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化路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路径论文,生态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系统论和生态观的角度看待社会政治系统的运行，其实它与自然系统的生态状况一样，存在着结构与功能的内在生态关联。结构决定功能，功能反映结构状态。社会肌体出现病变，病因肯定来自社会肌体结构的内在矛盾，结构的矛盾造成功能输出能力的削弱。要消除病因，必先修复结构，最终恢复功能。
政治生态理论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政治学封闭的、孤立的思想方法，而从开放的、整体的思想方法出发，认识到政治体系只是社会系统乃至人化的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政治体系不能离开社会系统的制约而独立存在。因此，政治生态理论作为对政治现象进行研究的一种方法论，把政治现象放到与之相联系的社会生态系统乃至自然生态系统整体中予以整体把握，认为任何政治现象都不是无来由的孤立存在，而是政治体系与其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①。
专制政治与民主政治是两种性质恰好相反的政治系统结构类型，具有截然不同的政治生态属性，因而它们与社会诸领域的关系以及向社会环境输出信息和能量的途径和功能也大相径庭，取得的社会效果自然也就不可同日而语。本文从政治生态理论及其方法的角度，试对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治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及其生态状况予以比较分析。以之为理论基础，进而检视当下中国政治发展与转型所应坚持的整体性生态化推进原则。由于在分析方法和角度上具有初步尝试的性质，恐多有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专制政治的生态属性
专制，“意指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②。专制政治作为一种政治统治形式，曾长期占据世界国别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即使在今天，仍不乏其例。在中国，自秦以降直至晚清，专制集权统治长达二千余年之久。
专制政治是金字塔状的、具有森严的等级差别的结构体制。“等级制虽然有很多形式，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特征，即这些形式是基于命令和屈从原则而组织起来的体制”③，因此，在决策的逐级下达过程中，存在政策效力逐级递减的规律；同样，权力的逐级下放，也存在逐级变异的规律。这是因为，专制集权体制存在着如下先天性或基因性制度缺陷：第一，权力高度集中，缺乏体制内的、合法的对于权力运行的根本性制约与校正力量。专制集权体制，权力高度集中于一体，构成权力自上而下逐级下达和官员自下而上逐级负责的政治运作体系。由于权力高度集中，缺乏适度的分化以及由此形成的次体系的相对独立和互为牵制，因而也就必然缺乏体制内的权力间的制约与监督。当决策以及围绕决策的权力运行处在正确的轨道上的时候，由于权力的高度集中，它无疑是高效的；但当决策以及围绕决策的权力运行偏离正确轨道的时候，也由于权力的高度集中和有效，产生的后果往往是全局性和灾难性的，因而也是毁灭性的。第二，即使具备一定的监督机制，由于制度设计上的系统自闭性和由此造成的制度运行上的暗箱操作，也极易造成监督主体的逐渐被同化，直至被拉“下水”。从历史经验看，专制集权体制并非极其缺乏监督机制的制度供给，但由于这种制度设计的系统自闭性所极易造成的暗箱操作，和自下而上的单向负责；由于缺乏开放而独立的“第三方”的监控，和由此产生的政治权力行使者对“第三方”的负责制，就在监督的主体与客体之间，极易达成欺上瞒下、共同获利的腐败共谋。“做古代历史研究的，大多认为明代的政治昏乱，但是从制度层面讲，明代的监督机制偏偏最发达，历朝都有的监察机构自然少不了，只是不叫御史台而叫都察院，辖十三道御史，原来专门的谏官给事中，此时也演变成分布在六部的监察官，从给皇帝提意见，转变为给京官挑错，除此而外，各省还派有专门定期驻省监察的巡按，后来再加派巡抚、总督。政府体系之外，皇帝还要派自己身边的人，到各地监察，有矿监、税监，最重要的是监军，正因为如此，被阉割过的宦官，到了明代被尊称为太监。这还不算那些直属于皇帝，权力无边，但却近似于特务组织的锦衣卫和东西厂。”④可见，明代的制度规定不可谓不严密，但它还是覆灭于这种表面看来堪称完美的制度之下。虽然，专制集权体制也并非完全没有自己的监督机制，以保持政策在下达中不致走样，权力在运行中不致迷失。但由于监督的主体与监督的客体同处一个阵营，同属一个利益群体，利益关系互相缠绕，割不断，理还乱；监督机构因为与被监督者的利益的一致，摇身一变，成了分肥的工具，与被监督者共谋挖空国家的塔基，这就使得这种监督机制在多数情况下形同虚设，名存实亡。除非监督的主体与监督的客体间发生了尖锐的利益冲突，必欲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而能起到一时的监督之效，但那不过是政治斗争的附带或偶然效果而已，不是监督机制的正常的制度效应。第三，尚无体制外的、合法的对于权力运行的根本性制约与校正力量。所谓体制外的、合法的对于权力运行的根本性制约与校正力量，是指以自治、自由、权利、参与和监督为表征的现代公民社会力量，这种社会力量相对独立于政治国家，以对公民自身合法权利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与保障为前提，以各种类型的社会团体为组织形式，以社会政治参与为运作形式，制约与监控政府权力的运行，保障政策效力不致逐级递减，权力性质不致逐级变异，阻断政府权力对于民间社会的越界行使。说到底，这种体制外的民间力量，就是来自社会民主的力量，“第三方”的力量。
有研究者认为，专制集权社会腐败丛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官僚的“工具”地位。在权力支配一切的古代中国社会，“官僚们的政治权力虽然很大，靠这种权力得利也很多，但这种能为其带来好处的权力却不是他们自己的，而是君主的。……在中央集权政体下的官僚制是君主统治人民的一种工具。……因此其政治地位及所拥有的巨大权力优势随时都可能化为乌有。……君主可以卖爵禄给你，如感到不合意，随时可以转卖给别人。官僚的这种政治经济地位，就使其处于一种很微妙的境地：一方面他们的权力及优越的政治经济地位随时可能丧失，处于一种极不保险的境地；另一方面，在一个权力占支配地位的社会里面，他们手中暂时拥有的权力又可以像聚宝盆一样把财富迅速积聚起来。所以，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只要条件允许，他们必然乘还拥有这个聚宝盆时尽可能地多捞一把，疯狂贪占，以备身后之用”⑤。这一观点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似又未切中肯綮。
其实，不独专制集权社会，即使是现代民主社会，官僚也难以摆脱其“工具”地位。在古代中国社会，官僚是君主的工具；在现代民主社会，官僚是选举他的公民的工具。古代官僚有任期制，或随时会被免职，因而战战兢兢，朝不保夕；现代民主社会的官僚也有任期制，更是不乏随时被罢免或引咎辞职的个例——只是，这个罢免权由君主的手中转移到了公民的手中，但无论如何，官僚的“工具”地位，是从未有所改变的。甚而至于，如同专制集权社会，在现代民主社会，“权力占支配地位”的社会政治格局也仍未有改变，只是权力的最终分配者由专制君主变移为普通公民。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在现代民主社会的官僚身上，鲜有腐败丑闻的发生。为何同为“工具”，不同制度体制下的官僚，其为官的清浊，会判若云泥呢？按照权力的本性，没有什么权力是对腐败天生免疫的，即使是以民主方式产生的权力。看来，官僚的“工具”地位，对于政治腐败不具有决定性意义。问题的关键，在于权力的边界是否得到清晰的制度性界定，权力的运行是否暴露在阳光之下，权力的行使者是否受到根本性的外部监督和制约。“当官僚们的游戏规则没有被清晰地加以界定，当他们在颁发具有经济价值的特许权或政府合同以及招聘人员拥有自由处置权时，他们就会受到诱惑去收受贿赂。自由处置权越大，规则越不透明，腐败的潜在可能性就越大。”⑥举凡腐败丛生之所在，必是“第三方”监控缺失或流于形式，使得官员的自由处置权越发扩张，进而造成权力的滥用，增加了腐败发生的可能性。第三方监控的缺失或流于形式，一般表现为，作为第三方的司法、监察体系的不健全，如建制或组织关系的非独立性，以及人财物力的受控性，和由此造成的非权威性与低信任度。政府无论大小，难免会与经济生活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有联系就难免产生交换，诱致腐败。此时，制度性的第三方的独立、权威及有公信力的存在，对于遏制腐败，就显得尤其重要。成熟的民主制度，恰好周延地完成了限制与监控权力使之不致越界的制度设计，并保障这一制度的顺畅运行，从而使得腐败现象难以大面积发生。
从政治与社会之关系看，专制集权体制下的社会，是“身份社会”，所谓的法律并不是为保护社会成员的诸方面权利而制定，而是出于保障专制权力的权威性的需要，社会成员基于自身身份而层层受控于政治国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的、指令式的，缺乏反馈机制与渠道，民间社会的声音和诉求难以制度化地顺畅上达。政治国家对民间社会的强权统治与高压控制，往往造成社会矛盾的长期积聚。并且这种矛盾的释放，基本上都是通过周期性的暴力反抗的方式来完成，因而总是造成社会发展环境的极大破坏和社会发展的反复与迟滞。因此，专制集权体制下的“身份社会”之国家与社会关系是机械的、无机的，显然不利甚至有害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专制集权体制限于自身的制度弊端，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无意也无力于解决政权和社会的制度性关联问题。原因盖在于其体制体系设计上的封闭性。已如上述，虽然，专制集权体制与社会之间并非完全隔绝，但是这种联系在体制意义上无疑是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的，缺乏来自社会的反馈机制与渠道，这样就不能制度化地构设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的生态关联，不能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信息与能量的正向输出与回馈关系。对于专制集权体制的这种单向度、封闭性的体制弊端，著名政治学家王亚南先生早就有一针见血的灼见。他在其《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以中世纪末期欧洲专制主义的政治形态为例，对封建专制极权主义政治形态进行了精彩的描述：中世纪末期，民族国家逐渐成长起来，“每个民族国家在开始时都采取专制主义的政治形态。为什么都要采取这种政治形态呢？……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在反对诸侯的斗争中获得胜利的国王(或最大的诸侯)把以前分别把持在贵族、僧侣手中的赋税、战争、公益、裁判等权都集中到自己手中了。可是对于这些方面的政务，他不能样样自己去做，特别在领土扩大的场合，他就更非委托或命令一批人去做不可了。”这样，专制君主政体就完成了权力集中的过程。“在这种情势下，官僚或官吏就不是对国家或人民负责，而只是对国王负责。国王的语言，变为他们的法律，国王的好恶，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官运和生命)，结局，他们只要把对国王的关系弄好了，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地不顾国家人民的利益，而一味图其私利了。”⑦大一统的专制集权体制在中国古代社会表现得尤为典型与充分，甚至到了家国一体、“朕即国家”的荒唐程度。自秦始皇建立空前统一的秦帝国始，就开了在实践上强化君权的先河。“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皇和帝连起来，称‘皇帝’的帝王。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称谓问题，而是帝王观念的实现，他把帝王的尊贵推向了顶峰。”⑧自秦至清，专制集权体制一脉相承，绵延不绝，“形成上下一贯的行政体系，给予君主权力、意志的贯彻和推行以制度保障，确立君主个人的绝对权威”⑨。
在生态学意义上，专制集权体制的单一性就如同物种的单一性，存在诸多违背生态法则尤其是多样性基础上的有机统一的法则的不足，时刻面临政治生态危机的威胁，因此，专制集权体制属于政治发展的初级形态。一元、封闭、集中、同化，都是专制集权体制有违生态法则的典型特征。如此，才会有单一性向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规律性进化。无论生物个体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其本质过程就是单一的个体分化后又重新组合形成的一个复杂的个体，社会政治制度及其体制的演变和发展亦同此理。因此，专制集权体制的被否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由于封建集权专制体制的长期影响，和相应的政治文化传统的潜移默化，以及当下的官本位的社会氛围的作用，虽然当下中国正处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艰难进程中，诸多问题与矛盾的纠结，不免仍带有明显的集权体制的痕迹。报载，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合川北碚调研时指出，干部招商引资绝不能嫌贫爱富，整天围着富人转，淡忘了党的宗旨，疏远了困难群众。要多去贫困户看一看，为他们办事，再多也不过分⑩。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看，干部嫌贫爱富，整天围着富人转，说到底，是个普遍化的体制性问题，是个政治生态是否平衡的问题，也就是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是否平衡的问题。对官员来说，权力掌握在谁的手中，也即他的升迁决定于谁，他就为谁服务，他就围着谁转，这并不意味着干部的“骨头软”，完全是政治生态环境使然。当下中国的干部制度制度设计，仍然带有集中制的色彩，这就预设了官员“整天围着富人转”的必然逻辑和场景。排除私利的驱使，单是“招商引资”、GDP指标追求等等的政绩要求，就决定了官员必须围着富人转。当然，不排除一部分干部觉悟程度高，亲民爱民，但那不是制度生态使然，不具有制度意义。要让所有官员都围着群众转，而不是嫌贫爱富，整天围着富人转，必须改变政治生态尤其是制度生态，强化公民的政治主体地位，从而使干部不得不围着群众转。这就是加快民主政治建设进程，提升公民的社会政治主体地位，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权利，使之参与并制约政治过程，进而让公民成为官员争相“巴结”的对象，自然，干部就不得不整天围着公民转。这个向公民“赋权”的过程，也就是改良政治生态的过程，使政治生态更加健康与可持续的过程。
二、民主政治的生态属性
与专制政治相反，民主政治呈现扁平化的体系结构状态。从专制集权走向现代民主，是世界国别政治发展的普遍规律。从政治生态学角度分析，形成这一规律性走势的原因，在于比起专制集权专制，民主政治更加符合政治发展的生态化准则：“常见的自上而下的集权化组织形式不再时兴。组织结构变得越来越在一个平面上，越来越非集中化。……这样做，是为了能够提高适应性和竞争优势。为什么更加平面化的、非集中的组织结构，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其他领域的，可能会更灵活、更能提高整体的竞争优势呢？有一些涉及许多可变因素和互斥制约因素的困难问题。如将整个问题分成不相重叠的小片来考虑，就可以找到很好的解决方案。……而且，我还惊奇地发现，这些制约因素之间的冲突越严重，分片方式就越有用。虽然这些结论都是新的，尚需扩展，我还是觉得，分片方式会被证明为一种强有力的解决复杂难题的办法。事实上，我还觉得，在生态系统、经济体系和文化系统的适应性进化过程中，类似分片的解决问题方式，可能是一种最基本的机制。果真如此，分片逻辑可能预示着一种新的设计理念。另外，它也可能是全世界范围内管理复杂组织以及改进复杂机构等方面的一个新理念。”(11)实际上，国际政治生态学界关于“民主政治必须基于小规模社群面对面的交流集会”(12)的看法，就是这种“分片逻辑”的政治生活体现。原因在于，比起规模更加庞大的社群，小规模社群的成员之间，具有更大的共同利益通约性，只有基于小规模的社群，才能最大程度地抽象出社群共同利益，形成社群共同意志，从而激发出社群成员最大程度的政治参与热情。不仅如此，基于“分片逻辑”的小规模社群民主，更便于政治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与制约，更有利于形成和谐而有机的利益共同体。也正因为如此，政治国家才能“放心地把自我治理的责任托付给了解情况的公民们”(13)。
自然，与专制集权体制相比较，民主体制的权力分化与“分片逻辑”以及由此所形成的互动与制约，和对多方力量的积极调动并由之形成有机共同体的能力，更加符合多元共生、有机互动且相互制约的生态学原理。人们并不要求玫瑰与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芬芳。多样性是人类生活的本质，社会生活生态化的内在要求。比起一元社会的沉寂，多样化社会的互动与激荡，才更加有利于思想的碰撞与社会的进步。“问一个社会是否是一个共同体，也不只是问其多数成员恰巧在他们各种不同的欲望中，有一种和他人联合并推进共同体目的的欲望——尽管这可能是共同体的一个特征—而是问，这个社会本身是否是按照某种方式组织起来的，以至于我们要用共同体来描述该社会的基本结构，而不仅仅是这一结构中的人的性情。”(14)
其实，在现代社会，民主恰恰是那个把社会按照某种方式有机地组织起来的制度形式(虽然，由于民主实现形式上的缺陷，这种有机性还嫌不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民主的诸种表现形式在方法论上不期然地采行了“多样性与整体性相统一”这一生态学原则——它是在对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充分尊重的前提下的整体性，因而，它保持了社会政治文化的多样化的生态结构，也就是充分尊重了个体与团体的自由权利。
质言之，民主制是社会自然进化与选择的逻辑结果，是迄今为止最符合政治生态法则的政治形式。但即使是民主制度，也离不开监督与制衡，这就是政治生态学的民主观。一般而言，人们普遍认为，选举是民主的制高点，但民主还受到其他许多东西的制度性保护和支撑。民主是正义、问责制、相对多数票、制约和平衡以及一切与这些相伴的过程。民主政治的本质，乃是制约政治权力，使之安于“工具”本性，以充分实现其服务与保障公共利益、服务与保障个性自由发展之本体价值的本质。而不是相反，像专制集权那样，以整体性和一致性抹杀多样性，割裂赖以组成社会政治体系的次体系和要素间的有机的内在联系，把它们以无机化的组织方式简单叠加起来。这样一种组织方式及其社会政治构设，显然因为缺乏思想的粘合而没有生命力，也就难以持久维系。
民主体制下的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来自于合法的制度化渠道，虽然其中不免有政治参与者可能利用民主的形式，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夹带私利的可能，因此不免有政治参与者或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但这种争斗多以合法因此是和平的面目出现，不致造成社会的严重不安和动荡，阻断社会的自然发展进程。更为关键的是，民主制度下的权力监督，由于监督权力来源的多元化，分属于不同的利益群体，就不似专制集权体制那样，极易形成利益群体之间的“共谋”，进行为害国家和社会根本利益的私下的交易与妥协。因此，民主体制具有先天的制度基因，来保障政策的传布和权力的运作，不致发生效力散失和性质变异——在其下达与行使的过程中，既有来自体制内的力量，又有来自体制外的力量，在相对公开、公平、公正的状态下，保持它、加强它、校正它，使之沿着既定和应然的方向运行。体制内的力量自不待言，如权力制衡和法治约束。体制外的力量，已如前述，是指以自组织化和高度自治为表征的公民社会力量，这种社会力量相对独立于政治国家，以对自身权利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与保障为前提，以各种形式的社会团体为组织形式，以民主选举等政治参与为制度形式，制约与监控政府权力的运行，保障政策效力不致逐级递减，权力性质不致逐级变异，阻断政府权力对于民间社会的越界运行。
虽然，民主体制比起专制集权体制更富人性和现代性，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一个界限问题。民主也如是。比起专制集权体制，民主体制的“阿喀琉斯之踵”，就是常常为人诟病的效率低下问题。尤其是因为“过度民主”或“过度分权”造成的决策效率的低下，更是体制性弊端。以“过度分权”为特征的美国式民主体制，就不断为这一体制顽疾所困扰。权力分散与制衡是美国政治体制的最大特征，两党之间互相攻讦，立法与行政互相制约，立法机构中参众两院又互相掣肘，总统还可以反过来否决国会……，犬牙交错，互为限制。虽然因此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制度性决策失误，却也暴露出效率低下的体制命门。比如，医疗保险改革，自1912年西奥多·罗斯福之后，所有的美国总统都试图改革医疗系统，杜鲁门、罗斯福、克林顿等多位美国总统都曾尝试推进，但无不以失败告终。奥巴马总统发誓要在任内实施的全民医疗改革法案在国会的通过，让美国“终结了近一个世纪的争斗”。为让美国进入全民医保的新时代，只在决策层面的论争和角力，就耗费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世界上还有比这更为低效的决策吗？再比如，始于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危机，造成世界性经济衰退。但让人匪夷所思的是，直到银行系统崩溃过去了15个月之后，金融体系的调控举措才开始进入国会的专业委员会讨论程序。可见，美国政治体制长期存在的低效的顽疾，几至失灵的地步。
美国民主体制部分失灵不假，但不时发出的“美国的民主体制瘫痪”的断言，却不免失之武断。美国民主体制失灵的关键是议会尤其是参议院有权过分阻挠政府。“绝对多数制”使参议院里的少数派能够肆意阻挠议会法案。在参议院必须获得60票的多数才能提出结束辩论进入投票。医疗改革法案在获得通过前总共辩论了800多个小时(15)。而在选贤任能、遏制腐败、决策公开、公众参与诸多方面，美国机器运转尚属正常。因此，把美国的民主体制定位为“部分失灵”，似乎更符合实际。但反过来看，也许，这正是民主政治的奥妙之所在。在重大决策上的反复讨论、磋商和由此导致的“效率低下”，短时段来看，似乎是蹉跎了社会发展的时机；长远地看，却未尽然。反而是以“高效”之体制性优长著称的集权体制，常常因为匆忙的“高效”决策，造成无以挽回的重大决策失误甚至社会性灾难。单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可否这样定义：短时段或局部地看，集权体制是高效的；长时段或整体地看，民主体制更为高效。由此观之，那种为“中国模式”在世界金融危机期间的高效表现而振臂欢呼的声音，可能是一种对人们的政治认识的迷思，对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绝无益处。
从政治与社会的关系角度看，民主制就是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由专制集权体制下的“无机关联”转变为民主体制下的“有机关联”。民主体制下的国家，是社会国家，国家受公民社会的牵制，注重社会建设，关注公平与正义；民主体制下的社会，是“契约社会”，法律具有保护公民诸方面权利的属性，社会成员具有受法律保护的公民资格。国家与社会的联系表现为法律框架内的双向互动式的有机联动。由于公民社会的发展，和基于民主制度的制约机制的完善，民间社会掌握着丰富的表达社会诉求的信息反馈机制与渠道。在此状态下，传统政治国家对民间社会的统治职能被现代政治国家的社会治理职能和社会服务职能所取代，社会矛盾通过完备的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互动机制和沟通渠道得到经常性的化解，因而，社会发展的政治环境优越，社会发展的进程很少发生被意外阻断的状况，一般不大可能形成爆发式的社会矛盾，和由此引发的对暴力化的矛盾解决方式的采用。因此，民主体制下的“契约社会”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具有有机性和整体性，更加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加之，现代政党制度的出现，为富有生态化特征的、契约式的政治妥协，进一步奠定了制度基础。对此，李普塞特有着深刻的认识。早在1959年他就谈到了“民主的阶级斗争”的政党形式：“在任何现代民主政治里，各种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表现在政治党派里，政党原则上体现了阶级斗争的民主转换……政党或者建立在下层阶级的基础之上，或者建立在中层或上层阶级的基础之上，这种情况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说是基本普遍化的。”当然，在政党政治的场域下，有些社会对立也会导致政治的冲突。然而，这种冲突并非变得日益诉诸暴力和日益具有破坏性，而是通过各种组织形式和机构得到抑制，通过组织和机构，冲突可以在宪法制度之内得到表现。政治党派、选举和议会，使得冲突成为可能，又不至于爆发革命(16)。
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以构建和谐的社会政治生态为取向
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总体框架下，当代中国正在探寻政治体制改革的多样化路径。作为改革的排头兵，深圳市的行政体制改革无疑具有代表性。经历了30年的经济改革试验，深圳市于2009年转型为行政体制改革实验室。这场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服务型”政府。根据计划，政府工作被划分为相对独立的三个部分：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监督。这种带有民主性质的改革，目的既在于瓦解日益严重的体制内的利益群体的“共谋”，也在于使政策从制定到执行，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这种政治设计，无疑符合政治发展生态化的规律性要求。
一个和谐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更加善良、更加温和的生态化社会。这个社会如何更加善良和温和，更加符合生态化的要求？第一，社会意识不能过度政治化，甚至陷入意识形态偏执，造成社会整体的分裂。第二，社会富足但不能陷入物欲和金钱的迷狂，否则会造成社会道德和伦理的沦丧，致使社会失去良好人性的规范。第三，公共治理以服务社会为宗旨。公共治理富有效率，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政社关系均衡而融洽。第四，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公正合理，阶层间的流动充满可能，阶层差别以恰好能够调动起社会生产力的积极性为度，而不是把这一差别扩大到让弱势群体看不到任何前景的绝望地步。
中国建设和谐的生态化社会的步履，应是从既往的政治、经济、文化一统的三位一体的失衡状态，转向未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位一体且更富相互制约性的动态平衡状态，也就是从非生态化状态到生态化状态的过程。但四位一体易，动态平衡难。因为“动态平衡”的前提是“边界界分”。没有边界界分，就不存在界域间的互动，动态平衡就无从谈起。所以说，社会政治生态问题，一定意义上就是个各领域之“边界”的划定的问题。
我们知道，从全球视角看，近代以来，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以领域分殊为特征的“域化”时代，政治国家、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被认为是现代社会发展中所形成的三个相互界分与制约的主要领域。恰如达仁道夫所指出的：“自由的、开放的共同体需要三件东西：政治的民主，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17)文化作为精神文明的要素，渗透于上述三个领域。当然，这只是学理层面的机械划分和对号入座，现实生活要远为复杂。
在笔者看来，上述三个领域，各有其本质特征，各自不能相互越界和替代。国家(权力)领域的本质是民主，市场领域的本质是自由(18)，公民社会领域的本质是权利与正义。但三者之间又非互相隔绝，三者之间通过制度关联，形成鼎足之势，从而相互促动与制约，当为最佳布局。政治国家通过以民主为核心的制度规定和运作，约束权力的行使范围及其效力，从而为经济自由和公民权利的成长与保障，留出足够的空间，并构建起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成长的公平的制度空间；基于经济自由和产权保障的财富增长，与基于以社会团体为组织构型的公民权利的长成，又促进了公民进行政治参与的经济和社会意愿，并形成对政治权力的外部监督。
上述三个领域发育程度和关系结构的不同，决定了它们之间在发生相互作用时会形成不同的社会后果。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在西方盛行的以私有化为主要特征的新自由主义，主要表现在社会生产领域。当着新自由主义试图向公共服务领域和社会保障领域进军，试图实现这些领域的私有化的时候，由于公民社会的独立存在，它就自然遭遇到了强有力的来自公民社会的民主与公平的力量的抵制(19)。此时，历史形成的三个领域相互制衡的生态化布局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但在中国，情况刚好相反。新自由主义在生产领域尤其是国有企业领域，遇到了既得利益的有效抵制；但在社会领域则因政府失责而大行其道。这表现在包括医疗、教育、住房(和与此相关的土地)等等在内的几乎是所有的社会领域。”(20)问题的根源在于，当下中国的现代化程度还很低，经济、社会和政治诸领域还没有实现如发达社会那样的均衡布局、结构界分和功能界定。表现于，因为权力监督机制的不够完善和强劲，常常出现政治权力强势遮蔽经济与社会领域的局面；市场的逐利本性和市场参与者经济伦理的缺失，又导致市场经济跳出私人领域，浸入政治与社会领域；尤其是正处于萌芽状态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21)，由于其根基尚浅，发育迟滞，力量薄弱，无力形成对自身权利保护的能力。因此，经常出现的现实状况是，要么政治权力遮蔽和支配经济和社会领域，要么经济利益集团与政治权力结盟，共同形成对社会领域的遮蔽甚至替代。
由此可见，坚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辅之以公民社会的组织化构建，在此基础上构筑对经济力量的制度化约束体系，是当下中国社会政治生态体系建设的不可回避的战略选择。因为，“从经济学意义上，资本的最大功能就是要把一切社会关系转变成为商品和货币。政府或者其他社会组织就要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或阻止货币化，或者减少货币化对社会道德的冲击”(22)。具体而言，就是解构深具集中特性的国家全能主义和政府威权主义体制，在政治体系内部，实现横向制约，和立法意义上的权力限定；实现纵向放权与监控，调动地方政府的施政自主权和积极性。在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之间，通过对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培育，分权于社会(比如，事业单位与政府部门脱钩，成为相对独立的社会管理组织)，还权(利)于公民，提升公民意识，塑造公民身份，构建公民人格。在政治体系与经济领域之间，厘清二者界域，疏离政企关系，通过市场经济的机制，还权于生产经营者。
当下中国的发展所亟需调适的，是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诸多现实困局，皆缠绕于二者关系的不条理，不清晰。经济的改善与政治的发展，就像人的两腿，如果一个人一条腿很粗，就像大象的腿，一条腿很细，就像猫腿那样，怎么行走？何来平衡？再加上二者之间还有“连体”的症状，不跌倒才怪！
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集中体现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具体体现为政治家与企业家之间的关系。政治家与企业家之间的互动，则是以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利用为表征的。但这种以相互制约和相互利用为表征的互动，在不同的制度条件和社会生态环境下，其表现形式又有所不同。
在威权体制下，市场的发育一般而言不是很充分，企业成长的外部环境尤其是政治环境欠缺制度性的稳定，所以，企业家往往要寻求政治家的庇护，以为企业的成长寻求适宜的政治环境空间。而这正如政治家之所愿。但由于威权体制下的政治运作，往往是在形式规则的掩护下以潜在规则为窠臼，即“潜规则”的实质意义远大于形式规则，故而，政治竞争大多是在幕后进行的。也因此，政治家出于壮大自己的实力而与企业家的结盟，以及由此形成的对企业家的政治庇护，是当事人之间的秘密，不为人所知。越界的政府权力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必然是利益集团的割据。政企、政商的“强强结盟”，造成的社会后果，是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劳动阶层的利益受损。这种状况在当代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中的政社关系上有明显的表现。在发达国家的企业，工资在营运成本中一般占50%左右，但中国的企业则不到10%。这种情况造成了收入的高度分化，使得社会财富集中在很少一部分人手中。由此可知，在威权体制下，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作为其具体体现的政治家与企业家之间的关系，是严重失衡的。
在现代民主体制下，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具有同构性，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二位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企业成长的政治环境非常优越。加之公民社会的充分发育，领域界分的明晰，企业成长有充分的政治空间和社会空间。就此意义而言，企业家与政治家之间就变得平等起来，政治家与企业家之间以相互制约和相互利用为表征的互动，无论形式还是内容，无疑都更加均衡了。
四、结语
“人类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命运都取决于人类生存方式的后现代转折能否成功。”(23)而转折的关键，在于政治思维及相应的政治生活方式，它是统领社会其他诸领域的核心领域。追求产出和政绩的现代性政治思维，与追求生态协同与社会和谐的后现代政治思维，背道而驰。因此，中国向后现代的转型，必须从政治体制改革始。何况，就当下中国的政治发展而言，尚面临着向现代政治和后现代政治的双重转型的艰巨任务：既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又要通过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建设，保障公民的社会权利，实现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和谐互动。这种转型必须跳出政治中心主义的狭窄视阈，充分顾及经济领域、文化领域与社会领域的协同跟进，和以四者之间的动态平衡为原则的整体性推进。如是，方能取得改革和转型的生态化的社会效果。
注释：
①参见刘京希：《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第一章，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②[英]戴维·米勒等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95页。
③[美]默里·布克金：《自由生态学：等级制的出现与消解》，郇庆治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页。
④张鸣：《监督与分肥》，《姑妄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⑤刘泽华等：《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147页。
⑥[美]维托·坦齐、[德]卢德格尔：《20世纪的公共支出》，胡家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02-203页。
⑦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2页。
⑧刘泽华、葛荃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3页。
⑨刘泽华、葛荃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第473页。
⑩《干部绝不能嫌贫爱富，整天围着富人转》，《重庆日报》2010年1月4日。
(11)[美]斯图亚特·考夫曼：《宇宙为家》，李绍明等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296-319页。
(12)[美]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梅俊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51页。
(13)[美]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梅俊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40页。
(14)[美]迈克尔·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万俊人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209页。
(15)[法]科琳娜·莱娜：《美国人在寻找模式》，《参考消息》2010年1月2日。
(16)[英]拉尔夫·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林荣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41页。
(17)[英]拉尔夫·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林荣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95页。
(18)据美国传统基金会《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经济体系的经济自由度包括十项因素：营商自由、贸易自由、财政自由、政府开支、货币自由、投资自由、金融自由、产权保障、廉洁程度和劳工自由。
(19)郑永年：《中国的GDP主义极其道德体系的解体》，《联合早报》2009年12月29日。
(20)郑永年：《中国的GDP主义及其道德体系的解体》，《联合早报》2009年12月29日。
(21)作为舶来概念，“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的概念自进入中国学界的那一天起，由于其语境的差异，尤其是以之观照当下中国的社会发展状况时，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歧见。笔者的看法是，面对领域分殊的社会实际，在进行社会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大背景下，应当积极培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有关“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可能性问题”的讨论，可参见郁建兴：《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当代可能性》，《文史哲》2003年第1期；房宁、周少来：《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直党建网，2010年06月11日10：03。
(22)郑永年：《中国的GDP主义及其道德体系的解体》，《联合早报》2009年12月29日。
(23)王晓华：《中国的生态主义运动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转自“学说连线”，http://www.xsl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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