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发展与中国国际战略——谈江泽民对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论文,中国国际论文,思想论文,时代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战略是一国外交政策的思想基础。在对国际战略全局形势作出科学判断的基础上制定出适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对外战略，直接影响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当今国际体系的特征及其变化，是中国决定自己的国际战略时所必须考虑的外在变量。国际体系是一个不依中国的愿望而存在的外在客观现实，它会限定中国的行动自由，也可能蕴含着中国可资利用的机遇。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时代在发展，世界在变化，这就要求中国随时势的变化而及时调整自己的对外战略。我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了邓小平时期国际战略思想的中国特色，并提出了一系列国际战略新论述，这些创新和发展构成了新时期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战略理论体系。
一、对国际战略全局形势和未来走向的科学判断
古人云：“先谋于局，后谋于略，略从局出。”对国际战略全局形势和未来走向的判断，是统揽和驾驭国际战略全局的理论体现，是我国制定国际战略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1.对时代主题和世界特征认识的深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根据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作出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论断，并高瞻远瞩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以及滚滚而来的新技术革命浪潮，必然促使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在深度上进一步发展，广度上全面展开。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泽民同志一方面重申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同时又全面深化了对这一主题的认识。他根据新的世界形势全面展开了面向21世纪的战略谋划，鲜明地提出了“如何使21世纪成为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世纪”（注：江泽民《阔步前进中的中国与世界》，载于1995年7月14日《人民日报》。）这样一个重大战略问题。世界要和平，国家要稳定，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这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旋律。
江泽民同志在邓小平“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思想的基础上，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当今世界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这一崭新论断。江泽民同志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指出：“既有多样性，又相互依存是亚太地区的现实。多样性产生互补性，相互依存带来相互合作的需要。”“多样性是世界存在的本质特征。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追求只能通过不同的文明来表达，各国人民的美好生活理想可以通过不同的发展道路来实现。各种文明和各种发展道路应和谐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进步。”（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26页。）因此，世界各国应该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和睦相处，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共谋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这是尊重世界多样性特征的必然结果。
2.对世界格局的科学认识。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国际局势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苏东剧变标志着以苏美军事对抗为主要标志的冷战的结束。邓小平同志曾经面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分析了两极格局走向瓦解的必然性，“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3页。）江泽民根据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敏锐地察觉到，多极化战略态势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国政治家和中国政府在世界舞台上和大国关系中纵横捭阖、发挥独特作用提供了有利的历史机遇和广阔的活动空间。他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新格局的形成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几年来国际形势的发展进一步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多极化趋势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新的发展，世界上各种力量出现新的分化和组合。”“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是当今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无论是在全球还是在地区范围，无论是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多极化趋势都在加速发展。极少数大国或大国集团垄断世界事务、支配其他国家命运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大国关系不断调整，多个力量中心正在形成。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实力增强，地位上升，成为国际舞台上不容轻视的一支重要力量。各类区域性组织日趋活跃，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13页。）江泽民同志认为，多极化趋势对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多极化趋势的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各国人民要求平等相待、友好相处的呼声日益高涨，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主流，维护世界和平的因素正在不断增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13页。）
3.对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准确把握。
在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下，邓小平同志尖锐地提出了必须否定闭关锁国，实行对外开放。他指出：“要扩大对外开放，现在开放得不够。……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页。）“建设一个国家，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要重视广泛的国际交往，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用我们的话讲，叫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开放搞活，不要固守一成不变的框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0页。）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无论哪一个国家都很难拥有发展本国经济所需要的全部科学技术和资源，也很难生产出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产品。因此，必须实行对外开放，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加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这是邓小平同志在总结中国历史经验后得出的一个重要思想。
当今，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江泽民同志指出：“经济全球化趋势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产物，给世界各国带来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严峻的挑战和风险，向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如何维护自己经济安全的新课题。”（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14-515页。）江泽民同志认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全球化是“双刃剑”，对不同国家带来的利弊得失是不均等的；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许多不公正、不合理的因素将导致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必须审慎把握参与进程，做到循序渐进、趋利避害。第一要依托区域性经济组织，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组织活动，努力参与和影响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以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常权益和利益；第二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科技兴国，使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不断增强我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抵御、化解风险的能力。
二、对中国国际战略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1.致力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谋求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同志就明确地指出：中国政治家考虑问题，不仅着眼于中国，也着眼于世界；不仅着眼于本世纪，更多的是着眼于21世纪。这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确立了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正确路线的国际战略。1988年12月，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倡议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江泽民同志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思想，顺应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明确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并指出：“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我们主张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各国人民都有权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参与国际事务。国与国之间理应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国与国之间的分歧与争端，应当遵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通过协商和平解决，不得诉诸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少数几个国家垄断和操纵国际事务，是行不通的。”（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36页。）这样一个国际新秩序是符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的，是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
2.摒弃冷战思维，确立新的国家安全观。
能否免除外来的军事威胁，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因此国家安全始终是中国首要的利益和目标。邓小平同志曾提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必须摒弃冷战思维，必须尊重各国人民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利，国家间的分歧应当本着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精神，通过“协商对话、加深了解、增进信任、扩大共识”去缩小，反对利用分歧制造麻烦，主张不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来进行“世界权利的再分配”，不以“冷战思维”处理国际问题。他指出：“摒弃冷战思维，破除‘唯武器论’，各国各地区树立并贯彻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才能确保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35-536页。）世界多极化的愈益强劲，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空间。江泽民同志指出：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变化，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也要随之变化。他根据新的国际关系提出了“以两手对两手”的外交斗争方针，以接触对接触，以斗争对遏制，同时又开创了以信任取代猜疑，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协商取代冲突，以互谅互让取代争夺的新型合作模式。江泽民同志继承和发展了老一代政治家丰富的外交经验和政治智慧，在把握和推动大国关系上表现了谋划全局的战略眼光和卓越才智。
3.以独立自主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发展与全世界各国的全方位伙伴关系。
邓小平同志1984年曾提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6页。）他采取了对国际事务建设性参与和审慎介入的态度。冷战结束以后，江泽民同志提出了调整改善大国关系和履行大国责任和义务等一系列新思想。他认为，大国关系构成世界格局的基础，大国关系的良性发展是多极化格局形成的前提条件。因此，“大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裁减军备，促进各国发展和保护人类生存环境方面应承担更大的责任和义务。”（注：江泽民《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的演讲》，载于1997年4月24日《人民日报》。）所以，我国把大国关系的调整改善作为新时期重要的战略方针。1996年，中国和俄罗斯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7年，中国和东盟确立了“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中国和日本确认双方努力构筑“面向21世纪的中日睦邻友好合作关系”。1997年10月，在江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美表示要致力于建设两国“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是第三世界的一员。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和合作，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基础。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分析了第三世界国家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战略地位。第三世界是霸权主义的直接受害者，“这就决定了有切身利益的第三世界是真正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6页。）在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期间，江泽民同志与有关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共进早餐时强调指出：“旧的国际秩序造成了诸如贫困、环境恶化、毒品泛滥、跨国犯罪、艾滋病等经济、社会问题，使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发展中国家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需要联合自强。”并从长远的战略眼光就进一步加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提出了四点主张，即真诚友好，平等相待；加强协调，密切配合；挖掘潜力，取长补短；团结一致，共创未来。这些主张得到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广泛赞同。在新的世界，我们要继续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石。要根据市场经济的规律，改革援外方式，积极探索开展平等互利合作的新途径。
4.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国家主权是以国家为范围的对内最高、对外独立的权力。按照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都享有主权权利，但同时每个国家也均有尊重他国主权的义务，都不得借口行使自己的主权而侵犯他国的主权。一些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推行“西化”、“分化”政策，挥舞“人权”大棒，动辄以经济制裁相威胁；利用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不断向我施压，粗暴干涉我国内政。正基于此，邓小平同志曾义正词严地指出：中国永远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江泽民同志态度一样坚决，“中国人民恪守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中国人民也决不能允许别人侵犯自己进行历史选择的神圣权利。”（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32-533页。）然而一些西方国家提出“人权高于主权”、“不干涉内政原则不适用于人权问题”等论调。江泽民同志严厉指出，人权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应由主权国家自己来解决，别人无权干涉，否则就是干涉别国内政，构成对国家主权的侵犯，这是国际法原则所不允许的。因此，主权高于人权，将自己的人权标准强加于别国的做法，实质上是一种强权政治的表现。江泽民从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出发，进一步提出了发展两岸关系的“八点主张”，精辟概括了我们党和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政策，充分体现了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一贯性和连续性，体现了我们发展两岸关系、促进祖国统一的决心和诚意，是解决台湾问题的纲领性文件。江泽民同志的重要讲话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对推动两岸关系和祖国统一产生了深远影响。
江泽民同志深刻而全面地分析了国际战略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战略思想和论述。这些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前瞻性的思想，是对毛泽东、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我们要认真学习和掌握江泽民同志的国际战略思想，并在实践中加以贯彻执行，广交朋友，缓和与西方大国的矛盾，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从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