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霸权与欧盟自主防务——对制衡论解释的批评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防务论文,霸权论文,美国论文,欧盟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D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07)01-0006-10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以欧盟防务与安全政策(ESDP)为核心的欧盟自主防务作为一个正在发展中的现象成为欧洲问题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当前，有关这一问题的探讨侧重于一些政策与实践层面的议题，比如欧洲防务与安全政策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进程和前景，欧洲自主防务与北约之间的关系，欧盟不同成员国在这个进程中所采取的立场和态度，以及其中所涉及的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关系等等。〔1〕
不过，我们也不应该忽视，欧洲自主防务的发展是一个有待从理论上加以解释的问题，是一个学术上的疑惑。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因为这一发展不符合对安全问题的传统认识和解释，另一方面，它也有悖于人们对欧洲安全现状的直觉性理解。首先，从传统上的安全认识和理解来看，冷战结束后，由于外部威胁这一主要凝聚要素不复存在，欧洲可能重新回到激烈的安全困境之中，大国之间在安全和防务问题上可能出现一种“再民族化”(re-nationalization)〔2〕 的进程。这种观点在冷战结束之初非常盛行，而且引起了国际关系学术界的重大辩论，米尔斯海默就是持这种看法的主要代表，他曾经提出欧洲将“重回未来”的著名预测，认为欧洲大国在安全问题上会重蹈冷战以前几百年的覆辙。〔3〕 其次，与这种观点相反，人们从冷战后欧洲的现实似乎可以得出结论，以欧盟国家为代表的西欧地区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区之一，由于有当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保护以及最庞大的军事同盟北约的存在，欧洲国家不必为安全问题感到忧虑，由此也就没有必要建立一个独立的防务力量。总之，根据传统的或者现实的理解，欧洲安全要么重回大国竞争的状态，要么继续维持美国主导下的北约，独立防务的发展不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然而，从安全实践来看，欧洲主要国家的选择既不是回归自助，也不是一味地依靠美国，而是选择发展统一、独立的欧洲防务力量。在1992年签订的奠定欧洲联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欧洲国家确立了发展独立“军事臂膀”的目标，而到了1999年赫尔辛基欧盟首脑会议，欧洲正式决定建立一支6万人的快速反应部队，从而使得自主防务有了实质性的进展。那么，为什么欧洲联盟会力图发展统一、独立的防务呢？在这个问题上，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以下几种相互竞争的理论假说：
第一，制衡论的观点。一部分现实主义学者基于均势理论认为，欧洲发展独立自主防务的主要目的在于制衡美国的霸权。这部分学者主要是从结构现实主义的制衡理论出发，认为冷战后单极世界的到来导致其他国家对美国霸权的担忧，即使是作为美国盟友的欧洲国家也试图制衡美国的权力。〔4〕
第二，同盟困境与被抛弃的忧虑。一部分现实主义学者强调冷战后美欧之间联盟的不确定性以及欧洲国家被抛弃的忧虑，他们的主要理论观点可以归结为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提出的“同盟困境”(Alliance Dilemma)。根据这种观点，一个联盟中的国家也存在着安全困境，其中有两种选择，分别是“牵连”和“抛弃”，即一方面可能被盟国拖入自己不希望发生的战争中，另一方面则可能被盟国抛弃，拒绝对其承担安全义务。〔5〕 在两极体系下，欧洲更可能被美国“牵连”到一场与苏联之间的战争中，而在单极体系下，由于欧洲的战略地位下降，更可能被美国“抛弃”。
第三，制度框架下的安全合作。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发展是欧洲试图以制度化的路径解决安全困境的一种途径。从安全制度的角度系统论证欧洲防务发展的代表性学者是赛思·琼斯(Seth G.Jones)，他认为，冷战结束之后的欧洲面临安全困境激化的潜在可能性，其主要原因是德国的统一以及美国在欧洲军事存在的减少引起欧洲其他国家的安全担忧。独立防务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是一种制度化策略，一方面其他国家能够把德国约束在一定的框架下，另一方面德国也有意推动这一进程来安抚其他国家。在这里，制度所具有的增加透明度、减少不确定性等作用都得以发挥，从而弱化了安全困境。〔6〕
第四，欧洲认同的内化与扩展。建构主义学者认为，欧洲国家在过去50多年的互动与合作进程中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欧洲认同，欧洲独立防务是这种认同的结果和体现。与此同时，欧洲认同也需要欧盟的军事力量予以强化和保护，为了使欧洲成为“欧洲人的欧洲”，有必要采取不同于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外交与安全政策。欧盟追求自己的安全和防务政策是增强其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以及联盟内部人民的凝聚力的手段，换言之，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是民族建设的目标，而不是出于特定的防务考虑。〔7〕
以上四种观点来自于不同的理论流派，所提出的主要解释性变量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涉及权力、制度、观念认同等不同要素。如果对这些不同理论阵营的假说一一进行比较和排除存在着一定的难度，不过，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些解释中有两种观点来自于现实主义内部，而且它们涉及的都是美国霸权与欧洲防务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二者的推理逻辑和现实证据可能存在一定的矛盾，如果在它们二者之间进行比较，至少可以确定美国霸权在欧洲自主防务发展中起到的影响。对于同一理论流派中不同假说的比较，我们所考察的是这些假说在应对现实困惑时的合理性与解释力。
二、美国霸权与欧洲自主防务之间的因果关系
相比较而言，制衡论与同盟困境两种解释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对美国在欧洲自主防务中的作用和影响的判断：在制衡论看来，欧洲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是用来与美国霸权(或权力)相抗衡的，不论这种发展是有意为之还是体系压力的必然结果；而同盟困境解释认为，欧洲军事发展是对美国力量的补充和替代。
在制衡论者看来，为什么欧洲自主防务发展能够构成对美国的制衡呢？在这个问题上，罗伯特·阿特(Robert Art)和巴里·波森(Barry Posen)等人分别作了系统的论述。阿特认为欧洲发展独立防务可以从两个方面体现出对美国的制衡：一方面，欧洲国家存在着制衡意图，这主要是因为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结构压力所造成的，国家之间的不信任是固有的；另一方面，欧洲军事力量的发展带来了实际的制衡后果。〔8〕 波森明确地引入结构现实主义来解释单极世界下的国家行为，他认为这一理论运用到欧洲防务这个案例上可以产生四个主要的预测，而且这些预测与现实是相符的。首先，能够预测推动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发展的关键行为体，它们是英国、法国、德国，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意大利，因为它们是欧洲的主要大国，而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大国一般不会采取追随行为；其次，能够预测关键性欧洲防务发展中的时机和动因，那些表明了在安全问题上依赖美国的风险性的事件会激发欧洲防务发展，比如巴尔干战争；第三，能够预测欧洲防务发展的性质，即不仅要在美国的主导之下，而且要发展独立指挥和控制军事力量的能力，在自身的领土之上执行军事行动；最后，能够预测美国对这些发展的反应，由于这会导致霸权国总体优势和力量的削弱，必然会导致美国的反对和阻挠。〔9〕
以上两位学者的论述展现了制衡论所立足的理论基础和推理逻辑，它所依据的是结构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对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尤其是大国)行为的预测，认为大国主导型的行为模式是制衡潜在或实际的霸权国。均势理论的逻辑可能并没有错误，但是，运用到欧洲防务发展的例子上，这个案例并不能够确定为一种制衡行为，主要基于如下理由：
首先，美国的权力与影响在欧洲的存在与欧盟防务发展呈现出一种负相关关系。如果制衡论的观点成立，由于制衡美国权力成为冷战后欧洲大国应对安全问题的主要焦点，那么一个合理的预期是，欧洲国家首先考虑的是美国霸权在欧洲大陆的存在和影响，欧洲大陆是它们抗衡美国的首要舞台。然而，从现实来看，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在欧洲的存在与影响处于显著下降的状态，其中最为明显的表现是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力量的存在，在过去十几年里美国在欧洲的驻军处于逐步下降的趋势之中。〔10〕 而且，美国主导北约的能力也在下降之中，这一点在近年来美国开展的“反恐战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北约内部的欧洲主要大国的阻挠，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抛开北约进行行动，转而组建所谓的“志愿者联合”(coalition of the willing)。
其次，美国的全球霸权态势的扩展与欧洲防务发展没有直接的关联。如果美国在欧洲的霸权力量呈现出下降趋势，那么其在全球层次的变化是否构成欧盟自主防务的主要动因呢？正如波森所说，如果欧洲防务是为了制衡美国，那么其发展的关键时机应该是美国霸权地位的扩张之际。〔11〕 如果我们把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确立了欧盟发展防务力量的目标作为第一步，这一目标似乎与美国霸权的出现相关联。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马约中确立的目标可以追溯到冷战以前欧洲国家致力于共同安全的长期努力，而且，这一目标在此后数年里一直停留在纸面上，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进展。波森本人也承认，欧洲自主防务是在1999年以后才真正起步的。〔12〕 而我们知道，1999年前后导致欧洲主要大国决心发展独立防务的事件是巴尔干地区冲突的升级，在这一冲突之初，欧洲人试图自己解决这场危机，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手段，最后不得不求助于美国的军事力量。而且，近年来美国单边主义的盛行彰显出的霸权态势并没有激发欧洲大国加强在军事上的联合和发展。
第三，美国对欧盟自主防务采取了有限支持的政策。我们知道，在单极体系下，霸权国的主要目标在于维护其霸权，防止其他国家对其构成挑战。在这一目标之下，如果欧盟当前的自主防务发展已经发展到对美国构成制衡的效果，那么可想而知美国会遏制这种制衡力量的进一步发展。然而，美国对欧盟防务的态度远不像对待中国或者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发展那么简单。由于美国在冷战结束后介入的地区冲突越来越多，也因为亚太地区的战略重要性的上升，美国迫切需要从欧洲退出相当一部分军事力量，让欧洲更多地承担起安全防务方面的成本，为其“减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同盟内部的成本分担问题一直是美欧之间矛盾和斗争的焦点。
从以上几点来看，联盟困境的预测反而可以得到更好的支撑，即欧洲人担心美国权力在欧洲的下降或者退出之后无法保障自身安全，借用波森的话来说，推动欧盟自主防务出现实质性进展的是那些凸现出美国霸权不愿介入欧洲、试图让欧洲人自己承担安全成本的重大事件(巴尔干战争)。美国霸权是欧洲防务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变量，但是，这个变量与欧洲防务发展进程之间的联系并不像制衡论所指出的那样。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强化不能构成对美国霸权的制衡。
三、造成制衡论解释缺陷的原因
尽管制衡论者认为其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是结构现实主义，但是，沃尔兹的均势理论是一种预测均势的国际结果的国际政治理论，而不直接预测大国制衡行为的实施，而且他的理论推理也并不依赖于这一行为。〔13〕 对欧洲防务发展的制衡论解释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均势理论与当前国际政治的相关性，但是，这个案例并不能很好地支撑其因果解释。
我们认为，制衡论的观点是对欧盟自主防务的“过度解读”(over-interpretation)，提出这种观点的现实主义学者意图维护均势理论对当前的国际政治现象的说服力，但他们实际上扩大了结构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中的制衡概念。尽管沃尔兹没有确切地界定制衡行为，但是从他对均势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制衡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在面临潜在或实际霸权国时所采取的权力增强行为，它包括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手段，对于外部手段而言，重要的是针对霸权国或潜在霸权国的结盟与再结盟。〔14〕 但是，对于欧盟而言，冷战结束之后并没有像沃尔兹所说的那种“胜利联盟的瓦解”和“二流国家聚集到较弱的一方”〔15〕 现象的出现，即不存在再结盟。在这一背景下，欧洲安全主要还是依附于美国，在没有摆脱对美国的安全依附的情况下，根本谈不上制衡。正如一位学者所评论的，联盟内的制衡是一种矛盾的说法。〔16〕
另外，如果依据这种扩大了的制衡概念，那么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行为分类将变得模糊不清。比如，在国际关系理论文献中，与制衡相对的一种国家行为是追随，如果将欧盟自主防务宽泛地确定为制衡，那么既可以说欧洲制衡美国，也可以说欧洲追随美国。但是，一个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不可能同时解释和预测这两种对立现象的发生。
总的看来，欧洲发展自主防务的努力并不能确定为一种对美国的制衡行为，至少就目前而言，在欧盟还没有摆脱对美国的安全依附、自主防务发展的程度相当有限的情况下，欧盟还无力对美国构成制衡。而在制衡论的论证和现实依据中，我们看到的欧盟在安全问题上的两难选择，正是联盟安全困境的存在导致欧盟在冷战后的矛盾选择：一方面试图整合和强化自身的安全力量，另一方面不断强调不会脱离美国和北约，并且支持北约在欧洲的扩展。
需要澄清的是，这里的论证并不是对制衡论所依据的逻辑前提——结构现实主义或均势理论——的否定，也没有涉及到制衡论的解释与冷战后国际政治的相关性这个一般性问题，只是论证欧盟自主防务不是一种结构现实主义意义上的制衡行为，不能够作为对均势理论解释的支持性案例。
四、进一步的思考
上文已经指出，制衡论依据一种扩大的制衡概念来维护均势理论，这种修正和维护理论的路径对于理论而言并不是一种合理的策略。联系到当前有关制衡行为的其他争论，比如“软制衡”问题，我们有必要讨论当前存在的一种泛化均势理论的倾向。
我们知道，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的成功之处正是在于其范围的确定性和逻辑的严密性，他明确将自己的研究范围和理论讨论限定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明确反对把自己的国际政治理论与外交政策理论混淆起来，仅仅试图解释少数重大的事情。〔17〕 但是，当前围绕着制衡问题的讨论有许多误解，比如把沃尔兹的“均势总会生成”修改为“国家总会制衡”，由此改变了结构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的理论假说。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为了论证国家在面对潜在或实际霸权国时总会采取制衡行为，修改了结构理论中比较严格的制衡概念，把一些与针对霸权国的行为界定为“软制衡”。在政治学的其他领域，早有学者指出“概念扩展”(conceptual stretching)的弊端，它在扩大概念的外延的同时致使其内涵变得模糊不清，这是一种应该避免的研究策略，〔18〕 国际关系学者在很大程度上也应该遵循这一告诫。如果把制衡的概念任意扩展，将导致理论假说的自相矛盾，上文已经提到的制衡与追随难以区分就是一例。扩大概念的另外一个弊端则是导致理论变得无所不包，能够消化一切异例和反常，但是违背了社会科学最核心的可证伪性要求。比如当前围绕“软制衡”概念展开的争论，这个概念的提出可能缘于人们对理论与现实脱节的困惑，试图去消化理论的异例，但是这种完全为解决反常而设计的维护策略不仅没有解决问题，而且使得原有的理论变得宽泛，无法证伪，更容易遭到批评。〔19〕
很显然，制衡并不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行为的惟一策略，而且在某些条件下也并不是主导性的行为模式，这一点沃尔兹已经有明确的论述。〔20〕 无论在何种实力分布的状态之中，制衡都不是一种无时无刻都存在的国家行为，其施展受制于体系和单元两个层次的多种要素。〔21〕 那些试图批评均势理论预测国家总会制衡的人实际上是树立了一个“稻草人”式的靶子，而那些试图维护这样一个无法证伪的命题的人只能导致理论逻辑的混乱。当前，对单极体系下国家行为的研究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领域，但是，我们至今仍然缺乏一种关于各种行为分类的严格且可操作的界定，只有对各种国家行为加以清晰地界定，并且扩展出相应的操作性指标来识别这些行为，将其与国际政治中的国家策略相对应，在准确描述和分类的基础上，我们才可能去很好地解释国家(或国家集团)为什么会采取各种不同的行为。从一般意义上看，维护一种理论并不在于让它变得无所不包，能够消化一切异例和反常，而是要找到理论的范围和条件。因此，维护和拓展均势理论在单极体系下的相关性和解释力的关键在于确定国家采取制衡行为的条件。
总体而言，欧洲自主防务还是一个刚刚起步的新现象，这一进程的发展受制于许多方面的因素，其出现并不能表明欧盟国家有直接制衡美国的意图，而且尽管欧盟防务建设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尚不足以形成“自主”，也还不足以对美国霸权构成实质性的制衡效果，因此，把欧洲自主防务的发展看作是对美国霸权的一种制衡行为是一个非常弱的案例，不足以支撑制衡论的解释。
注释：
〔1〕有关欧盟自主防务问题的介绍见，高华：《欧盟安全和防务的不同概念辨析》〔J〕，《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5期；高华：《欧盟独立防务：开端、问题和前景》〔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7期；邢骅：《上下求索的欧洲防务建设》〔J〕，《国际问题研究》2004年第3期。
〔2〕这里借用了罗伯特·阿特的说法，参见Robert Art," Why Western Europe Ne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NATO"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11,No.1 (Spring 1996),pp.11-27.
〔3〕他对欧洲安全的预测主要见：John J.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5,No.1 (Summer 1990),pp.5-56; " Why We Will Soon Miss the Cold War" ,The Atlantic Monthly,Vol.266,No.2 (August 1990),pp.35-50.
〔4〕代表性的观点见Robert Art," Correspondence:Striking the Bala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0,No.3 (Winter 2005/06),pp.177-185; Barry R.Posen," European Union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Response to Unipolarity? " Security Studies,Vol.15,No.2 (April-June 2006),pp.149-186.
〔5〕对联盟困境的论述，参见Glenn H.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Vol.36,No.4 (July 1984),pp.461-495.
〔6〕Seth G.Jone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Security Studies,Vol.12,No.3 ( Spring 2003) ,pp.114-156.
〔7〕Stephanie Anderson and Thomas R.Seitz,"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Demystified:Nation-Building and Identity in the European Union"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Vol.33,No.1 ( October 2006) ,pp.24-42.
〔8〕Art," Correspondence:Striking the Balance" ,pp.177-185.
〔9〕Posen," European Union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pp.149-186.
〔10〕根据琼斯的研究，冷战后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力量变化情况为：1989年32.6万人，1991年30.3万人，1993年18.3万人，1995年13.9万人，1997年12.1万人，1999年9.7万人，2000年10万人。具体的数据见Jone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p.145.
〔11〕Posen," European Union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p.64.
〔12〕Posen," European Union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p.150,p.162.
〔13〕对这一点的论述见：Kenneth N.Walt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ot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Vol.6,No.1 (Autumn 1996),pp.54-57; " Evaluating Theor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1,No.4 (December 1997),p.914.
〔14〕沃尔兹对制衡的论述参见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Mass.:Addison-Wesley,1979),p.118.
〔15〕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p.126-127.
〔16〕Galia Press-Barnathan," Managing the Hegemony:NATO under Unipolarity" ,Security Studies,Vol.15,No.2 ( April-June 2006) ,p.273.
〔17〕对这几点的澄清参见Kenneth N.Waltz," R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A Response to My Critics" ,in Robert O.Keohane,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p.322-345.
〔18〕对“概念扩展”的讨论参见Sartori Giovanni," Concept Mi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64,No.4 (1970),pp.1033-1053; David Collier and James E.Mahon,Jr.,' Conceptual " Stretching" Revisited:Adapting Categories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7,No.4 (December 1993),pp.845-855.对于社会科学研究中如何进行概念化，可参阅Gary Goertz,Social Science Concepts:A User' s Guide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
〔19〕当前围绕着“软制衡”展开的争论主要见2005年夏季号的《国际安全》杂志。对此的中文评价参见，杨少华：《评“软制衡论”》〔J〕，《世界政治与经济》2006年第7期。
〔20〕沃尔兹对国家行为的澄清见Kenneth N.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5,No.1 (Summer 2000),pp.38-39.
〔21〕对制衡行为的结构性制约的分析见刘丰：《均势为何难以生成？——从结构变迁的视角解释制衡难题》〔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9期。从国内政治的角度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见Randall L.Schweller,Unanswered Threats: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the Balance of Power,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