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三重维度
——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考察
潘虹旭，张艳涛（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将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相融合，从历史、主体、空间三个维度开展了对社会结构历史演变的考察。从历史维度看，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历史生成；从主体维度看，马克思指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劳动与资本的根本对立，以及经济关系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关系；从空间维度看，马克思综合考察了时间与空间的三对关系，揭示了资本利用空间巩固自身统治的内在机制。从历史、主体、空间三个维度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有利于丰富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
关键词： 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资本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社会结构理论是理解把握马克思思想的一个重要分析框架，也是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生长点。“概括起来，唯物史观的核心思想，从静态来看，主要是社会结构理论；从动态来看，主要是历史发展规律理论。可以说，社会结构理论和历史规律理论是马克思解释分析社会历史发展的两种基本框架，通过这两种基本框架，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进行科学的理论把握。”[1]结构是指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的构成方式与比例关系。社会结构是指社会的构成方式，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观念上层建筑。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中，马克思主要分析了一种特殊性质的社会结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他认为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历史条件产生不同的社会结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构成方式，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强制性。《大纲》的突出贡献就是将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度融合，把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看作历史性生成的结果，由此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历史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完整理解《大纲》中蕴涵的社会结构理论，既要着眼于历史维度与主体维度，透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历史演变与多重矛盾，也要从空间维度阐明资本借助空间控制社会的总体过程。
一、历史维度——阐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结构
以历史为维度考察社会结构，指的是从社会结构要素及其作用关系的历史发展中抽出核心线索，纵向解释社会结构的历史生成，揭示社会结构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在《大纲》中，马克思着眼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结构对社会结构做出历史性分析。生产力结构是“生产力诸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构成的系统或体系”[2]，也就是人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方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3]。相应地，生产关系结构是劳动客观条件与劳动者的所有权关系、劳动者与他人的关系，概括起来就是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随着生产力的革命性变革，生产关系也在历史发展中不断扬弃自身，从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到资本主义，继而科学展望共产主义，马克思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结构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历史过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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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主要表现为“人的依赖关系”[4]，其生产力结构的特征是低水平的（P107）自给自足，相对应的生产关系结构是简单的人对人的依赖和人对自然的敬畏。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5]，为人的生存提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就是人与劳动客观条件的关系，因此生产力结构体现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的社会中，生产力结构表现为人从属于劳动客观条件，人与劳动过程低水平地紧密结合，人不仅无法摆脱自然环境的限制，同时还依附在占有土地财富的人身上。生产力的进步和分工的发展极大提高了人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但也造成了人与劳动客观条件的分离，生产资料从与人的紧密结合中游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物，二者从肯定关系变为否定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中，劳动客观条件成为资本要素与人的相对立，劳动者逐渐从对人的依赖中解放出来，自由工人的出现，为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以空间为维度考察社会结构，主要是以时间和空间的相互作用作为切入点，揭示资本不断突破空间限制扩大统治范围的逻辑，并从中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在社会结构的空间维度中，马克思把时间和空间联系起来，揭示了资本增殖空间的存在，这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重要发现。实际上，社会结构就存在于空间之中。基于此，《大纲》中的空间维度包括：时间空间对立、空间占有时间、时间消灭空间。
“从结构的视角看，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绝不仅是物质财富的生产，同时也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即社会结构的再生产。”[7]大工业极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没有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私有制的出现使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都以“交换价值”为目的，这种生产关系结构具有内在否定性。面对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在《大纲》中创造性地指出这种生产关系的界限就是资本自身，资本在创造大量社会财富的同时，也生产出消灭它自身的现实条件。这个界限主要体现为：“（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货币是生产的界限；（4）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4]资本追求（P397）剩余价值的内在本性，必然要求在生产过程中尽可能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占有他人劳动产品，并与活劳动相交换，但受到活劳动能力的限制、劳动客观条件的量的限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剩余价值和交换价值的量的限制，资本无限增殖的目的缩小了市场吸收它所生产的产品的能力，这种内在矛盾在资本主义限度内无法解决，必然导致其向共产主义过渡。
生产力是历史进步的必要条件，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却证明了生产力的提高无法从根本上消灭生产关系的限制，反而是不停地创造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其中发生作用的形式。资本力图克服其内在限制以充分利用自然，但私有制的存在则意味着这些限制无法克服自身，“因为旧社会存在的每一种限制，在本质上与生产资料私有制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资本在克服旧有限制的同时，新的限制又不断地产生”[8]。具体来说，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力极大提高了劳动者能力的外化程度；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把这些生产资料变成他人财富，而没有将其转化为提高生产力的条件，结果是生产关系并没有与生产力同步发展。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成为社会发展的限制，这就是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
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将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4]。在（P107-108）马克思阐明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结构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强制的、片面的结合，而是劳动条件向劳动者积极的复归，与此相适应，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也不再以“交换价值”为目的，而是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劳动能力从属于社会财富为目的。在此条件下，劳动者与其客观条件的分离必然过渡到劳动者对其全部客观条件的占有。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与人的自由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外在目的失掉了单纯外在自然必然性的外观，被看作个人自己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作自我实现，主体的对象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4]，也就是说，在共产主义社（P615）会的生产力结构中，劳动不再是为获取生产资料而被迫进行的生存性活动，而是劳动者向人的本质回归的发展性活动，只有劳动摆脱其外在目的性，成为丰富和提高工人各方面能力的一种手段，人才能真正获得自由，历史才能真正成为人的历史。
总之，从主体的维度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就在于在生产过程中探究劳动者与资本的矛盾关系。劳动与资本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主要矛盾，“马克思之所以将资本称为‘普照的光’，主要是因为社会历史的诸要素按照资本的发展和需要进行排列组合，并形成一种以资本为主导的支配性结构或秩序，在此意义上资本主义的出现绝不是历史的平滑连续，还是对社会的一次强制性重构、质性转换”[9]。可见，劳动与资本的对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拜物教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社会与主体的相互印证，都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呈现出“强资本弱劳动”的特征。
㉛Elizabeth McGrath,“Personifying Ideals”,Art History,vol.6,no.3,1983,pp.363-68.
马克思首先通过商品交换中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分离揭示出时间与空间的对立。马克思认为，商品的内在矛盾是一切社会矛盾的萌芽，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商品内部的矛盾逐渐演化为商品与货币之间的矛盾和货币与资本之间的矛盾，货币与资本之间的矛盾又可以进一步归结为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之间的矛盾。抽象劳动凝结着劳动时间，具体劳动创造的产品的特殊的形式规定性在交换中退居次位，抽象劳动生产的交换价值才是社会关系的目的。按照这样的理解，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分别代表在时间中存在的劳动和在空间中存在的劳动：劳动存在于时间当中，代表着工人将自身的劳动能力赋予劳动时间，生产出无差别的对象化劳动；劳动存在于空间当中，代表着主体通过特殊的劳动形式确认自身的个性，生产出特殊形式的对象化劳动，无差别的对象化劳动与特殊形式的对象化劳动的分离，本质上就是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进而言之，“空间”代表具体的生产过程，“时间”代表价值增殖过程，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力与资本的交换本质上是劳动力的空间存在与资本的交换，但在价值增殖过程中，劳动产品与劳动力的交换本质上是劳动力的时间存在与劳动力的交换。就此而论，两种对象化劳动的分离昭示着时间与空间的对立。
二、主体维度——揭示多重矛盾共同作用的辩证结构
从主体维度研究社会结构，指的是考察同一社会形态中主体及其表现形式与客观条件的矛盾，并探究这些矛盾对社会结构的影响。马克思在《大纲》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复杂矛盾，其中劳动与资本的矛盾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出发点。由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根本对立，马克思还剖析了经济关系与意识形式、社会与主体的矛盾。
响应快捷化：①对当班发生的变化情况必须详细记录发生时间、地点、影响范围，按变化性质与要求及时汇报，立即启动响应程序；②对上一班延续的变化项目，要详细跟踪落实变化进展情况，确保闭合管理；③发生瓦斯等有害气体报警或超限时，必须在3分钟之内汇报上级部门并及时落实事故原因；④对所有变化环节响应，全部规范时间标准，要求所有响应步骤全部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其次，意识形式与经济关系相互制约。第一，经济关系决定意识形式的产生与解体。随着人与自然的进一步结合和交往的扩大，“那些与共同体相适应的共同体各不同组成部分的政治关系，以理想的方式来对共同体进行直观的宗教（这二者又都是建立在对自然界的一定关系上的，而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个人的性格、观点等等，也都解体了”[4]。观念的改（P539）变只不过是社会存在的变革在思想领域的反映，一切政治关系和社会意识的解体事实上都是经济关系与意识形态结构变革的结果。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人是自给自足的共同体成员，人是生产的目的，从属于共同体（国家）；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人脱离于传统共同体，占有抽象“物”是生产的目的，受制于资本共同体，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称之为“拜物教”。第二，意识形式同时也是经济关系变革的制约因素。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资本理解为永恒存在的制度，提出分配决定生产的理论，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合理依据。与之相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了把资本统治合理化的“拜物教”意识形式，他认为，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不仅造成社会对抽象“物”的追求，也能激发出工人阶级的反抗意识，进而成为消灭资本的动力。工人“认识到产品是劳动能力自己的产品，并断定劳动同自己的实现条件的分离是不公平的、强制的，这是了不起的觉悟，这种觉悟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产物，而且也正是为这种生产方式送葬的丧钟”[4]。进而言之，只有意识到（P455）资本剥削的本质和自身的生存状态，人才具备主体意识，才能成为消灭私有制的主体力量。
再次，社会是主体间的关系系统，社会与人辩证统一于历史当中。一方面，社会存在于主体之中，社会关系只有表现为人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才可以被确证。资本主义出现以前，社会关系只是个人在共同体中部分发展了的、不全面的、不发达的关系；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抽象的“物”统治具体的社会关系，资本逻辑宰制使具体的、特殊的个人变为抽象的、普遍的个人，人失去其本质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单向度的人成为资本运作的一个环节，劳动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得交换价值，人与人的关系变为片面的物与物的关系，社会结构也因此呈现“物化”特征。另一方面，主体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关系的存续与发展。马克思认为，“劳动主体所组成的共同体，以及以此共同体为基础的所有制，归根到底归结为劳动主体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而和该阶段相适应的是劳动主体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和他们对自然的一定关系”[4]。也就是说，构成共同体的细（P488）胞是从事社会劳动的人，劳动者的生产方式影响共同体的性质，劳动者所达到的生产力总和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人以何种方式作用于自然、作用于他人、作用于自身都深刻影响着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结构。在一切社会关系中，马克思认为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关系，人如何作用于自然决定着人如何作用于他人和社会。
由于健康老人步行的疲劳极限距离(450～500 m)[13]与我国居住小区级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半径基本一致,因此可在此范围的核心位置配置小区级养老设施;数个小区级生活圈构成服务半径为800～1 000 m的居住区生活圈,在此区域的核心位置配置居住区级养老设施,据此,建立居住区级—小区级两级配套体系(表2),形成符合老年人生活圈活动规律的高效利用养老服务圈．
虽然生产力结构和生产关系结构都历史性地发生了变化，对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但真正推动历史进程的却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结构。马克思深刻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生产关系只有在产生它的物质条件中才能得到确认，“生产关系的即范畴的——这里指资本和劳动的——特殊规定性，只有随着特殊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在工业生产力的特殊发展阶段上，才成为真实的”[4]。同时，马克思还认为，（P255）一切生产关系的解体与更新，只有当物质生产力和人的精神动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上才有可能实现。这表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力结构中才得以存在，只要生产力结构不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生产关系结构社会才会随之发生改变。
三、空间维度——明晰时间与空间的辩证结构
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表现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4]，其生产力结构的特（P107）征是机器大生产的出现和科学技术的提高，增强了劳动者利用劳动工具作用于劳动资料的程度和水平，表现出“伟大的文明作用”，相应的生产关系结构演变为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抽象统治具体”和“人与人的疏离”。在生产力结构中，除了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利用和生产工具的革新，工人的联合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对生产力的革命性变革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工厂手工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分工占统治地位，但在大工业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劳动力的结合（具有相同的劳动方式）和科学力量的应用，在这里，劳动的结合和所谓劳动的共同精神都转移到机器等等上面去了”[4]。联合起来的劳动加强了劳（P588）动者对劳动客观条件的支配，科学与机器的结合使生产资料转化为固定资本，因而劳动的客观条件就“从自己的物质方面失去了自己的直接形式，并且在物质上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6]，从而加速了物化劳动对活劳动的占有。（P93）
总之，生产关系结构受到生产力结构的影响，不断否定自身并从内部生发出新的生产关系结构。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的界限，指出资本主义内部的否定性才是资本主义消亡的关键。
首先，劳动与资本既互为前提又互相矛盾。从肯定方面看，资本增殖必须不断占有劳动力，劳动力的再生产也必须与资本相交换。劳动能力的使用价值在于创造活劳动，活劳动是价值的活的源泉。为占有绝对意义上的价值，资本把劳动力商品与价值相交换，结果是活劳动换取活劳动，在这个过程中，资本获得价值和剩余价值，积累起来的资本表现为劳动能力的外化和对象化。同时，劳动也必须依靠资本才能不断再生产，在劳动者与劳动客观条件完全分离的条件下，劳动者必须不断将自身的劳动力与资本相交换才能获得生活资料，从而保证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从否定方面看，资本与劳动的交换本质上是活劳动与资本的对立。马克思在《大纲》中把生产过程看作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他人都与劳动者相对立。其原因在于：资本能够不通过交换而无偿占有他人劳动，实现劳动客观条件与劳动者的完全分离，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结构的必然结果。更深层面上，马克思还看到了这种对立的暂时性，劳动异化“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因此，它已经自在地、但还只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4]因此，消灭资本对劳动（P512）的统治，就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劳动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他人的对立，同时建立全面的社会联系，发展人全面的能力。
其次，商务公司在绿色化发展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和力量，取得了较大的突破。2010年，公司创造性地将柔性版印刷应用到教科书的印制中，完成了上海小学英语教科书的印制，得到了上海新闻出版局、上海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当时，除了商务公司，全国还没有印刷企业将柔性版印刷与教科书印制进行“匹配”。谈及这次大胆的尝试，蒋树新总经理坦言，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环保，因为柔性版印刷采用的水性油墨几乎不包含重金属和VOCs排放，而这本书当年也获得了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上海市中小学课程改革委员会颁发的“2010学年沪版教材印刷质量一等奖”。当然，商务公司也在考虑在更多的产品中，如个性化标签等，融入绿色环保的印刷技术。
除此之外，资本增殖的本性还要求资本不断占有剩余劳动时间以扩大资本空间。马克思在《大纲》中明确指出商品价值的来源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两种商品相交换的比例就是劳动时间的量的比例，为了在交换中获得更多价值，资本必须不断购买劳动力占有劳动时间，但工人劳动的自然条件限制了劳动时间的无限延长，只有在同一空间内同时占有多个工人的劳动时间才能获得更多的交换价值。资本一方面力争减少必要劳动时间、无限增加剩余时间，但是剩余劳动时间本身是必要劳动时间的对立面，不能脱离必要劳动时间而独立存在。因此，为了增加剩余价值的量，扩大资本增殖的空间，资本既要雇佣更多工人增加绝对剩余劳动时间，也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必要劳动时间，以此为资本增殖提供更大空间，这个空间既是人的生存空间，也是资本的增殖空间。资本不断扩大增殖空间说明了资本体系的空间扩张依赖于叠加的剩余劳动时间。
在世界市场的意义上，扩大资本的全球增殖空间，就要减少流通时间，消灭资本的价值丧失空间，马克思将其概括为“时间消灭空间”。流通是资本的货币形式与其商品形式之间的循环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流通同时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流通的速度制约着价值增殖的速度。马克思认为，价值量的大小与劳动时间成正比，与流通时间成反比，流通时间构成对剩余时间的扣除，流通时间越多，资本的价值丧失空间也就越大。不仅如此，因为价值与资本两种形式转化所需要的时间“也就是在生产和再生产之间所经历的时间，是使资本丧失价值的时间”[6]，所以生产（P56）的连续性也要求消灭流通时间。可见，流通时间构成资本价值的否定因素，限制了资本自行增殖的速度和效率。因此，资本必然要求创造一切条件缩短流通时间，加快资本在世界市场的渗透，扩大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统治，为开辟更广阔的世界市场创造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4]。缩短的流通时间和扩大的资本（P538）空间不断形成新的交往方式和生产方式，丰富了社会联系，使地域历史演变为世界历史。虽然资本试图扩大空间突破自身的界限，“但这种努力本身在看似扩大其界限的同时，实际上正在不断地加深其内在的矛盾与冲突，使得其历史性的自我扬弃，更具有了必然性与现实可能性。”[10]就此而论，资本主义发展空间并不能无限扩大，而是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生成自身的界限。
总之，时间与空间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应该说，时间孕育空间，空间蕴涵时间。资本本性必然要求以时间消灭空间，打破地域局限，加速资本增殖。马克思从空间的维度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将时间与空间结合起来，把空间同市场联系到一起，概括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时间与空间的辩证法。明晰空间维度与社会结构的内在关联，根本意义就在于廓清同一历史阶段资本总体性扩张的机制。当代，资本逻辑借助空间资本化渗透到社会各领域，建构了一个资本逻辑主导的总体性空间。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马克思对资本空间的批判。
综上所述，《大纲》中蕴涵着丰富的社会结构理论。以历史为维度，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产生的社会历史性，进而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内在否定性，及其必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以主体为维度，马克思突出了生产主体在社会生活中的根本地位，阐释了工人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地位；以空间为维度，马克思分析了资本空间与劳动时间的关系，从时空关系的三种表现形式科学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内部矛盾运动，开辟出了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新路径。一句话，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为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历史性生成和复杂的内部矛盾打开了新的理论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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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Dimensions of Marx’s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A Survey based on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Pan Hongxu，Zhang Yantao
（School of Marxism,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Abstract： In the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Marx integrate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ith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conducted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history, subject and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Marx analyzed the historical formation of the capitalist social structure. From the subjective dimension, Marx pointed out the fundamental opposition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in the capitalist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contradictory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relations and ide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dimension, Marx comprehensively investigated the three pairs of relations between time and space, and revealed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capital using space to consolidate its rule. Analyzing the capitalist social structure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history, subject and space is helpful to enrich Marx’s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Keywords： Marx; social structure theory; capital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921（2019）04-053-006
基金项目： 2016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全球视野下中国话语体系建构与中国话语权提升研究”（16BKS09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潘虹旭（1994-），女，河北承德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张艳涛（1977-），男，黑龙江庆安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能力理论、社会结构理论和力量转移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任德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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