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人口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人口论文,环境论文,世纪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的社会发展是在充满矛盾的过程中进行的。时代创新的成就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因现代发展带来的各种否定因素，发展的负效应随着工业平方式的全球扩张，开始形成危及全人类的毁灭性力量。这种潜在威胁正在部分地抵消现代发展的成就，并制造着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难题。不可持续的经济畸增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使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发生了三大影响深远的变化：一是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和经济规模的空前扩大，经济增长了近百倍，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二是人口爆炸性增长，本世纪世界人口翻了两番，逼近60亿，并且仍以每年约9200万的速度继续繁增；三是由于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与消耗，污染物质的大量排放，导致全球性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人口爆炸、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和生态失衡已成为20世纪四大显性危机。四者的恶性循环为旧工业生产方式掘下了坟墓，今后人类生存发展已不能单凭土地薄种和挖掘地球资源来维持，那种“先污染后治理”，不惜以高消耗刺激增长的传统发展模式已走到尽头。
一、 发展理论新走向：从经济增长单学科到可持续发展多学科
发展学理论经过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浪潮的洗礼，都增加了理性思考，许多国家开始由单纯强调经济增长转向寻求经济、社会、环境、技术、文化和人的全面发展，倡导发展的协调性、综合性和持续性。这种发展观已成为当前世界发展的主流思想和全球发展战略中的重要课题。即使是在第三世界后进的现代化国家中，也越来越引起普遍关注和高度重视。其大趋势是：人与自然协调，自然与生产和谐，生产与消费适度，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生态文明与市场文明良性运行，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阶段。
发展学从发展经济学开始，实为“增长经济学”。在增长经济学盛极一时的50年代末期，发展成了经济学“第一优先的经济议题”，单纯片面的“经济增长”就是发展，衡量发展的标准就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及其增长率。战后西方经济学家没有把“发展（development）”与“增长”（growth）两个概念区别开来。认为“发展＝经济增长”。早期发展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刘易斯、罗斯托等人认为，贫困国家之所以贫困，根本原因是“经济馅饼不够大，关键问题必须把馅饼做得大些”。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曾直言不讳地声明：我们的兴趣不在于分析分配，而在于分析增长。在这种发展观的指导下，人们关心的只是国民生产总值的数量，并以此作为衡量发展水平高低的唯一尺度。忽视了社会其它领域的发展。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1960～1970年）”开始时，秘书长吴丹概括地指出：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变革。这一广为流行的关于发展的公式，反映了战后头20余年对“发展”的理解和认识。甚至还规定不发达国家的GNP年度增长率最低为6%，并希望贫困国家能通过经济迅速增长来消除贫困。毫无理性追求经济片面增长带来了一系列日益严峻的“世纪性难题”。其一，人类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粗放式利用。其二，加快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破坏程度。其三，GNP 的增长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反而导致分配不均、两极分化等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其四，经济畸增与文明衰落共生。总之，由于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由联合国倡导的“第一个发展十年”宣告失败，发展中国家“有增长无发展”和“没有发展的经济增长”现象十分普遍和严重。这就是被一些发展学家们称之为“恶性增长”的状况。人们开始批判不适合人类社会的持续进步和永续发展的错误思路。于是自60年代起，首先是经济学家，然后是生态学家、环境学家、社会学家等开始审视和反思工业经济中普遍奉行的“不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和探索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人们纷纷在有关著述中对“不可持续”发展的弊端进行剖析。
70年代伊始，围绕罗马俱乐部未来学派提出的“增长的极限”而引起的学术大争论，导致了以发展的“客体”为中心到以发展的“主体”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萌创。发展的“客体”即发展对象，“主体”指发展中的人。有一句西方名言：人类只能靠自己发展自己。“主体”发展是发展的最终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发展最终是人的发展。这就是70年代形成的“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观”。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观，其重心在于GNP的增长上， 只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是为人的发展所提供的一种物质前提条件或手段，是发展的对象或客体。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观其重心是放在发展的主体即人上面。这种观点认为，人的发展是一切发展的目标。
“可持续发展”理论在80年代初形成之后，立即得到迅速传播，从生态环境研究领域扩展到整个经济发展研究领域，从学者书斋的议论走向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论坛，并成为左右发展决策的强有力理论体系。早在1973年，联合国继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之后，即专门成立了环境规划署（UNEP），1983年又成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任命挪威前首相G·H·布伦特兰夫人为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要求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纲领，领导制定全球的“变革日程”，编制《环境前景》文件。经过3年多调查研究，该组织向第42 届联大“环境与发展会议”提交了一份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该报告多次强调“可持续发展”这一关键概念，同时提出和阐述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得到了大会确认，从而为促进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接受“可持续发展观”和加强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进行了一系列对话和辩论，终于在1989年5 月联合国环境署第15届理事会达成共识，这一共识包含：子孙后代的需要、国家主权、国际公平、自然资源、生态抗压力、环保与发展相结合等重要内容。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再次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经全体联合国成员共同努力，1992年世界环发大会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方针制定并通过了《21世纪议程》和《里约宣言》等重要文件。会议号召各成员国制定其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政策，并加强合作。《21世纪议程》是世界各国为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而制订的一个共同行动准则，反映了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在环境与发展领域广泛开展合作的全球共识和最高级别的政治承诺。正式确立了“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发展的主题。详尽而深刻地阐明了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丰富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行动方案，为人类改善环境、完善发展展示了广阔前景。标志着“可持续发展”理论升华到“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理解和接受。此后，联合国还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财政资源，增强其加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二、可持续发展能力测度及其操作
可持续发展水平测度。判断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高低，可由五个基本要素衡量。其一，资源承载能力。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按人均资源数量，以及它对于该空间内人口基本生存支撑能力。其二，区域生产能力。这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资源、人力、技术和资本的总全水平，可以转化为人的不断增长需求及物质能量水平。要求此种生产能力在不危及其它子系统的前提下，必须与人的需求同步增长。其三，环境缓冲能力。人们对区域开发、资源应用、生产发展、废物处理等，均应维持在环境的允许容量之内。其四，进程稳定能力。在整个发展轨迹上，不允许出现由于自然波动和经济社会波动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其五，管理调节能力。它要求人认识能力、判断能力、决策能力和调节能力应适应于总体发展水平，即人的智力开发和对于“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的驾驭能力，要适应于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要求。袁方教授在1996年第二届亚洲社会学大会交流的学术论文中拟定了社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以考核社会反应能力。他将其归为十大指标。其一，社会稳定度。主要用于衡量社会有序的保持能力。其二，社会安全度。主要表现为社会守法的自控能力。其三，社会保障度。体现了社会福利的支配能力。其四，社会舒适度。可持续发展意义下所带来的环境净化能力，人们生活起居和工作学习的环境，应能提供某种清新、愉悦和促进身心健康的功能。其五，社会公益度。是社会中的自助互助能力。其六，社会抗逆度。是整个社会自救互救能力，在突然灾害袭来时，体现社会抗逆的物质准备和精神准备。其七，社会满意度。是指社会准则的认识能力。其八，社会文明度。社会公德的约束能力。其九，社会控制度。它是社会管理公共能力的体现。其十。社会自立度。理解为社会恢复重建能力。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自然——社会——经济复杂系统，它应朝着更加均衡、和谐、互补的方向进化，具有不可递性、广泛性和关联到自然——社会——经济的复杂性，是一种正向的和有益的过程，因而它可望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和不同的进化阶段上，作为一个标准去诊断、核查和仲裁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的“健康程度”。因此，可持续发展社会应具备五个特征：第一，可持续发展社会把人看作是自然界一部分，强调人虽是万物之灵，但必须与自然界保持协调。第二，它不是以经济发展为统一目标，而是强调包括社会和自然环境在内的多因素共同发展。这些发展都是以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多层次多方面的需要为主旨，即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同时，它强调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都要注意代际平等和代内平等。第三，可持续发展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它把自己与客观环境紧密地联系起来，不断地实现着与客观环境的物质、信息及能量的交换。第四，可持续发展社会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变迁过程，因此，它的各个构成因素正是处在动态的协调之中，是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的。第五，为建立可持续发展社会，需要人们拿出勇气去转变自己的唯物质价值观，树立人类社会整体观和地球责任感，变“浪费型生活方式”为“节约型生活方式”。由此看出，可持续发展是一种高层次发展，是一种崭新的社会文明观。
可持续发展的操作。可持续发展理论把当代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及其局部区域，看成是由自然、社会、经济、文化等多因素组成的复合系统。它们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其相互作用因地而异，且处于变化之中。这种系统论的观点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核心，并为人类与自然问题的分析提供了整体框架。
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中，中心矛盾是持续圈与行为圈的关系问题。随着人类需求的增加、人口的增长，人类行为圈也会逐步接近其可用的持续圈。如果人类的活动一方面使得自身行为圈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却又使得自身可用的持续圈逐步缩小，就会形成一种相当危险的局面。生态危机，正是指人类行为圈接近或超过人类可用持续圈时所呈现的状态。而这种发展方式如不改变，我们便把它视之为非可持续发展方式。但是不能说，行为圈与持续圈的比值越低越好。从社会发展史角度来说，人类是作为大自然逐渐演变的结果而出现的，演变的实质是使得人类可用持续圈的稳定系数增大，其自由能量增加。这就使得人类可用的持续圈不但在今天大于人类行为圈，而且也能够在未来社会发展中大于人类行为圈。当然，这种格局既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接近越好，而要根据经验和理论测算，找出一个最恰当的比值。可见，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理论为人们观察社会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它要求人们不能仅仅从社会经济形态的更迭来看待历史，更重要的是，必须从自然科学观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发展。这里的核心在于，人类是使自己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和它的继续，还是要成为它肌体上的一个特殊癌肿？人类是应该履行大自然赋予的使命，还是继续让大自然适应自己独特理解的需要，并把这种需要视之为进步，更深地陷入同大自然的冲突之中？这一问题的答案，决定着人类是继续无秩序地积累着他们与自然和社会的灾难信息，还是以更有前途的文明发展轨迹向前发展。当人类的行为圈逐步接近持续圈边缘的时候，解决危机的办法主要有两种：一种可称之为技术的解决办法。也就是说，通过技术的革新和进步使得人类可用的持续圈扩大，缓解人类行为圈与持续圈的矛盾。然而，技术的创新、创造、发明有自己的规律，它的发展速度很难预测，有时也受自然资源的约束。另一种办法可称之为非技术解决办法。是指在人类可用持续圈不变的情况下，如何创立一些制度、法规、条约等来限制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运行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其实质是通过对人类自身行为的约束，来限制人类行为圈的增长，以避免人类行为圈靠近、重合或突破其持续圈。与技术解决方法一样，非技术解决方法也在解决人类社会的持续圈扩大，也还需要非技术解决方法来限制人类行为圈的增长速度，并保证技术解决方法得以实施和贯彻。而当这两类方法都无法奏效时，人类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危机便会转化为人类灾难。
三、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中国现代化的唯一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迅速走上了恢复和发展道路，并在较短时期内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中国在此期间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往往偏重于以经济总量为主的观念。从“一·五”到“五·五”，五个五年计划都称为国民经济发展计划，采用的指标是“社会总产值”，也称“社会总产品”。这些计划指标都是反映物质生产的指标，不能代表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即使在物质生活方面，仅以上述指标，也不能充分反映人民最基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文革”惨重地破坏了发展，使社会经济面临崩溃边缘。“文革”结束后，发展重回到国家和人民的议事日程上来。“六·五”计划开始将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并提。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同时，也制定了包括人口、劳动、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社会、保障等内容的社会发展计划。社会发展作为五年计划的独立组成部分，表明中国政府更加重视社会发展。在此期间，社会发展的内容逐渐丰富，范围不断扩大。先后有“十大领域”说，“十三大类说”和“十四大类说”。“十大领域”说不含政治参与，后来补充进去了。“缩减贫困”的问题后来也提出来了。更主要的是越来越接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本质——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在于人的全面发展。决定了各项工作都应着眼于人民群众，服务于人民群众，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道德修养、身心健康。“七·五”计划采用了国际上通用的“国民生产总值”指标体系，改变了精神生产即脑力劳动和各种服务性质的劳动不创造社会价值的误区。这个转变至“八·五”计划时更为明显。但国民生产总值也并不能全面显示一个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它体现的主要是经济活动成果，因而不断遭到批评。经过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浪潮的洗礼，许多国家都增加了理性思考，开始由单纯强调经济增长转向寻求经济、社会、环境、技术、文化和人的全面发展，倡导发展的协调性、综合性和持续性。这种发展观已成为当前世界发展的主流思想，成为全球发展战略中的重要课题。“九·五”计划以跨世纪眼光，把发展提到战略高度，并把人的全面发展置于战略主导地位。可持续发展战略与国情有机结合并付诸实践。
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保持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进步，积极促进社会公正、安全、文明、健康发展。保证社会具有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走一条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的、既能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的发展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对中国发展历程重新审视，所得出的必然结论是：中国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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