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亚危机以来德国安全政策的新动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利比亚论文,德国论文,新动向论文,危机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51.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13)02-0004-11
长期以来，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要保持德法关系(欧盟)与德美关系(北约)之间的并行不悖(Sowohl-als-auch)，避免出现必须作出“非此即彼”选择(Entweder-oder)的状况。然而，在2001年恰恰出现了这样的困境，当时，德国对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说“不”，并明确地站在了法国一边，从而使德美关系一度陷入低谷。更加令人困惑的是德国2011年在利比亚危机中的表现：3月17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1973号决议的表决中，德国与“金砖四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一起投了弃权票，这是德国在其战后历史上第一次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中不支持其所有的欧盟和北约盟友，这样“非此非彼”(Weder-noch)的决定让盟友质疑德国似乎又要走一条“德国道路”①。
德国在利比亚决议上的弃权决定不仅令其盟友不解，而且也损害了德国在其盟友中的形象。有鉴于此，可以想见，德国政府在其后的相关决定中，势必将努力证明自己的联盟能力，以修复其在盟友中的形象。为此，本文除了分析德国在利比亚危机中的表现及其原因，还将考察德国其后在叙利亚问题和马里内战中的表现，由此更好地把握德国在利比亚危机以来在安全政策上的新动向。本文的主要观点是，一方面德国的安全政策、尤其是在把联邦国防军作为外交政策手段上依然受到了德国“克制文化”的影响，表现出矜持的特征；但另一方面，德国在联邦国防军外派的决定上日益以国内政治为导向，根据本国利益来具体衡量德国派兵与否的损益，由此，德国的外交与安全政策表现出“有限的正常化”。
一、利比亚、叙利亚和马里：从联合国安理会弃权到参与防御与训练行动
如上所述，德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在利比亚上空设立禁飞区的决定中投了弃权票，且未参与其后的军事行动。为了判断德国在利比亚危机中的表现只是偶尔“开小差”，还是持续的政策变革，有必要进一步考察德国在利比亚危机之后在叙利亚问题和马里内战等事件上的表现和作为。
(一)利比亚危机②
对于欧盟包括德国而言，利比亚具有特殊的重要性③，除了同非法移民以及同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作斗争之外，拥有非洲最大石油储备的利比亚对欧盟的能源供给尤为重要：欧盟10%的石油供应来自利比亚；在欧盟各成员国中，意大利从利比亚的石油进口甚至达到了总需求的24%，德国的进口中也有6%来自这个北非国家④。
早在2011年2月利比亚出现陷入内战迹象之时，德国战舰就被派往了利比亚海岸，虽然它们正式的任务是撤离德国公民，但是，它们构成了军事上相当灵活的、可投入各种不同军事行动的基础。最初，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也认为在经济制裁以外，对利比亚采取进一步行动是可能的，其中，他并未明确排除在利比亚上空设立禁飞区的可能性。⑤只是德国为这种可能性设置了前提条件，即阿盟同意以及联合国通过相关决议⑥。
但是当这些条件都达到后，德国却在联合国安理会投了弃权票。德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彼得·维特希对此解释说：“德国完全支持经济制裁[……]但是，做出使用军事力量的决定常常是极其艰难的[……]我们看到了巨大风险。不能低估大规模丧生的可能性[……]因此，德国不支持决议中预见的[……]军事选项，此外，德国将不会用自己的武装力量来为这样一场军事行动做贡献。”⑦对于联邦国防军的不参与，默克尔总理的辩解是，“在国际范围始终有分工”，其他国家也未参与某些联合国干预行动。但是，默克尔同时表示，这个决议“现在也是我们的决议”；德国虽然不参与利比亚的军事行动，但是德国仍然“无限制地”赞同联合国1973号决议的目标⑧。由此可见，似乎德国反对的不是决议的目标，而是实现目标的手段，担心军事行动的危险与风险，尤其是担心德国如果投赞成票，势必参与军事行动⑨。德国在军事干预利比亚的问题上的纠结，尤其简明地反映在德国国防部长德迈齐埃的一番表述上：“虽然心(对军事行动)在说‘是’，但冷静的头脑说：随它去。”⑩
对于德国投弃权票，除了左翼党基于其一贯的反干预的主导文化坚决反对联合国决议外(11)，德国执政党(基民盟/基社盟与自民党)和其他反对党(社民党和绿党)内部都有不同意见(12)。但是，无论如何，德国政府在利比亚决议上投弃权票符合德国民众的态度。根据《莱比锡人民报》2011年4月初的一份问卷调查，有三分之二的德国人(67%)支持德国投弃权票和不出兵。值得注意的是，反战者和拥护者横跨各个政党阵营，其分布为：有四分之三的自民党选民和左翼党选民、三分之二的基民盟、基社盟与社民党选民持上述和平主义取向，只有在绿党的选民中，有一半人反对德国弃权，要求德国参与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13)。
鉴于德国不参与北约的军事行动(14)，德国从地中海撤出了战舰，以避免卷入任何形式的军事冲突。但是，与此同时，德国政府又采取了一系列步骤，努力修复由于德国投弃权票给其联盟政策所造成的碎片：德国不仅允许美国为对利军事行动利用其在德国的美军基地，而且主动示好，在3月19日在巴黎举行的利比亚问题欧洲特别峰会后，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德国愿意加强在阿富汗的军事投入，以此减轻北约在利比亚投入军事力量所产生的负担。为此，在联邦政府的推动下，德国联邦议会在3月25日就德国士兵参加北约在阿富汗的预警行动(AWACS)做出了决定，这个决定从联邦政府提出到议会通过，前后只有48小时，在极短的时间里把阿富汗行动和利比亚行动做了一个交换。此外，在德国的推动下，欧盟决定设立欧盟利比亚维和部队(EUFOR Libya)，若联合国提出请求，该部队将向利比亚的人道救援行动提供支援，行动目的是以“特殊手段”保障难民安全地流动和撤离，支援人道救援组织的活动。德国政府表示将派联邦国防军参与这一人道主义军事行动，反对党也表示将对必要的联邦议会授权投赞成票(15)。因此，如果欧盟维和行动启动，德国最终将绕道回归，以某种方式参与到对利比亚的行动中，但事实上这一行动由于卡扎菲政府的倒台并未付诸实施。
(二)叙利亚问题
叙利亚虽然也经历着血腥的内战，但是叙利亚的情况与利比亚明显不同，尤其是叙利亚是各种冲突的交汇点，其中包括海湾国家与伊朗之间的冲突、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冲突、土耳其与伊朗之间的冲突以及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因此，叙利亚冲突有着很大的升级潜能(16)。
德国政府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例如，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明确表示，必须分别看待每个国家的局势，叙利亚不是利比亚。虽然他认为叙利亚政府军对反对派的军事行动不可接受，但是他警告说要避免一切会让叙利亚更深地陷入暴力中的行动。他明确表示不会参与有关军事干预的讨论。相反，他依然寄望于制裁措施，并认为欧盟外长通过的制裁措施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17)这里有必要比较一下法国的不同立场。法国总统奥朗德并不排除针对阿萨德政府采取军事措施，虽然他表示，这需要联合国安理会做出决议。而且，在2012年11月11日叙利亚民族联盟建立后，法国作为第一个欧洲国家承认其为叙利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此外，法国要求取消对叙利亚的武器禁运，以便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武器，其立场得到了英国的支持。尽管欧盟机构和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其他成员国对于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武器的主张持怀疑乃至拒绝态度(18)，但是在英法的要求下，欧盟先是于2013年2月底做出让步，把非致命武器排除在武器禁运之外(19)；到了5月底，在英法的进一步施压下，德国不得不同意不再延长武器禁运，由此各个欧盟国家从8月份起可以通过提供武器来支持反对派(20)。而且，5月15日，第67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叙利亚问题的决议，要求在叙利亚境内实行政治过渡，并指责叙政府使用重型武器；需要指出的是，当天付诸表决的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是由英、美、法、德等国起草的。虽然德国看来日益与其盟国立场靠拢，但是，应该说，德国并未因此改变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矜持与克制立场，例如在最近有关阿萨德政府是否使用了化学武器的讨论中，德国坚持要由联合国调查委员会提供确实可信的结论(21)。在叙土边境发生袭击事件后，德国国防部长德迈齐埃依然表示，军事干预产生的费用和造成的损失将会非常巨大(22)。
在与叙利亚发生冲突的背景下，土耳其于2012年11月正式请求北约给予支持。鉴于“土耳其……遭到其邻国叙利亚的潜在威胁”，北约理事会12月4日做出了“增强北约的一体化空中防御”的决议。除了德国，还有美国与荷兰参加这一行动。12月14日联邦议会决定派遣两个德国爱国者导弹防御中队，联邦议会的授权也包括派遣联邦国防军士兵，最多可达400名。需要说明的是，在联邦议会的表决中，各党的立场不一：执政联盟的代表明确赞同支持土耳其。相反，绿党警告说，德国会因此卷入土耳其与叙利亚的冲突中，它还表示担心德国的爱国者导弹中队会成为叙利亚攻击的一个目标或被土耳其用于支持在叙利亚上空设立禁飞区或一种可能的进攻性行动。绿党议员们警告德国和北约不要在没有取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情况下采取行动，也反对与俄罗斯对抗。社民党也表示出类似关切，但最终决定在联邦议会中支持政府的决定。左翼党不相信土耳其会受到任何军事威胁，并认为布置爱国者导弹中队可能会增强土耳其干预叙利亚内部事务的希望，因此左翼党议员全部投了反对票(23)。联邦议会在授权时明确规定，部署爱国者导弹系统纯属防御性质，不是为了设立或监督叙利亚领空的禁飞区(24)。
(三)马里内战
西非的马里从2012年初以来深陷危机之中，2012年1月在该国北部爆发了政府军与图阿雷格(Tuareg)部族武装之间的冲突。当年3月，由于发生了部分军人针对时任总统杜尔的哗变而使得局势进一步恶化。在哗变以及与此相关的动乱过程中，伊斯兰激进分子趁机控制了马里北部地区。在马里政府与西共体的请求下，12月20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了由法国提出的解决方案，实施非洲领导下的马里国际支持行动(AFISMA)，派出武装部队协助马里政府军同叛军作战(25)。2013年1月11日，法国军队展开“薮猫行动”，以支援马里政府军的作战。在法军支援下，马里政府军迅速收复了北方所有主要城市。
在法国开展军事行动后不久，德国就派出两架空中列车型运输机投入行动，它们主要用于后勤支持，具体是用于运送士兵与装备，但它们不被列入军事行动，而且也不在作战地区飞行。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依然排除了在马里展开作战行动以支持法国军队的可能性。他表示，德国有数千名士兵驻扎在阿富汗，而法军已经从那里撤离，因此很好理解的是，“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26)
作为对前述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以及马里总统2012年12月24日给欧盟写信请求支援的回应，在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框架里，欧盟理事会于2013年2月18日通过决议，决定启动欧盟训练行动(EUTM)，目的是支持马里武装部队的建设(27)。为此，德国联邦议会在2月28日通过了两份向马里派遣联邦国防军的授权：第一份授权涉及德国士兵参加欧盟领导下的、在马里训练武装部队的行动，需强调的是，投入的士兵并不参加任何作战或军事行动；第二份授权涉及德国已经在马里实施的空中运输行动——空中列车型运输机由原先的两架增加到三架，以及德国空中加油机为法国战斗机提供空中加油。两份授权的有效期为期一年，总计最多可派遣330名联邦国防军士兵(28)。
二、德国表现的原因分析：“克制文化”、联盟团结与内政驱动
长期以来，在毛尔(Hanns W.Maull)等学者看来，德国是“文明国家”的原型，其特点在于，它认识到在追求国际目标上有必要与其他国家合作，关注于通过非军事、尤其是经济手段以保证外交政策目标的实现，以及愿意发展超国家结构来处理重要的国际事务。对于毛尔而言，一个文明国家最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在于，通过推动国际法治来实现国际关系的文明化，武力只有在集体且在有国际授权的情况下才能使用，(29)换言之，“文明国家”在军事上奉行的是一种“克制文化”，即对军事力量的运用持有显著的怀疑(30)。毛尔认为，“文明国家”的概念对于解释德国统一后的外交与安全政策仍然适用(31)。
现实情况是，在联邦宪法法院1994年7月12日的裁决扫除了联邦国防军域外行动(out-of-area)的障碍后，联邦“国防军”似乎日益迈向一个“行动军”，尤其是联邦国防军参与了科索沃和阿富汗这两场战争(32)。某些观察家把德国参与这两场战争看作德国放弃其战后和平主义认同的信号，认为德国接受了军事力量的使用可以是外交政策中的一种必要手段；德国在军事上似乎“正常化”了，或“成熟了”。但是，2002年施罗德对伊拉克战争的抵制马上又使人们反思，下这样的结论是否为时过早。虽然德国公共舆论在对待军事手段的利用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发生了显著变化，但是随着德国士兵在军事行动中(例如在阿富汗行动中)的伤亡，德国社会各界对采用军事手段的怀疑重又得到了增强。
德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利比亚决议上的弃权，我们依然可以把它解读为德国战后的“克制文化”在继续起作用。例如德国政府认为，非军事的制裁手段尚未用尽，德国一再要求对利比亚实施全面的油气禁运，但这未能得到其盟国的响应。
德国政府在叙利亚问题上也保持了相同的立场，主张通过制裁而非军事行动来解决危机，而且不同意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武器，虽然最后迫于英法的压力，而不得不同意不再延长对叙利亚的武器禁运。德国政府在军事干预叙利亚的克制立场也呼应了国内的民意，例如，2012年4月，《国际政治》杂志与富尔萨研究所的问卷调查显示，有73%的被访者认为，对叙利亚的暴力应通过扩大人道主义援助来应对。这一选项获得了跨党派范围广泛的支持。而另外三种选项：德国参与下的军事干预、军事干预但无德国参与以及通过武器和资金支持反对派组织得到的赞同度都很少，分别为12%、16%和13%。
与此同时，鉴于叙利亚和土耳其的边境冲突，德国应土耳其请求，向后者派遣爱国者导弹防御中队，可以理解为是德国出于联盟团结以及修补其在利比亚决议弃权后造成的自我孤立形象的努力——这也反映在德国在利比亚危机中从一开始的在安理会弃权，到后来“迂回”支持和参与对利行动中——有学者甚至不留情面地指出，德国在土耳其部署爱国者导弹中队只具“象征性”而无“战略”可言”(33)。事实上，在土耳其向北约提出请求前德国与土耳其的商谈中，德国努力确保所部属导弹中队的纯防御性质，并迫切要求土耳其同意减少部署的导弹中队的数量。(34)
德国在马里的行动也遵循了同样的逻辑。虽然德国在马里冲突中提供了后勤支持，联邦议会也授权派遣联邦国防军，但德国政府的克制依然显露无疑，这例如体现在授权的形成过程、授权的限制以及行动的目标导向上。首先，当联邦议会议长拉默特2013年1月初被问及派遣两架运输机是否足够时，他明确表示，派遣行动更多的意味着是“首个象征性信号，表明我们不会像利比亚时那样定位”。但联邦国防部长德迈齐埃对此回应道，“在参与国际行动事务上，德国不需要任何人的建议”(35)。显然，德迈齐埃并不想就安全政策方面的决定展开公共讨论。这例如也反映在两架空中客车型运输机的派遣一开始似乎也有意不经过联邦议会的授权，虽然这在法律上完全是可以的。其次，德国联邦议会的授权是有限制的，为了避免过高的派兵风险，德国士兵不是布置在战斗行动所发生的马里北部，而是部署在马里南部。最后，德国政府的马里政策的目标在于实现持久的政治过程。正如联邦议会授权的论证部分所表示的，“对解决马里冲突的解决方案而言关键的是政治过程，不能只有纯军事的解决方案”。对于后者，授权书表示，“应使马里军队有能力自负责任地重又推动该国的稳定过程”。(36)
但是，也必须看到，德国在利比亚决议上投弃权票，固然和德国军事上的“克制文化”紧密相关，但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德国近年来日益根据内政的需要来做出外交与安全政策决定。(37)
在安理会投票前，德国三个州的州议会选举(萨克森-安哈尔特州，3月20日；巴登-符腾堡州和莱茵兰-法尔茨州，3月27日)迫在眼前，而执政联盟的选情岌岌可危：尤其在巴登-符腾堡州，基民盟面临着在该州执政58年后拱手让出自己的大本营的危险；而处在危机中的自民党则必须为自己能否在三个州议会选举中跨过5%的进入议会的门槛而忐忑不安。在这种形势下，顺应“民意”似乎是惟一稳妥选项，更何况施罗德2002年对伊拉克战争说“不”从而赢得大选的一幕仍然令执政党记忆犹新。如前文所述，民意测验表明，绝大多数德国公民反对德国派兵参与利比亚的军事行动。虽然事后有批评人士指出，德国完全可以投赞成票但不派兵，而在德国政府看来，若是投赞成票，则德国参与军事行动几乎不可避免。有消息称，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曾一度考虑在安理会投反对票，最后在总理默克尔的要求下，德国政府才投了弃权票(38)。
虽然德国执政党的选前战略最终未如愿得偿，但是，德国的弃权票事实上是冷战结束后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结构性变化的一个反映，即德国政府日益不愿意为了与西方伙伴保持一致，而违背国内的民意。而且，对此，德国各政党之间似乎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共识，把伊拉克和利比亚做一简单比较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2002年是左翼的社民党和绿党领导下的德国政府联合法国，反对美国发起的对伊战争；而如今，则是右翼的基民盟/基社盟和自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反对所有西方伙伴，不再担心被孤立。德国著名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直接把德国政府的这一做法称作“受民意调查结果驱动的机会主义”(39)。
三、结束语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德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利比亚决议上的弃权，以及德国其后在叙利亚问题和马里内战等事件中，只是出于联盟团结、尤其是修补由于利比亚危机造成的形象受损而象征性地参与防御性或训练性行动，这表明“克制文化”在德国依然有着深刻的影响，德国对运用军事手段解决冲突仍然抱有很大的疑虑。但与此同时，尤其从利比亚危机中德国的表现可以看出，德国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受到内政的驱动，换言之，德国日益以反映在民调中的本国利益作为其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出发点，甚至不惜为此损害与西方伙伴的联盟。也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指出，德国已经从奉行无条件的、反射性多边主义转为追逐有条件的、有选择的多边主义，这也就意味着，多边主义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降格为实现本国利益的工具(40)。这一变化并不是从利比亚危机以来才出现的，而是从德国统一以来就已经逐步开始了，只是在利比亚危机中由于德国的“特立独行”而表现得尤其明显而已。总体上，德国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呈现出逐步走向“正常化”(41)的倾向，这里是指把外交与安全政策利用为内政的工具，但由于德国参与军事行动与否的决定也依然受到了德国“克制文化”的影响，因此，可以认为，德国至今发生的是一种“有限的正常化”(limited normalization)。(43)
德国的上述变化也可以从其相关的安全政策文件，例如德国2011年颁布的最新《防务政策指导方针》中寻找到端倪。一方面，该文件首次表示，军事行动产生影响深远的政治后果，德国是否应该或不应参加国外(盟友)的军事行动，在将来要从德国利益的角度进行权衡。此外，这类决定应在国际舞台更好地宣传、解释，以便德国的政策不至于一再受到批评，就像德国在利比亚危机问题上的态度那样。另一方面，文件认为需要增强跨大西洋联盟以及欧洲安全伙伴关系，并表示，如果预计德国拒绝参加盟军行动的政治成本过高，联邦国防军就应参与这类行动，即使这类行动与德国的利益并不直接相关。(43)但是，在将来，究竟如何实现来自盟国的外部期待和来自国内社会的内部约束之间的平衡，仍然是德国政府需要应对的艰难挑战(44)。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德国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就将继续摇摆不定，依然会是失去方向感的(45)，由此，德国对于其西方伙伴而言依然会是难以捉摸的。
①君特·赫尔曼在对德国外交未来发展的预测中已经预计到可能会有这样的变化，参见Gunther Hellmann," Agenda 2020.Krise und Perspektiven",Internationale Politik 9,September 2003,S.39-50.
②有关德国在利比亚决议上的投票决定过程及其在利比亚危机中的表现，详见Lothar Rühl,"Deutschland und der Libyenkrieg",Zeitschri ft für Auβen-und Sicherheitspolitik 2011(4),S.561-571; Andreas Rinke,"Screbrenica or Afghanistan? Why Germany abstained on the Libya vote-tracing the history of the decision",IP-Global Online,June 14,2011,https://ip-journal.dgap.org/en/article/18473/print，访问日期：2013-03-05.
③关于欧盟与利比亚之间关系的分析，参见Shaista Shaheen Zafar,"EU-Libya Relations",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Vols.24 & 25,Nos.2 & 1,pp.125-141.
④"Import Dependence on Libyan Oil",Strategic Forecast,22.02.2011,http://www.stratfor.com，访问日期：2012-01-05.
⑤"Minutenprotokoll:Gaddafi wird zum Diktator ohne Land",Spiegel-Online,27.02.2011,http://www.spiegel.de/politik/ausland/minutenprotokoll-gaddafi-wird-zum-diktator-ohne-land-a-747957.html，访问日期：2012-01-05.
⑥Artur Ciechanowicz/Justyna Gotkowska,"Germany and the revolution in North Africa",CeWeekly,09.03.2011,http://www.osw.waw.pl/sites/default/files/CEWLL
[中图分类号]D73/77(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3)03-0003-(12)
令笔者饶有兴致的是，政权更迭能够导致一种需要的产生，即与政体相关的符号之改变。西方自由民主社会中的那种政府更替，通常并不涉及国家官方符号——国旗、国歌和国徽——的改变；但在政权更迭的情况下，这样的改变通常会出现。而在发生政权剧变的情况下，即新政权在政策、价值观和立场方面与其所取代的政权截然不同时，这种改变更是必不可少。在此时刻，新的国家符号就会推出，1917年的俄国和1949年的中国便是明证。
当诸如苏联这样具备包罗生活各个方面的符号体系的政权垮台时，对新符号的需要就会立刻扩展到社会公共领域的所有角落。由于人们不再使用旧政权的术语，语言便发生改变，“同志”一词的停止使用就是明显的例子。由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官方桎梏不再约束艺术创作，艺术也发生了改变，而那些在苏联时期曾处于地下状态的艺术表现形式则已经迅猛地迸发出来了。国家假日亦重新安排，要么将旧政权的节日赋予新的含义，要么设立一整套不同以往的新节日。礼仪同样也改变了，在新形势下那些与旧政权相关的礼仪或被废止，或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同样重要的是城市的改变。在苏联时期，尤其是自1935年起，莫斯科被打造为一座样板城市。其城市重建旨在将“野蛮的俄罗斯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灿烂前景的象征。莫斯科的大片地区予以重新规划，市中心则成为苏联政权和灿烂前景的双重符号。巨大的新公共建筑拔地而起，而大量的公寓街区一直延展到城市周围的郊区，成为市内急剧增加的人口的住所。体现城市建筑与社会主义未来联系的最为突出的符号，就是在战争结束后不久(20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早期)建造的七座[尖顶]摩天大楼。
随着苏联政权的崩溃，俄罗斯新统治者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如何处置这些体现社会主义理想的符号？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旨在与过去进行切割。许多地方被更名，以消除与苏联的联系。苏联符号(如国徽)被从建筑物上拆下。许多苏联领导人塑像被从原地移走，置于专门的公园——废弃纪念碑公园内。一些苏联时期的建筑物，特别是一些工人住宅被拆掉了。不过，苏联国家的众多符号仍然存在于莫斯科。与苏联时期相关的地名仍然可以见到，如安德罗波夫大街。苏联国徽依然悬挂在许多建筑物之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家杜马开会的大楼也是如此，而红星依然高悬在克里姆林宫的塔楼之上。莫斯科还保有五六座列宁塑像，一些其他领导人的塑像也没有拆掉。苏联时期的大部分建筑物丝毫未损，其中一部分建筑物还进行了一些维修。莫斯科市拆除旧建筑、代之以仿古建筑的做法被称为“重建历史建筑”，这对苏联时期建筑的整体影响不大，后者依然留在原地。当然，列宁的遗体也仍然在红场的陵墓之中。
莫斯科这种新旧混杂的情况呈现出当代俄罗斯占主导地位的符号体系的特征：苏联符号在后苏联的城市景观中依然十分突出。那么，这种符号混杂的现象为何存在？
其关键是需要有一种新的叙事。因为当政治剧变发生时，新的叙事就成为一种需要。笔者所指的叙事是要讲清楚三个基本事实：
第一，现政权的性质和所代表的力量。
第二，新政权取代旧政权的方式和原因。
第三，新政权统治下的国家走向。
这样的叙事对以下问题提供了基本解释：政权存在的原因是什么？该政权想做些什么？它还为政权提供了合法性和理论基础的来源，表明了其所代表的力量所在。不可避免的是，这种叙事的塑造者主要是政治精英，但其产生的过程包括精英与民众的互动对话。因此，叙事的形式和形态展现出这种互动的功能，民众的参与是其成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并非所有的政权都拥有一种在政治生活中居于正式地位的清晰叙事，但那些通过革命行动产生的政权的确要设法编撰这样的正式叙事。
苏联的叙事既高度发达，也无所不包。它主导了苏联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原因在于它将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整合为一个单一内涵的信息单位，成为一种元叙事(metanarrative)，即占据中心地位的叙事，它将各种不同的叙事整合为一种高于一切的信息单位。由于元叙事无所不包的特性，它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反映：官方讲话和决定、艺术品和形象、建筑形式(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莫斯科)、甚至还包括普通公民所使用的语言。
元叙事表述的主要形式是符号。符号是一种能够将复杂的思想加以简单展示的形象要素，通常将极为详尽和复杂的形象因素简化为简单的形象因素。例如：
——“无产阶级”一词并不是只指工人阶级，而是包含了有关工人阶级本质及其世界历史使命的所有内涵概念。
——政治招贴画和艺术品上的形象承载了政权价值观的政治信息。工人农民被赋予特定的形象，以强调其具备的特质。而且这些形象会不时发生改变。
——首都的建筑旨在传输有关共产主义的光明未来的形象和国家的全能性质。只要试想一下苏联时期莫斯科市中心的那些纪念碑似的多幢建筑和斯大林在战后兴建的七座尖顶摩天大楼，人们就能明白。
——礼仪活动被用来反映政权所寻求代表的新价值观，如新生儿的起名仪式、婚礼和葬礼等，均表达了挥别过去和走进辉煌新时代的意义。
当然，每个人对所有这些符号的解读并不一致。符号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含义。对此，下文将再予以阐述。
1991年苏联政权崩溃的部分原因在于元叙事遭到侵蚀，而元叙事无所不包的特性凸显了其制造的思想真空。并非仅仅是一个政权取代另一个政权的事实本身寻求对两者之间差异的强调(请注意叶利钦强烈的反共行为以及他表达尽量远离过往共产主义的意愿)，这足以制造出有关创立新叙事体系的需求，但苏联元叙事在公共领域享有的支配地位意味着这种元叙事一旦终结，其缺位就能够凸显其创造的思想真空。显然，对于新的国家叙事的需求为新生的后苏联政权提供了合法性。但是，还没有任何能够解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符号体系业已支配公共领域，甚至未能在公共领域取得引人注目的地位。
其原因何在？
在叶利钦时期，未能形成连贯叙事体系的主要原因是任何一项叙事内容都会引发政治争论。叶利钦倾向于采取反共的战斗姿态，在最大程度上否认苏联时代对俄罗斯的经历具有任何积极贡献。以此为基础的叙事必定会受到俄罗斯社会诸多派别的反对，尤其是那些对苏联时期有着较好印象的政治派别的反对。考虑到这些反对行动与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相关，所以不同政治立场之间绝无调和的可能。随着普京继任总统、共产党政治力量的式微和总统对苏联时期所持有的不同态度，这个政治问题不复存在了。但即使这个政治问题已经消失，一个完整叙事体系的出现依然受到自1991年以来的那个问题的阻碍。这个问题在叶利钦时期呈现出极端的状态，即如何将苏联时代整合入一种有意义的叙事之中。这样的叙事也许根本不存在，因此后苏联体系在思想上的合法性也根本不存在，于是对前不久的历史及其与当下的联系缺乏任何解释，这显然涉及对苏联在俄罗斯发展过程中的地位的评价。这个有关思想连贯性的基本问题在直接相关的政治问题消除之后仍然存在。
为何这样做如此之难？
有两个问题使得将苏联经历整合入一种具有连贯性的国家叙事之中变得复杂起来：一是苏联经历的性质，二是苏联解体的固有意义。毫无疑问，苏联经历是一种复杂和多面性的现象。当革命性变革发生在俄罗斯之时，新型的政权和文明应运而生，苏联时期是一个取得巨大成就和造成重大苦难的时期。将农民为主的农业社会改造成技术和工业超级大国、实现高速城市化、消除文盲和建立高质量的教育体系、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为征服太空的先驱和将苏联的强大力量投射到世界各个角落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也是大多数苏联人引以为傲的事情。但是，与这张彰显巨大成就的清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显示惨重代价的清单。如内战和20世纪20年代初的饥荒、农业集体化、30年代的“大恐怖”、战争初期的受挫、40年代初对一些民族的强迁和40年代末的饥荒和大清洗中数以百万计生命的丧失；迫害和剥夺自由、苏联历史多个时期的经济困难、审查制度和对异见思想和活动的镇压抑及大面积的环境恶化等等，这些都是对所取得的进步付出的代价。这些显示加分和减分的清单表明，任何对于苏联经历的评价都必然会陷入冲突，特别是在苏联政权之下成长起来的许多人仍然健在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关于这一点，下文将予以探讨。只要评价出现冲突，将苏联经历整合入一种具有连贯性的国家叙事之中的做法就会问题重重，争议不断。
另一个使苏联经历整合入一种具有连贯性国家叙事之中的做法复杂化的因素，是苏联解体所具有的涵义。正如针对苏联时期的任何评价一样，对这个事件的评价同样存有争议。一方面，共产党人认为苏联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却毁于叛徒之手。另一方面，其他政党认为苏联由于内部矛盾而呈现出不可持续性。那么，苏联解体是回归俄罗斯历史发展的基本进程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话，回归之路是经由西方经历之路，还是植根于独特的俄罗斯之路，抑或通过历史进程打造出一条崭新的道路？苏联解体是反映了不幸的帝国崩溃，还是使俄罗斯人摆脱了苏联其他民族束缚的事件？最重要的是，叶利钦身边的人将俄罗斯国家的创建视为对苏联及其所代表的一切的断然否定。考虑到1990年代总统及其支持者大力宣传这一观点，包括事实上全盘否定苏联经历，将苏联经历整合入一种具有连贯性的国家叙事之中的做法注定会十分困难。叶利钦继任者的处境依旧，因为即便是并未像叶利钦那样喋喋不休地抹黑苏联形象，对苏联现实的自相矛盾的评价依然清晰可见。
与这个问题相联系的是俄罗斯精英和民众的个人经历。1991年事件并不是由外部集团推翻内部集团，而是苏联精英的某些派别被其他派别所取代，其中后者得到了社会上更广泛的支持，并试图通过不同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诉求来寻求合法性。这样，1992年1月执掌大权的俄罗斯精英与苏联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他们都在苏联体制内工作过，因而已经向苏联投入了相当数量的人力资本。当然，正如叶利钦及其最亲密的支持者所表现得那样，他们并非不能大动干戈，摈弃苏联时代价值观、观点、看法和做法。不过，并不是所有前苏联官员都能像叶利钦那样与过去切割，即使是那些已经作了切割的官员也不能完全摆脱苏联的全部影响。在每个人身上，无论是精英还是普通民众，苏联的影响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对一部分人而言，全盘否定苏联就是全部否定他们自己毕生打造的一切。在持有或不持有这种感受的人们看来，他们成长阶段的正面情感都寄生于苏联的巨壳之中，虽然这个巨壳并非尽善尽美，但他们每个人的经历也不都是负面的。在这里，有关政治记忆本质的问题便出现在人们面前。
政治记忆将过去与现在连接起来，保存和重建过去，为评判过去和现在提供了基础。记忆有两个维度，一是个人记忆维度，它来自个人的直接经历；二是集体记忆维度，它指在公众中流传的形象，通常由官方推出(或至少受其影响)。个人在其个人记忆中缺乏集体记忆所包含的主题方面，倾向于接纳此类集体记忆。而且，即使在有关个人记忆包括了所涉及的集体记忆的情况下，个人记忆也会受到集体记忆的修改。记忆本身也可以存在严重的自相冲突的现象。由于选择性遗忘和记忆的原因，对于过去的解释和理解会存有差异，并对同一事件赋予不同的含义和重要性。这样的差异性可以存在于上文提到的不同记忆维度——个人记忆维度和集体记忆维度——之间，也可以存在于同一个记忆维度之内。个人记忆因个人的不同经历和反应而出现巨大的差异，并对集体记忆内容产生影响。记忆过程的核心问题是遗忘问题，所以社会记忆和个人记忆的形成有赖于在何处划出遗忘和记忆的界限。个人所经历历史的多样性使得关于记忆和遗忘的取舍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对某些人是需要遗忘的事件，而对另一些人则是需要记忆的事件。造成这两种不同情况的原因，是个人的不同经历以及认知和回想的多重层面。记忆基本上属于情感范畴，而非智识范畴；它是经历和感受的结果，而非推理的结果，因而具有强烈的个人性质。再者，记忆不是线型和连续性的，而是间断的和选择性的；人们拥有的记忆是局部的，而非整体的。结果，记忆通常既不是完全正面的，也不是完全负面的，而是兼有正负两种情感。一些人可能记住正面的东西，另一些人可能记住负面的东西。基于苏联时期巨大成就与深重痛苦混杂的特性，记忆和遗忘之间的界线在形成连贯性叙事能力方面显得十分容易识别，这是因为这样的叙事需要一种可用的过去。这意味着虽然有关苏联的政治记忆在俄罗斯社会中十分强烈，但这个记忆既不是整体性的记忆，也不是单一维度的记忆。这个记忆呈支离破碎状，甚至是千差万别的大拼盘。
正面记忆导致常见的怀念苏联时期现象的出现。俄罗斯社会中怀念苏联的比例一直在上升，以至于到2005年左右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俄罗斯公民对苏联政权持有正面态度，而且年龄越大的人(因而在苏联的经历越长)对苏联的正面评价越高。由于俄罗斯社会中大量的苏联时代物质遗存物的存在，苏联电视节目(经过重新复制的版本)的播放，城市改造过程中对苏联过去的物质展示，这种怀念之情已经成为俄罗斯社会十分显著的主旋律。虽然这并不是表明公众强烈支持回归苏联或用更新的苏联体制取代现行体制，但这确实使苏联经历整合入国家叙事的努力更加艰难，因为这样的正面情感与任何强调苏联负面统治的叙事之间构成紧张状态。当然，这取决于怀旧情感的性质和目的：到底是要回到虚拟的过去，还是仅仅表达对取代过去的遗憾，但并不想要回到过去。许多俄罗斯人渴望回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将其视为富足和安定的时代。一方面受到那个时代电视节目和电影的触动，另一方面大多数人也经历过这个年代。此类怀旧的焦点放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与斯大林时期的经历大为不同，因此对因探讨斯大林时代所产生的对苏联正面情感的侵蚀产生免疫力。由于这是“对勃列日涅夫的怀旧”，所以对斯大林的批判也许不会对此产生副作用。然而，至于那种寻求强大领导和光荣过去的怀旧情感，最有关联性的时期显然是斯大林时期，这不可避免地会涉及苏联过去的更为负面的一些方面。基于斯大林在建设苏联中起到了中心作用，有关苏联过去的负面因素只是苏联时代所取得正面成就的另一面而已。要完全了解后者就必须同时了解前者。不过，对苏联负面因素的了解恰恰是新叙事难产的真正症结所在。
人们普遍认为主要的负面因素是恐怖和镇压。一些人声称俄罗斯的文化和道德复兴需要毫无畏惧地承认“斯大林罪行”。虽然普京有时(特别是有关卡廷事件时)不如叶利钦和梅德韦杰夫直率，但三位总统事实上都承认了这些“罪行”的残酷性。无论如何，他们都已经承认斯大林犯下的“罪行”及其造成的损害。但是，对于斯大林及其遗产还缺乏彻底的了解。
——主要城市的市中心均未设立官方的受迫害者纪念碑
-卢比扬卡广场的岩石纪念碑；圣彼得堡三一广场的石质基座
-市郊和集中营所在地的纪念碑
-莫斯科的官方小型古拉格博物馆
——恐怖和镇压列为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次要主题
-多种教科书，包括教师辅导书
-博物馆：莫斯科的当代历史博物馆；
圣彼得堡的政治历史博物馆2010年展览的展示
-俄罗斯历史“正常化”过程的组成部分
——对斯大林获取权力的方式和原因或恐怖的根源未作任何解释
-只有个人陈述
-未对学校历史课程作任何重大修订
——斯大林半身像仍然矗立在红场
-斯大林塑像矗立在其他一些城市
记忆及当代俄罗斯记忆的本质对任何认真探讨此类问题的行动都制造了巨大的混乱，而要探讨此类问题就会涉及以上四个方面。对于绝大多数俄罗斯公民而言，有关恐怖和镇压的记忆都是集体的派生记忆，而不是个人的直接记忆。今天的大多数人都没有直接经历过镇压，都是从间接渠道(如父母、亲戚、朋友、教育系统、公共讨论)得知此事的。他们对此事的感情色彩强度和此事对他们的重要性都远远不如那些亲身经历此事的人，特别是受害者或寻求发现和公布镇压内幕的“纪念协会”活跃成员的感受程度。对许多人而言，斯大林这个人物与恐怖和镇压的关联度要低于与俄罗斯国家建设的关联度，他们认为后者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成就。许多人注意到俄罗斯民族主义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但是很少有人看到其真正的作用是动用苏联经验来加强当今俄罗斯国家的力量。在此过程中，斯大林被以赞许的语调塑造为国家建设者。根据这一观点，斯大林符号的负面因素被正面的国家建设成就所湮没。这个观点通常因斯大林领导下苏联的秩序和进步形象而得到强化，这与20世纪90年代人们的经历形成强烈的对比。由于在对苏联时期的态度上未能形成任何共识，而且许多人将斯大林直接与战争胜利和国家的秩序、稳定、进步和繁荣联系在一起，所以任何抨击斯大林的行动都不会得到众多俄罗斯人的支持。在那些认为苏联的主要成就归功于斯大林领导的人看来，对领导人的抨击只会令人感到愤怒。
俄罗斯人中除了一部分人认为斯大林是正面人物之外，还有一部分人对斯大林及其时代的记忆，包括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都是负面的。至于那些在斯大林统治时期遭受镇压的人，或是从其亲戚、朋友或族群(如战争中被强迁的民族)成员那里继承遭受镇压经历的人，恐怖和镇压是他们对斯大林时代记忆中占据支配地位的形象。这样的记忆得到了一些人的政治支持，其中主要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相信社会健康的未来取决于对过去历史的全面和诚实的叙述，以及诸如纪念协会这样的团体作出的基于事实的表述，这种记忆阻碍了当代政治人物将斯大林重新塑造成清晰的正面符号的努力。
然而，在解释斯大林所造成的问题时，更为重要的是由诸如“谁应对此负责？”的疑问和提供具体姓名的要求所引发的问题。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有人认为斯大林应当受到指责，因为是他下令镇压。但是，所有人都看到他的意志是由强力部门的人员付诸执行(也许滥用执行权)的。这些人员实施逮捕、关押和处决，而且还有普通公民通过通风报信来为恐怖机器效劳。后苏联时代的政府当局拒绝采取净化[强力机构]行动，叶利钦禁止对共产党员采取报复行动。此举并没有平息有关提供姓名的要求，但如同在处理卡廷事件时所做的那样，俄罗斯政府严词拒绝将关注焦点从恐怖受害者身上转移到加害者身上的做法。在卡廷事件问题上，波兰政府不满俄罗斯方面拒绝透露处决执行者姓名的行为。
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原因是，俄罗斯方面不愿打开有可能引发社会冲突的闸门。尽管有不少积极参与恐怖和镇压行动的人已经过世，但仍有一些人还健在，而且无论如何这些人的家人还在。若指认那些直接责任者将会导致采取法律惩罚或直接报复行动。无论出现上述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社会都将发生剧烈动荡，社会凝聚力也会受到潜在的侵蚀。另一个观点同样重要：受害者与加害者之间的界线并不清晰，这不仅仅是因为一些恐怖机构的活跃成员到后来自己也遭遇牢狱之灾，丢了身家性命，而且许多人并非恐怖机构的正式成员，却通过告发所谓的敌人来帮助恐怖机构达到目标。当然，另外的一些人只是旁观者，听任暴行在他们面前发生，甚至并不清楚要采取什么行动来阻止暴行。这样的推论将会产生这样的结论：整个社会需要承担集体责任。这正是瓦兹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阐述的观点，他说罪恶之线并非从人们身体之间穿过，而是从他们身体内部穿过。有一句格言也是表达这个意思的：说真话而非假话是对付暴政的唯一值得称道的做法。如果由于人们未能“讲真话”而造成集体责任的产生，这就会形成强大的社会威慑力，阻吓人们去探究责任人的问题。这也会将一些人眼里黑白分明的问题变成模糊不清的问题。
而且，这种威慑力也许会阻碍人们对其他问题作出更加全面的阐述，而这样的阐述本可以描绘出完整的画面，但其威力在这里要弱一些。一部不隐瞒缺点的苏联时期的客观历史最终能够加强俄罗斯政体。以正确的方式构建新的民族叙事(虽然无法得到普遍认同)则能够为社会进步奠定基础。如果一个社会了解其现状是如何形成的和希望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那就必须充分了解自己的过去。不幸的是，公众并不赞成这样做。唯一坚持不懈提出这个普通问题的，是自由派知识分子。而问题提出的时机是在政治辩论的过程之中，但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很难对苏联时期作出有意义的阐述。政治辩论的动能事实上使得人们无法达成共识，历史资料则被用来获取政治上的加分。实现持续变革的秘密是对晚辈们进行教育，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以全面研究苏联历史的成果来取代俄罗斯历史“正常化”，无论多难也要这样做。公众似乎对此表示冷漠，不感兴趣。90年代的斗争也许已经把公众搞得筋疲力尽，现在需要的是后苏联新一代人的崭露头角，他们与过去几乎没有任何情感上的联系。但在此之前，那种对俄罗斯社会未能“完全从苏联废墟中摆脱出来”的批评就显得毫无意义。在这样的情况下，对苏联和国家历史所持的模糊不清的社会态度将继续构成一种符号汇聚的坚实基础。这种符号汇聚现象，在政权的观点、政策和符号中十分突出。因此，占主导地位的话语仍然会缺乏连贯性，在家长制政见和民主制政见之间摇摆不定，肤浅地植根于整个社会之中，无法产生一种有意义的、具有连贯性的叙事，而这种叙事能够为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提供合法性的长期基础。
(本文是根据G·吉尔教授2012年9月1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上的演讲整理而成。本文所涉及的部分内容发表在吉尔教授2013年出版的著作(Graeme Gill,Symbols and Regime Change in Russi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201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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