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科学方法论发展的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趋势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巡视现代西方科学方法论的演变，乍看起来宛如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万花筒：派系丛生，内容殊异而又变幻不定。但就它发展的基本趋势而言，却可概括为先后提出的三大模型，即预设主义的逻辑模型、相对主义的历史模型以及逻辑与历史结合的模型。正是由于这三种基本模型的互相反射与折射，并以不同的强度投射出来，才构成了现代西方科学论不断嬗变的画面。现代西方科学方法论的演变，经历着一个从预设主义的逻辑模型到相对主义的历史模型、又从相对主义的历史模型到逻辑与历史结合的模型的基本过程。这一转变过程是通过各个不同的方法论流派彼此竞争来实现的。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坚持预设主义的逻辑模型；历史主义则提出了相对主义的历史模型；鉴于这两种方法论模型的演化，实际上都已陷入了困境，拉卡托斯（I·Lakatos）与夏皮尔（D·Shapere）又创造了逻辑与历史结合的模型。这三种模型构成了当代西方科学方法论最基本的思潮，考察它们的兴衰、竞争与演变的具体表现，人们可以从中获得不少方法论的启迪。
一、对科学方法的一种经久不衰的根本信念——预设主义的逻辑模型
本世纪20年代由维也纳学派所倡导的逻辑实证主义，它是本世纪上半叶在西方最为流行的正统的科学方法论。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卡尔纳普（R·Carnap）、赖欣巴哈（H·Reichenbach ）和享普尔（C·Hempel）等。当时，经典力学面临危机，相对论、 量子力学刚刚诞生。与此相似的是，逻辑实证主义也明显地表现出世纪之交的思想特征。就它接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而言，最突出的表现是逻辑实证主义对传统的预设主义方法论观点的继承。
传统的科学方法论都有一种根本的信念，即探讨人类的科学事业，总要预先设定某种谈论科学的“元”概念，或科学推理的形式，或评判理论的标准，这些东西在科学研究活动中自身是独立的，它们决不因为科学理论的演变而需要修改或受到拒斥。这种观点被称为预设主义的观点。
西方科学方法论的预设主义观点，最早来自古希腊学者柏拉图的学说。柏拉图预设了永恒不变的“理念”的存在。
在近代，预设主义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康德。康德预设了先验的悟性范畴，认为正是这些先验的东西规定了人类的科学知识，而这些先验的悟性范畴自身则不会随着科学知识的发展而有所改变。
逻辑实证主义者的预设主义观点，则直接来自罗素（B·Russell，1872—1970）和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1889—1951）。罗素提出了“逻辑是哲学的本质”这一命题，认为“纯粹的逻辑是独立于原子事实之外的”，“纯粹的逻辑和原子事实是两个极端，一个是完全先天的，一个是完全经验的”。维特根斯坦提出了“逻辑的先天性的实质在于我们不能非逻辑地思考”的观点，因此，他认为不是事实去规定逻辑，而是逻辑去规定事实。显然，罗素和维特根斯坦都预设了“超验的”或者“先天的”逻辑。
逻辑实证主义继承和发展了它的思想先驱罗素与维特根斯坦的预设主义观点，并把预设主义推广到科学的元概念、逻辑规则和方法。
逻辑实证主义提出了科学概念与“元科学概念”严格区分的主张。逻辑实证主义预设了独立的元科学概念的存在，预设了元科学概念和科学方法的不变性。逻辑实证主义者提出：象“力”、“质量”、“加速度”、“催化剂”、“基因”等概念是在“科学内部出现的”概念，可以叫作科学概念；而象“定律”、“理论”、“假说”、“说明”、“确认”、“证据”、“观察”等概念则是“用来谈论科学”的概念，因此，可以叫做元科学概念。于是，对于象“F＝ma 是一条科学定律”这样一个科学命题，就可以分解为科学的概念（“F”、“m”、“a ”）和元科学的概念（“科学定律”）这样两个组成部分。在科学研究活动中，科学概念是可以不断更新的，而象“说明”、“理论”等元科学概念的含义，却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元科学概念对于科学概念保持着中立，不受科学概念及科学理论发展变化的影响，元科学概念的意义笼罩着永恒的光环，它们独立于科学活动的历史变迁。
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科学概念与元科学概念的严格区分，依赖于科学——元科学的截然分明的划界，依赖于科学理论与科学方法论的严格区分。逻辑实证主义者主张：科学方法论与科学理论是彼此独立的。尽管科学理论的经验内容是不断变化的。但是，科学推理和理论和评价标准却是不变的。那怕是在科学研究中出现了全新的方向，也不可能对科学理论的评价标准有什么影响。这是一种规范的逻辑方法论，它不仅对一切学科的理论都适用，而且在科学理论发展的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是保持不变的。因此，人们可以找到一种关于科学方法的最后的正确说明，这种说明不会也不应该被未来的科学理论所更改。
从上述的基本预设出发，逻辑实证主义又引伸出以下两个具体的预设：即预设了观察语言与理论语言的严格区分，预设了科学发现范围与辩护范围的严格区分。
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在科学理论的结构中有两种不同的语言（而不是同一种语言的两种不同的用法）：一种是观察语言，它使用那些标志可观察属性的名词，用来描述可观察的事物或事件；另一种是理论语言，它使用理论性的名词，用来指称一般来说是不可观察的或非观察的对象。而这两种语言是可以并且应该严格地区分开来的。
逻辑实证主义还进一步主张科学发现范围和辩护范围的严格区分。科学方法论从古代到近代，一直关心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科学知识是怎样产生的？怎样从一些基本陈述出发，经过一定的程序，形成假说，并上升到内容越来越丰富的理论？这个问题就是科学理论发现的问题。第二问题是，构成一个科学理论的基础是什么？一个科学理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作为基础的证据的支持和确认？这个问题就是科学理论的辩护问题。也就是说，直到近代为止，科学方法论都是以研究发现的逻辑和辩护的逻辑为己任的。但是，逻辑实证主义认为，不存在“发现的逻辑”，只存在“辩护的逻辑”。科学发现范围是科学家在产生新理论、新观念时所发生的心理过程，这个过程是非逻辑的。科学观念的提出全凭天才、灵感、想象和机遇性，那是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研究的问题，而不是科学方法论者的任务。科学辩护范围是指科学家产生新理论、新观念之后，事实证据对它的支持程度，这是对科学理论的验证，这个过程是规范性的、逻辑的。这是科学方法论者研究的对象。而科学理论的辩护过程，乃是用许许多多关于个别的事实命题（观察陈述）去论证一个普遍性的理论命题（理论陈述），这是一个归纳的过程，使用的是归纳确证法。这样，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科学方法论一直所关心的两个问题就只剩下一个问题：它只研究业已完成的知识产品的逻辑结构与评价。科学方法只是辩护的方法，而归纳确证法就是为科学理论辩护的唯一的方法。
综上所述，逻辑实证主义所提供的科学方法论模型，是一个以科学方法不变性为基础的预设主义逻辑模型。这个模型在逻辑实证主义那里富有自己的具体特点，明显地表现为预设了三大区分：科学概念与元科学概念的严格区分、观察语言与理论语言的严格区分以及发现范围与辩护范围的严格区分。
在当代西方科学方法论的舞台上，坚持预设主义逻辑模型的流派，还有波普（K·Popper）的证伪主义方法论。
波普证伪主义早在本世纪30年代就已提出，但直到50年代才取得了与逻辑实证主义相抗衡的地位。波普证伪主义从它问世之日起，就以与逻辑实证主义相对立的面目出现：与逻辑实证主义者倡导证实相反，波普倡导证伪，否认证实；与逻辑实证主义者只注重对科学知识结构的静态研究相反，波普注重对科学知识增长的动态研究，等等。波普称他的观点是与逻辑实证主义根本对立的，并把自己看成为反逻辑实证主义的斗士。但是，逻辑实证主义者对波普证伪主义的反应却与波普的自我感觉有所不同。譬如卡尔纳普就认为，波普的观点与他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只是逻辑主义的内部分歧，而不是逻辑主义与非逻辑主义的外部分歧。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种值得玩味的现象？应该说，从实证主义的意义上，波普证伪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是根本对立的；而从逻辑主义的预设意义上，两者却是一致的。它们所提供的科学方法论模型，都是属于预设主义的逻辑模型。
波普证伪主义同样认为观察陈述是评价科学理论的基础，认为评价一个理论的根本要求就在于找出科学理论与观察陈述之间的逻辑关系：“一个科学家，不管是理论家还是实验家，总是逐步地提出陈述或陈述系统，然后加以检验，特别是在经验科学领域中，他构思假说或理论系统，并通过观察和实验，用经验检验。”这就是波普在其成名著作《科学发现的逻辑》的第一章中的开场白。可见，波普在把经验证据作为评价科学理论好坏的基本标准这一点上，与逻辑实证主义是一致的。
波普证伪主义也主张发现范围与检验范围的严格区分。他同样把科学发现的范围划给心理学、社会学去研究，认为科学方法论研究证伪的问题。这种证伪方法就是演绎证伪法。波普认为，运用演绎证伪法，科学知识的发展就不再象逻辑实证主义所主张的那样，只是一种真命题的累积和递加，而是旧的科学理论被它所不能解释的反例（否定的证据）所证伪，从而用一个新的理论来代替它，如此不断地循环往复，就形成了科学理论的动态发展过程。波普关于科学知识发展的动态研究与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科学理论结构的静态分析有很大的区别，但由于波普仍然只是从预设方法不变的观点去探讨和总结科学发展的合理性，因此，他所建立的规范的标准的方法论，也是属于预设主义的逻辑模型。
波普所提供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就其预设主义的特征而言，与逻辑实证主义是大致相同的。预设主义逻辑模型的基本特征是方法的规范性、唯一性和不变性。
预设主义逻辑模型与实际的科学活动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然而，预设主义者反倒认为科学家的实际科学活动往往是不合理的。他们认为，需要考虑的并不是科学方法论应该从实际的科学活动中汲取些什么，而是科学家的活动应该遵循科学方法论的规则。因此，预设主义者所提供的科学方法论，就象是一张普罗克拉提床，而实际的科学活动则沦落为俘虏：床的长短决不依俘虏个子的高矮而改变，而俘虏的个子却必须适应于该床的长短——嫌矮了就把他拉长，太长了就把他的脚剁去一截。
由于预设主义的逻辑模型严重地偏离了科学史的实际，以其为准则势必对科学理论作出严重错误的评价，因此，这种过分理想化与简单化的模型就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到本世纪60年代，它逐渐地衰落了，代之而起的是相对主义的历史模型。
二、向正统观点的挑战——相对主义的历史模型
预设主义逻辑模型所面临的一系列困难，促使人们转向寻找新的科学方法论模型。这种革新性探索，便导致创建相对主义的历史模型。提倡相对主义历史模型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库恩（T·Kuhn ）和费耶阿本德（P·Feyerabend）。他们从对科学的经验基础的怀疑， 转而认为观察依赖于理论；从对科学合理性、进步性的怀疑，转而主张对科学采用社会心理学的非理性解释；从对存在着普遍适用的规范标准的怀疑，转而采用相对主义的多元方法论。
库恩与费耶阿本德针对预设主义逻辑模型的基本纲领，向正统的观点发起了全面的挑战：
第一，向基础主义发起挑战。预设主义者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观察语言对于各种理论都是保持中立的，将“观察名词”和“理论名词”严格加以区分。因此，任何理论都可由观察的经验证据给予验证。波普的证伪主义也认为：只有经验陈述才是科学理论的判据，理论是被经验判据所证伪的。因此，他们都强调了科学理论是以经验为判据的。库恩与费耶阿本德首先就科学的经验基础问题向正统观点进行挑战。他们认为，不存在中立的观察语言，观察总是要受到理论的渗透和污染的，任何观察都会因理论的转换而导致不同的结果。因此，观察陈述不能成为科学理论的基础。
他们还认为，当传统观点把科学理论的评价建立在经验证据和科学理论的逻辑关系上时，就已经犯了一个根本的错误：忘记了历史。传统观点忽视了科学理论、乃至本体论或形而上学对于经验的影响。与古典归纳主义者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即现代归纳主义者）所一直认为的情景相反，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并不是在培根的归纳法指导下发生的。近代的科学史实表明，并不是观察决定了理论，支配科学理论的不是经验陈述，而是高层的背景理论，或是科学家的世界观。因此，在评价一个科学理论时，仅仅考虑经验证据与科学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那是远远不够的。这种逻辑关系对于科学理论的评价并不起多少重要的作用。如以另外一些东西作为评价根据，也许会比这种逻辑关系更为根本。对于库恩来说，这就是范式；而在费耶阿本德看来，标准或根据则完全取决于评价者本人。
第二，向规范的、一元的方法论观点发起挑战。预设主义者都相信：在理论的历史演变中，存在着方法的不变性。正是这种方法的不变性，才使得科学成为可以理解的、合理的。他们认为，从古希腊时代直到现在，科学家在评价科学理论时所用的方法论标准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这种方法论标准是完全规范的和逻辑的。当这种规范的方法论标准与科学史或科学家的实践发生冲突时，不是要求方法论的规则应去符合科学史或科学家的实践，而是要求科学家的行为应符合科学方法论的规则。因此，预设主义者所关心的乃是科学史和科学理论的“逻辑重建”。库恩与费耶阿本德则向这种方法不变性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他们反对预设主义者只关心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科学推理的逻辑形式这种倾向。他们认为，重要的东西不是科学的形式而是其内容，科学方法论的规则和标准都是随着科学内容的变化而变更的。显然，他们所强调的是科学方法的“历史再现”。
第三，向科学发展的合理性观点发起挑战。在向传统观点的挑战中，库恩提出了他的著名的“范式”（paradigm）转换论。他认为科学发展的模式如下：前科学——常规科学——科学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在库恩看来，科学发展就是从一种科学研究传统过渡到另一种科学研究传统，常规科学的研究活动是由范式来指导的。不同的范式规定着不同的常规活动，科学革命其实就是范式的转换。库恩认为，科学的发展是通过常规活动和非常规活动的互相交替、循环往复来实现的。常规科学阶段表现为科学知识的积累，这个时期的科学家从当时公认的“范式”出发，孜孜不倦地从事着“解决疑难的活动”，从而使原有的范式得到进一步的阐明的扩展；科学革命阶段表现为，人们普遍拒斥原有的范式，与新的范式被普遍接受。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的相互交替，则构成了科学的发展变化。
历史主义的另一代表人物费耶阿本德则更为极端地提出了多元主义的方法论。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理论并不象波普所主张的那样，一遇反倒就会被证伪。他主张坚持和发展不同的理论而使理论增多。费耶阿本德的增生原理（principle proliferation ）不仅建议发明其他新的理论，而且要防止被反驳的理论消失。因此，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累积的发展观，还是证伪主义的科学不断革命的发展观，甚至是库恩的科学累积与革命交替循环的发展观，都是错误的。科学知识的发展，既不是新理论包容旧理论，也不是新理论取代旧理论，而是“观点的增多”，理论的增多。因此，费耶阿本德认为：为了发展科学，并不需要也不可能有普遍有效的方法；所有的方法论都有它们的局限性，留下的唯一规则是“怎么都行”。这就是他从科学理论的韧性原理（princi-ple of tenacity）和增生原理出发，而导向多元主义的方法论。
库恩与费耶阿本德在对传统观点的挑战中处处标新立异，几乎在一切方面反预设主义的观点而行之。他们提出的相对主义的历史模型具有如下特征：
一方面，他们强调历史，强调历史的事实和材料，力图使自己的科学观符合科学史的实际。他们主张从科学的历史出发，而不是从预设的规范标准出发；他们把研究“科学应该是什么”转变为研究“科学本身是什么”。他们还引进了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观点，强调了科学家个人和集团的能动作用，从而极大地拓宽了对于科学方法的视野。同时，由于他们的研究占有丰富的科学史事实，所以他们对传统观点的批评是强有力的。
另一方面，他们却在强调历史时抛弃了理性。他们完全否定规范的方法论，甚至完全否认科学理论的评价具有客观的和合理的标准，宣扬非理性主义，以至陷入了相对主义的泥淖。
库恩从他的新旧范式“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走向相对主义。库恩认为，科学的演变是通过范式转换来实现的。而范式的转换是科学家信仰的转变。随着这种转变，科学家评估理论的价值标准也将一道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不同的范式有着不同的评价标准。由于评价标准被蕴涵于范式之中，人们对范式的选择就必定是任意的。总之，不存在超范式的仲裁者。因此，在库恩看来，虽然新旧范式的转换可以导致科学的演变，但这种演变是否能把科学引向真理却是很值得怀疑的：“科学家并没有发现自然界的真理，他们也没有愈来愈接近于真理。”〔1〕
费耶阿本德主要是从他的多元主义方法论走向相对主义的。逻辑实证主义坚持证实方法，波普主张证伪方法，他们都是方法论的一元论者。费耶阿本德则主张，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在任何时期都是多元的，任何方法在任何时候都是有用的，这就是“怎么都行”，因而也就没有什么规范的方法论可言。所以，他提出“反对方法”的口号，反对在科学研究活动中需要规范性的标准，主张非理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认识论”。费耶阿本德曾经这样来表述自己的思想：“一个对最多经验内容感兴趣，想理解他的理论尽可能多方面的科学家，将相应地采用一种多元主义的方法论，他将把理论同其他理论而不是同‘经验’、‘资料’或‘事实’相比较，他将试图改良而不是抛弃看来在竞争中失败的观点。因为，他需要使其保持参与竞争的那些可供选择的观点也可以取自过去。事实上，它们可以取自一切能够找到他们的地方——取自古代神话和现代偏见，取自专家们的冥想和狂人们的呓语。为了改良一门学科的最新阶段和最‘高级的’阶段，它的全部历史都要利用。一门科学的历史，它的哲学和这门科学本身之间的隔阂烟消云散了，科学和非科学之间的隔阂也是这样。”〔2 〕费耶阿本德的这一极端结论确实是令人吃惊的：科学和迷信，原来势不两立的对立物竟然全被混淆起来了；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整个都被笼罩在怀疑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迷雾之中。正因如此，相对主义的历史模型必然把科学方法论引到了近乎毁灭的境地。
三、从极端的困境中解脱出来——逻辑与历史结合的模型
相对主义的历史模型重视汲取科学史研究的新成果，强调历史上曾出现过的不同类型的科学、不同类型的科学方法和不同类型的合理性标准。他们认识到科学的变革是非常深刻的，不仅是科学内容发生变革，而且科学方法和评价标准也发生了变革。因此，他们断言预设主义的逻辑模型所虚构的唯一的科学方法和普遍适用的合理性标准是不存在的。他们反对“逻辑的重建”，转而主张“历史的再现”，以此去描述不同历史时期的科学内容的变化，科学方法的变化，以及合理性标准的变化，这就是他们关于科学方法的相对主义的历史模型。由于历史模型阐述了众多的科学研究的案例和丰富的科学史内容，因此他们对预设主义逻辑模型的批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相对主义的历史模型只是向人们宣告：不同类型的科学、不同类型的科学方法和不同类型的合理性标准之间是“不可通约的”；而并没有告诉人们：为什么在科学的发展中，这个类型的理论取代了另一个类型的理论，为什么科学方法会发生变化，以及为什么新的合理性标准取代了旧的标准，如此等等。
如前所述，当代西方科学方法论仿佛处于这样一种两难境地：或者选择预设主义的逻辑模型，肯定科学的合理性，而不顾科学史的实际情况，或者选择相对主义的历史模型，面向科学变革与科学方法变化的实际，而放弃科学的合理性。逻辑主义与历史主义的争执好象是水火之间难以相容。但是，人们既不能接受一个脱离科学史和科学发展实际的理论模型，也不能接受一个否定科学合理性的理论模型。
西方科学方法论的新近发展，力图从上述这种困境中解脱出来。人们尝试开辟一条不同于逻辑主义和历史主义的中间途径。拉卡托斯和夏皮尔所提出的学说就是如此。
拉卡托斯通过他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具体地构想了一个多元理论系列历史竞争的合理性模式。
拉卡托斯认为科学的事业是一种理性的事业。他的出发点是：利用历史主义的某些长处来弥补逻辑主义的不足，从而维护科学的合理性。逻辑主义学派主张科学发展过程的合理重建，但他们忽视科学史的实际；历史主义学派注重科学发展的历史再现，但他们否定科学发展的合理性。拉卡托斯则希望把这两者即“逻辑的重建”和“历史的再现”结合起来。他引用康德的名言以表明自己的方法论观点：“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3〕
拉卡托斯以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对波普的逻辑重建方法作出了改进。他把证伪主义分为朴素的证伪主义和精致的证伪主义两种，认为前者是错误的而后者是正确的。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可以看成是对波普证伪主义的发展。在波普那里，理论的单位是单个的，容易被经验事实所驳倒，因而理论显得很脆弱；拉卡托斯吸取了关于理论具有“韧性”的观点，提出受检验的理论是一个整体结构，它是由一系列理论组成的科学研究纲领。这一整体结构是由硬核、辅助保护带以及方法论机制等组成，因此就具有相当的韧性，有能力抵御经验事实的挑战。科学研究纲领的方法论机制包括、正面启发法——它指示理论应该做什么；反面启发法——它指示理论不应该做什么。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正面启发法和反面启发法，使整个理论体系不断得到调整、发展，不会轻易地被证伪。所以，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改进了波普证伪主义的理论。
拉卡托斯也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对库恩的历史再现方法作了限制，把科学的进步看作是具有合理性的。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的“硬核”概念是受库恩“范式”这个概念的启发而提出的。但库恩的“范式”是一种心理信念，而拉卡托斯的“硬核”则是理性的事业——科学探索活动的产物。在库恩那里，对科学理论进行评价是与观察和实验所获得的经验事实无关的，范式的转换，就象是一种宗教的改宗。因此，他否认科学变革的合理性。拉卡托斯虽然反对波普的一次性证伪观点，把经验事实对理论的判决无限期地延长了，他论证了理论能够在“反常”的海洋里继续发展，科学家可以置这些“反常”于不顾，但是，他也肯定了经验事实是科学争论的“公共的裁判者”。他认为，当科学理论受到反常事实的挑战时，尽管“硬核”不会轻易地被触动，但必须调整硬核的保护带——辅助假说来保卫硬核。拉卡托斯还进一步强调在科学变革中科学预见力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他指出，彼此竞争的研究纲领有进步的和退化的。一个研究纲领在理论系列上是进步的，那么它必须是富有预见力的。如果这些科学预见被经验所验证了，那么这个研究纲领就不仅是在理论上进步的，而且也是在经验上进步的。因此，所谓科学理论的竞争、科学的变革，实际上就是旧纲领由于缺乏预见力而退化，新纲领由于富有预见力而进步，从而由进步的研究纲领替代退化的研究纲领。这种替代，不仅事实上是进步的，而且从预见力这一评价标准上看来，也是合理的。拉卡托斯特别强调了他自己的科学发展观与库恩的非理性主义科学发展观的区别，他认为应当“把科学革命描绘成合理的进步，而不是宗教的皈依”。〔4〕
由于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改进和发展波普的证伪主义而提出的，更由于拉卡托斯有着强烈的拯救科学方法论的使命感，他把科学方法论看作为关于“科学理论的合理评价”和关于“进步的标准的学科”，因此，拉卡托斯所提供的方法论具有较强的逻辑主义色彩。
在拉卡托斯之后，夏皮尔提出了关联主义方法论，他构想了一个科学合理性的进化模式。
夏皮尔的出发点与拉卡托斯不同，他不是为了改进预设主义的逻辑模型或相对主义的历史模型而去探讨科学的合理性问题。夏皮尔清楚地认识到，传统方法论的主要病症就在于沿袭了从柏拉图、康德到早期维特根斯坦的预设主义观点。预设主义把某些方法论标准和规则看成是先天的，它们构成了科学恒常不变的特征和本质，规定了科学研究活动的条件，并成为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根据，等等。然而，这种关于方法论规则和标准的不变性观念，现在由于历史主义者的有力挑战而发生动摇了。夏皮尔也同样清楚地认识到，相对主义的历史模型在反对传统观点时向着相反的方向走得太远了。历史主义者鉴于不仅科学内容在变化，而且科学方法、推理规则也在变化，它就进一步完全否认这些发展变化的合理性，因而得出了非理性主义的和相对主义的结论。夏皮尔既对科学方法论的传统观点——预设主义的逻辑模型持着批判的态度，又与走极端路线的历史主义者分道扬镳。他颇为高明地指出，相对主义的历史模型由于否认科学的进步与其合理性，因而也与预设主义的逻辑模型一样，背离了科学的实际，使科学方法论走进了死胡同。
夏皮尔选择了一条不同于上述两种极端走向的中间途径。他的目标在于：通过批判地分析预设主义逻辑模型和相对主义历史模型，提供一种既能避免预设主义、又能避免相对主义；既能说明科学进步的合理性、又能说明这种合理性标准发生变化的方法论。
夏皮尔围绕着科学认识的合理性这个中心的课题，研究以下三个问题：为什么科学知识是客观的？为什么即使科学发展的合理性标准发生了变化，科学的进步也仍然是可能的，并且是可以衡量的？以及为什么不仅科学的辩护，而且科学的发现也都是理性的？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知识是客观的？逻辑主义者相信科学知识是客观的，但是，他们对此是以中立的观察语言作保证的；历史主义者认为“观察渗透理论”，因此，科学知识没有客观的基础。而夏皮尔认为：既不是“中立”的观察语言，也不是“范式”或“高层背景理论”构成了科学的基础。构成科学知识基础的是包括了观察陈述和理论在内的背景知识。但是，并非把观察陈述与理论简单地联结在一起就构成了背景知识，它还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它必须是成功的；（2）没有特殊的、令人信服的理由对它怀疑；（3 ）与那些把它作为“背景知识”或“理由”的具体研究领域（“信息域”）相关联。夏皮尔认为，基于“成功性”、“无可怀疑性”和“相关性”这三个条件之上的科学知识，就能够被看成是“背景知识”，或“科学信念”，或“理由”，因而也能被说明为客观的。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即使科学发展的合理性标准发生变化，科学的进步也仍然是可能的并且是可以衡量的？预设主义的逻辑模型在承认科学知识发展变化的同时，追求科学方法与理论评价标准的不变性，他们是方法论的绝对主义者。相对主义的历史模型虽然正确地指出：科学知识的发展变化要波及到科学方法的发展变化，甚至衡量科学变化的合理性标准本身也是发展变化的。但是，怎样来衡量这种评价标准本身发展变化的合理性呢？历史主义者认为“范式”是不可通约的，只有依靠科学共同体（库恩的观点）或科学家个人（费耶阿本德的观点）来裁决，这种裁决是武断的和任意的，因此没有评价科学进步的最终标准。历史主义者的这种看法导致非理性主义的科学发展观。他们是方法论的相对主义者。夏皮尔反对这两种极端的倾向，即绝对主义的倾向和相对主义的倾向。他认为，科学中的一切都可变。因此，科学方法论的规则，评价科学理论的标准，也是可变化的。但是，科学方法论规则与评价标准并不是置于科学之上或远离科学之外而独立的，它们是由“背景知识”、“科学信念”或“理由”所塑造的。因此，它们是科学活动的一部分。这样，夏皮尔就把科学方法论规则、评价标准等“内在化”于科学发展的过程中了，从而使科学理论的评价和科学理论的发展成为一个自助自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科学评价标准不是自己纠正自己，也不是靠另外一个“超验的高层标准”来纠正自己，而是在更高阶段上通过发展了的知识来纠正自己。也就是说，科学知识的发展变化与科学方法的发展变化是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互相关联的。正是由于这种关联的存在，使得在科学知识发展的不同时期，在不同的合理性标准之间，仍然可以找到一条相互关联的“推理链”，使不同的科学知识之间，不同的评价标准之间，成为可以比较的，因而是可以给予合理地说明的。夏皮尔指出：“尽管在一个时期内被当作合理的科学理论、问题、解释、考虑可能会极为不同于另一时期被当作合理的理论、问题等等，但常常有联结两套不同标准的发展链条，通过这链条可以找出两者之间的合理演化。”〔5〕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科学发现与科学辩护一样，都是理性的？预设主义逻辑模型的一个教条是“发现范围”与“辩护范围”的严格区分。科学发现过程没有统一的、普适的逻辑规则可循，因而是没有合理性可言的。相对主义历史模型虽然抨击了这一教条，但结果是使发现和辩护都成了没有合理性的。夏皮尔认为，虽然没有发现的逻辑，但理论发现并不因此就不能象理论辩护那样接受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分析。他赞同“发现之友”的口号，没有发现逻辑的发现方法论是存在的。
综上所述，夏皮尔的关联主义方法论，对预设主义的逻辑模型与相对主义的历史模型都作了相当严厉的批评，他在肯定科学理论与科学方法发生历史变化的同时，努力探求科学理论与科学方法的发展变化的客观性和合理性，因而就在一定程度上巧妙地选择了一条既可避免走向预设主义极端，又可避免走向相对主义极端的新径。沿着这个方向进行探索，即把继承理性主义传统和联系科学史实际这两个方面相结合，当代西方科学方法论就可能出现一个具有辩证倾向和比较诱人的前景。
注释：
〔1〕T·S·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4页。
〔2〕P·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伦敦，1975年版，第47—48页。
〔3〕I·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页。
〔4〕I·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
〔5〕T·尼克尔斯：《科学发现、逻辑和合理性》，D ·赖狄尔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