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国内冲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冲突论文,国内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原载：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76,Issue 2,December 2008，Pages 296-427
1.导论
在关于全球化效应的争论中，经济学家们经常以严格的新古典贸易范例作为他们的出发点②。这一范例的标准理论认为，产权可以完全实施，且实施成本为零。在这些条件下，我们发现贸易开放度的进一步扩大是有利的。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产权要么定义得不够清晰，要么实施成本过高。因此，我们自然而然地会问：这种对标准的贸易范例的偏离会怎样影响我们对全球化的评价？③
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不完全实施的产权进行的经济学分析都是针对有开放性获得权的资源，如渔业资源、环境资源及其他公共品，对这些资源的过度开采是导致低效率的主要原因。在全球化的效应方面，Chichilnisky(1994)、Brander和Taylor(1998)等人已经论述了当有开放获得权的资源的贸易壁垒被消除后，将会怎样刺激对这项资源的过度开采，以及将如何导致低效率。
由于低效率源于贸易产权的不完全实施——即国内实施成本和国内冲突，在本文中，我们拟采用另一种方法来研究这种低效率的各种不同情况④。当不同的个体和各种利益集团试图保护他们已经意识到的、或者真实存在的权利时，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世界各国，甚至一些高收入国家，都普遍存在某些实施成本，比如：与资源有关的正常的诉讼及相关活动的开支、由贸易限制导致的寻租活动或谋利活动（Krueger，1974和Bhagwati和Srinivasan，1980，1982），或者更一般地讲，“直接非生产性盈利活动”(DUP——directly unproductive profit-seeking)(Bhagwati，1982)。但是，很多国家面临着更为严重的高实施成本问题，表明其国内正存在各种形式的冲突，包括工人罢工和雇主停工，军事政变，低收入种族、宗教或阶级组成的叛军，以及严重混乱的社会治安。这种状态无法制止。Rodrik(1998，1999)认为，制止这些冲突对于经济发展的顺利进行至关重要。关于漏洞百出的产权实施，一个更重要的例子就是内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内冲突导致的高昂经济成本波及到了各方各面：从武装冲突和在战乱中被毁灭的财产造成的直接资源损失，到由更严重的治安混乱带来的投资和贸易的减少而引发的间接损失，以及在战后还长期延续的其他资源配置效应。
在下面第一节，我们将简要地回顾国内冲突的实例。
我们假设，一种潜在的可贸易资源，如石油，会被不同的国内集团争夺。参与争夺的各方共同面临的本国向国际市场开放的程度不仅关系到竞争成败（即该资源的价值），而且还会影响争夺和冲突的机会成本。为了着重阐述开放度起决定作用的方式，我们来考察发生在小国的冲突，其可能面临两种极端的经济体制：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和自由贸易经济。一种可能性是，自由贸易经济引致了更少的武装斗争和国内冲突，此时，自由贸易必定产生更高的福利水平。另一种可能性是，自由贸易引致了更多的武装斗争和冲突，此时，贸易收益必须用于抵补武装斗争和冲突带来的成本上升⑤。我们的一些主要结论总结如下：
第一，在自由贸易体制下，竞争性资源的净进口国的贸易收益必定高于在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下能够获得的贸易收益。除了能够得到正常的贸易收益，这些国家的国内冲突成本还会下降。更准确地说，因为竞争性资源的国内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其在自由贸易经济中的价格比在封闭经济中的价格更低。这样一来，消除同其他国家的贸易壁垒将会减少国内冲突，由此带来的本国福利增加比在产权以零成本充分地得以实施的条件下更多。
第二，在自由贸易体制下，比起在封闭经济中，竞争性资源的出口国可能会产生贸易损失。竞争性资源的国际市场价格与其封闭市场价格的差异越小，那么这一结果出现的可能性越大。在封闭市场价格下，不存在贸易收益，这两种经济体制下的国内冲突水平相同。但是，当竞争性资源的国际市场价格上升并高于其封闭经济价格水平时，本国经济转向自由贸易体制将使国内冲突加剧，从而冲突成本将超过贸易所得。只有当竞争性资源的国际市场价格超过某一水平时，贸易收益才足以弥补（仍在上升的）冲突成本，从而贸易经济体制才优于封闭经济体制⑥。
第三，竞争性资源的国际市场价格上升可能会减少出口国的福利。尤其是当国际市场价格接近于其封闭市场价格时，这种效应更有可能被视为“自然资源诅咒”的一个例子，也就是说，拥有充裕的自然资源的国家反而存在经济增长减慢的趋势（例如，见Sachs和Warner，1995；Ross，2003）⑦。国家福利的减少反映出资源在国际市场的价值上升并超过一定的价格范围后，各个集团争夺资源的激烈程度增加，导致了更高的冲突成本，这一成本将超过价格上升带来的更大的贸易收益⑧。
第四，当国际市场价格处于某一范围内时，国内冲突将影响本国的外在竞争优势。更准确地说，如果所有产权均受到完全保护或者以零成本实施，集团之间不存在冲突，那么，在这一价格范围内，该国可能成为竞争性资源（石油）的净进口国。但在这种情况下，该国真正的竞争优势是在其他商品（黄油）上，因为它可以通过出口该商品获利。相比之下，在同一价格范围内如果发生国内冲突，该国将变成石油净出口国。因此，显而易见的是国内冲突扭转了本国的竞争优势。但是，需要明确的是，本国不进行任何贸易则有可能提高其国家福利⑨。更一般地说，无论石油的国际市场价格是否在那个范围内下跌，集团之间在争夺自然资源控制权时所爆发的冲突将会扭曲他们的生产决策。特别是，本应用于生产其他商品（黄油）的劳动力资源将配置给冲突，从而导致其他商品相对于竞争性资源（石油）的国内总供给减少。总之，国内冲突意味着本国对竞争性资源（石油）的净出口相对于产权受到保护的标准情形存在一种正向偏好。接下来，我们的分析表明，如果国内冲突发生了，一个国家的贸易模式并不会一成不变。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它经历过内战及其他形式的国内冲突，就用其贸易模式来作为他们实际竞争优势的指标，这种方法无论是用于实证研究还是出于政策性考虑，都没有得到验证。
最后，当本国拥有更加充裕的“石油”资源或者当社会治安混乱程度上升时，使封闭贸易体制优于自由贸易体制的国际市场价格所处的区间将变宽，同时，使“自然资源诅咒”发生的价格的变动范围也会变宽，也就是说，禀赋和“制度”（后者用受保护程度来表示）同时决定了全球化下的福利水平。
2.关于国内冲突的成本
我们首先给出与可贸易资源相关的各类国内冲突成本所引出的一些证据，以建立我们这个模型的实证关联性。在此模型中，产权的实施成本很高。
在1945年到1999年间，有73个国家直接遭受了内战的打击——其中许多国家经历过不止一次内战——造成（保守估计）超过1600万人口死亡（见Fearon和Laitin，2003，第75页）⑩。据世界银行研究人员（Collier等，2003）的报告称，这些冲突的直接成本不仅包括人口死亡，而且还包括从生产性用途转移到战争的劳动力及其他资源，农业产量、经济结构、重要基础设施遭受的破坏，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间接损失；并且这些直接成本同对可贸易的基本生产因素的争夺紧密相关。Klare(2001)对世界各国不同的竞争性自然资源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当然，最近的战争案例是伊拉克战争，它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认为是一场关于未来石油收入分配格局的内战。
另外，内战产生了间接成本，这些成本源自静态的和动态的资源错配。Hess(2003)针对1960-1992年间的147个国家进行了受冲突影响的福利成本对消费的估计分析。根据Lucas(1987)提出的关于评价经济周期的福利成本的方法，他发现这项成本平均占稳定状态消费水平的8%。毫不令人吃惊的是，估计得出的成本在每个国家都显著不同。例如，在美国是3.2%，而在安哥拉和伊拉克分别为40.5%和65%(11)。
要明确的是，内战不是国内冲突的唯一形式，也不是导致社会治安混乱的成本的唯一来源。军事政变、工人罢工和雇主停工、时而变得很暴力的抗议活动、道路封锁、种族、宗教或阶级敌对势力，更不用说一般性犯罪等，这些在许多国家都很常见，而它们都导致了高成本。虽然我们难以对这些成本进行估计分析，但是它们肯定不能被忽略。例如，Evia，Laserna和Skaperdas(2008)通过估计得出1970-2005年发生在玻利维亚的抗议、罢工及其相关活动的成本占GDP的4%到9%之间。另外，还存在与产权的公共实施及私有化实施相关的成本。例如，考虑一下土地问题。虽然我们希望作为生产关键要素的产权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但是对于许多中低收入国家，土地产权即使存在，也并没有在公开场合得到实施。在俄罗斯，存在关于城市土地的法律，却没有关于农村土地的法律。在印度，问题不是没有土地法，而是有太多（根据不同的法律传统而制定的）相互抵触的土地法，对此，印度政府束手无策。确实，Lewis（2004，第199页）已经指出：“在印度，土地到底由谁所有，对此我们并不清楚。90%以上的土地主权不清晰。”在中国，地方性国有企业和具有传统权利的农民之间的土地纠纷事件不断增多，并对这个国家的社会稳定和未来经济增长构成了威胁（例如，见Jacques，2005）。在这些国家以及其他很多土地法不能有效实施的国家，不同的个体和集团经常陷于土地私有权的争夺之中，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成本。尽管如此，即使是那些在斗争中获胜的个体或集团也不可能像那些明确地拥有土地主权的个体或集团那样采取更加有效的长期行动（如，投资）。
上述简短讨论可以表明，各种形式的社会治安混乱和冲突，从内战到资源分配冲突再到土地私有，都伴随着巨大的成本。人们有理由认为这些成本会比无谓损失还要大，后者可由在低效率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Harberger三角推导得出。冲突成本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对于低收入国家来说；然而经济学家对此关注较少，这似乎多少令人感到惊讶。我们的分析表明，各种贸易体制的成本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可能会加剧或缓解国内冲突的严重性，因而若要恰当地评价自由贸易的相对优势，我们必须把这些成本作为要素来考虑。我们的研究结果还表明：国内冲突及其成本在决定一国的比较优势和“自然资源诅咒”的发生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12)。
3.基本框架：争夺资源
我们将以一个高度简化的新古典贸易模型来展开分析，并对这个模型进行修改，允许不充分的产权实施存在。尽管模型高度简化，但是我们的结论仍有较强的解释力；而且，在补充附录里，我们演示了本文的主要结果中有几个能够从扩展的Heckscher-Ohlin贸易模型中推出。
我们假设各集团所拥有的它们自己生产的商品，用于交换的商品，以及我们标识为“安全”的要素禀赋的所有权都是受保护的。我们的分析与很多有关贸易的经济学文献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假设国内存在一些额外的财产，
，而集团之间将争夺这些财产(13)。所有的集团都愿意控制竞争性土地，主要是为了获取石油。但是，由于治理机制和制度实施的不完善性，土地索取权只能通过公开冲突或者我们模型中等价的情形——在冲突威胁之下——来解决。
正是这种土地的可竞争性驱使各集团将资源分配到武装力量上。特别是，集团的武器生产增加了其维护和所蕴藏的石油安全的可能性。但是武装活动要付出高成本。要多生产一单位武器，集团必须首先生产一些黄油。下面我们将研究集团怎样平衡这些利润效应，尤其是贸易开放度怎么样影响对武器生产和黄油生产的权衡。显而易见，这种效应主要取决于该国不受保护的土地与该国
(2)给定武器选择(G)和等式(2)中的集团间冲突的设定，一个集团将成为竞争的胜者并控制那片有争议的土地；如果集团i是胜者，它的土地禀赋和石油产量是T+；否则，它的土地禀赋和石油产量为T。
(3)那么，给定所有集团的黄油和石油产量，竞争性贸易就会发生。
下面我们将考察武装动机和两个极端的贸易体制——封闭经济体制和自由贸易体制下每个集团获得的最终福利。在封闭经济体制下，不存在同外部世界的贸易，价格由国内一体化的市场决定。在自由贸易体制下，假设国家很小，价格由国际市场决定。
为了推出这两种贸易体制下的期望支付(payoff)，我们需要首先明确方程(1)中隐含的间接效用方程。接下来，让
表示集团i的可能的土地禀赋，如前所述，
如果武器生产相对于该国的劳动力—土地禀赋比率来说更属于劳动力密集型的，这一性质在更一般的意义上也成立。（见补充附录，可根据需要提供）
4.作为标准情况的非冲突情形
图1 没有冲突的自由贸易
5.在不同贸易体制下的冲突
我们现在考虑各集团的土地禀赋没有受到充分保护的情况，即τ＞0，结果产生了国内冲突。首先，我们考察在封闭贸易体制下资源的均衡配置，然后再转向考察自由贸易体制下的均衡配置。
5.1 封闭贸易体制
以下命题总结了我们到目前为止的主要发现(24)：
命题1（封闭经济体制）假设贸易壁垒阻断了国家间的交易活动，但是在一个给定的国家内部，贸易可以自由进行。
5.2 自由贸易体制
在自由贸易体制下，每个集团都能够以相对价格p无限制地买卖黄油和石油，p由国际市场决定。我们假设这个价格不会受任何一个集团或者整个国家的影响，换句话说，该国被视为“小国”(25)。根据假设，每个集团都可以进入国际市场，因此我们似乎有理由进一步假设它们能够通过出售这种权利来获得比在国内所能得到的更多的武器（即大于L），以此来获得比只通过开采该集团的受保护的土地能得到的更多的石油，甚至获得比该集团期望从国内冲突中能够争夺到的更多石油
。Collier等人（2003，第77页）指出，“近年来一个尤其明显的发展趋势是叛乱集团通过出售矿藏的优先开采权来获得融资；虽然目前这些矿藏还不处于它们的控制之下，但是它们打算以出售开采权筹到的资金来购买武器，进而夺得这些矿藏的控制权。”刚果民主共和国前总统Lawrence Kabila就是用这种方式来为他领导的叛军筹资，以抵抗Mobutu Sese Seko。类似地，Ross（2003，第33页）引用了关于刚果前总统Brazzaville Denis Sassou-Nguesso的案例，他通过抵押石油远期合同为其私人军队融资，从而夺取了执政权。在过去十年中，在国际市场上购买武器比起更早时期已经大大容易了。的确，现在现了一些国际私人保安公司，它们提供全面的综合服务，其项目包括从战术指导到配备了攻击型直升机和喷气式飞机的全套武器装备。这种军事“进口”贸易已经成为了塞拉利昂和安哥拉等国家的决定性生产要素（见Davis，2000，和Singer，2003）。为了和这种活动保持一致，我们假设在自由贸易体制下，集团可以用它们的期望能控制的土地量
来融资，从而以国内机会成本为代价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武器(26)。
命题2的第(2)是期望条件，因为社会治安混乱和集团之间更激烈的竞争会引致武装活动，从而降低总福利水平。在下一节中，我们将对比这两种贸易体制，使对第(1)部分的诠释及其重要意义得以更加明确。
6.比较存在冲突时的两种贸易体制
前文已经归纳了在两种不同的贸易体制下资源配置的不同特点，现在我们准备比较它们在武装活动和福利方面的不同之处。通过对比，我们发现了两种主要的力量：(1)已为大家所熟知的贸易收益，它使得自由贸易体制比封闭贸易体制更受偏爱，我们已经在上文中无冲突时的基本情形中论述过这一点；(2)贸易开放度对各集团争夺竞争性资源的动机激励产生的引致效应，这不一定使得自由贸易体制比封闭贸易体制更受偏爱。
此处的逻辑关系是很直接的：较高的石油价格引致了更多的武器生产，因为土地和石油在国际市场上的价值更大，因此对土地控制权的争夺更加激烈。当θ＞1时，集团和国家都将出口石油。相比之下，当θ＜1时，石油的国际市场价值小于国内市场价值，从而国家进口石油，生产的武器数量比封闭经济体制下更少。
图2 有冲突的自由贸易
对这两种贸易体制的福利进行了比较分析之后，我们把由此引申出来的主要结论总结为下述命题：
命题3（自由贸易体制的相对吸引力）
(1)当石油的国际市场价格p低于
或者高于p′时，自由贸易体制下的福利水平高于封闭贸易体制下的福利水平。
(2)当石油的国际市场价格在和p′之间时，封闭贸易体制下的福利水平高于自由贸易体制下的福利水平。
(3)价格p′随着社会治安混乱程度τ的上升而上升。p′/的比值也随着社会治安混乱程度τ的上升而上升。因此，封闭贸易体制下的市场价格变动范围随着社会治安混乱程度上升而扩大。
当石油的国际市场价格p低于封闭市场价格时，自由贸易体制下的武器产量将更低。在这种情况下，消除贸易壁垒将减弱集团争夺竞争性资源的激励动机，这有助于缓解国内冲突的紧张局势。因为从自由贸易中可以获得好处和我们所熟悉的收益，自由贸易体制下的福利水平肯定会高于封闭贸易体制下的福利水平。但是，随着石油的国际市场价格上升，国内冲突也会加剧，而一旦国际市场价格达到其封闭市场价格(p=)，其严重程度将和封闭贸易体制下的冲突相当，同时自由贸易的收益将降至零。从图2中能看出，在这一点上，封闭贸易体制下的福利水平恰好等于自由贸易体制下的福利水平。
当国际市场价格继续上升并超过封闭市场价格水平时，国内冲突将进一步加剧。但是，当贸易收益增加并大于零时，这些收益还不足以弥补武器生产导致的更高的成本负担；这样一来，当石油的国际市场价格上升至封闭市场价格之上时，自由贸易体制的福利水平将低于封闭市场体制下的福利水平。但是，命题3已经指出，石油的国际市场价格进一步上升最终会令自由贸易体制更加盛行。也就是说，当石油的国际市场价格足够高(p＞p′）时，拥有价值较高的土地和在国际市场上出售石油而得到的收益将变得非常大，从而超过武器生产带来的福利成本。
命题的第(3)部分说明，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动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封闭贸易体制优于自由贸易体制(p∈(p*，p′）)——随着社会治安混乱程度τ的增加而扩大，这个性质直觉上似是而非，但是却并不容小视，其证明可见附录。图3描述了这个性质，并且也展示了社会治安混乱程度的上升怎样使得自由贸易体制下的福利曲线向下移动。
图3 当社会治安混乱程度上升时
要素禀赋也至关重要。为了明白这一点，请回忆和
都随着劳动—土地禀赋比率
增加而增加。从等式(18)我们能够进一步证明
也随着l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劳动—土地禀赋比率的增加反映在图2中就是福利曲线向右移动(28)。那么，l增大意味着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动范围扩大，使得该国进口石油而出口黄油（即p＜），从而自由贸易体制更优于封闭贸易体制。
7.深层含义
我们以上的分析清楚地表明：不受保护的财产的存在将为国内冲突开辟道路，而且对于自由贸易体制的相对吸引力有着重要影响。在本节中，我们将阐述我们这个框架的另外两个含义，在分析不受保护的财产对于贸易和福利的影响方面，它们是相似的；然而，它们也削弱了对数据进行仔细测算和解释其含义的重要性。第一个含义紧接着我们前面关于命题3的讨论，并且在图2中进行了描述，它是关于竞争性资源的国际市场价格增加所带来的福利效应。
命题4（资源诅咒）当国际市场价格介于和之间时，自由贸易体制下的总福利水平关于国际市场价格p递减。
这个结论在本质上类似于别人所说的“资源诅咒”（包括但不仅限于Sachs和Warner(1995)，Ross(2003)），但是其逻辑基础却不相同。特别地，上文已经指出，对于p∈[，)，竞争性资源的国际市场价格上升会导致国内冲突更加剧烈。虽然p在这个范围内上升会使得贸易收益增加，但是这些增加会被武器成本负担更大的增加所覆盖。命题2第(1)部分进一步表明，当价格区间为(，
)时，福利水平关于国际市场价格递减，而这一区间的价格与社会治安混乱程度τ正相关。
重要的是请注意到，与资源诅咒相关的是，自由贸易体制下的国民收入由等式
但是，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通常使用的总收入衡量指标（如GDP）可以强化分析结果，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认为它们会使结果变坏。特别地，与那些广为使用的基于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的衡量指标不同，我们在构建理论指标时已将用于武装活动的开支减去，这样一来，一般的国民收入衡量指标倾向于高估福利水平，其高估的程度甚至超过我们的理论衡量指标。但是，我们这里的意思不是要为我们的理论衡量指标做“宣传”，而是要强调以一般的收入账户为基础而构建的收入测量值可能不能够充分地反映自然资源诅咒的程度。相应地，诅咒本身可能不仅在程度上会更加严重，而且在范围上会波及甚广，影响到的国家比我们目前认为的更多(29)。
根据定义，当该国进口石油时，这两个衡量指标都是正的；而当它出口石油时，这两个值都是负的。更重要的是，等式(19a)说明在没有冲突时，只要p＜，该国都将进口石油。但是(19b)则说明，如果此时还有p＞，那么在有冲突的自由贸易体制下，该国将出口石油。贸易模式之所以呈现出这种突出的分歧，是因为不受保护的财产（τ＞0）能够影响资源（在这个模型中特指劳动力）配置，使其从黄油生产转向武器生产。命题1的第(1)部分意味着当价格处于区间(，)从而使得石油的贸易模式出现了这样一种分歧，那么价格变动范围将随着社会治安混乱程度τ而扩大(30)。
但是，一国的社会治安混乱对贸易模式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石油价格降至那样一个特定区间的情形。等式(19b)表明一国的石油超额需求关于是递增的，而命题1第(1)部分则表明一国的石油超额需求关于社会治安混乱程度是递减的。因此，总的来说，社会治安混乱程度τ会减少该国的石油超额需求，因而对所有价格p下的该国竞争性资源的出口呈现出一个正偏好。
我们把这些结论概括在如下的命题中：
命题5（贸易模式效应）石油超额需求关于社会治安混乱程度τ以及该国的超额石油出口（在没有冲突的假设情形下）都是递减的。当石油的国际市场价格在和之间时，该国的“比较优势”（在没有冲突的情况下）将会出现明显的逆转，从而该国将出口石油而不再进口石油。
当一些石油出口国发生了针对同一资源的国内冲突时，我们预期这些国家的石油出口量高于那些没有发生冲突的国家。例如，有些资源消耗在了尼日利亚的内战及延续数年的各类国内冲突中，但如果将这些资源用于生产，那么当地的经济将吸收掉更多的石油生产，而将更少的石油用于出口。
8.结束语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73个国家中至少已发生了127次内战（根据定义，每次内战至少造成1000人死亡），与此相关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成本也非常巨大。这些战争从冷战结束后就没有缓和过；它们已经蔓延到了东欧和中亚（Collier等，2003，第4章），并且许多近年来爆发的战争比以前的战争持续的时间更久（Fear和Laitin，2003）。进一步地，社会底层叛乱、国内骚乱及其他一般形式的国内冲突正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发生，并导致了附加成本(Rodrik，1999)。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没有将冲突降至最少的治理政策，全球化效应将大大偏离那些传统贸易模型预测的结果，而这些传统模型假设所有的要素禀赋都是完全受到保护的。虽然对于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的进口国来说，经济开放政策给它们带来了贸易的常规收益并减少了冲突的发生，但是对于出口同样资源的国家来说，自由贸易政策却会导致冲突成本增加，连贸易收益也不足以弥补这一成本的增加。当出口资源的价格上升时，福利水平将会下降，发生冲突的国家可能会将无冲突时本该进口的产品用于出口。
我们在战后观察到的国内冲突的增加也与经济实力较弱的新型后殖民主义洲和后共产主义洲的出现有关，这些洲不可能完善其法制体系、法律实施以及立法机构来平息各类冲突；甚至连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实力较强的洲在这些方面也比较脆弱（例如，见Van Creveld，1999）。所以，我们也许有理由质疑在国际经济治理方式没有发生太大变化的前提下，低收入国家在加强社会治安管理方面是否能够取得巨大进步。
附录：命题3第(3)部分的证明
注释：
①合作撰稿人电话：+1 215 895 2792；传真：+1 215 895 6975；电子信箱：c.syropoulos@drexel.edu(C.Syropoulos)。
②例如，可参见Bhagwati(2004)从多个角度对全球化利益的讨论。Stiglitz(2002)提出了不同观点，他强调了金融和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作用。
③在现代经济中产权的制定和实施似乎要求(i)存在一个能够从法律上对这些权力进行限定的政府；(ii)有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和廉洁的权力机构来实施这些权力；(iii)政府有足够的财政能力来维持这一基础设施。Olson（2000，第183页）指出了一个现代市场，其对产权的制定和实施有所要求，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历史上大多数自发的市场却能够依靠自我实施来运行，就像由社会来设计一样。但是，即便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产权制定也不能保证实施成本为零。给定政府打算投入的资源量，每一个市场参与者可能需要花费时间或者金钱在诉讼及相关活动上，以维护他们的权力。
④Skaperdas和Syropoulos(1996，2001，2002)采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当各国之间存在冲突时，其很可能也同世界其他国家进行着贸易，这时它们扩大开放度将有何福利效应。参见Barbieri and Schneider(1999)对近期关于贸易和冲突方面的研究文献的回顾，这些研究大多是由一些政治学家进行的。主要研究结果可分为两种对立的观点：(i)解放派的观点是，国家之间的贸易会推进和平；(ii)现实派则认为，贸易可能会产生负效应或者最多是零效应。
⑤一篇参考文献指出，如果我们考虑中间贸易体制，即贸易流受到配额或关税限制的贸易体制，就会产生其他的结果。Krueger(1974)，Bhagwati和Srinivasan(1980，1982)等人的研究表明，这种政策干预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他们经常导致配额寻租或者关税收入的谋利现象，并将消耗生产性资源。我们的分析也可加入这一资源的低效率，但是这将使研究更为复杂。通过我们所考虑的政策工具以及寻租和（或）关税牟利活动中的技术本质，我们希望把受控制的贸易体制和更高或更低的福利联系起来，与对封闭贸易或自由贸易体制进行比较相类似。我们预期这一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因为次优理论指出贸易限制可能强化或弱化与沉没损失相关的实施成本，而后者一般存在于竞争性市场中。
⑥Hotte，Long和Tian(2000)基于一个内生产权模型得出了类似的结果，这一产权是关于可再生资源的，而资源可能会被侵吞（“窃取”）。具体说来，他们发现从封闭贸易体制到自由贸易体制的不连续的转变可能“将一个可自由出入的贸易体制变成一个独家垄断的私有产权体制”。但是，这种转变可能会降低福利水平，因为它将导致更大的私有产权实施，从而使得扣除成本后的GDP净值减少。Margolis and Shogren(2002)也得出了类似结果，他们指出，在存在大量限制条件的南北贸易模型中，自由贸易确定的一系列全球价格体系会使南方受害。这些研究和我们的研究都有同样的目标，即研究实施成本的深层意义。但是，我们的模型与他们的有所区别，因为在一个由贸易体制决定的战略环境中，社会治安混乱程度起着核心作用，身处其中的各个集团将积极争夺不受保护的财产。
⑦参见Robinson，Torvik和Verdier(2006)对这一文献的评述。
⑧类似地，Dal Bó and Dal Bó(2004)发现自然资源的国际市场价格上升会引致冲突程度加剧；但是，在他们的分析中，冲突的源头和性质与我们的有所不同。我们所研究的机制更接近于Hodler's(2006)对冲突双方的性质所做的描述，虽然他更偏重于（对资源的）瓜分程度，而我们则强调社会治安混乱程度——这取决于制度。的确，Mehlum，Moene，and Torvik(2006)指出诅咒效应仅与体制较弱的国家有关，这一证据表明，体制对于理解我们所观察到的资源繁荣的不同效应来说至关重要。Robinson，Torvik和Verdier(2006)研究了另一种机制，它建立在选举政治和资源提取的基础上，同时他们也通过分析各种制度（社会治安良好状况）的区别来解释所观察到的横截面变化。
⑨虽然这些研究结果只是对Chichilnisky(1994)的结果进行回顾，但是他所认为的无效资源是对具有自由开采权的资源进行的过度开采，而本文分析的无效资源是对不受保护的资源进行争夺而导致的直接资源浪费。
⑩这些结论是基于“战争相关因素(the Correlates of War)”这一项目的，其中把内战定义为每年死亡人数不少于1000人的战争，Singer和Small(1994)的研究包括了卡吉尔和厄立特里亚战争，Fearon和Laitin进一步提出，同一时期还爆发了少量的洲际战争，相应的伤亡人数也较少。这体现出了自20世纪前45年来的一种逆转趋势。
(11)尽管美国的估计比重看来似乎较小，这一比例却远远高于对美国商业周期的福利成本的卢卡斯型估计值（Hess，2003，第17页）。
(12)在这一点上，强调许多内战和低水平冲突都在拥有较大储量的自然资源——如石油、钻石、铜及其他矿石——的国家发生是很有用的，在这些国家往往都出现了（资源）诅咒现象。
(13)因为汇率反映了贸易商品的要素内容，对于我们的核心结果来说，用来生产这些商品的产品或要素是否受到冲突的影响是无关紧要的。
(14)如上所述，我们视为外生变量的社会治安混乱程度取决于国家的管理制度及其实施力度。但是，下文将显而易见的是，反映在武器生产上的冲突紧张程度也是外生决定的，并且由其他众多因素中的社会治安混乱程度和贸易体制来决定。
(15)这一函数形式最早由Tullock(1980)引入，现已广泛地用于寻租理论以及关于竞争、冲突以及在竞争成功函数的一般形式中的堕落的文献中，后由Skaperdas(1996)提出其公理化形式：
(16)和典型的测量方式相同，GDP包括武装支出费用。因为这类支出是非生产性的且武器不可直接消费，所以将其包括在GDP中会使加总数在量度福利时存在误差。
(24)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如果给定封闭贸易体制下的价格仅由（产出）总量和偏好的线形齐次形式决定这一结果，那么当上文是以具有同分布的禀赋为假设前提时，这些结论可以扩展到对称情形中。
(25)假设各集团和整个国家大到足以影响国际市场的价格，且他们明了其战略决策的影响效应时，这些可能会使我们的推导更加复杂，并显著地改变我们的结果。但在一个类似的模型中，Skaperdas和Syropoulos(2002)关注的是国家间的冲突而非国家内部的冲突，故单个参与者对国际市场价格可产生强烈的影响效应。
(26)更准确地说，我们将世界市场上的武器价格定为单位1。补充附录里假设各集团可以在国际市场上只交易黄油和石油（在任何价格水平上均不交易武器），并详细地证明了这一假设会影响下面的结果。目前，我们正在另一篇论文中对有限制的自由贸易情形做进一步研究。这种情形本身是比较有意思的，同时也具有重大政策含义，可以充实我们的结论。
(29)这种指派的参与者是那些例如说，在UNDP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中相对它们GDP的排名更靠后的国家。这些国家属于以下两种类别中的其中一类，即那些石油出口巨大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或者安哥拉）和那些国内存在严重分裂的国家（如阿尔及利亚和南非）。参见以下网址的HDI表格：http://hdr.undp.org/reports/global/2003/indicator/index.html。
(30)请注意，假设各集团能够在世界市场上交易武器、石油和黄油，那么社会治安混乱对于促使该国出口石油的效应不一定意味着社会治安混乱同时也促使该国进口黄油。一个石油出口国可以(i)出口黄油，同时进口武器，或者(ii)进口黄油，同时进口或者出口武器。
(31)在一个更为一般的生产结构下，假设劳动力（土地）密集地受雇于黄油（石油）生产部门中，在冲突情形下过度出口石油的倾向相对于天堂情形来说仍然不变，如果每个集团的劳动力—土地要素禀赋比率比武器生产的劳动力—土地要素密集比率更高。否则，结果将完全相反。在任何一种情形下，该国的石油贸易模式均取决于冲突是否存在。详细内容可参见补充附录，需要者可前来索要。
标签：自由贸易论文; 石油论文; 全球化论文; 土地产权论文; 石油投资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价格保护论文; 经济学论文; 进口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