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出版学理论创新与学科建设专题笔谈——①编辑实践需要编辑理论——②出版教育要适应出版发展需要——③关于将编辑出版学列入研究生专业目录的几点思考——④论编辑出版专业高层次教育的必要性——⑤谈编辑出版学的学科地位——⑥以自主创新精神修订“博硕学科专业目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编辑出版论文,编辑论文,目录论文,笔谈论文,专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栏目主持 王振铎
主持人语：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编辑学、出版学，在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方面都得到了空前发展。如同美国人首创了一门传播学那样，中国人首创了一门新兴的、富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编辑出版学。在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的支持与引导下，我们的编辑出版学专业从产业发展的实践需要出发，以教学、科研、编辑三位一体的模式，稳步地走上了大学讲堂，走进了国家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目录”。事实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正在培养着越来越多的编辑出版学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如同传播学那样，普通编辑学及其分支编辑学课程几乎渗透、交叉、横断于文、理、法、工、农、医、经、管、商等各种学科，并逐步成为图书、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种媒介载体的专业基础课。在美国、日本的报刊中都出现了关于中国研究编辑学、出版学的报道。国际性的学术交流更加促进这门学科的发展，影响及于海外。但从科学发展观来看，从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时代目标来看，编辑出版学目前面临着又一轮自主的理论创新与学科建设的艰巨任务。我们奋斗在教育界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教师、科研人员，以及奋斗在出版传媒业界的编辑家、出版家，包括正在“改制”的报业集团、出版集团、广电集团、影视与网络公司的老板们，都在呼唤新的编辑理论与新的出版观念以及新的编辑出版运作方式与新的媒体质量评估指标体系。例如新闻界已经提出并积极探索将“记者中心制”改革为“编辑中心制”。期刊界则就如何扬弃“核心”理念，转变为独具个性特色的“名栏、名刊”和集群“方阵”的理念进行探讨。整个出版界都在吁求新的编辑出版理论，来引领“转制”问题，将我们具有光荣传统的出版业，转变为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全球化时代的大国强业。据业内权威人士统计，我们现有的网络编辑人才，缺口达20多万。没有高端的编辑出版人才，不为新的时代需要培养我们自己的编辑出版学博士、硕士，行吗？我国现已毕业的攻读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博士、硕士，为什么只能拿其他学科、其他专业的学位，惟独不能拿本学科本专业的学位呢？我们高等教育现有的“学科专业目录”似乎还存在着结构性的缺陷与层次性的失调，妨碍着学科专业的创新和发展。为此，河南大学学报编辑部在“编辑学研究”栏目中策划了“编辑出版学理论创新与学科建设”专题笔谈。参加这次笔谈的诸方高人名士，从编辑文化、出版产业、专业教育、传媒需要与前景展望诸方面，集中对编辑出版学的理论创新与学科建设，特别是对9年前颁布施行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提出了一些讨论修改的意见和建议。笔谈主持人，希望更多的有关专业人士和教师们参与讨论。
① 编辑实践需要编辑理论
刘杲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北京 100023）
为了编辑学研究继续保持充沛的活力，我觉得，有必要再次强调面对现实，面向未来，进一步加强对编辑活动中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
前20多年编辑学的发展，紧密地结合了编辑活动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编辑人员总结经验的需要、提高科学水平和专业水平的需要、促进出版事业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因此，编辑学的研究生机蓬勃，充满活力。
现在，出版业的改革和发展正在向纵深推进。在广大编辑人员面前呈现了十分突出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主要是两条。一条是经济的，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另一条是技术的，即信息传播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大潮席卷全球，新的传播媒介、新的传播载体和新的传播手段日新月异。这两条关系全局的新情况，给广大编辑人员提出了一连串迫切需要解决的新问题，也给编辑学研究提出了一连串迫切需要回答的新问题。
前一段的编辑学研究关注了这些新问题，也探讨了这些新问题。自然还有不足之处。在第一线的编辑人员觉得现有的回答还不解渴。有人告诉我，现在第一线的编辑人员对编辑理论的热情没有前些年那么高了。为什么呢？是他们觉得不需要编辑理论了吗？不是。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使他们感到困惑，他们迫切需要对这些新问题的理论说明。不是他们没有理论需要，而是他们的理论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努力满足他们对编辑理论的需要，应当是编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编辑活动中有哪些突出的新问题迫切需要研究、需要回答呢？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
比如，编辑活动的价值取向。
编辑活动的基本要求，是对准备传播的内容进行选择和加工。选择的价值取向不外两个方面：文化价值取向和商业价值取向。如何根据不同情况正确处理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值得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一直使许多编辑人员感到困惑。文化传播不能不追求文化，企业经营又不能不讲究利润。当两者一致时，编辑选择好办。当两者发生矛盾时，编辑怎么选择？如果只顾商业价值，不顾文化价值，企业将失去文化的秉性，不成其为文化企业。如果只顾文化价值，不顾商业价值，企业将无法生存和发展。为了正确处理文化价值取向和商业价值取向的关系，需要用编辑学理论充分说明这个问题的内外矛盾，提出应当遵循的原则，进而提出规范编辑活动的具体规定。除了编辑活动的主观选择之外，还有对编辑活动的客观评价，也就是对编辑活动的业绩进行考核。对编辑活动业绩的考核，同样要正确处理文化价值取向和商业价值取向的关系。考核联系着分配和奖惩，具有极强的导向作用。如果对编辑活动业绩的考核是利润第一，随之编辑活动的价值取向就必然是商业价值取向第一。只要有这种考核在强有力地引导，对编辑人员再怎么强调“坚持正确导向”都会毫无用处。我觉得，在利益驱动变得空前强大的新形势下，编辑活动的主观选择和对编辑活动的客观评价，如何体现正确处理文化价值取向和商业价值取向的关系，如何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此加以科学的说明，已经成为编辑学研究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
比如，编辑活动与营销活动。
如今编辑活动不可能闭门进行，面向市场是不可避免的。编辑的选择不能不考虑出版物的适销对路问题。编辑应当尽最大的努力提高出版物的质量，为开拓市场奠定基础。除此之外，编辑还要为市场营销做些什么？对这个问题看法不一。我们要回答的是，在现代出版企业中，究竟编辑应当承担市场营销，还是支持市场营销？编辑活动不可能脱离市场，扩大传播本来是编辑活动的一个目标。因此，编辑支持市场营销是顺理成章的事。比如，编辑要介绍内容、介绍作者、研究读者需求、研究目标市场、反馈读者信息等等，对编辑的这些要求都是合情合理的。从而要求编辑的素养包括市场营销知识的素养，也是合情合理的。按另一种选择，编辑不仅要承担编辑的责任，还要承担销售的责任。这样一来，编辑活动和销售活动的界线模糊了，编辑的职责出现了歧义。如果把这两项责任都加给编辑，其结果是，销售活动会有力地排挤编辑活动。因为销售的指标是硬的，而增大编辑含量和提高编辑质量的指标是软的，甚至没有指标。一旦编辑活动被排挤、削弱甚至取消，其后果不仅是出版物质量的滑坡，也必然导致市场销售的滑坡。所以，要科学规定编辑支持市场营销的具体要求。编辑学研究要对编辑的全部职责，包括支持市场营销的职责，做出科学的说明。编辑学要有说服力地回答，编辑究竟是做什么的。
比如，编辑人员的中介地位。
比较普遍的看法是，编辑处于中介地位。这指的是，编辑一头连着作者，一头连着受众。编辑在作者和受众之间，对双方的观点、双方的需求、双方的利益进行协调。协调的层次高低和协调的成功与否，显示编辑的功力。现在出现了新的情况，编辑面对的，除了作者和受众之外，还有出版人。出版人是对出版企业资产的增值保值负责的企业法人代表，出版人有强大的发言权。编辑和出版人的地位不同，取向有时相同，有时难免不同。不同意见多半发生在处理文化和经济的关系上。这是出版企业的特点，因此需要协调。编辑，特别是总编辑，跟出版人的协调十分重要。编辑如果与出版人不一致，不仅编辑的理念难以坚持，甚至编辑的岗位也难以保留。编辑作为中介，是面对作者和受众两方，或是面对作者、受众和出版人三方，也值得研究。其中编辑如何处理与出版人的关系，更是一个敏感的现实问题。编辑学好像难以研究出版人如何工作，可是编辑学不能不研究，在面对作者、受众和出版人三方时，编辑如何进行有效的工作。这恐怕是责无旁贷的。
比如，网络编辑的理论与实务。
编辑学研究涉及网络编辑的不多。现在看来，把对网络编辑活动的研究提上编辑学研究的日程已经迫不及待。可以明确地讲，网络时代需要网络编辑学。据网上的报道，截至2005年1月，我国互联网站点已达67万个，网络编辑号称300万人。许多网站负责人表示，现在对于网络编辑人才的需求是空前的。以前网站的编辑大多都是从技术人员包括网站管理员、图文设计等职业中分流出来的，缺乏统一的职业标准与规范。2005年国家劳动部门颁发了网络编辑员国家职业标准。这项职业共设4个等级，分别为网络编辑员、助理网络编辑师、网络编辑师和高级网络编辑师，基本文化程度的要求是高中毕业（含同等学力）。显而易见，关于网络编辑员职业的规定和关于编辑职业的规定存在不小差异。政府出版部门将跟劳动部门联系，协调此事。应当看到在技术和市场的有力推动下，互联网正在飞速发展，我们不知道网络会发展到哪一步，但是我们知道，网络编辑与传统媒体编辑，共同的责任都是建设文化，其编辑活动的基本要求都离不开对内容的选择和加工。在这个前提下，在产品结构、商业模式、传播方式、职业诚信、即时性和交互性等等方面，网络编辑有哪些不同于传统媒体编辑的基本特征，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随着网络活动千姿百态的变化，网络编辑本身如何向前发展，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毫无疑问，网络编辑学应当是整个编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比如，编辑学与出版学的关系。
这个问题被涉及的频率很高，不过迄今为止似乎尚无定论。原先以为编辑学是出版学的一个分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编辑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属于社会科学，是文化传播学的一个分支。为什么编辑学不是出版学的一个分支呢？不能不考虑，编辑活动的范围大于出版活动的范围，编辑活动的发生早于出版活动的发生。弄清这一点，有利于编辑学的发展，也有利于出版学的发展。这几年，出版部门进行了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为此编写出版了专门的辅导教材。辅导教材分别介绍了出版学和编辑学，考试内容既有出版学的理论与实务，也有编辑学的理论与实务。考试的结果所确定的职业是助理编辑和编辑，目前还不包括副编审和编审。考试的结果明显属于国家规定的编辑职业系列。这就是说，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的结果，是编辑专业的职业资格。这是出版学与编辑学没有分清的一例。高等院校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增长很快，这反映了出版业对编辑人才、出版人才的需求，当然是好事情。但是，高校这个专业的发展却遇到了困难，教育部门不愿意专业设置分工太细。这是有道理的。只是按照这个思路设置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在实践中发生了问题。在学科体系中只有编辑学和出版学，目前没有编辑出版学。在人才市场上需要的是编辑人才和出版人才，这两类人才对专业素养的要求并不完全一样。至于编辑出版人才的专业素养如何确定，还有待研究。这些情况自然影响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的顺利发展。这是出版学与编辑学没有分清的又一例。
我举了几个例子。当然不是说，今后的编辑学研究只能研究这几个问题。绝对不是。我认为，今后的编辑学研究仍然要以最终构建普通编辑学的学科体系为目标。这是不能动摇的。我知道，对能否最终建成普通编辑学，有不同意见。那就让未来编辑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进程来回答吧。我总觉得，编辑实践迫切需要编辑理论，理论问题是根本问题。编辑活动不仅需要知道“当然”，同时需要知道“所以然”。只要在客观上存在对编辑理论的需要，编辑学的存在和发展就是不可避免的，哪怕前进的路上有曲折和坎坷。
我希望，今后的编辑学研究与时俱进、关注新情况和新问题，使整个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更加结合实际、更加联系群众、更加富有生气、更加具有吸引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才能取得更多理论创新的成果，才能得到更多编辑人员的关注和支持，才能更加显示中国编辑学研究的时代特色。
收稿日期：2006—03—05
作者简介：刘杲（1931—），男，湖北武穴人，中国编辑学会会长，编审。
② 出版教育要适应出版发展需要
邵益文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北京 100073）
一、出版业发展迫切需要高素质人才
1.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迅速提高，文化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出版事业也突飞猛进。以1978年为基数，当时只有出版社105家，到了2003年，全国就有出版社535家（不包括副牌），为1978年的509.52％，增长了4倍多。1978年，出版图书1.45万种，到了2003年，品种发展到19.03万种，为1978年的1312.41％，增长了12倍以上；1978年的总印数为37.74亿册（张），到2003年达到66.7亿册（张），是1978年的176.74％，增长了76.74％；1978年的总印张是135.43亿张，2003年达到462.22印张，是1978年的341.3％，也增长了两倍多；从销售金额看，1978年是9.3亿，2003年达到461.64亿元（含书价上涨因素），为4963.87％，增加了48倍多。[1] 中国出版业的这种发展，首先说明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读者的需要。不然，出版业不可能发展得如此之快。
2.改革发展中的出版业，需要应对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出版的体制改变，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一方面出版是搞活了，发展明显加快；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市场竞争激烈，由此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如为了占领市场份额，一些出版单位采取扩大品种的做法。据调查，许多出版社的出书品种比10年前翻了两番，有的增加了几倍。这对中国知识界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冲击。10年当中能写书的作者不可能一下增加几倍，于是滥竽充数，什么人都可以写书。导致作者的原稿质量大大下降，不像样的稿子也送到编辑部。再说，出版社的编辑队伍10年当中也不可能增加12倍。即使有所增加，真正合格的编辑仍有严重缺额，或者根本就跟不上大发展的需要。这样，原稿质量不高，编辑又疲于奔命，原来一年发二三本稿子，几十万字，现在一年要发八九本、十几本，字数达五六百万，八九百万，甚至一千万字以上。编辑没有办法，只好把原来的精工细作，改为粗放操作。书是出版了，但做工不细，品位不高，格调偏低，差错甚多，被读者讥为“无错不成书”，“错误百出是好书”。社会各界，对出版物的批评，对编辑来说，或者听不到，或者听到也没有办法，不是习以为常，就是有苦难言。因为编辑们一天到晚，杂务缠身，忙于奔波，根本无法坐下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想想问题、清清思路，从实践中获得新的启迪。这说明现在的编辑出版人员，迫切需要改变浮躁心态，冷静下来，接受编辑出版的理论指导，也说明编辑出版的理论研究应该大大加强，编辑学、出版学迫切需要加强学科建设，积极回答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才能适应新形势下实际工作的需要。
3.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知识急剧膨胀，更新知识的周期不断缩短，创新的频率大大加快。加上改革发展、社会结构的改变，经济体制的改革，正在转型的社会也带来了许多新的情况，需要我们去认识和应对，可以说各种新观念、新知识层出不穷。更何况现在编辑人员的工作范围已经大大扩展，不仅要策划组稿，审读加工，读校查样，还要做宣传、搞营销，甚至和书商谈发行折扣，发货、算账，催讨欠款，有时还要处理版权纠纷。这种“一条龙服务”，不仅要求编辑有广博的见闻，而且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当编辑的人要有专业知识，历来都是提倡的，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一点尤为重要，没有一两门专业知识，实在很难应付，同时还要有相应的外语和计算机知识。
4.现在社会舆论和相关的调研机构，都在关注阅读率走低。这个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总的是阅读环境发生了变化，有媒体多样化，挤占读者阅读时间的客观因素；也有人们求实惠、讲实利，导致新的“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但从另一个方面看，又反映了读者对图书的要求越来越高，已不满足于一般的快餐式读物和应景书刊，或者是那种浅阅读的图文书籍，而是要求精品佳作，要求富有创新精神、教育意义和真正能够提高自己思想和知识水平的思想性、科学性、艺术性俱佳的好书。可是，要出好书，出精品，光靠那种粗放式的图书生产方式是不行的，那种编辑坐在办公室搞策划，作者奉命作文，要成为好书也是很难的。经验证明：好书精品，一般是作者长期积累的结果，是编辑全身心投入、与作者反复研讨的结果，有的更是历史上长期文化积淀的结果，或者是编辑在众多文化成果中艰苦探索、发掘发现的结果。编辑要发掘发现，做成精品好书，就要求编辑本身要有较高的综合素质，也就是说，出版社要想出好书，出精品，需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编辑队伍。为什么有的稿件遭到甲出版社的退稿，到了乙出版社却成了常销不衰的好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编辑人员的鉴别判断能力。
综上所述，出版的改革发展，社会对出版的要求，出版工作的实践，迫切需要一支能够适应现代出版需要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他们应该是：理论素养好、精通编辑出版业务、具有战略思维和国际眼光的高级专业人才，熟悉现代传媒经营和资本运营，具有把握市场能力的经理人才；精通外语、通晓国际规则、具有开拓海外市场能力的外向型人才；文化素质高、技能高超、爱岗敬业的专门技术人才。这就有赖于高校编辑出版学研究生专业教育的培养，以打好基础。有没有高素质的人才，已经关系到出版业能不能继续向前发展的重大问题。也就是说，培养造就一支符合学习型社会，创新型国家需要的合格的编辑出版队伍，是出版业发展的关键中的关键，是出版业能否更好前进的当务之急。
二、理顺学科定位，把编辑出版学列为一级学科
这样一支队伍来自何方，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对在职编辑出版人员进行再教育，进行培训、补课，或者在实践中有计划地学习；另一方面就是依靠高等学校的编辑出版教育，请他们从现代出版实际需要出发，有针对性地培养人才。
我国高校的编辑出版教育，自1984年7月，乔木同志倡议在高校设置编辑学专业以来，据不完全统计，短短20年，目前已有61所高校设立了编辑出版学专业，这个进展当然是很大的，这是教育部和各校积极支持的结果，也是前面讲到的出版业迫切需要人才的反映。但是从实际需要来看，目前的专业发展，还是不能适应出版业蓬勃发展的需要。这是因为：
1.目前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归口不统一。有的设在中文系，有的设在传播系、新闻系、信息系，还有的设在图书馆系……由于归属不统一，设置的课程也不一致，甚至连主干课程也不统一。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学什么的都有，受业的深浅也各不相同。
2.现在的编辑出版学专业，看起来口径很宽，可以说把出版的方方面面都包括了，有编辑，有装帧设计，有书刊发行，有成本核算，有经营管理，有版权保护和版权贸易……面面俱到，其实是专业不专。因为编辑出版涉及的知识面很广，有书、报、刊，电子出版、电影电视，网络等等，内容极为丰富，决不是一个专业所能包含得了的。老实说，一个大学生即使全心全意地在学校学五年，也学不了那么多东西。如果蜻蜓点水，什么都沾一下，那只能学点皮毛。结果到了工作岗位上，往往是用得上的部分知识不深不透，用不上的部分，则束之高阁，毫无用处。这样的学生，毕业之后，到了出版单位，也只能打打杂，很难做一些专业性较强的工作。这说明，编辑出版的学问，不是一个专业所能容纳得了的，它应该分为几个专业。这样才能使学生在某一方面学得深一点，透一点，到了工作岗位上，才能够比较顺手地从事专业性工作。
3.当编辑的人应该有专业知识的背景。编辑工作是五花八门的。编辑要面对的是各种学科的专家撰写的各种各样的书稿，所以没有专业知识，就很难组织策划、审读和加工有关的书稿。不要说内容，就是标点符号、公式图样，有时都对付不了。不然，古籍标点就不要作为一门学问来专门研究了。话得说回来，一个出版社，即使最大、分工最细也不可能每一个学科都设有专门的编辑，但大门类总是要有人能把关的。事情往往是这样，有时候，你在某一门学问里钻进去了，有了体会，就可以触类旁通，就可以运用到相邻相关的学科中去。我们出版界有懂得五六门外语的编辑，其实，真正在学校里学的也只是一两门外语，其他几门就是在工作中运用主、辅外语时，慢慢揣摩、学习，逐步掌握的。所以，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编辑，就应该要有专业知识，以其作为基础，再加上编辑学、出版学的理论和业务知识，才能如虎添翼。
所以我赞成2005年底，全国近30所高校发出的关于设立编辑出版学研究生专业的呼吁。[2] 在国家《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专业目录》中，把编辑出版学和新闻学、传播学一样，列为一级学科，把编辑学，图书发行学，出版管理学，出版的理论和历史作为二级学科；在课程的设置上，要理论与实务兼顾，人文精神与业务操作结合，着重培养出版使命感和编辑精神，做到虚实并举。这样才能理顺目前的学科结构，推动我们编辑出版事业的健康繁荣。
三、把编辑出版学列为一级学科，是培养编辑出版人才，推进出版业发展的关键
有人也许会说，目前教育部批准培养编辑出版学方向的研究生办学点已有32个，这是对的，也是一件大好事。问题是现在这些办学点还都是“借鸡孵蛋”，分属于八九个学科，不仅归属混乱，而且课程繁杂，有的还很不合理，如不及时调整，势必越来越乱，弄得既不像编辑、出版，又不像新闻，更不像传播，最后只能把一门好端端的学科弄成“四不像”。结果恰恰是毁了这门学科，也辜负了胡乔木同志率先倡议的一片苦心。
为了适应出版界对出版教育的殷切期待，为贯彻教育为实际工作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希望国家教育部门从出版业的实际需要出发，在学科体系中，明确编辑学、出版学的学科定位，理顺隶属关系，办好这门学科，积极推动出版教育的顺利发展，大力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健康繁荣。
收稿日期：2006—02—16
作者简介：邵益文（1931—），男，浙江上虞人，原中国编辑学会常务副会长，编审。
参考文献：
[1] 巢峰．中国的图书市场[J].出版科学，2006,(1).
[2]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关于设立编辑出版学研究生专业的呼吁[J].中国编辑，2006,(1).
③ 关于将编辑出版学列入研究生专业目录的几点思考
张志强
（南京大学出版科学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36）
一、出版高等教育的简要回顾
众所周知，中国的出版源远流长，但作为学科建制的“出版学”这一名词却出现较晚。笔者曾经考证出，1931年11月，中国文献学家杨家骆先生在其所编的《图书年鉴》中，提出了“出版学”这一名词，对出版学这一学科做了初步的设想。[1](P15—18) 这一发现，改写了学术界一直以为是日本人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建立“出版学”的历史。但杨家骆虽然在民国年间就提出了“出版学”，但真正将“出版学”引进大学课堂，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事情。
1950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时，就提出“筹划建立出版专科学校，以培养、提高出版干部”的建议。[2](P23) 这说明新中国一成立，国家就意识到了出版教育的重要性。1955年11月，文化部出版事业局在《出版事业十五年远景计划（1953—1967）》中，提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时，要“会同高等教育部在适当的高等学校增设编辑系、美术装帧系、图书贸易系”。[2](P28) 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开设了书籍装帧设计本科专业。同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也开设了一届的出版专业。[3] 1958年，文化部在北京成立了文化学院，设立了编辑出版系和图书发行系，但该学院在1961年停办。此后，直到1983年9月，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图书发行专业，并招收了第一届四年制本科生后，我国的出版高等教育才再次得到发展。1984年9月，在胡乔木同志的积极推动下，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复旦大学建立了编辑学本科专业，开始培育编辑学专业的本科生。此后，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四川大学等学校还设立了编辑学第二学位。1998年，国家教育部调整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将编辑学专业和图书发行专业进行合并，统称编辑出版学，列在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之下，规范了编辑出版学的发展。同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北京印刷学院获得传播学硕士学位授予权、河南大学获得新闻学硕士授予权，研究方向为出版学、编辑学。尤其是北京印刷学院传播学研究生专业，其研究方向是书刊编辑学、出版产业、科技出版等，基上全部属于出版学科。除这两所高校外，其他一些高校也早已利用自己的优势，在相关专业下培养编辑出版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在相关学科专业下培养编辑出版研究方向的硕士生。随着国家推行在一级学科下可以自主设置学科专业的政策，一些高校利用自己一级学科的优势，自行设置了编辑出版学的研究生专业，推动了出版高等教育的发展。如武汉大学（2003年）和北京大学（2004年）在“图书馆、情报、档案学”一级学科下设置了“出版发行学”和“编辑出版学”研究生专业，中国传媒大学（2003年）和复旦大学（2003年）在“新闻与传播学”一级学科下设置了“编辑出版”研究生专业，培养编辑出版方面的博硕研究生，使编辑出版教育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二、对出版高等教育的简要评介
在2005年7月的“全国编辑出版学教育学科建设研讨会”上，我用了“喜忧参半”来形容目前的编辑出版教育。这种“喜”主要表现在下列方面。
第一，开设编辑出版学专业及其研究方向的学校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壮大。从20世纪80年代编辑出版学正式走进大学课堂，到2005年全国已有100余所高校开设了编辑出版学本科专业，办学点遍布全国各地，形成了地区分布合理的出版高等教育格局。在这些办学点中，既有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国家重点大学，也有河南大学、黑龙江大学、北京印刷学院等地方大学。此外，30多所高校设立了与编辑出版学有关的研究生培养方向，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据初步估计，编辑出版学专业每年培养各层次出版专业人才5000人以上，为我国出版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4]
第二，出版的教材、专著越来越多，为出版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养料。高校的教学离不开教材。20多年间，编辑出版学专业编纂了不少高质量的教材。如南开大学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黑龙江出版科学研究所的支持下，编纂出版的《编辑应用写作》《编辑实用语文》《书评学》等教材；河南大学编纂出版的《编辑学通论》《编辑社会学》《编辑学原理论》等教材；清华大学编纂出版的《出版经营管理》、四川大学编纂出版的《世界书业导论》等。尤其是由原新闻出版署编辑出版教材领导小组主持编纂的编辑出版专业高等教材，由全国各地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编写，质量高、内容新，改变了编辑出版学专业无统编教材的状况。该套教材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后改由辽海出版社）陆续出版，共17种，内容涉及编辑、印刷、发行、书籍装帧、著作权法、出版经济管理、外国出版、现代出版技术等，为出版科学研究的完善做出了贡献。其中《出版学概论》、《中国编辑出版史》、《外国出版概况》均是国内严格意义上的专题著作。苏州大学出版社在2003年陆续推出的“现代出版学”丛书，也是一套面向出版高等教育的教材，同样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推动了出版高等教育的发展。
20多年来，出版界的专家和学者与大学出版专业的教师一道，积极从事出版科学的研究工作，撰写了大量的编辑出版学方面的研究著作。这些著作，涉及出版理论、编辑学、发行学、出版管理、出版史等多个学科领域，为出版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尤其是大学出版专业的教师，更是教学和科研兼顾。据不完全统计，20年来，由他们撰写的科研论著（含教材）260余部，论文3845篇，研究报告1500余篇，各种层次的科研项目450项。[4]
第三，高校不断设立编辑出版学研究机构，推动了出版学研究的深入。20世纪90年代以前，高校设立的出版学方面的研究机构相对较少。随着出版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出版学研究的深入，国内一些高校陆续设立了编辑出版学研究机构，如北京大学现代出版研究所、南京大学出版科学研究所、武汉大学出版发行研究所、河南大学新闻·编辑·出版研究所、华中师大编辑出版研究所、北京印刷学院出版传播研究中心等，推动了出版学研究的深入和出版教育的发展。2004年，北京师范大学还成立了出版科学研究院。这些研究机构，积极开展出版科研活动，承担国家和省部级的各项课题，与国内外的同行定期交流，极大地推动了出版研究的发展，也为出版高等教育注入了活力。
然而，在看到出版高等教育“喜”的同时，我们更要看到出版高等教育“忧”的一面。
第一，研究生专业设置混乱，资源浪费严重。虽然新闻出版总署以及刘杲、宋木文等老一辈出版领导者不断向国家呼吁，要求将编辑出版学列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授予博硕学科专业目录”之中，但这一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由于学科专业目录中没有编辑出版学，各高校只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相关专业下培养编辑出版学专业方向的研究生。这种在相关专业及方向下培养编辑出版学研究生的方式，导致目前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科归属非常混乱。据统计，截至2005年7月，我国培养编辑出版学方向研究生的办学点已有31个。在这31个办学点中，54.8％的办学点专业名称分别为传播学（17个）；12.9％的办学点专业名称为新闻学（4个）；9.7％的办学点专业名称为图书馆学（3个）；6.5％的办学点专业名称为新闻传播学（2个）；3.2％的办学点专业名称分别为编辑出版学（1个）、出版发行学（1个）、纸浆造纸工程（1个）、古典文献学（1个）、文学与传媒（1个）。在博士研究生办学层次上，共调查到7个办学点，其中2个办学点专业名称为图书馆学；其余的办学点专业名称分别为政治学（国际传播）、编辑出版学、出版发行学、文艺学和新闻传播学。[5] 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师范大学4家单位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办学点分设在同一学校的不同院系，存在课程设置重复、教学资源浪费的问题。
第二，本科专业就业前景不乐观。众所周知，出版业是一个高智力的行业。随着我国出版业的大规模发展，出版业对人才的需求，已经从当初需要的本科生转向了研究生。根据原新闻出版署1998年的调查，当时新闻出版署直属出版单位的出版社人才构成以本科和专科为主，两者合计约占出版人才总数的77.6％；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人才不足10％。新华书店总店的人才以中专为主，占56.8％；其次是专科，占22.6％；本科占9.1％；硕士占0.6％；中专以下占10.9％；没有博士。地方出版单位的人才构成与署直属单位大同小异。以上海市为例，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直属出版社中，本科占40.6％、专科占38.1％、硕士博士占6.9％、专科以下占14.4％。上海市新华书店的人才，以专科为主，占54.4％；其次是中专，占27.9％；本科只占12.9％；硕士占1.5％；中专以下占3.2％；没有博士。[6](P16,P135) 这说明，在1998年前，出版单位的人才构成基本上以本科为主。随着出版业的发展，出版单位对高学历、高学识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除发行单位仍会需要本科生外，其他部门对编辑出版专业大学生的需求将很不乐观，如果编辑出版学仍将重点放在本科阶段，则会与社会的需求脱节，导致大学生就业困难。河北大学陈燕等进行的调查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她们在2005年3—5月间，对北京、上海、南京等地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学生进行了调查，当时只有42.7％的学生有了就业意向，其中20.2％的学生有一个意向单位，11.8％的学生有两个意向单位，9.0％的学生有三个意向单位；还有一半多的毕业生没有就业意向单位。[7]
第三，高校之间没有形成合力，联系少。虽然我国已经有100余所高校设立了编辑出版学专业，但高校之间还没有形成合力，联系少。编辑出版学专业至今没有成立独立的教学指导委员会来指导全国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教学工作。各高校只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在办学，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这一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三、将编辑出版学列入国家授予博硕学位专业目录之中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导致编辑出版学专业出现令人忧虑现象的原因很多，但其中的关键是国家没有将“编辑出版学”列入《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是国家对研究生教育进行管理的依据，也是各高校设立研究生专业、进行学科建设的依据。
目前，在我国设立编辑出版学研究生专业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
1.从社会需要看，出版业已经日益成为重要的文化产业，需要高智力人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出版业从当初的100多家出版社发展到现在的570家左右，期刊从1500多种发展到9000多种。同时，又成立了众多的音像、电子出版社，网络出版也方兴未艾。但目前，西方一些主要国家出版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占到2％以上，出版业的增加值占到1％以上。与之相比，中国出版业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约占1.2—1.5％，出版业的增加值约占0.3—0.4％。[8](P31) 这说明，一方面，我国的出版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出版业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出版物市场的开放、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出版业将越来越需要高层次的人才。设立独立的出版学研究生专业，培养具有博硕学位的高级人才，有助于中国出版业的未来发展。
2.出版高等教育的成熟为编辑出版学博硕点的建立莫定了良好的基础
出版教育20余年的历史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的编辑出版专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具有了一定的影响。这些高校都曾在相关专业下培养编辑出版专业方向的研究生，具有了一定的经验。这些高校的教师在20多年中积极参与出版学研究，积极著书立说，推动了出版学的发展。因此，无论是在导师素质还是在课程设置上已经能够胜任编辑出版学专业博硕研究生的培养。
3.出版研究的兴盛为编辑出版学博硕点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目前，我国的出版研究可谓蒸蒸日上，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培育博硕研究生的外部环境。(1)有了成果的发表园地。近20年来，我国创办了《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国图书商报》、《中华读书报》等报纸，《中国出版》、《中国编辑》、《出版发行研究》、《编辑之友》、《编辑学刊》、《编辑学报》等期刊，在国内外具有较大的影响。这些报刊上发表的论文为出版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添砖加瓦的作用。(2)出版了大量编辑出版学研究著作。这些著作，已不仅仅局限于经验的概括和总结，而是从理论高度探讨出版事业的发展规律。国外的一些研究专著也陆续得到了翻译出版。它们为出版专业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3)有了自己的组织。行业组织的成立，有助于交流动态信息、开展学术研究、稳定专业队伍。1979年12月成立的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至今已有了学术工作委员会、教育工作委员会、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等20余个分委员会，各省市基本上成立了省一级的出版工作者协会。此外，中国编辑学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也相继成立。出版业方面的国家级专业出版研究机构——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也于1985年3月成立。由该所举办的全国性出版科学研讨会也已举行了十多届。这些，都为出版专业博硕点的诞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国外编辑出版学研究生专业的办学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借鉴
20世纪80年代，出版学研究生专业在西方国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目前，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加拿大等国家都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出版研究生培养模式。像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国际出版研究中心不但授予多种多样的出版学硕士学位，而且开设了出版学博士专业。近年来，这些国家的出版学专业都与我国一些高校建立了联系。他们的经验能为我国出版学研究生专业的发展提供宝贵的借鉴。
2004年8月，新闻出版总署和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纪念编辑出版学专业创办20周年座谈会”。在会上，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做了《积极推动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持续健康地发展》的主题发言。发言对编辑出版学20年来的发展做了积极的肯定，并提出了：“要加强研究生学历的高层次专业人才培养工作，使其成为既上手快又后劲足的专门人才。”[9](P9) 我们希望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能够重视并早日解决这一事情，尽快将编辑出版学列入国家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以真正推动和促进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发展。
收稿日期：2006—02—20
作者简介：张志强（1966—），男，江苏通州人，南京大学出版科学研究所教授，博士。
参考文献：
[1] 张志强．20世纪中国的出版研究[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4.
[2] 新闻出版总署人教司，北京印刷学院．建设学科培育新人——中国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创办20周年纪念[M].北京：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2005.
[3] 方厚枢．新中国出版教育的历史回顾[J].出版史料，2005,(2).
[4] 刘拥军，李宏葵．编辑出版学专业20年发展追溯[J].出版发行研究，2005,(2).
[5] 肖东发，杨琳．抓住历史机遇促进编辑学的建设和发展[J]．中国出版，2005,(12).
[6] 新闻出版署出版人才现状研究课题组．中国出版人才现状研究[R].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2001.
[7] 陈燕，等．全国部分高校2005届编辑出版专业学生就业现状与影响因素调查（上）[J].出版发行研究，2005,(10).
[8] 余敏．加入WTO与中国出版业发展[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1.
[9] 吴启迪．积极推动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持续健康地发展[A].新闻出版总署人教司，北京印刷学院．建设学科培养新人——中国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创办20周年纪念[M].北京：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2005.
④ 论编辑出版专业高层次教育的必要性
仝冠军
（中国出版集团出版工作部，北京 100044）
2000年以来，我国的出书品种以每年1万种以上的速度递增，2004年达到20余万种，年均增幅在10％左右。随着一批出版集团相继成立，出版转制工作陆续展开，出版业竞争随之加剧。出版业规模的逐步扩大，尤其是出版管理体制的转变，使得编辑出版人才的需求呈现出扩大化、高层次的趋势。① 现有的编辑出版教育必须结合出版业发展的实际，才能够满足出版业发展的需要，为我国出版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人力基础。从目前来看，我国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缺乏高层次的专业教育。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招收编辑出版专业（方向）硕士研究生的高校有13所，招收博士研究生的高校仅3所，分别为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每年获得学位的博士屈指可数，远远不能满足出版业发展的需要。因此，编辑出版专业的高层次教育是非常必要的。
一、编辑出版人才需求的三个层次
传统上，编辑出版人才的成长和培养主要依靠自学和师徒授受，即使在已经有近百所大学开设编辑出版本科专业的今天，这两种方式依然是编辑出版人才成才的主要来源。而出版业的迅猛发展必然要求人才培养模式的规范化，出版专业教育应当承担起专业人才培养的重任。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近年来不少高校的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工作难找，不少出版社也更愿意接收有其他学科背景的应聘者，人们一度怀疑起编辑出版教育的必要性。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了当前各高校编辑出版专业教学水平的参差不齐，另一方面反映出专业教育与业界需求的错位。从目前多数编辑出版专业开设的本科课程来看，其教育内容偏重于编辑实务与一般性的编辑出版理论，目的主要在于培养合格的编辑人员、发行人员等。高层次的编辑出版教育（硕士、博士研究生）在课程的设置上开始侧重于出版管理、出版法规、版权贸易等方面的内容，但与本科课程存在较为严重的同质化现象，与出版人才市场的需求仍有不小的差距。编辑出版专业教育一方面应当以研究生教育为主，因为这一阶段的学生已经具备某种学科背景，可以胜任相应学科的编辑工作，避免了从本科阶段直接学习编辑出版学的专业缺陷；另一方面编辑出版专业的研究生教育应在课程设置、培养模式上进行深入改革，培养出更加契合市场需求的高级人才。
出版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即出版工作者、出版人和出版家。出版工作者指能够胜任一般性的编辑工作、发行工作、管理工作，能够在出版流程中完成自己分管的工作的出版工作人员。目前高校开设的编辑专业、出版专业、发行专业本科教育以及有不同学科背景的编辑出版专业第二学位等教育模式所培养的主要就是此类人才。“出版人”是聂震宁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主要指“在出版机构中从事出版经营管理的负责人，通常是指出版机构里的总经理、社长、总编辑，有时也指出版机构里有成就的部门或项目负责人”。[1](P441) 这主要是从职业上进行的界定。从业务素质上来讲，出版人比一般的出版工作者具有更为开阔的眼界，更为渊博的学识，更为强烈的责任感和创新欲望。他们对出版业有着更为宏观的认识和把握，他们对行业发展看得更透彻，对市场信息更为敏感。他们既是出版机构的负责人，是出版工作的实践者，又是出版业的分析师、评论员，是出版业的研究者。出版家则是最高层次的出版人才，他们有坚定的出版理念，有熟练驾驭出版市场的能力，有系统的编辑出版理论，有突出的出版实践和实际成就。
目前，出版业对一般的出版工作者的需求量不大，最为欠缺的是出版人，而出版家则是从前面两类人才逐步成长起来的。一般性的编辑出版实务容易习得，所以不少出版单位更愿意选择诸如音乐、数学、建筑等具有突出专业特色的应聘者，通过对他们的短期业务培训，基本就可以胜任编辑出版工作。目前的编辑出版专业本科教育在规模上已经能够满足市场需求，但在课程设置上还需要进一步贴近出版市场的实际需求，更加契合时代要求。出版人的培养必须借助于专业训练和实际锻炼，这主要是编辑出版专业硕士和博士教育阶段的任务。虽然单纯的学历教育并不能够培养出优秀的出版人，但是这种高起点的教育为出版人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学科基础，使得他们具有全局眼光、市场意识、文化责任与创新追求，使他们具备科研意识与信息意识，使他们更为关注编辑出版的规律，凭规律办事而不是主观臆断。目前我国出版业最欠缺的就是这类既懂得出版业务，又善于出版管理的中高层人才。出版家的出现则需要才华和机遇的同时降临。虽然不少出版家并未受过专门的编辑出版教育，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总结他们成才的经验，摸索出版人才培养的规律，通过培养更多的具有世界眼光的出版专业高层次人才，繁荣我国的出版业。
二、编辑出版专业高层次教育解决的主要问题
高层次的编辑出版专业教育应当不同于本科阶段的专业教育，其目的不再仅仅是培养合格的出版工作者，而是要培养具有行业分析能力、经营管理能力、持续创新能力的出版人（或潜在的出版人），而培养和提高这三类能力正是高层次的编辑出版专业教育应当解决的主要问题。
目前，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三所高校开设了攻读博士学位的编辑出版专业（方向）。从课程设置来看，北京大学的出版专业博士课程主要有出版经营管理、中国编辑出版史、现代出版业研究、中国编辑出版理论、当代出版现象研究等，偏重于出版史研究，在出版市场分析能力培养、创新能力培养方面还嫌薄弱。北京大学的编辑出版专业分别设在新闻与传播学院与信息管理系之下，博士点挂靠于政治学或图书馆学之下。因此在课程设置上不可避免地受到挂靠学科的影响，该专业博士生必须学习图书馆学、国际政治等方面的课程方可毕业，其专业地位尚不独立。武汉大学的出版发行专业设于信息管理学院，主要开设的课程有出版发行基础理论研究、图书市场研究、编辑理论研究、网络出版研究、比较出版学、版权研究、传媒集团发展研究、现代出版技术研究、出版发行学研究方法论、期刊编辑研究、古代出版史及出版文化研究等等。从开设的课程来看和出版实际比较吻合，但是仍然缺乏出版综合管理、出版战略研究等有利于培养具备全局眼光、具备出版管理才能的出版人方面的课程。中国传媒大学的编辑出版专业也已博士招生，目前主要采取外聘方式授课，已开设的课程有理论编辑学、出版经营与管理等。
从上述三所高校开设的博士课程来看，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出版经营管理能力和行业分析能力，但是这方面的课程相对来说还处于非主流位置。出版史仍然是主要研究课程。从教材建设来看，北京大学的出版经营管理、武汉大学的图书市场研究都还是自编教材，有的尚未公开出版。从招收规模上看，三所高校的出版专业（方向）博士生导师约为10名，每年招生人数在20名左右，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可以看出，出版经营管理、出版战略研究、出版市场分析、出版情报、出版评论等方面的培养还是目前出版专业博士教育的软肋，而这些正是目前国内出版业急需的人才素养。一批出版集团的建立使得优秀的出版管理人才出现空缺，先进文化的建设则急需一批优秀的出版战略研究人才，出版竞争的加剧使那些具备一定出版市场分析和预测能力的人才大受欢迎，而出版情报、出版评论人才也是业内急需而当前出版教育所疏于培养的。而上述人才的培养必须仰仗出版专业高层次教育，因为博士阶段的教育是建立在学生已有的开放型思维、开阔的眼界、丰富的知识储备、一定的社会阅历等基础之上的，更有利于学习者从大局着眼，创新中国的出版体制和经营模式，探索出版市场规律，繁荣出版业。
所以说，编辑出版教育的出路就在于大力发展高层次教育，尤其是硕士、博士的教育。应通过加强出版经营管理、出版战略研究、出版市场分析、出版情报、出版评论等出版素养的教育，结合学生在本科阶段形成的专业背景，培养出出版业急需的各类高层次人才，加速我国出版业的健康发展。
三、编辑出版专业高层次教育的方向与方式
编辑出版专业高层次教育的方向应当是为出版业及其他文化产业培养高层次的人才，主要是出版管理、出版战略研究、出版市场分析等方面的优秀人才。编辑出版专业教育应当以硕士和博士阶段的教育为重点，增开特点鲜明的专业课程，形成自己的教育特色，逐步扩大教育规模。目前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之一是积极争取编辑出版教育专业应有的学科地位。迄今为止，国内只有武汉大学一家具备出版专业博士授予权，其他高校则挂靠在其他专业之下，因此在学科发展、人才培养、师资力量、科研投入、生源等方面受到诸多限制。
在培养方式上，编辑出版专业高层次教育应当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高校与出版单位相结合、能力与学历相结合的方针，采取联合培养的模式。联合培养模式一方面指高校与出版单位联合培养，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增强学员的理论素养与动手能力；另一方面指多学科的联合培养，结合人才培养的目标，选择经济学、管理学、情报学等相关学科的核心课程进行综合培养，提升博士和硕士教育的总体水平。王振铎先生在第十一届国际出版学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中讲到，目前的教育模式应当采取“双元制教学模式”，“实行学校院系与出版社、编辑部协作培养具有创新性实践能力的人才。师资力量不够，可通过出版业内富有实践经验的编辑家、出版家与高校教师协作任教，国内各高校教师之间协作任教以及国际间的教学交流等办法加以解决”。[2] 这无疑是解决我国编辑出版专业师资力量不足、科研能力仍需提高这一现状的方式之一。目前，北京大学邀请了中国出版集团、中国出版科研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等方面的专家参与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养；中国传媒大学邀请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专家参与博士生的培养，并与该校出版社联合教学，相信这些实践会为其他学校的编辑出版教育积累丰富的经验。
收稿日期：2006—02—10
作者简介：仝冠军（1978—），男，河南孟州人，中国出版集团出版工作部编辑，编辑出版专业博士。
① 北京大学的肖东发教授就认为，我国编辑出版行业急需专业水平很高的编辑出版人才。他还提出了我国编辑出版业急需的10种人才：经营管理、版权贸易、营销、合作出版、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网络出版、选题策划、文化产业通才、图书艺术设计和出版专家等。
参考文献：
[1] 聂震宁．我的出版思维[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2] 王振铎．编辑出版教育二十年——在第十一届国际出版学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C/OL].http://www.pubhistory.com
⑤ 谈编辑出版学的学科地位
李建伟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文化的繁荣是民族强盛的最终标志，没有文化的民族终将失去发展的动力。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不断创新、传承过程中，编辑出版活动发挥了巨大作用，所以编辑出版学的研究在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应得到足够的重视，它的学科地位也应得到准确体现。但在现行的学科目录中，编辑出版学仍属于一级学科新闻与传播学之下，本科专业为二级学科，在研究生教育层次甚至和其他学科并列为三级学科。从编辑出版学的发展来看，这个学科目录设置得很不科学，不仅未能显现编辑出版学的重要学科地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编辑出版活动的蓬勃发展。在学科地位上，编辑出版学专业绝不应成为新闻与传播学的附属学科，而应尽快晋升为同等重要的一级学科，如此方能承载其教学科研的重担。
一、编辑出版教育的蓬勃发展为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国灿若星河的悠久文化促生了广泛的编辑出版研究，但编辑出版学却经历了漫长的蹒跚才得到初步认可。从1955年11月，文化部出版事业局在《出版事业十五年远景计划（1953—1967）》中，提出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时，要“会同高等教育部在适当的高等学校增设编辑系、美术装帧系、图书贸易系”[1](28) 起，直到1984年在胡乔木同志倡导下，国家教育部决定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复旦大学等高等学校开始创办编辑学专业，我国的编辑出版学教育才从此走上了正轨。从1985到1989年，先后有15所高校创办了编辑、出版、发行等不同特色的本科专业。河南大学于1986年依托汉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点、地理专业硕士点与教育专业硕士点招收了我国第一届编辑出版专业方向硕士研究生，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也依托相关专业方向招收了编辑出版学硕士研究生。1998年，国家教育部将编辑学本科专业和图书发行学本科专业合并为编辑出版学本科专业，列在新闻与传播学一级学科之下，进一步促进了编辑出版学本科教育的发展。此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河南大学和北京印刷学院两个硕士学位授予点，为编辑出版学专业向高层次发展、建立正式的编辑出版学专业与博士学位授予点打下了基础。[1](P15) 2003年，武汉大学、北京传媒大学、北京大学等具有一级学科授予权的院校自己设置了相关专业，开始以出版发行学、出版学等专业名录招收博士生，构建了编辑出版学的本、硕、博三层培养模式。
目前，我国的编辑出版专业已经形成了多层次（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多规格（全日制、短训班、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的编辑出版教育格局。截至2005年12月，全国已有100余所高校设置了编辑出版学本科专业（教育部备案55所），在校学生近万人，专业教师500余人。我国培养编辑出版学方向硕士研究生的教学点已有31个，在博士研究生培养层次上，共有7个教学点招收编辑出版方向博士生。已毕业的博士生有的回到教学岗位上成为编辑出版教育的中坚力量；有的充实到出版行业的管理层中，挑起振兴中国出版事业的重担。当前我国编辑出版教育的多层次教育体系已经为编辑出版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
编辑出版学成为和新闻与传播学并列的一级学科是时代的必然要求。我国要建成一个和谐社会，就必然要实现经济和文化的共同繁荣。而编辑出版活动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属性注定了这个专业要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出巨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出版业属于知识经济范畴，另一方面编辑出版活动又引领着社会的文化导向。而要正确实现编辑出版学的这种推动和引导作用，既需要我们的编辑出版教育者有着高屋建瓴的视野，更需要国家给予的政策支持，即将编辑出版学晋升为一级学科。
二、以编辑出版学为名进行学科建设更适合我国编辑出版工作的发展需要
目前，国内编辑出版专业的教育模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以武汉大学为代表，设在信息管理学院下以出版学为专业名称；另一种为河南大学等大多数高校所采用，设在新闻与传播学院下以编辑出版学为专业名称。个人认为，后一种办学模式更适合我国编辑出版工作的发展需要，也更适合当前申请编辑出版学晋升为一级学科的需要。
1.以编辑出版学专业进行学科建设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一脉相承
高等学校出版专业教育作为整个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培养新时期出版人才的重要使命。1999年秋，我国近20多所办有出版类专业的高校，按照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统一按编辑出版专业招收级新生，而不再按原来各校分别设置的编辑学、出版发行学、出版管理等专业招生。[2]此后，各高校针对这一变化进行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科建设，将出版发行学专业等出版类专业与编辑学专业合并，组建成编辑出版学专业（大多隶属于新闻与传播学院），这种办学模式渐渐得到了各大高校的广泛认可与赞同。
目前，我国高校大都将编辑出版专业设在新闻与传播学院，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编辑出版专业明确以大媒介、大编辑、大出版的理论视野来指导教学，在课程设置中也采取了小核心、大范围的方法，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聘请业内知名专家和成功经营者来讲授出版业的前沿问题，注重编辑理论与出版实践的结合，实现产学研相结合。这种专业设置方式，不仅有利于拓宽学生的视野，而且有利于专业教师资源的整合。例如研究新闻法规的教师可以同时研究出版法制，最终融合为对传媒法制的深入思考。所以，编辑出版学设在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办学模式，不仅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一脉相承，在实践中也实现了教学相长的专业促进作用。从这个角度看，以编辑出版学的专业名称申请晋级符合实践需要。
2.编辑出版学实现了编辑学与出版学的整合
编辑与出版唇齿相依，密不可分。我国关于编辑学与出版学二者之间的论争由来已久，甚至有经久不息之趋势。一方认为大编辑包含出版，另一方认为大出版涵盖编辑，都认为自己应是主学科，对方是分支。尽管论争此消彼长，但从这些论争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二者都认为编辑出版活动对人类社会有着巨大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说，编辑可以认为是创造，出版可以认为是传播，一个产生价值，一个传播价值以使其价值最大化，显然二者密不可分。所以编辑出版学更能确切地表现这种微观与宏观、创造与传播的整合。编辑出版学的编辑学和出版学从概念上来说并不是修饰与被修饰关系，将其统称连用从学科分类上似乎并不是很科学和严谨，但却很适合当前申请将编辑出版学专业晋升为一级专业学科的现实需要。以编辑出版学为专业名称申请，不仅实现编辑学与出版学名称的整合，而且也实现了两派重要学术力量的整合。两股力量融合在一起，才能为我们的申请工作提供有力支持，最终实现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三、加强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的具体措施
1.求同存异，目标一致
在当前形势下，我们所有编辑出版界的同仁应该摒弃争议，同心协力，尽快实现编辑出版学晋升为一级学科的目标。不要争论出版与编辑谁大谁小，当务之急是要使编辑出版整体地位得到正确体现。所以大家劲要往一处使，力要一起发，内部的真正团结，才能实现这个艰巨而必须尽快实现的目标。
2.总结成果，夯实基础
编辑出版学晋升为一级学科的条件已经具备，如河南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的编辑出版学专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这些高校无论在导师素质还是在课程设置上都能够胜任编辑出版学高层次教学的需要。在学术研究方面，我国目前公开出版的编辑出版研究类报刊已达40余种，正式出版的编辑出版学研究著作300余部。国外的一些研究专著也陆续得到翻译出版，一些高校也选用了部分英文原著作为教材使用。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编辑学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中国期刊协会、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等组织，定期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促进了编辑出版学研究的繁荣。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以及各高校设立的编辑出版研究所等机构，直接推动了编辑出版学研究的开展。这些都是编辑出版学成为一级学科的深厚基础。
3.分工明确，责任到位
科学管理才能使工作得到实效，申请编辑出版学晋升为一级学科的工作同样需要明确的科学分工。在这个申请小组中，应该有专人负责起草报告，有专人负责宣传工作，当然也要有人专门负责公关工作。只有各方共同献计献策，互相配合，分工明确，才能保证我们的申请目标得到实现。
4.制定计划，投入资金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要制定一个详细的计划表，所需的资金投入也需尽快协商解决。有了计划就有了工作的方向，有了方向，工作就好顺利开展。有力的资金支持是完成工作的重要保障，这种支持必须到位，不能让学科建设工作半途而废。
我们作为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学的高校教师，恳切希望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编辑出版学晋升为同新闻学与传播学并列的一级学科，以推动我国编辑出版教育的发展，充分实现出版业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为了这个目标，希望业界同仁共同努力。
收稿日期：2006—03—06
作者简介：李建伟（1955—），男，河南安阳人，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1] 新闻出版总署人教司，北京印刷学院．建设学科 培养新人——中国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创办20周年纪念[M].北京：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2004.
[2] 黄凯卿．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科建设[J].编辑之友，2000,(4).
⑥ 以自主创新精神修订“博硕学科专业目录”
王振铎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编辑出版学”，是国家教育部门在1998年修订《授予学士学位和培养本科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时确定的一个新兴学科的名称。它是把我国传统的图书创造三环节“编辑——印刷——发行”一条龙整合起来，并把当前高校已开设的编辑学、图书发行学与印刷出版专业合并而创建的独立学科。但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却在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下，只列了两个二级学科：新闻学与传播学。编辑出版学属于三级学科，既可列在新闻学下面，又可列在传播学下面，由各高校自己决定。但这个“目录”又将“编辑出版学”割开，把编辑学隶属于它的分支“新闻编辑学”，把出版学隶属于传播学下面的又一个分支。一级学科与二级学科，同名重复，抹掉了级别之差。三级学科编辑出版学则又被切分支解，造成学科体系混乱。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新设的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尚未来得及结合中国的编辑传统和出版现实进行认真研究和科学分析，没有形成系统的学科体系概念。作为一门学科，新闻学传入中国还不到100年，传播学传入中国还不到30年。我们重视这些西来的新学当然应该，但把编辑学简单地视作以新闻学为母体，把出版学简单地视作以传播学为母体，这种认知心态未免浮躁了点。其实，世界上第一本命名为《编辑学》的书，与第一本命名为《传播学》的书，都是1949年分别在中国和美国诞生的。编辑学就是以创构媒介传播文化为己任的中国式的传播学，只不过美国是在实用主义的基础上创建传播学，中国是在人文主义基础上创建编辑学，都是研究怎样通过各种媒介传播多种信息的学问。
“学科专业目录”是高校办学、招生、设置专业、开设课程以及培养师资进行学科建设的体制性根据。如果“学科专业目录”定得不好，高校很难自主地、顺利地进行学科建设和专业发展，甚至连课程体系、师资培养都难以搞好，教学质量自然也难以提高。
编辑出版学是由中国人首创的，又是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一门新兴学科。中国首创、传统特色、新兴学科这三个特点，现在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新闻界、编辑出版界、教育界的许多专业人士表示认可，并在多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与我国学者讨论编辑学与出版学问题。作为编辑学的一个分支，我国新闻编辑学也已提出要在媒体建构过程中改变过去的“记者中心制”，建立“编辑中心制”，强化“编辑主体角色”，使编辑在新闻媒体中“处于指挥、决策地位”；因而要求培养新时代能够主导记者策划报道，从大局着眼，统一组构版面的高级编辑人才。书刊编辑学、影视编辑学、网络编辑学也都提出了各自媒体对策划编辑人才的需求。但在我们目前能够体现高端教育的“博士、硕士学科专业目录”中编辑出版学反而没有相应的学术地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难成。这种自家限制自家发展的“目录”，不仅阻碍了编辑出版学的理论创新、学科建设与专业发展，而且连科研项目的申报、学术成果的评奖、甚至科研与教学人员的职称评定都受到某种体制偏见的冷遇，妨碍了我们社会的学术公正。
在我们高等教育界，似乎还深深潜隐着一种“编辑无学，出版为商”的旧观念。认为编辑无非是对文稿剪剪裁裁，缝缝补补，为他人作嫁衣的文字加工匠，似乎没有多大学问，不准它独立自主地生存，不准它攀登学术大雅之堂。其实，这种观念既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的历史实际，更不符合当今社会主义文化媒介如图书、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网络等载体的创构与各种信息如知识、科技、新闻等大容量、快速度、多渠道传播的实践。须知，在当前“知识经济时代”，“媒介就是信息”，“载体就是出版”，“传播就是文化”。文化是人的精神力量和价值需求，是可以开发成为产业，产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作为专门研究这种文化事业的编辑学与专门研究这种文化产业的出版学，怎么就不配有自己独立的学科地位和学术名分呢！
有一种说法认为：我们当前的专业教育面太窄，教学需要综合化，教给学生的知识应该全面，要进行宽口径教学，培养多面手的复合型人才。这对中学生、专科生乃至大学本科生的教学来说，我们完全赞成，要尽可能打好深厚的文化基础，甚至打好深厚的专业基础，提高学生继续深造或就业工作的多种适应能力和基本素质。但是，教学实践的综合性与学科建设的先进性、专门性以及专业发展的精尖性、攻关性并不是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在高等教育特别是培养硕士、博士的教学中，我们认为：专门性、精尖性课题是指导学生攻读的主要目标。我们的编辑出版业当前迫切需要的是高级专门人才，是不久即可成长起来的编辑家、出版家，是媒介文化大师，是产业大军的领军之将，而不仅是某种剪刀加糨糊的小工匠。当然，我不是说，编辑不需要进行文字与版面加工的技师或能工巧匠，也不是轻视这种编辑加工等技能性工作，而是说，编辑工作除此之外，还应当有更高级、更重要的开发、策划、组织、构成先进的文化媒介，多、快、好、准地传播人民所需要的各种信息的高端人才，能够从整体上推进和掌握社会主义的文化产业。因此，编辑出版学专业仅仅有基础性的培养中级人才的本科生教学是不够的。教学实践的综合性、各种专业知识的互补、互动、渗透与结合，是教育的战术性需要，而学科研究的专业性、专门性、先进性、尖端性，则是高等教育的战略性需要。我们在重视高等教育的基础性、全面性与综合性的同时，还要重视高等教育的先进性、尖端性与专门性。否则，我们的高等教育就很难培养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高等教育要全面协调发展，就不能偏执一端，也应抓好高端的硕、博研究生教育。
有一种说法，编辑自古不是称为“杂家”吗？是的，“杂家”也是“百家”中的一家。“杂家”有高级的“杂”，有中级、低级的“杂”。高级的“杂”而堪称为“家”者，则是博通众多学术而又能专精于一二的大家，是能综合运用多种智能，干成大事的一种专门家。这种杂学也就是基础宽厚之学，是善治“通力协作之学”，而又专门攻治编辑学、出版学的学科。博士、硕士，就是知识多而广，能力大而强的专业之士。高等学校对于博士、硕士研究生的教育，不能说是脱离专业基础、脱离业务实践的教育，而是在深厚专业基础与创新性实践上的高端教育。当然，我们不能够说，硕博教育就能直接培育出大师、大家。编辑学出版学的硕、博教育，也不可能直接培养出编辑大师、出版大师，或编辑出版学大家。任何高等学校对研究生的教育，都只能“止于至善”，送他们走上通过自己的实践成为大家、大师的道路。“博硕学科专业目录”的问题，主要是编辑出版学专业要不要培养编辑学出版学的博士、硕士，送他们走上编辑家、出版家、编辑出版学家或编辑出版大师的“至善”之路，这是我们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与提升专业教学层次，提高教学质量和教育水平的关键性标志。西方的传播学包括编辑出版传播专业，已经培养出不少硕士、博士，有的已走上大师名家之路。最富中国特色的编辑出版学为什么就不能理直气壮地培养我们东方的编辑学博士、出版学博士，把他们送上“至善”的名家、大师的道路上去呢？是到该解决问题的时候了。再不调整，再不修订，就把我们的学科建设、专业发展的创新精神扼杀掉了。那将会严重制约我国文化传播与编辑出版的产业进程。中国要实现走向世界出版强国之梦，没有运筹帷幄的有谋略、善创业的大师，没有领军统兵的大将人物，没有攻城破阵、建功立业的英雄，在世界性的文化传媒大战中怎么能立于不败之地呢？
10年前，我国仅书、报、刊三种传统媒体的出版业产值和利润，曾一度排在国民经济各业总收入中的第7位，而到2002年，又退回到了第10位以下。这说明中国出版产业在各业竞相发展中迫切需要频频推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高端人才。高端人才，意味着该产业或事业中具备有高超的文化智能和精尖的技术力量。其产品的研究开发与市场的经营运作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够立于不败之地。而编辑出版业高端人才的培养，恰恰是我们高等教育特别是编辑出版学专业博士、硕士教育所缺失的。我国高等教育教学体制的创新，在“学科专业目录”设置方面是滞后的，结构是不合理的，亟须以改革开放的精神，特别是以自主创新的精神，修订、补充、提升一些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层级，放开专业学术禁区，推进教育发展。
应该特别说明的是，我国的编辑出版专业高等教育，20年来在国家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大力指导和支持下，得到了稳步的、长足的发展，巨大的成绩是不言而喻的。主攻编辑学与出版学已经毕业的硕士已有300多名，博士已有20多名，现在正奋斗在编辑出版产业部门与编辑出版学的教育或科研部门。但是，他们获得的学位呢？除了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授予我国一位出版学博士学位以外，国内授予的没有一个是编辑学、出版学学位。全部都是相关的如政治学、法学、新闻学、传播学、文学、史学、教育学、管理学、哲学或自然科学某学科的博士、硕士。学位名称与专业实际严重不相符合。因而，一些学者发问：我们的编辑出版学硕士、博士在哪里？作为一个具有悠久的编辑出版历史传统的大国，我们的编辑家、出版家、编辑出版学大师，难道也要从外国进口吗？一百多年来，中西方出版文化结构的失衡现象，乃至整个传媒文化结构的不平衡现象还要中国人坐视多久呢？
收稿日期：2006—03—10
作者简介：王振铎（1936—），男，河南偃师人，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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