
皖南事变后的国共关系引起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关注，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述自己的态度和立场，极大地影响了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的变化。
从国内方面看，全国人民尤其是海外侨胞和中间党派强烈反对内战，力主和平，表明两党迅速结束对抗，合作抗日是民心所向。
皖南事变后，海外侨胞和中间党派面对国共的激烈对抗，忧心如焚，他们从维护民族利益出发，一方面强烈谴责国民党，同情共产党，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以调解人角色奔走在国共之间，要求两党以民族抗日大业为重，抛弃前嫌，谋求团结。如美洲洪门负责人司徒美堂分别致电国共领导人蒋介石、毛泽东，表示“国共分裂形势严重，祖国将有内战之虞，海外闻之，万分惊骇，思大敌当前，谁甘分裂，自毁长城，自徒亡国”，要求国共团结抗战，“敦请公等，速行负责，解决两党纠纷，放弃前嫌，重修兄弟之好，携手抗战”。（注：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58页。）美国加省华工合作会主席杨森致电蒋介石、朱德、叶挺，表示：“拥护国共继续合作团结，誓死反对分裂投降。”（注：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66页。）著名民主派人士宋庆龄等上书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表示对国共分裂的不安，“国人既惶惶深忧兄弟阋墙之重见今日，友邦亦窃窃私议中国抗日之势难保持。”（注：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从书《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59页。）黄炎培、沈钓儒、邹韬奋等民主人士，提议成立各党派委员会，从政治上讨论国共关系问题，并希望国民党方面有所缓和，共产党方面有所让步。
海外侨胞和中间党派是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极其重要的力量，他们的呼声代表了民意，代表了民心；从另一个方面说，他们又是国共两党极力争取的对象，因此，对于他们的呼声，国共两党是无法不予重视的，诚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83页。）
从国际因素看，主要是苏、美、英等反法西斯主要国家和共产国际都不主张中国打内战，强调国共团结，维持抗日局面，意味着国共两党迅速结束对抗，合作抗日既是世界舆论的要求，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要求。
事变后，苏联较早对国共两党表明态度。1月16日，苏联新任驻华武官崔可夫即奉命向蒋介石询问事件真相，这以后，崔可夫和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多次与蒋介石和国民党高级官员何应钦等会晤，表示苏联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1月25日，潘友新会见蒋介石时说：“苏联政府对于此次之冲突与斗争，非常关怀，深恐由此引起内战，因而损失贵国抗战之力量也。”（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作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版，第386页。）同时，潘、崔二人又多次与周恩来会晤，主张中共与蒋介石就所有问题进行会晤和交谈，说这会对中共和中国有利。共产国际也连续致电中共，说共产国际希望中国共产党采取措施，避免内战扩大，维护抗日民族统一路线。早在皖南事变前的国共摩擦期间，季米特洛夫即致电毛泽东，“我们认为分裂不是不可避免的，您不应以分裂作为目标，相反，应该依靠主张维护统一战线的群众，尽党和我军的一切可能去避免内战开衅”；（注：《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0页。）事变后，季米特洛夫又指示中共，严格注意把握党的政策，息事宁人，提醒中共，不可主动破裂国共关系，不可另起炉灶，而应将斗争矛头指向亲日派。与此同时，美英两国也不约而同地向蒋介石施加压力。2月8日，美国总统特使居里向蒋介石转达罗斯福对其要求，“深盼其排除异见，为抗日战争之共同目标而加紧其团结”，（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作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台北版，第543页。）并告诫：“美国政府在国共纠纷未解决之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何进展”。（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92页。）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也劝蒋介石停止国共冲突。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牵制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发挥了关键作用，苏、美、英等国的立场既可视为他们维护切身利益的需要，亦可视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对中国的要求，它对遏制蒋介石国民党反共野心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如蒋介石就分别向潘友新、居里表示：“我保证大局绝不因此次事件而有任何变动，中国当继续抗战”，“新四军解散，决非政治或党派问题，亦不牵涉其它之军队”，（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作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版，第387页。）“中国决无发生内战或内部分裂之危险。”（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作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台北版，第550页。）而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要求也使中共受到了一定的压力，毛泽东曾说：“问题是远方的政策与我们所想的相左，三个月来，几经往复，尚未解决，故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注：中央档案馆：中央党史资料丛书《皖面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84页。）
更出乎国共两党意外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国共的尖锐对立，集中了近7个师团的兵力于1月底大规模进攻河南，发起豫南战役，中日民族矛盾再次激化，两党必须迅速结束对立，合作抗日是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最高要求。
以上所述，迅速结束对抗政策是国共两党的唯一选择，同时，各方面的态度又为两党关系的缓和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时机。
三
面对国内外强大的压力和中共的斗争，蒋介石国民党基本处于防御地位，首先表示了缓和态度，积极寻求与中共妥协。
1月17日，国民党政府军委发言人发表谈话，称“此次事件完全为整饬军纪问题”；（注：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页。）蒋介石也要求部下就事论事，以指斥新四军为限，不涉及共产党及第十八集团军（注：参阅：张海鹏：《论皖南事变之善后》，载《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1月27日，蒋介石在重庆国民党中央纪念周发表谈话、公开表明了国民党对处理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的立场。他一方面继续重复反共的陈词滥调，指斥和辱骂新四军，另一方面着力将皖南事变定格在“军纪”范围，他说：“就我们此次处置新四军事件来说，无论中外人士，大家都知道，这完全是我们整饬军纪的问题，性质很明白，问题很单纯，事件也很普通”。这次新四军受制裁，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而外，并无其它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杂其中”，并表示：“政府此次制裁新四军，既然完全为整肃军纪，当然不牵涉其它问题，……对于其它遵守命令努力抗战的军队，固毫无关连，也绝无什么政治性质。”他保证，“现在抗战期间，凡遵守抗战建国纲领之一切个人团体和党派，政府绝对尊重，其应有之自由与独立人格，而予以法律之保障。”（注：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38-247页。）蒋介石讲话，使中共担心的最严重步骤（宣布中共叛变、取消八路军）没有发生，避免了国共间冲突进一步扩大的诱因，标志着国民党反共政策由军事攻势转移为政治守势，这以后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豫南战役开始后，蒋介石积极部署国民党军队反击，迅速撤退了华中各剿共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也奉命撤围东移，使皖南事变前后国共间紧张的军事对峙局面结束。1月25日，当周恩来将我党解决皖南事变12条办法面交张冲并请其转交国民党中央时，蒋介石抓住时机，指示张冲找周恩来、叶剑英，表示希望恢复国共谈判，张冲随即找到周恩来，转达了蒋介石的意向，提出以华中新四军北移延期，新四军并入八路军、增编一军的办法，使国共关系得到缓和。张冲还极力劝说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以示团结。表明蒋介石"1.27"讲话后，国民党在坚持反共政策的同时，仍有“不愿意最后破裂（国共关系）的一面”，“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82页。）
如前所述，皖南事变后国共间的激烈对抗，是国民党一手造成的，中共的斗争基本上取决于国民党的态度（如蒋业已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破裂对付破裂；如蒋并未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尖锐对立求得暂时的缓和）。既然国民党方面表示了“不愿意最后破裂”的意向，中共自然不会主动破裂国共关系。所以，蒋介石"1.27"讲话后，中共中央虽然强调了继续攻势，但实际上对国民党的缓和态度立即做出了积极反应，对国民党实行了让步。1月28日，毛泽东指示新四军：“惟蒋没有宣布全面破裂时（宣布八路及中共叛变），我们暂时不公开提反蒋口号。”（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页。）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目前时局的指示》对国共关系的变化有了新的估计，“蒋介石发动的利于日寇不利于抗日的国内破裂，可能还有一个相当的过程，其时间的快慢，由国际国内各种复杂条件来决定”，提出“在蒋介石没有宣布全面破裂以前，在他还只宣布所谓新四军叛变，没有公布所谓八路军与中共叛变以前，我们亦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9页。）1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指示八路军、新国军，“在目前除中央军委及新四军与蒋介石尖锐对立的态度外，八路军将领暂时对外保持沉默的态度，不发宣言、通电、演说等文件”。（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3页。）2月2日，毛泽东等致电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等，就豫南战役问题指示：“我们的方针是政治继续攻势，军事方面八路军原地不动，统战方面注意团结中条山、河南、湖北各友军，大大发展交朋友，共同打退日寇进攻，良机难得，以德报怨。”（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页。）随后中共中央又做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共关系缓和的决定，如停止召开抗议皖南事变及追悼皖南事变殉国烈士大会；军事上不打进攻战，停止在大后方发动反蒋的游击战争，新四军也停止向大后方行动；要求部队抑制“可能发生的急躁情绪，使部队高级人员懂得，要在自己的行动上避免引起过早的破裂”；（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3-54页。）指示八路军总部恢复向蒋介石通报敌情、战况；对国民党方面提出的恢*
国共谈判和参加国民参政会问题也未明确拒绝。
这一切说明，蒋介石"1.27"讲话后，国共两党都调整了策略，以维持双方关系为目标，双方终于渡过了皖南事变后激烈对抗的危险期，步入恢复合作关系的良性发展轨道。因此，客观地说，蒋介石"1.27"讲话就成为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由对抗走向缓和的关键和转折点。
概括言之，皖南事变后的国共关系经历了由全面对抗到缓和的转变，这是有利于中华民族抗日大业的历史进步之转变，尽管影响转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我们认为，起决定作用是国共两党能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处理民族矛盾之下的激烈阶级矛盾。其中，中国共产党在被砍了“伤痕深重”的一刀后，仍以民族利益为重，以德报怨，再次体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我们在批判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罪行时，也应指出，国民党方面没有进一步扩大事端，避免了国共间更大悲剧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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