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与转轨国家进行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中国家论文,国家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改革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趋势。70年代中期以来，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进行了经济调整和改革，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且还在继续深化改革，探索通过制度变迁促进经济发展的途径。
与原苏东国家的经济转轨相比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既在追求目标与改革途径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又具有一系列特点。首先，在经济运行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和目标模式方面存在着差异。转轨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总体性经济转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则从形形色色的混合型经济体制出发，减少国家干预、强化市场机制的局部性经济转轨，改革进程更加服从于经济发展的要求。其次，两类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一般是在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的条件下起步的，均面临调整经济结构与改革经济体制的双重任务。但是，转轨国家往往把经济体制市场化作为转轨时期的主要目标，经济结构调整被置于相对从属的地位；多数发展中国家则是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相应地进行体制改革，两者纳入统一的经济调整与改革计划。再次，在国家与市场作用的关系方面，两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有所不同。转轨国家急剧减少国家参与和干预经济的程度，作为经济转轨的主要目标；发展中国家的改革与调整则比较重视经济运行逐步市场化过程中提高国家干预的质量，强调财政、税收、金融、外汇等调控政策的改进，并逐步实行公有企业私有化及其经营机制市场化。最后，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更加注意防范风险。它们的实践告诉我们，一方面，要及时化解经济结构中不断出现的新矛盾，以免发生金融和经济危机：另一方面，要防止改革和调整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过分不合理，才能克服各种政治风险，保证经济改革稳定发展。比较研究两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探索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作用的规律。
一、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初始条件和目标
（一）混合型的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
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共有特征。但是，为数如此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地域极为广阔，历史文化传统千差万别，经过战后几十年的不平衡发展，它们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而言，1991年，莫桑比克为80美元，而新加坡已高达14，210美元，两者之比为1：178。 该年的世界银行报告已把香港特区、新加坡等列入高收入国家（地区）的行列。当然，这并不能改变发展中国家总体上经济落后的特征。90年代初，原苏东地区国家开始经济转轨时，它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及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或上中等水平。例如，1991年，俄罗斯联邦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3220美元，相当于韩国（6230美元）的一半。在东欧国家经济发展中居上中等地位的波兰（1790美元）、捷克斯洛伐克（2470美元）和匈牙利（2720美元），不仅远不如韩国、新加坡等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还略低于同年阿根廷（2790美元）、巴西（2940美元）和墨西哥（3030美元）的水平。当然，与印度（330美元）、坦桑尼亚（100美元）等亚非地区的低收入国家相比， 转轨国家经济的初始水平要高出不少（注：根据世界银行《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的数据。）。
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初始条件与转轨国家的差别，主要是在原有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机制方面。首先，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有别于原苏联、东欧国家几乎清一色的公有制经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并存的混合型经济结构。虽然各国经济中国有经济比重的差别很大，但是一般说来，在基础设施、采掘、冶炼、银行、保险等部门中，国有成分均占重要地位。到80年代中期，国有经济已在许多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世界银行公布的资料，当时，国有非金融企业的产值在全国国内总产值增加值中的比重，较高的有赞比亚（占40%）、委内瑞拉（30%）等；在缅甸（占22%）、突尼斯（20%）、摩洛哥（18%）、智利（16%）、墨西哥（16%）、坦桑尼亚（13%）等国家，国有经济的比重也不少；巴西（占5%）、 菲律宾（5%）等国的国内总产值增加值中， 国有成分所占的比重较低（注：世界银行《1988年世界发展报告》，第169页。）。与此同时， 外国资本与本国私人资本在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中仍占主要地位。在韩国、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已经形成一批实力较雄厚的私人垄断财团。此外，在发展中国家经济中前资本主义成分仍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与上述多元化经济结构相适应，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发展中国家独立后一般也采用市场与政府调节的二元结构体制。这类强调国家调节作用的不发达市场经济，既与转轨国家的计划经济初始模式有明显的不同，也有别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调节具有不发达市场经济的特点。首先，表现为自然经济在相当大程度上依然存在，在农业等传统部门中，生产主要为了自身消费，参与市场运行的程度很低。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体系发育程度较低，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最后，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缺乏参与市场竞争的动力和能力。另一方面，面对发达国家的激烈竞争，发展中国家都借助国家的力量积极进行参与、调节和干预，加强国家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许多发展中国家连续制定中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例如，印度自独立以来已实施了9个五年计划， 在资源配置方面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兼用的原则，对公营部门的投资，由政府筹资并实行计划调节，对私营部门的投资则由企业自筹并按市场原则配置。这两部分都纳入统一的国家计划中，使计划既有指令性作用的部分，又有指导性功能的部分。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独立后实施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运用财政、金融、贸易、外汇等政策工具，对经济运行进行强制性干预。一些依靠出口单一商品的非洲国家，则在出口商品的生产、采购、销售和价格方面实行严格的国家控制。
这类突出国家调节作用的不发达市场经济体制，曾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70年代中期以后，它的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率、导致宏观经济失衡等弊病不断暴露，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经济改革，以期实现经济增长的潜力。
（二）经济体制改革服从于经济发展的目标
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初始体制模式的混合型和非均质性，无疑会使它们的改革过程更加复杂和多样化，而且也对改革的目标产生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不像转轨国家那样事先确定的“自由市场经济”或其他市场经济模式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一般只是规定要减少不适当的过度的国家干预，更充分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达到使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目的。除了发展中国家初始条件的特点外，外部世界对两类国家经济转轨要求不同，也促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更加服从于发展的目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通过各种渠道支持独联体成员国和东欧国家的经济转轨，旨在使它们实行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以弱化和消除与西方的对抗力量，因此，在提供转轨国家急需的贷款和援助时，总是以它们的“民主化”和市场化进展程度作为前提条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调整和改革，尽管一些国家和国际经济组织也要求它们进一步市场化和自由化，但往往从扩大西方大国的国外市场容量和改善市场条件出发，并不苛求在某个时期内达到某种目标模式，比较侧重于考察持续的经济政策调整和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效。
199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总结发展中国家调整和改革成功经验时，将经济增长速度持续较快的35个发展中国家作为成功的榜样，它们的国内总产值已占全部发展中国家国内总产值的一半以上。该报告中定义“改革”的原则是：“如果一国经济体制僵化，必须实行结构改革来消除，至少大大减轻僵化的程度，改革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金融、财政、贸易、劳动市场和国营企业的私有化；”进行改革的国家“必须有这些领域中某种改革的持续纪录”（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中文版），1992年10月号，第36页。）。在这里，强调的是持续减轻直至消除僵化程度。所谓“僵化”程度，是一个弹性的范畴。在混合型经济体制中，市场与国家作用的强弱和以何种方式结合，以有利于经济发展为目标，并随着国内外条件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和改革。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形势的好转和发展速度的回升，反映了各国经济调整和改革措施逐步见效。
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给我们的启示之一是，我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必要的，但是，必须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改革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不仅表现在最终结果上，而且要在持续的改革进程中处理好经济市场化机制与经济增长机制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转轨国家在改革过程中经济长期衰退的教训，是深刻的。同时，我国又是发展中国家，即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建成后，仍然具有不发达市场经济的某些特点，必须随着形势变化不断进行局部改革，以保持经济在21世纪前半期继续稳定增长。
二、经济体制改革与宏观政策调整的关系
（一）调整与改革相互促进与相互渗透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大多是在出现严重经济困难的条件下起步的。一般说来，它们的经济困难表现为巨额财政赤字和恶性通货膨胀，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与沉重的债务危机，迫使经济停滞甚至连年下降。因此，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恢复内外经济均衡，是各国政府重振经济的头等大事；同时，必须进行中长期的结构和体制的改革，并使两者相辅相成，才能达到调整与改革所预期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
与转轨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计划往往与宏观经济调整计划紧密结合，成为统一计划的“两个轮子”。1991年6月， 拉奥政府上台时，印度正经历着独立以来少有的严重经济危机。巨额的债务负担使外汇储备只够两星期的进口费用，财政赤字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制约着印度的经济增长。拉奥政府实施的经济调整和改革计划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1）卢比大幅贬值，以增加出口；（2）放松对外资管理，鼓励外资流入；（3）提高银行利率和取消出口补贴， 以控制通货膨胀和减少财政赤字；（4 ）基本上取消创办和扩建企业的许可证制度，废除对私人垄断财团的资产限额。其中，政策调整与市场自由化措施是融合在一起的。
巴西、埃及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调整、改革进程也有类似的特点。从1993年开始，在当时的财政部长、现任总统卡多佐主持下，巴西开始实施抑制恶性通货膨胀的经济稳定计划，以后称为“雷亚尔”计划。巴西政府废除了使物价上涨与工资提高形成恶性循环的“指数化”做法，实施独特的币制改革计划和财政、金融紧缩计划。此外，以国有企业私有化为核心的结构改革计划，使政府对企业的亏损补贴大幅下降，并增加了改制后盈利企业的税收收入。可以说，国企改制为政府实施财政、金融等稳定经济政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同时，通过政策调整使通货膨胀率回落，促进扭曲的价格机制得到纠正，又为国有企业进一步改制以及引进外资，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发展中国家经济调整、改革进程中的“两个轮子”还往往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发展中国家实施的财政、金融、外资外汇等宏观调控政策，与发达国家不同之处在于，除了根据各个时期的经济行情进行周期性酌情调节外，更加侧重于结构性的调整。这种结构性调整政策有时就是制度改革的先导。当它们被证实对经济运行能够提高效率而加以制度化、长期化后，就构成制度变迁的重要内容。例如，1991年印度拉奥政府为了减少财政赤字，曾经采取一系列综合措施，其中有取消对化肥、食糖等价格补贴以及对出口产品的补贴，这不仅使1991—1992财政年度预算中财政补贴总额比上年度减少172.6亿卢比， 而且这一调整措施又是政府对价格干预的减少，为价格机制市场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又如，进入90年代以来，埃及政府加快了改革与调整的步伐。在实施开源节流和紧缩银根的财政、金融政策中，一项重要措施是使政企分开，要求许多国有企业自负盈亏。由于国家不再给企业补贴，企业直接向银行融资，而且政府依法向企业收税，使财政赤字下降和通货膨胀率回落。当然，这类调整措施，也是国有企业制度改革的先导。反之，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措施，有些也是宏观调整政策的内容。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将国有企业改制和吸引外资，作为减少财政赤字和降低国际收支逆差的重要调整举措。
表1 一些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速度 %
1979—1988平均1989 1990 1991 1992
印 度
4.7
7.45.9 1.7 4.2
阿根廷
0.4 -7.0
-1.310.5 10.3
巴 西
3.2
3.3
-3.1 0.3 -0.8
埃 及
5.9
3.02.4 1.2 0.3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印 度
5.0 6.97.46.9
5.8
阿根廷
6.3 8.5
-4.64.4
8.6
巴 西
4.2 5.74.22.9
3.7
埃 及
0.5 2.73.24.3
5.3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7年10 月号；1997年数字根据各国政府公布的资料。
表2 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率变化 %，消费价格
1979—1988平均1989 1990 1991 1992
印 度
9.1
6.59.9 13.0 9.8
阿根廷 226.03080.5 2314.7171.7 24.9
巴 西①33.31319.9 2740.0413.3991.4
埃 及 16.3 20.2
21.2 19.5 21.1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印 度
8.4 10.0
10.27.3
5.9
阿根廷 10.6
4.23.40.2
巴 西① 2103.32124.0 …
11.1 7.74
埃 及 11.2
9.09.47.2
6.2
①该指数为消费价格指数、批发价格指数和建筑活动的价格指数的加权平均数。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7年10 月号；1997年数字根据各国政府公布的资料。
从表1和表2提供的数字中可以看出，几个亚非拉发展中大国在进入90年代以来新的一轮改革和调整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取得了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的结果。而转轨国家中的大国俄罗斯、乌克兰等，从90年代初期正式开始经济转轨以来，经历了长达7年的经济下滑， 并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
（二）关于政策与市场的作用
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中宏观政策调整与经济运行市场化间的紧密联系，表明市场与政府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有效运行必不可少的。在市场的基础调节作用日益加强的同时，宏观经济调整不仅是必需的，且要求持续、反复地进行。7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调整与改革已经进行了两轮甚至三轮。在经济改革中，原有的宏观经济均衡可能被迅速打破，要求在新的条件下进行又一轮的宏观经济调整，才能使社会再生产过程持续有效地进行。
发展中国家，在削弱政府对经济直接参与的同时，加强宏观调控作用尤为迫切。首先，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作用相似，发展中国家更加需要政府从事基础设施、教育科研等具有社会效益的各项建设，以支撑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而且，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发育成熟不可能一步到位的情况下，往往要求政府暂时履行一些市场机制应该完成的任务，这种局部的“市场替代”作用，几乎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某种“寻租”的消极作用。关键在于，如何使消极作用降到最低限度，并且在条件具备时及时将政府的“市场替代”作用交还给市场。
此外，在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看到另一个似乎矛盾的现象是，为了减少政府干预，必须加强政府作用。主要由于政府担负着新制度供应者的重要使命，政府不仅要在宏观经济方面为市场经济运行创造良好的条件，而且还要为微观经济确定市场“比赛规则”，甚至为微观市场主体进行有力的“催生”和“助长”。这类为了减少政府干预而加强政府干预的例子，在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中是常见不鲜的。例如，西非的科特迪瓦，1960年独立后到1982年的20多年内经济迅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达7%以上，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独立时的150美元猛增至1982年的1200美元， 被誉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创造“奇迹”的国家。1982年以来，由于国际市场的不利因素加强，自然灾害造成严重影响，加上国内政策和经济体制不适应客观要求，经济发展陷入严重困境。1980—1991年间年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竟为—4.6%，1991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为690美元，只及1982年的57%。 （注：根据世界银行《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的数据。）为了摆脱这一困境，科特迪瓦政府于90年代初开始新一轮的调整与改革，决心减少政府干预，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为此而实施一系列政府的“计划”和“规划”。经过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加强，科特迪瓦的经济状况开始好转。1995—1997年，国内总产值的年均增长率又提高到6%以上。 只要根据本国国情和国际市场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与改革，科特迪瓦有望继续保持比较稳定的经济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给我们的启示之二是，不仅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经济转轨不能一蹴而就，而且发展中国家混合经济体制的市场取向改革，也是一个市场因素逐步积累的渐进过程。在改革过程中重要的是使调整与改革形成良性循环，才能保证制度变迁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要使调整与改革形成良性循环，在加强市场基础性调节作用的同时，强调国家的宏观干预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减少国家直接参与与改善国家宏观调控必须同时并举，而且要特别注重国家作为制度供应者的作用，以及在不发达市场经济中有节奏地利用和收缩政府的“市场替代”作用。大多数经济转轨国家在体制转型期内经济下滑和经济不振，与没有妥善处理好经济调整与改革的关系、国家与市场作用的关系是有联系的。
三、改革开放与规避风险
（一）经济开放与金融风险
发展中国家通过经济市场化促进经济发展，更倚重于利用国际市场和先进的国外资源。一般说来，实行外向型、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绩效要好于在内向型、封闭型经济体制下的发展中国家。从表3的数据中可以看出， 开放程度与经济发展绩效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查的74个发展中国家中，尽管开放程度较大的那组国家投资率最低，贸易条件也不利，但其经济增长速度在三组国家中最快，而且通货膨胀率最低。事实表明，开放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引入国际市场的竞争机制，能够较快地提高经济效率；同时，通过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迅速增强国内的供给能力。
但是，80年代以来频频发生债务和金融危机的，也是那些开放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这不仅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较为薄弱，市场开放程度越高，发达国家强势的市场力量渗入的程度也越深，在世界市场上总是利益与风险并存、合作与竞争同在的，一旦出现风浪，这些国家的市场必然更易受到冲击。而且，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市场化过程中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日益接轨，对国内经济结构性问题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有可能通过与国际市场交往使国内经济结构性矛盾得以缓解；另一方面，也可能使这些矛盾暂时隐蔽下来并逐步积累，当国内外条件变化到一定程度时将以更加激烈的形式表现为严重的债务和金融危机的突然爆发。
考察拉美和东亚国家金融危机的成因，不难发现，国内经济结构失衡是导致对外金融关系危机的重要原因。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总量的失衡，一般表现为巨额财政赤字和恶性通货膨胀，迫使政府必须立即采取措施进行调整；但是，在经济体制日益开放的条件下，有可能通过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大量举债来弥补财政赤字，使通货膨胀率回落，出现经济逐步稳定的假象。而过度的依赖外债，正是爆发金融危机的温床。发展中国家经济中产业结构的失衡，往往表现为国际收支中经常性项目连年逆差，迫使政府采取措施调整产业结构，以增加出口、压缩进口。然而，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迅速接轨的过程中，大量的外资流入可以轻而易举地“弥补”经常项目的赤字，使发展中国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必急于调整结构而维持经济繁荣的局面。而连年的贸易逆差也是爆发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巴西是受伤害最严重的拉美国家。这是由于其内部结构存在着严重的“双赤字”问题，1997年财政赤字与国际收支赤字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和3.5%，接近东南亚国家爆发危机前的水平。与东南亚国家相似，国内经济结构性矛盾在国际金融市场大量外资流入的情况下得以暂时苟安。当国际市场产生波动时，从巴西大量撤资，使其经济运行突然陷入困境。
发展中国家经济开放程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表3 （1986—1991年平均变化百分比）
经济增长
国家数目(年度%) 通货膨胀
平均开放度①
少于25 28 3.5 244.6
25至40 23 5.2 50.7
大于40 23 5.7
5.0
以出口度量的开放度②
少于25 38 3.5 247.6
25至40 16 5.3 14.4
大于40 20 6.2
3.1
投 资
(占GDP的%)
贸易条件
平均开放度①
少于25 24.8-1.9
25至40 24.3 0.5
大于40 20.9-1.7
以出口度量的开放度②
少于25 24.7-1.9
25至40 23.4-0.2
大于40 22.0-1.0
①定义为进出口平均值占国内总产值的百分比。②定义为出口占国内总产值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中文版）1992年10月号，第44页。
因此，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不断提高开放程度和加强规避风险的能力同时并举，是保证经济改革与发展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这里，不仅要求发展中国家根据自身的条件掌握对外开放的节奏，而且必须及时化解国内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不能将对外经济关系作为长期掩盖矛盾的“避风港”。
（二）经济改革与政治风险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过程同时也是各阶层社会成员利益分配格局急剧变动的过程。从总体上来说，经济改革将提高各国的经济效益和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水平。但是，要求在整个改革进程中达到帕累托式的福利改进，显然是不现实的。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得益程度的不平衡，甚至在一定时期出现某些阶层利益的损失，是不可避免的。在改革进程中适当采取渐进步骤，“化大震为小震”；运用社会资金对受损失的居民阶层进行一定的过渡性经济“补偿”；通过政治协商和运用舆论工具进行必要的解释和沟通等等，都是发展中国家为缓解经济改革中的社会矛盾而采取的比较有效的措施。但是，利益分配的过度不合理以及贪污腐化等等，往往使社会矛盾激化为政治危机，导致经济改革和发展遭受巨大挫折。
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的经济调整和改革，一方面使9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形势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善，另一方面却使中小企业大量倒闭，工人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更加悬殊。1998年世界银行发表的《拉美未来10年的发展和改革日程》指出，旨在缩小政府规模和对私人资本实行开放的第一阶段的各种调整计划的结果表明，拉美收入分配达到了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步。拉美的最低工资在1980年至1996年期间下降30%，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41%上升到50%。贫困者不能享受社会基本服务，如食品保证、教育、住房和医疗卫生服务等。因此，要求拉美国家在进行第二轮改革时，要减轻第一轮改革的不良后果，才不致使90年代成为又一个“失去的10年”。
1994年年末开始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国内连续发生的政治暴力事件导致国内外投资者资金外逃。1994年初，南部边境地区农民的武装暴动打破了墨西哥多年相对稳定的政局。这是由于政府的经济改革与调整，无视低收入居民的利益，导致贫困人口有增无减，农村贫困化问题更加突出。据官方统计，有一半以上的农民和印第安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与此同时，政治暗杀事件连续发生，刑事犯罪率迅速上升。社会政治局面的严重动荡，使国内外投资者大量抛售墨西哥的债券、股票和其他资产，终于酿成一场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它使许多拉美国家的政府认识到，经济改革的成败最终是由社会现实决定的，而不是由宏观经济的数量指标决定的。因此，近几年来正逐步采取减少贫困的改革措施。
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的特点给我们的启示之三是，必须掌握改革与开放速度的节奏，及时化解动态中的经济结构性矛盾，防范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同时，要保持经济改革进程的稳定，必须注意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使它处于各阶层成员可以承受的幅度内。我国正处于深入改革的阶段，规避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已成为保持经济和改革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