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实践辩证法思想探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辩证法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高拱(1512-1578)是明朝嘉靖、隆庆之际著名的政治家和哲学家。他先后从政三十余年，具有非常丰富的政治实践经验。对这些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升华，就形成了他以实践为特色的辩证法思想。本文试图结合高拱的具体实践活动，对他的辩证法思想加以初步探讨。
“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的政治辩证法
高拱是通过批判宋儒“常则守经，变则行权”的观点而阐发他的经权辩证思想的。他认为宋儒不识权字，把“经”和“权”割裂开来，是不合道理的。“称之衡也，斤两各具，星子有定而不可易”；“权（者），称之锤也，往来取中，变通而不穷。”（《问辨录》卷六）他把“经”和“权”的关系比喻为“称”的“衡”和“锤”的关系，批判宋儒“常则守经，变则行权”的观点是“常则专用衡而不用锤，变则专用锤而不用衡也。”（同上）在高拱看来，所谓“经”，是指坚持封建典章制度的原则性，即事物的常住性；所谓“权”，是指权衡不同情况而实施封建典章制度的灵活性，即事物发展的变动性。“称锤”总是在“称衡”的“星子”上往复移动，取其适中，达到平衡统一。就象“衡”和“锤”互相为用的对立统一关系一样，“经”和“权”也是互相为用的对立统一关系。二者“无常无变，无大无小，常相为用，而不得以相离。”（同上）“故谓衡离于权，权离于衡，亦不可也。盖衡以权为用，权非用于衡，无所用之。分之则二物，而合之则一事也。”（同上）由此看来，“经”不是“权”，“权”不是“经”，二者是对立的；但“经”不离“权”，“权”不离“经”，二者又是统一的。事物的常住性和发展的变动性，制度的原则性和实施的灵活性，都是统一而不可分离的。“经”“权”合则并荣，离则双枯。
高拱进一步论证说：“盖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问辨录》卷六）这就是说，“经”是“有定之权”，“权”是“无定之经”。这里的“权”，指的是在实践过程中的方法和措施。这种“权”本来是“无定”的，具有具体性和灵活性，但在一定条件下，通过总结和概括，把实践方法和措施上升为一种原则和制度，就成为“有定之经”，使之具有普遍性和固定性。这里的“经”，是指原则和制度，这本来是“有定”的，但在实践过程中，其方法和措施又可加以具体的、灵活的运用，这样本来“有定”之“经”又变成了“无定”之“权”。所以，高拱说：“无定也，而以求其定，其定乃为正也。”（同上）在他看来，“有定”和“无定”、“经”和“权”的关系，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二者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贯通，并在一定的实践条件之下互相转化。“无定之权”可以转化成“有定之权”，即“经”、“有定之经”又可以转化成“无定之经”，即“权”。
在坚持“经”“权”相统一的基础上，高拱对“权”作了辩证的阐发丰富和发展了“权”的哲学内涵。他说：“夫权也者，圆而通者也。”（《问辨录》卷六）“圆通”，就是融会贯通而无偏倚、无阻碍。观察和运用“权”，既不能用“方而不圆”的片面观点，也不能用“执一不通”的弧立观点，而必须应用“合而圆”的全面观点、“会而通”的联系观点。高拱承认，认识事物，处理问题，难免先从“一方”、“一隅”开始，但始终囿于“一方”、“一隅”，就不是“能权”，就不会把“权”运用于实际，达到“圆通”，使“经”“权”平衡。如果东向望不见西墙，南向望不见北方，不知其“合之圆”、“会之通”，就是“非圆非通”，而“非圆非通，不可以与权也。”（同上）而要做到“圆通”，必须“求之以问学，练之以事行，会之以深思，涵之以积养，渣滓既尽，自圆自通。”（同上）只有通过问学、事行、深思、积养等一系列实践活动，才能以“圆而通”的正确方法运用“权”。高拱对于行权要做到“圆”与“通”的论述和界定，是对前人权说方法论的重大发展和深化。
高拱根据“经”“权”相互为用以及行权“圆而通”的观点，提出了一整套治国方略，他在恪守祖宗成宪（“经”）的基础上，针对社会时弊提出了许多灵活的改良措施（“权”），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后来名相张居正推行重大的政治经济改革奠定了基础。正如郭正域在高拱《墓志铭》中所说：“江陵负豪杰之才，其整齐操纵，大略用高公之学。”
“以义用其力，以力成其义”的军事辩证法
高拱认为，军事乃是专门的学问，不懂得军事学，就没有资格带兵打仗。因此，他不但加强军事人才的培养，而且又用很大精力研究军事理论，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朴素军事辩证法观点。
首先是对“义”和“力”辩证关系的分析。高拱在《问辨录》卷七中有这样的议论：《左传》中载有孔子之言：“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程颐认为“此非孔子之言。诚若此言，是以力不以义也。”这句话对吗？高拱回答说，程颐的话不对，“后世儒者但言义，便不要力；但言力，便说非义。”他批判儒家把“义”“力”绝对对立起来的观点，说：“自义不以力之说兴，遂使轻事之人，不审彼已，不量胜负，不度事机，而徒然以为义，卒之事败而国家受其祸，就自以为义也。”（《问辨录》卷七）并以历史上宋襄公和张魏公（浚）丧师误国为例，说明“义不以力”之说真是害人匪浅，国受其祸。
高拱认为，“义”和“力”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是对立的统一。所谓“义”，本义是指人们道德行为的动机和准则；从政治哲学层面上看，“义”是指封建统治阶级推行的所谓仁政；从军事哲学层面上说，“义”又是一种正义的或仁义的战争。所谓“力”，就是军事实力。“义”为仁德，“力”为武力。“义”不是“力”，“力”不是“义”，二者是对立的。但“义”和“力”又是统一的。高拱说：“以义用其力，以力成其义”；“诚为义，亦必用力而后能济，则力皆义也。”（《问辨录》卷七）在他看来，要维护明王朝政治和边疆的安定，推行封建地主阶级的仁政即行义，必须用武力、行霸政，“若是义举，则力无非义”（同上）。用武力、行霸政即用力，必须以维护明王朝的安定和推行仁政为目的，“若不是义举，则力乃以为乱耳。”（同上）这就是说，“为义”是目的，“用力”是手段。“为义”必须“用力”，“用力”正是“成义”；要达到政治目的，必须采取军事手段，而军事手段的运用，正是要达到政治的目的。这种“义”和“力”、目的和手段的内在一致性，就是高拱的义力辩证统一观。
其次是对“声”和“实”辩证关系的分析。高拱把“以力行义”的战略思想运用到具体的战术中，提出了“先实后声”的战术原则。他说：“兵家先声而后实，必须先实（而）后声，乃可以先声而后实。盖以实为声，人自畏之，而可以省于实。若无实，不可以为声也。”（《本语》卷三）在他看来，用兵的“声势”和“实力”相比，“实力”是主要的。“先声而后实”必须以“先实（而）后声”为基础。只有“以实为声”，敌人才会畏惧，稍用“实力”即可取胜。如果不以“实力”为后盾，则不可虚造声势，否则就要打败仗。高拱关于“声”“实”的论述，包含着分清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及其相互转化的辩证法思想。
最后，高拱对武器也作了辩证分析。他说：“弓矢戈矛，天下之利器。”但它的社会政治作用，应看为谁所用而定。“良民以之御寇，而奸民以之为寇”。如果以为良民用它“御寇”，就放纵奸民使用；奸民用它“为寇”，就禁止良民使用。这就必然“常使御寇无具而为寇有资也”。这里是“纵”，是“禁”，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具体分析，“顾视所用何如耳”（《问辨录》卷六）。可见，“弓矢戈矛”主要看掌握在谁的手里，掌握在“良民”手里就可以御寇，掌握在“奸民”手里就会为寇。
“义利之分，惟在公私之判”的经济辩证法
高拱的义利辩证法思想，是在远承墨经“义，利也”的观点，近循陈亮、叶适的功利主义，通过批判儒家的“重仁义，轻功利”的超功利主义思想而阐发出来的，实开明朝嘉隆之际经世致用之风。
关于义和利的辩证关系。他说：“聚人曰财，理财曰义。”“义者利之和，则义固未尝不利也。义利之分，惟在公私之判。苟出乎义，则利皆义也；苟出乎利，则义亦利也。”（《问辨录》卷一）在他看来，所谓“利”，就是聚财，聚集人才创造财货；所谓“义”，就是理财，为国家管理财货。“义”不是空洞的抽象概念，而是公共利益的总和。“义”“利”的区别，仅仅在于为公还是为私。如果为公众谋利益，“利”就是“义”，“义”也是“利”。无“利”就无“义”，无“义”就无“利”。因此，“义”“利”是统一的，二者是相互依存、互相渗透的，并在一定条件下是互相转化的，这个条件就是“惟在公私之判”。
高拱痛斥宋明理学家是“后世迂腐好名者流，不识义利，不辨公私，徒以不言利为高，乃至使人不可以为国。”“是亦以名为利者耳，而岂所谓义哉！”（同上）他认为后世“迂腐好名之人，又倡为不言利之说，遂使俗儒不通国体者，转相传习，则其事愈轻，甚有误于国事。”（同上）指出理学家“徒以不言利为高”、“以名为利”的空谈，其危害性就在于轻视“事功”、“误于国事”。
关于钱与物即货币与商品的辩证关系。高拱在《铸钱议》中提出，“物有赢缩，而钱则与之上下；钱贵则物贱，钱贱则物贵。”（《高文襄公文集》卷一）就是说，“物”（商品）的价值有涨有落，而作为商品价值符号的“钱”（货币）则随之上下波动。当供过于求时，货币增值而商品贬值；当供不应求时，货币贬值而商品增值。在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刚刚萌芽时，高拱就初步认识到钱与物、货币与商品的价值关系，不能不说包含着朴素的价值规律的真理因素。他指出当时钱币过多的三大弊端：一是前代之钱与当代之钱并用，以旧顶新；二是私铸之钱与官铸之钱并用，以假乱真；三是南方用钱与北方用钱不同，法不统一。他认为铸钱与钱法必须统一，他说：“钱者人君驭世之具也”，“铸钱之权即在官而不在民；用钱之法当在上而不在下。”（同上）只有这样才会摆脱经济困境和财政紊乱，巩固封建政权。
关于理财与王政的关系。高拱十分强调理财的重要性，他说：“夫《洪范》八政，首诸食货；《禹谟》三事，终于厚生。理财，王政之要务也”，又是“圣贤有用之学”（《问辨录》卷一）。因此，他大讲生财、聚财和理财之道，“生财自有大道，苟得其道，则财用自足，正不必外本内末，而后财可聚也。”“聚财断不可为务财，用之小人断不可用”（同上）。不这样，就无以安邦治国。这种思想同那班俗儒自视清高，轻贱经世之务的超功利主义思想形成了鲜明对照。
总之，高拱在批判理学家超功利主义思想的基础上，不仅阐述了“义”与“利”、“钱”与“物”的辩证法，而且又重点论述了理财对国家治乱的决定作用。这蕴含着经济决定政治的历史辩证法的合理因素。
“用有所养”、“宽严适宜”的教育辩证法
高拱在任内阁首辅之前，曾任裕王朱载
（明穆宗）侍读侍讲，凡九年，深得裕王倚重，并任国子监祭酒多年。他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教学经验，对教学规律也多有体察。
高拱认为，“用人必先养人”。国家治理的好坏，同执政者的素质有着密切关系，而提高执政者素质的重要手段就是要加强培养教育，使他们掌握专门知识，然后才能任用。他说：“朝廷用人，必先养人。苟无养之于先，则其用之亦苟而已。今人才涣散无有为国收拾者，仆诚欲养于未用之先，以辨其才。乃用于既养之后，以充其任。”（《政府书答·答张给事》）又说：“人徒曰用贤才，而不知贤才必须培养于先，俟其成而用之，乃可以济天下之务。若不待其成而用，未有不偾事者。”（《本语》卷五）在他看来，“用人”必无“养人”，“养人”的目的是为了“用人”。假如“无养之于先”，或“不待其成而用”，就不能“以充其任”，更不能“济天下之务”。可见，高拱不但论述了人才培养的必要性，而且强调了人才从培养到使用又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即没有培养，不可能成才；没有成才，更不能任用。这是符合培养人才的实际状况的。
从教育内容上看，高拱反对“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同上）即“养”“用”相脱节的旧制，认为学习内容必须切合实用，即用有所养，学以致用。这是他的经世致用思想在教育观上的鲜明体现。关于帝王教育。他认为，嗣君在学习和借鉴前代君王治国经验的基础上，重点应研究本朝的祖宗大法、“精神命脉”。具体说，就是学习“如何慎起居，如何戒嗜欲，如何务勤俭，如何察谗佞，如何总揽大权，如何开通言路，如何进君子退小人，如何赏功伐罪，如何肃宫闱，如何御近习，如何董治百官，如何安抚百姓，如何镇抚四方。”（同上）嗣君只有学好这些东西，才能治理国家。关于翰林教育。他认为，相臣出于翰林，而翰林之官却以诗文入选，以诗文为教，其学不能适应相臣辅国的需要。对这种学不致用的状况必须加以改革。在他看来，实施翰林之职的教育内容应有两个方面：一是“辅德”，“教之以正心修身以感动为本，明体达用以为开导之资；如何潜格于先，如何维持于后；不可流于迂腐，不可扭于曲学。”（同上）二是“辅政”，“教之以国家典章制度必考其详，古今治乱安危必求其故；如何为安常处顺，如何为通权达变；如何以正宫邪，如何以定国是。……教之以明解经书，发挥义理，以备进讲；教之以训迪播告之辞，简重庄严之体，以备代言；教之以错综事理，审究异同，以备纂修。”（同上）根据教育对象确定教育内容，这就是用有所养，学以致用的教学辩证法。
从教学的方法上看，高拱认为，必须根据学生“率教”的具体情况而采用“宽严适宜”的教学方法。在《本语》卷三中，高拱借国子先生之口阐述了他的教学方法论思想。国子先生把学生召来，问道：“吾之为教也，严乎？宽乎？”有的说：“宽，诸生感德而不能忘”；先生说：“不然，吾不宽也”。有的说：“严，诸生畏威而不敢犯”；先生说：“不然，吾不严也”。又有的说：“宽严得中”；先生说：“不然，吾不宽严得中也”。学生们迷感不解，请先生解答。先生说：“夫宽施诸率教者也，严施诸不率教者也，何有定用？”假使都宽，那么对不听从教导的学生不是放纵了吗？假使都严，那么对听从教导的学生不是太苛刻了吗？假使半宽半严、宽严得中，那么对全当用宽者则有一半太严了，对全当用严者又有一半太宽了。所以，“诸生全率教，则全用吾宽；全不率教，则全用吾严。”率教者多，则多用宽；不率教者多，则多用严。”“又自一人而言，始率教，则用吾宽；继而不率教，则用吾严；终而率教，则仍用吾宽也。始不率教，则用吾严；既而能改，则用吾宽；终而又不率教，则仍用吾严也。一分率教，吾有一分之宽；一分不率教，吾有一分之严。本质在人，付之而已，而我何与焉？是之谓宽严适宜。”因此，对学生要求的宽严不可“定用”，而要根据学生“率教”的具体情况，因人因时提出宽严要求，做到因人因时施教，灵活采取对策，这就是“宽严适宜”。国子先生教育学生要懂得“宽严之理”，统而言之宽严，或宽严得中，都是缺乏辩证分析的，也是不恰当的。最后得出“事无遗情而教无遗术”的结论。高拱对宽严辩证关系的具体分析，真是鞭辟入理，入木三分。
“才德兼备”、“取长弃短”、“务核名实”的人才辩证法
《明史》本传称：“其在吏部，欲遍识人才，授诸司以籍，使署贤否，忘爵里姓氏，月要而岁会之。仓卒举用，皆得其人。”高拱“能得人”“善用人”，经推荐、提拔、任用的文武大臣有二十余人，就是他把人才辩证法运用于识别考察人才问题上的结果。
“才德兼备”。高拱从“才”“德”两方面对人才进行分类，指出：“才德兼者，上也；有根本而才气微者，次也；有才气而根本微者，又其次也。然具不可弃。以才气胜者，用诸理繁治剧；以根本胜者，用诸敦雅镇浮；若夫钧衡宰制之任，必得才德兼备之人，而缺其一者，断不可以为也。”（《本语》卷五）三等人才，要用得其所。但是，使治天下之大任者，特别是充任首辅之职，必须“才德兼备”，否则，将给国家造成危害。既然选用人才要“才德兼备”，那么就必须打破论资排辈的旧习。他说：“凡举人就选者，初只以资格授官。授官之后，则惟考其政绩，而不必问其出身。”（《高文襄公文集》卷九）“但系贤能，一例升取，不得复有低昂。仍行都察院转行各该抚按官，务除去旧套。但系贤能，一体保荐，亦不得复有低昂。”（同上）以往选人才特重出身，厚进士而薄举人。高拱力扫这种出身门第，论资排辈的旧套，议定进士、举人初时可以资格授官，以后升用，惟考政绩，不问出身。若举人真正优于进士，则可先行保荐和升取，“不得复有低昂”。高拱认为，选贤任能不仅要才德兼备，而且也要有年龄限制，特别是州县等地方长官必须以年富力强的人充任，“稽其年貌，五十以上者授以杂官，不得为州县之长。”（同上）因为州县长官，政务繁忙，责任重大，“须有精力者乃可为之”。五十岁以上的人，从体力和精力上说，都不能担此重任，只能授以杂官。当然，高拱论“才”与“德”是以封建统治阶级利益为标准的，也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
“取长弃短”。（一）用人要取长弃短。高拱说：“圣人官人，犹匠之用木，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本语》卷六）“盖人才之在天下者，若手指然，大小长短犁然不齐，而皆于用。”（《掌铨题稿》卷十八）就是说，对人才既要看到长处，又要看到短处，要全面地看待人才，“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只要有一技之长，就可以为我所用。（二）反对求全责备，吹毛求疵。高拱说：“用人者不取其大，每以一眚弃之。故慷慨任事之臣鲜，而国事不支。不论其大，而徒以无过用之，故委托持禄之臣多，而国事日废。”（《本语》卷六）他以历史上卫侯以苟变吃过别人两只鸡子而拒绝用为帅师、梁主不顾社稷安危而任用无过的段凝驻军河上这样两个例子为论据，指出：“用人不论其才，只取无过，然非无过也，未用耳。苟用之，而其过出矣，犹不如前者多矣。”（同上）就是说，无过之人并非无过，只要使用就会有过。因为“细微之过，人皆所有”（《掌铨提稿》卷五）。可见，“长”“短”都是经过使用而发现，通过实践而看清的。（三）反对用人不当，用短弃长。“大匠能治木乃使解牛，庖丁能解牛乃使治木”，或者“使学者为之，其将能乎！”（《问辨录》卷七）这样弃其所长，用其所短，天下就不会大治。高拱比喻说：“今有百锁焉，亦有百匙焉，各寻其匙而投之，无不利者。若以为锁固在此，匙固在此也，而概以投之，则锁与匙俱坏。夫官各有所事，而人各有所长，以所长治所事，则人既得展其能，事亦可底其绩。苟用违所长，未有不败者矣。今天下非无才也，而事功不兴者，锁匙之用背也，然匙固在锁固在也。”（《本语》卷五）
“务核名实”。高拱认为，加强对人才的管理，必须对各级官员进行考察，而考察考语要同考察对象的客观实际相符合，即“务核名实”或“综核名实”。他说：“今诚宜于考察时，令部院官务核名实。某也贪，必列其贪之事；某也酷，必列其酷之事；某也不谨，必列其不谨之事。余皆然。”（同上）这样不仅可以使被考察者本人接受教育，而且也有利于克服私意中伤之风。“综核名实，使巧宦者罔售其诈，而举职者莫掩其真。”（《政府书答》卷四）在他看来，“务核名实”或“综核名实”必须循名以“责实”，即以“实”作为升降赏罚的依据。他说：“言必责实，则捷给为佞者不可饰言也；行必责实，则儇利任术者不可饰行也；功必责实，则比周为誉者不可饰功也；罪必责实，则巧文曲避者不可饰罪也。”（《程士集》卷四）所以，要力戒失实，反对“徒有虚名”。他说：“果有实政，则不必论其名。徒有虚名，则必处之以法。人将务实而不务名矣。”（《掌铨提稿》卷十八）“但问其政之羡恶，勿论其名之有无。”（同上）考核官吏，要重实政，黜虚名，对那些徒有虚名之人必须绳之以法，这样才能达到“官修实政而民受实惠”（同上）的目的。那么如何“核名实”呢？高拱提出了“参验”的方法。他说：“吏部职在知人，人不易知也，幸诸公早计之。某也德，德何如？某也才，才何如？书诸册。某也不德，不德何如？某也不才，不才何如？书诸册。某也所自见，某也所自闻，某也得之何人，书诸册。皆亲封记之，……以为参验。以故贤否不淆，黜陟允当。”（《太师高文襄公墓志铭》）某人是否有“才”与“德”，是否“才德兼备”，考察考语是否真实地反映了考察对象的实际，必须通过实践的检验和验证，这就是“参验”。只有通过“参验”考察，才能“贤否不淆，黜陟允当”。高拱根据“务核名实”的思想，制定出许多具体的考察措施。一是表彰却贿，打击行贿受贿。“凡遇有行贿之人，即当执拿在官，明正其罪。……凡遇有却贿之官，便当纪之善薄，而不得反用为瘢痕，列之荐牍，而不得反指为瑕类。”（《掌铨提稿》卷十六）二是奖廉惩贪。“贪酷之罚，查得历年考察贪酷者，例止为民，故效尤者恬不为异。今贪赎者仍提问追赃，是以数年之内，仕路肃清。”（同上卷十八）对于贪污，不仅要罢官削职，还要提问追赃。对于廉吏，高拱主张进行奖赏，“以广东有司多贪赎，特请旌廉能知府侯必登，以厉其余。”（《明史·高拱传》）三是奖勤罚惰。“有能保惠困穷俾皆乐业者，以三年为率，比内地之官加等升迁。有能捍患御敌特著奇绩者，以军功论，不次擢用。如其才略恢宏可当大任，即由此为兵备，为巡托，为总督，无不可者。……乃若用之不效无益地方者，降三级别用。若乃观望推委以致误事者，轻则罢黜，重者军法治罪。”（《掌铨提稿》卷三）高拱主张把人才考察的结果“书诸册”即建立人事档案，随时为朝廷提供人才信息。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人才管理中的一项创新。
由上看出，高拱辩证法思想的显著特征，就是它的实践性：把实践经验总结提升为朴素的辩证的方法论，又用辩证的方法论指导他的政治、军事、经济、教育、人才等各种实践活动，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他的实践辩证法蕴含着唯物的辩证的思想内涵，迄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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