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漫式泛城市化格局初步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格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浙江城市化并不是一种集聚推进的点状城市化，而是一种分散推进的面状城市化。形象地说，浙江城市化更像是一场浓重的大雾，弥漫于宜居空间的角角落落，形成了一种全地域的都市化过程。即便是独立农居，亦因城市化而有根本变化。笼罩于这种弥漫式泛城市化之下，在杭嘉湖宁绍，以及温台和浙中地区，形成了大集中、小分散格局。至于“泛”这个汉字，按《高级汉语大词典》解释，具有广泛、普遍的意思。“泛城市化”，也就是在一个区域内，广泛的、普遍的都市化进程。
进一步而言，在浙江的多数区域，就人口学视野而言，形成普遍的人口集中过程，几乎所有城镇都在大量集聚人口；就地理学视野而言，形成普遍的都市化过程，传统的乡村空间正在加速具有都市特征；就经济学视野而言，形成以农村工业化为起步的普遍的要素集聚过程，乡村地区亦有较好投资环境；就社会学视野而言，形成快速的城乡社会同质化过程，乡村社会文明水平不断提高。
对于上述状况，总体而言是批判者多，肯定者少，深入分析者更少。本文认为，这种弥漫式泛城市化，正是浙江城市化的独特可贵之处，也是浙江从计划走向市场，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特定产物。当前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对于浙江的城市化，问题尚须科学分析，趋势弥足珍贵。
一、城镇高密度分布
为便于区域比较，我们引入宜居空间概念。这是因为地理空间存在着山区丘陵和水面的多样化结构，不同国土面积的宜居程度差异很大。为此，我们对有关省份的地理空间作均质化处理，去掉水面面积，同时对丘陵山区进行系数化处理，得到了有关省份同质化的宜居空间面积的数据。
在未经地理空间均质化处理情况下，国内人口密度最高的省份，依次是江苏、山东、河南、广东、浙江、安徽和河北。以这组特定的省份为研究对象，得到了每万平方公里宜居空间城镇密度的一组排序。浙江城镇密度在在这组省份中列第一。2009年，浙江每万平方公里宜居空间有8.0个城市、177.1个镇；广东列第2位，每万平方公里宜居空间有5.7个城市，147.3个镇，江苏列第三。广东宜居空间城镇密度低于浙江，显然受到了东西两翼发展水平较低的拖累。江苏宜居空间城镇密度大大低于浙江，且低于广东，是由于苏北地区平原广阔、城镇密度较低所致，苏南地区城镇密度应该是高于浙江的。山东宜居空间城市密度只有浙江的1/2，镇的密度只有浙江的3/5。列这个排序最低的河北省，宜居空间城市密度只有浙江的1/3，镇密度不到浙江的1/2。各地宜居空间城镇密度差异，在1978年时点，主要是受气温、降雨，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所决定，而气温和降雨的决定程度可能更高一些。为了得到更细的城镇分布数据，我们利用谷歌地球测量，得到了两组有意义的数据。
图1 2009年浙江等7省每万平方公里宜居空间城市和镇的数量(个)
数据来源：根据表1制作。
一是轴向城镇平均间距。以杭州市塘栖镇为起点、至上海松江区的沪杭城市带轴线，城镇平均间距4.7公里；以湖州城区为起点、经江苏至上海松江区为终点的运河轴线，城镇平均间距亦仅5.7公里。城镇间距可以理解为乡村地区郊区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处于上述两条轴线上的村庄，平均而言，距最近一个城镇的最大距离不超过2.35公里和2.85公里。
二是轴向城镇密度，即城镇空间占轴线长度的比重。沪杭轴线的城镇轴向密度高达47.1%，亦即几乎一半的轴向空间为城镇。运河轴线除起点和终点外，县级城区仅有一个，镇的建成区面积也相对较小，即使如此，轴向城镇密度也高达12.9%，在中国北方和欧美地区亦已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城镇密度。
在杭州至宁波轴线上，至少有两个区间的城镇轮廓线已经相接，形成了局部100%的轴向城镇密度。一条是杭州滨江区—萧山城区—绍兴皋埠镇的区间，以104国道为轴线，距离约60公里；另一条是余姚市泗门镇—慈溪市龙山镇的弧型区间，以329国道为轴线，距离约60公里。在这两个区间，国道几乎已完全转变成为城市马路，城镇之间已经没有或仅有少量乡村空间。
二、城市化在地理空间上的均衡推进
浙江的多数区域，几乎所有的人口及产业集聚点都具有快速的空间扩张，即便独立农舍亦如此。因此，一方面是城镇建成区快速扩大，另一方面是一些乡村就地转变为城镇。这两者都导致传统乡村区域被不断蚕食，一些城镇及农村居民点由分离逐渐粘连，进而由粘连逐渐成为密集的整体，大中城市由此而发育壮大。
经济活动的区域均衡分布是城镇在地理空间均衡分布的基础。对于1989-2008年22个省区GDP集中度的比较，可以清晰观察到浙江经济发展在地理空间分布方面，具有较高的均衡性。根据有关数据(见下表附注)，1989年，浙江前三位城市占全省GDP的47.9%，2008年为52.0%，上升8.7%，仅列这22个省区前三位城市GDP集中度上升率的第18位。同期，江苏GDP集中度亦仅上升了29.4%，列22个省区的第14位。
这一比较表明，浙江经济发展的集中度低于中国其他省区，因此可以视为具有相对较高的均衡性。而这种均衡性，正是城市化面状均衡推进在经济分布上的数量表现。而在中国其他多数区域，少数大城市经济增长较快，中小城市以及镇的经济增长则显然相对较慢，甚至出现了一部分县城和镇的衰落，形成一种典型的点状集中的城市化进程。
进一步单独观察浙江省的杭州、宁波和温州三市城区GDP占全省比重的变化，也可以看到浙江城市集中化倾向的阶段性变化，以及近10年集中化的停滞。
浙江城市的集中化倾向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由于各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杭宁温三大城区的集中化程度止步不前；第二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由于杭宁温三大城市规模效应的充分发挥，GDP集中度上升了5.7个百分点；第三阶段是2000年以来，由于温州和宁波城区发展速度的相对下降，同时也是由于其他中等城市发展的加速，杭宁温三大城区的经济集中度，再次停滞并略有下降。
由此在浙江形成了一种农居、村镇和城市空间多层次均衡扩张的都市化态势。十分明显，这是中国中西部以及欧美城市化所不具有的都市化空间扩张态势。
第一层次：农居的都市化演进。农居是分析地理空间结构的最基本单元，农居的都市化演进是浙江都市化进程中一股非常重要的推进因素。1980年，浙江农村人均居住面积14.0平方米，2010年达到58.5平方米，扩张了3.2倍。现假定农居容积率增加30%，农村居民减少20%，则意味着农居的地理空间起码扩张了1.7倍。以地理空间扩张为支撑，农居的房屋建筑质量和结构具有了本质的提升，生产生活条件具有根本性的变化，都市化特征日益鲜明，交通日益便捷，多半农居处于郊区化环境之中，与相邻城镇大致只有十来分钟自行车距离。
第二层次，镇村的城市化发育。我们利用谷歌地球，测量了钱塘江—杭州湾北侧3个县市的9个镇的面积。面积最小的是德清县的洛舍镇(东西轴乘南北轴，应大于实际建成区面积，下同)，为1.7平方公里。面积最大的是桐乡市崇福镇，为11.5平方公里。与洛舍镇相比，崇福镇的建成区面积大5.8倍，这或许可以看作是镇的地理空间扩张的重要参数。至于许村镇，从其地名就可以看出，原先是个村庄，东西轴乘南北轴的面积也已达2.2平方公里。如果我们武断地把洛舍镇作为改革开放初期典型镇的建成区面积，则可以认为，改革开放30年以来，这9个镇的建成区面积起码平均增加了3倍左右。
第三层次，城市空间的快速扩张。根据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提供的数据，1996年，浙江省城市和县城建成区面积为833.7平方公里，2009年为2514.7平方公里，10余年间增加了2.0倍。
与这种多层次均衡推进的都市化进程相适应的是，浙江人居和产业空间呈现多重均衡增加态势。一是居住空间增加，二是公建空间增加，三是产业空间增加，四是基础设施空间增加，具体数据可见下表。
三、传统“三农”正在消失
所谓传统“三农”，或许可以理解为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以血缘联系为主的农村传统氏族社会，以及要素密度较低的农村空间结构。如果这一理解成立，则显然可以认为，浙江多数区域的传统“三农”已经不再存在或正在消失。
浙江多数农村地区的产业结构早已不再姓“农”。2009年，在浙江省农民总收入中，农业收入仅占13.1%，非农收入高达86.9%，杭嘉湖和宁绍一带更高。浙江工业有相当一部分，分布于中心镇和中心村，工业是这些镇村的主导产业。
浙江多数农村的社会结构已具有高度开放特征。昔日封闭的村落，正在大量接受外来投资。大量村民外出经商打工，又有大量外地人口进入当地。利益层次丰富，代际升级加快。教育、卫生水平大大提高，科学知识高度普及，居民生活方式与城里人已毫无二致。
浙江多数农村的空间结构也并不完全姓“农”。农村道路密度一天天提高，城镇建设日新月异。不再是村子被田野包围，而是田野被村子包围。普通公路相当部分已马路化，屋厦相连，行人众多，百业繁忙。典型的如杭州滨江区至萧山经绍兴、上虞、余姚和慈溪120余公里长的区域，俨然是具有相当纵深的带状城市。人口密度增加是都市化的基本标志。早在1993年，绍兴县25个乡镇中有8个乡镇，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高于1000人，最高的华舍镇1488人，现在这些镇的人口密度恐怕已超过3000人，欧美都市化地区的人口密度也不过1000人左右。
正是鉴于这一状况，在浙江多数区域，我们或许可以用以下三个概念来替代传统的“三农”概念。
一是“乡村”以此替代“农村”的概念。虽然仅一字之差，却是一个重大的、根本性的变化，意味着千百年来“农”在浙江地理空间中的份额下降。计划经济时期的城乡工农业分工，正在回归为历史上早就有的城乡功能性分工，亦即城市以服务为主，包括政府公共服务、商贸、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乡村以生产为主，包括农业和工业，其中产值以工业为主。
二是乡村社区以此替代传统的村庄概念。传统村庄以血缘为联系，以氏族为集聚，以农事为主体，而这一状况就浙江多数区域而言，应该已经不再存在。浙江多数区域的村庄，就其本质而言，与城市社区应该已无本质区别，正在日益成为城市社会的延伸，公民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是乡村居民以此替代农民的概念。浙江多数区域农民的生产活动早已不再以农事为主，农民这一概念正在越来越成为一个历史概念。进一步从实际的职业身份来说，只有少数乡村居民还可以称之为农民，多数乡村居民主要从事非农产业，职业身份应该已不再是农民，最多只能称之为兼业农民。
四、弥漫式泛城市化动力机制
一般而言，城市化动力是工业化。而我们在这里分析的是一般状况下的特殊性，由此展开四点分析。一是人口密集形成高密度均质化空间，形成了弥漫式城市化的环境动因；二是改革开放早期要素缺少足够流动性导致分散化发展，形成了弥漫式泛城市化的制度动因；三是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出口持续增长导致要素密度持续提高，形成了弥漫式泛城市化的全球化动因；四是随着要素密度进一步提高，出现了一定区域范围内的距离弱化及趋零效应，形成了城市化加速因素。
弥漫式的一个特点，就是呈现一种铺天盖地、面状推进的格局，然而城市化必然是一种要素集中配置的格局。所以我们从弥漫式城市化的词义就可以知道，浙江城市化走的正是一条“分散化过程中的集中化”路子。
(一)环境动因：投资均质化导致要素分散化的可能性
人口稠密形成了一种经济活动的空间均质化倾向。在人口稠密情况下，在浙江相当一部分区域的一个给定的范围内，如一个县市的任意一个点，只要不是由于某种特定的资源因素，都具有与劳动力要素和消费人群比较接近的特点；都能以大致相等的较低费用，获取各种劳务及销售商品，从而形成各地投资环境相等的效应。反之也可以认为，在空间均质化地区，要素集聚不会与人口稀少地区那样，导致生产经营效益的明显提高，这时如果再加上管理粗放等因素导致的成本不敏感，就进一步弱化了要素集聚。
因此在浙江多数区域，天然具有企业布局分散化的较强倾向。如果不考虑企业布局的某些特殊需求，则在浙江多数区域，总体而言，不论企业置于何处，总会具有较好的劳动力供给、较好的生产生活服务供给，较低的短途运输成本，以及较多的需求人群，因此对于企业来说，浙江地理空间具有一种区域投资环境的均质性。
(二)制度动因：要素缺少流动导致分散化的必然性
投资环境均质化只是提供了一种分散化的可能性，计划经济下的区域封闭，进一步导致了分散化的必然性，改革开放早期农村要素“就地闹革命”，形成了浙江多数区域分散化发展的状况。
当时农村大量人才无法进入城市，这就使得草创阶段的乡镇企业具有了必不可少的技术和经营人才。早期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的经营者和企业骨干，有相当一部分具有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经历。再加上由于城市缺乏活力把大量人口推向农村，更使得农村具有较好的人才条件，以及加强了与城市的血缘关系。
同时乡镇企业大发展的资金条件，相当一部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农业连年丰收情况下形成的。1984年，浙江粮食产量达到创纪录的1815万吨，再加上此前农副产品调价措施，农民收入空前提高。当时由于城乡分割的计划经济体制，农村增收的资金只能“就地闹革命”。同年，浙江乡办企业数由1983年的19374家，一跃而为24492家，猛增26.4%，此后再也未曾有过如此猛烈的乡办企业数增长状况。
与此同时，国有和城镇集体企业的低效率，导致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乘虚而入，这也是制度性动因的一个重要方面。改革开放初期，经济活动效率均较低，缺乏必要的成本敏感性。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以其灵活的体制机制，不仅足以消化分散布局所增加的成本，还能在分散化状况下，取得比国有和城镇集体企业更高的经济效益，这就使得所谓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分散化格局得以成功推进，而且还能在短时期内让国有和城镇集体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灰头土脸，一败涂地。
正是在均质化的环境动因和要素难以流动的制度动因之下，改革开放初期，浙江工业发展形成了明显的分散化格局。我们在上个世纪90年代观察到，1980年，浙江工业生产总值，以县为单位计算的集中指数为52.2，1998年则为46.3，集中化水平明显下降。
一大批具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县级市以及中心镇村脱颖而出，这正是本文所谓的弥漫式泛城市化的直接效应，也正是分散化的产物。时至今日仍有人指责浙江经济的“散”，这既说明了浙江经济的分散化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表明了多数人其实并不了解浙江经济的奇妙之处。
我们1984年去绍兴县柯桥镇调研，是一个常住人口不到万人的水乡小镇。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柯桥已成为具有三、五万人、以纺织业为主体的工贸强镇。可以说，浙江多数区域在上个世纪90年代，正是得益于这种所谓的“分散化”，形成了要素集聚点如星云般密集分布的状况。
(三)全球化动因：分散向集中的逆转
应该说如果没有所谓的“散”，也就不会有浙江那些发展迅猛的县级市和中心镇村的今天。学界的一些观点其实也是非常自相矛盾的。一方面津津乐道于浙江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习惯于指责与教科书相悖的那些经济现象，而不愿意深入分析其中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殊不知，正是得益于N多个经济集聚点齐头并进式的增长，即一种与分散化几乎同义的多核式的增长，才导致了浙江的飞速发展。
也就在这时，一个新的城市化加速因子开始作用于浙江独特的、以分散化为起点的城市化路子，这就是浙江外贸出口迅猛增长。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浙江外贸出口，除了若干个年份外，增长速度持续保持在20%以上，从而使得浙江区域经济继续较快增长。
这样，原本处于分散化状态下的一大批要素集聚点，在全球化格局下，进一步发挥人口产业集聚平台的积极作用，成为加速城市化的基本内核，从而形成了具有较高密度的空间集中化格局。对于这一状况，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模型说明。现假定基期年有100棵果树、100个果园，每个果园种一棵果树，形成典型的分散化；到了若干年之后的报告年，果树增加到一万棵，一部分果园由于规模扩大，相互粘连，数个合为一个，果园总数减少到80个①，对此，我们显然可以称之为集中化。这就是在分散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化，没有起先的分散化，也就没有后期的集中化。
全球化对于浙江多数区域的集中化的作用，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国际贸易进一步在成本敏感性开始增强的状况下，弱化了企业布点的距离因素②，弱化了原先分散化将会导致的成本增加；二是在原有国内贸易基础上叠加国际贸易，形成经济增长动力的倍增效应，加快提高经济密度，加快提高要素集聚；三是经济规模扩大导致持续的收益递增，促使区域经济社会长期较快发展，长期具有较好效益，促进城市建设的快速推进。
数据来源：浙江统计年鉴。
浙江的多极发展格局，亦在这一情形下形成。原本在分散化格局下形成的要素集聚点，此时进一步发展成为区域增长中心，从而在杭宁温等原有中心城市活力不断增强情况下，浙江区域经济的“引擎”不断增加和增强。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浙江较快地从以农村工业化为主，转变为以城市经济为主；从低效率的空间布局，转变为高效率的空间布局；从分散化的空间结构，转变为集中化的空间结构。昔日只有数千人的吴兴区织里乡，目前虽仍称之为镇，但已是一个具有近30万人口，100亿元GDP，20平方公里建成区的中等城市，成为中国童装生产和贸易中心，成为分散化转变为集中化的典型。我们早期看到的水乡小镇柯桥，也已经是一座二三十万人口的中等城市。试问，如果没有早期的分散化，能有这些已具有中等城市规模的镇吗？
(四)动因增强：全球化导致的区域内“距离弱化和消失”效应
对于浙江以出口为主的企业而言，存在着短途运输相对费用趋向于零的状况。一方面是短途运输费用占远途运输费用比重较低，从而降低了企业对于短途运输费用的敏感，亦即降低了企业对于布局于何处的敏感。由于布局通常是以距离为主要参数的形式表现出来，故而对于距离敏感性的下降，也就意味着形成了“距离弱化”效应。
另一方面，出口企业与港口的距离，如果忽略其他因素，则成为企业布局的关键。进而出现这样一种状况，即在一个以港口为圆心的既定范围内，不论企业布局于何处，相对于其竞争对手，均较少导致距离的增加，从而进一步形成区域内“距离消失”效应。
所以在全球化格局下，在浙江多数区域，纯就区位而言，企业布局于何处并不重要，形成了美国学者所谓的“无地点”性③。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也指出，这“是一个地点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的时代”④。这一状况在增强浙江多数区域空间均质化格局的同时，造就了一大批中小城市和中心镇村的发展机会。当前从庆元县城至莲都区水阁镇长约100余公里的带状区域内，形成了一个以面向欧洲维修市场为主的汽摩配产业带，可以视作是“距离弱化”和“距离消失”效应形成的一个产业集聚区的发展现象。
五、简要结论
浙江是全球制造业的一个重要集聚区。2010年，浙江商品出口占全球出口比重已达1.2%，因此浙江城市化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超级经济集聚区的空间结构问题。由这一点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这种像雾一样弥漫的城市化进程，是浙江空间均质化，以及制造业高密度分布导致的。高密度的城市分布只不过是制造业高密度分布的产物而已，即所谓“播种工业，收获城市”。
全球化等多重因素导致了浙江城市功能发育的较大局限。浙江的制造业是全球性的，服务业则是本地性的，同时服务业还面临着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相邻大城市的较强替代，因此服务业占比长期难以较快提高具有客观必然性。制造业一花独放导致了城市人口的蓝领化，进而在劳动收入占GDP比重逐渐下降状况下，形成了以低收入人口为主的城市人口结构。所以长期来，在低附加值的制造业制约下，城市功能增强及其品位提升，只能是一种奢望。同时制造业规模虽然较大，但主要是以中低档次产品以及来料加工为主，缺少对于区域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较大需求，因此多数城市的总体素质仍较低。
当前这一局面正在出现重大历史性转变，浙江迎来了城市功能和品位加快提升，城市布局加快优化的历史机遇。
一是产业结构优化趋势。出口增长空间收窄和要素制约吃紧，在制约企业粗放经营的同时，亦激励企业登高一跳，从而加快企业创新进程，加快工艺技术水平提高，这几年浙江三项专利授权数一直较快增长，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二是收入结构优化趋势。随着劳动力总量减少时代的全面来临，劳动所得占GDP比重将有望出现上升趋势，人均收入有可能同步于甚至高于GDP增长，城乡居民购买能力增长将有所加快，且由于人均GDP已有一定水平，从而有利于加快服务业发展，有利于加快城市建设。
三是人口结构优化趋势。随着劳动工资水平的加快提高，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增长减缓，减少了对于低技术蓝领工人的需求，吴兴区织里镇外来工人2010年比上年减少5万人。同时随着本专科及其他高学历人才大批加入劳动大军，浙江城市人口素质有望加快提高。
注释：
①1978至2010年，按当年价格计算，浙江GDP增长218倍，按指数计算增长48倍。浙江的乡镇数由1979年的3008个(当时称为公社)，减少到2009年的1180个。本文的果园模型，是对浙江区域要素布局变化的一种模拟。
②具体见后文分析。
③[美]乔尔·科特金《新地理：数字经济如何重塑美国地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④[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