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对蒋政策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事变论文,中共论文,九一八论文,蒋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1年9月18日，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中国的柳条湖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侵略战争。面对日本的进攻，中国国内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形势下，在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采取的政策上有一个逐步认识、逐渐演变的过程，最终，从中华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了自己的内外政策，并率先放弃“反蒋”口号，为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本文就其变化的复杂过程及其原因，试作探析。
一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八一宣言》发表前，“反蒋抗日”是中共处理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的基本原则。这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共中央采用的“左”倾关门主义政策，给党的实际工作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
“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事变这一段时间，中共提出的统战口号是“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解放和独立”（注：《红色中华》第18期，1932年4月21日出版。 ）。
但是，当时中共所号召的民族革命战争，同以后所倡导的民族革命战争是不同的。当时的民族革命战争，不包括国民党蒋介石，也不包括地主、资产阶级。所谓“民族革命战争”，实际就是“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学生罢课、贫民罢业、兵士哗变”（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为满洲事变宣言》，1931年9月。）。 当时中共的政策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武装保卫苏联”，认为“推翻国民党政府，是胜利地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注：《中国现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15页。）。
1933年1月， 中共以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宣言，提出了用“武装的民族革命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确主张，并庄严宣布中国工农红军愿在三个条件（即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下，与国内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共同抗日（注：《中国现代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15页。 ）。这个文件表明，党的统战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因为“九一八”事变后所提的“民族革命战争”仅是号召劳动人民联合抗日，而“三条件”下的联合抗日，则包括全国的一切抗日武装。值得提出的是，当时“三条件”仅仅是作为策略口号而提出的，其目的一是为了揭露蒋介石诬蔑中共“捣乱抗日后方”，二是为了揭露某些军阀势力高喊“团结抗日”的假面孔。当时中共断言，任何国民党军队都不可能在“三条件”下，同红军订立抗日协定。当时，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中央，把国民党统治集团看成铁板一块，忽视中间力量的抗日要求，忽视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地方实力派在抗日问题上的变化，而继续推行“左”的关门主义政策。因此，对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不仅没有主动去联系他们，相反，却认为冯玉祥“是在玩弄他们的把戏，他们可以每天改变他们的颜色”（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784页。），因而采取了排斥态度。继察哈尔同盟军之后，十九路军蔡廷锴等联合国民党内反蒋派李济深等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公开打出抗日反蒋的旗帜，并主动要求同我党合作。1933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人民政府，订立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这是我党实践“三条件”同国民党统治势力所缔结的第一个统战性质的协定。当时十九路军共有四万多人，如果我们真正做好了同他们的统战工作，我们完全可能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可是当时的中共中央也不愿给十九路军以有力的支援，竟指责它是“一切在野的改良主义的反革命派集合的中心”（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782页。）。听任它被国民党反动军队所击败，而坐视不援。就这样，使即将兴起的全国抗日救亡高潮，因失去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而受到挫折，推迟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使我党失去了团结和争取各方面反蒋力量的时机。可见“左”倾关门主义所造成的孤立，其危害是多么地严重。
从对待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人民政府两个事实中，可以看出，1933年1月我党提出的统战主张， 虽同“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革命战争”口号有较大区别，但就党的统战思想而言，仍未超出下层统一战线的范围。
1934年4月，中共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 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纲领》，提出了一些新的主张：（一）放弃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二）号召全体武装一致对日作战，立即停止一切内战；（三）号召工农学商大联合。（注：《中国现代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15页。）这个纲领， 其统战思想同“民族革命战争”口号比较，同1933年1月所提“三条件”比较， 都已大大地前进了。文件不再坚持“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是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放弃了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主张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但此文件提出时，正值第五次反围剿激烈战争之时，直到9月21日，才在《红色中华》报上刊出，10月， 红军即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因此这个文件所提出的主张并没有实施，实际统战活动，基本上没有开展。
由此可见，“九一八”事变后，中日矛盾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决定因素，但国共两党都未作出准确分析，两党都未及时改变内外政策。国民党认为日本侵略矛头是对准西方帝国主义的，以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一定会引起西方帝国主义的干涉，因此实行不抵抗主义，而寄希望于“国联”的出面干涉，自己则以全部力量剿共，先后发动了五次对中共的围剿。并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认为只有消灭共产党，然后才能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我党正处于王明“左”倾错误统治之下，对日本侵略也未作出正确分析，认为日本侵华是反苏战争的导火线，因而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认为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是抗日的前提，主要矛头也是对内而没对外。虽然“九一八”事变后，我党提出了一些统战主张，但实际是下层统一战线，口号是“反蒋抗日”，把反蒋放在第一位。这样，“九一八”事变后，国共两党都把首先消灭对方，作为抗日的前提，两党政策是水火不容的。
二
从1935年8月《八一宣言》发表，到1936年5月《五五通电》发表前，“抗日反蒋”则成为中共处理中国社会矛盾的基本政策。1935年，华北事变后，严重的民族危机，使国共两党都重新考察自己的内外政策。中共为了团结和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通过遵义会议结束了军事上的“左”倾关门主义，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领导机构，为党实现策略转变奠定了组织基础。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以党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它比较完整地规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以前历次发表的团结抗日文件相比较，《八一宣言》有许多特点：宣言不再是局限于过去下层统一战线或工农兵学商的联合，而是扩大到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党各派各军各界各个民族的联合，“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注：《中国现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66页。）。红军长征到陕北后， 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和《抗日救国宣言》，提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并认为‘抗日反蒋’是全中国民众救国图存的唯一出路”（注：《中国现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67页。），号召全中国民众， 拥护和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战争。
1935年12月，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强调了“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注：《中国现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69页。）。并指出在新的形势下，不仅工农、 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是坚决抗日的基本力量，而且也有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即使地主买办营垒，也可能发生分化。为此，必须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同时坚持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共内外政策的重大转变，即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革命斗争的重点也由反蒋向抗日转移。这时已把抗日放在了首位，而把反蒋放在了次要位置。瓦窑堡会议虽然还没有放弃反蒋口号，没有把英美派和亲日派加以区别，但它为由“抗日反蒋”转变到“逼蒋抗日”，进而实行“联蒋抗日”奠定了基础。
瓦窑堡会议后的统战政策，体现了下层统一战线与上层统一战线结合的特点，并着重开展上层统战工作，但仍不包括蒋介石。上层统战工作，首先是争取爱国领袖，如沈钧儒、邹韬奋、宋庆龄、蔡元培等；其次是争取地方实力派，如陕西的张学良、杨虎城，山西的阎锡山，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华北的冯玉祥、傅作义、宋哲元等。中共深深懂得尽可能多地组织南京政府以外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走向抗日才有可能加速蒋介石南京政府走向抗日。中共在这方面的工作收到了一定的成效。曾派许多要员去做地方实力派的工作。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或以私人信函或以公开发表谈话等形式， 支持他们的抗日主张和活动。 1936年1月，红军将领致书东北军全体将士， 揭露蒋介石打内战及排斥东北军的种种阴谋，表示愿与东北军联合抗日（注：《中国现代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60页。）。 这封信对张学良确定联共抗日的政策起了很大作用，同时，张学良、杨虎城也不断派人通过各种渠道同我党联系。并首先在西北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统一局面。
以上事实说明，从《八一宣言》发表到瓦窑堡会议，中共由“反蒋抗日”转为“抗日反蒋”，并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基本上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大的转变：首先，是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全国团结一致共同对外是势在必行；其次，是中共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完成了战略大转移，并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特别是通过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的统治，这就具备了从事政策调整的基础和条件；再次，1935年7月——8月，共产国际“七大”，确定的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关于不干涉各国党内事务的决定，对中共调整内外政策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三
从1936年5月《五五通电》发表到1936年12 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共处理中国社会矛盾的基本方略是“逼蒋抗日”。1936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加剧和蒋介石对日态度的渐趋强硬，中共也适时地放弃了“反蒋”口号，采取了“逼蒋抗日”的新政策。
面对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中共为了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充分估量主客观实际情况，重新调整了内外政策。1936年5月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向国民党军委会和各军队、各党派、各团体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即《五五通电》。当时红军为了以实际行动团结抗日，同时也为了在山西建立根据地以及解决粮食、经济、扩军等问题，东渡黄河，准备赴华北抗日。但遭到了蒋介石、阎锡山30多个师的拦截，大规模内战又迫在眉睫。针对这种情况，《五五通电》指出：“国难当头，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98页。）通电敦促国民党政府，“应翻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注：《中国现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84页。）。“五五”回师通电直接向国民党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意味着中共在公开宣传上不再提“反蒋”口号。
尽管中共一再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继续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而未能实现，而当时形势的发展却促使全国一致抗日成为可能。日军向华北加紧进攻，激起全国人民抗日情绪的更加高涨，从根本上威胁着国民党的统治地位，也加深了英美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矛盾，因此，英美逐渐对日本侵华的态度强硬起来，英美对日本态度的变化，影响到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在全国人民的舆论压力下，国民党政府改变对日态度也成为可能。1936 年7月10日，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这次会议上对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政策做了解释。他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注：《中国现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 282页。）蒋介石的态度较之以前的妥协退让有了很大的进步。
鉴于这种情况，1936年8月25日， 中共中央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义正严词地批判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卖国政策，坚决要求国民党把敌对的目标由国内转向日本侵略者，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再次申明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重新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并提出用“民主共和国”口号代替“人民共和国”，以便动员和团结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参加统一战线。从此，中共放弃了“反蒋”口号，开始了“逼蒋抗日”的新政策。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都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指示还指出：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就愈能实现“逼蒋抗日”的方针。（注：《中国现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85页。）这个指示正式改“抗日反蒋”为“逼蒋抗日”， 这是中共政策极为重大的改变。
1936年10月，红军将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46人，联名写信给国民党在西北的高级将领，提出“红军誓与你们合作到底”，并承诺在抗日战线上，红军愿担任一定的战线，保证任务的完成，在作战指挥上，红军愿服从全国统一的军事指挥，在未征得“抗日友军”的同意时，红军决不开入“抗日友军”的防地。大革命失败后，把国民党军队称作“友军”，这还是第一次。12月1日，红军将领19人， 又致信蒋介石，再次提出“化敌为友，共同抗日”的主张。（注：转引李良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其特点》。）为了“逼蒋抗日”，实现国共再次合作，中共中央多次颁发了调整各项政策的文件，如规定不没收富农土地，保护大小工商业，不没收积极抗日的军官与地主的土地财产。以便更快更有实效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央策略的转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张学良、杨虎城及其率领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与红军停止敌对状态的工作，形成了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正确分析了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势，认为事变的发展可能有两个前途：一是杀掉蒋介石，使内战扩大，推迟全国抗日的实现，这有利于日本侵略；一是逼蒋结束内战，使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建立，实现全国抗战。我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与张、杨逼蒋抗日的目的不谋而合，因此，张、杨和我党代表周恩来等人经过和蒋介石的谈判，使蒋介石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张、杨遂释放了蒋介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国内战争过渡到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中共“逼蒋抗日”阶段胜利结束，从此开始了“联蒋抗日”的新阶段，这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创造了必要条件。
从以上中共对内对外政策的调整可以看出：中共真正确定“逼蒋抗日”政策是在1936年《五五通电》以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使中共清醒地认识到，为了抗日，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是进行抗战的重要争取对象。而中共中央在逼蒋抗日的过程中，侧重抓住反蒋各实力派的联合抗日，从而促逼蒋介石走到抗日轨道上来。
四
西安事变以后，中共处理中国社会矛盾的基本方针是“联蒋抗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十年内战局面结束，国共和平局面基本形成，它为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提供了前提，但蒋介石接受联共抗日的要求还只是开始，要使他彻底转变到和中共一道团结抗日，还需要排除各种障碍与阻力。
西安事变后，中共的主要任务是尽力促成国共合作，实现“联蒋抗日”。周恩来以中共全权代表身份在西安、南京、庐山等地与国民党代表多次谈判，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蒋介石对建立统一战线虽无诚意，但现实使他不得不承认反共内战政策是行不通的。如若再打内战，势必危及他的统治地位，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的呼声的巨大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于1937年2月15日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讨论国共关系和对日政策。2月10日，中共中央为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 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希望国民党执行五项基本国策：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电文说，如果国民党能执行上述国策，中共本着团结御侮的诚意，愿从四个方面作出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党之武力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注：《中国现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98页。）这是中共“联蒋抗日”政策的具体体现。
“五项要求”、“四项保证”，表明中国共产党对蒋政策的重大变化：由推翻国民党政府转到承认南京政府为中央政府：把建设苏维埃政权转到放弃苏维埃旗帜；把土地革命转到放弃没收地主土地。从内容上看，这个转变虽然是对国民党和地主阶级一次重大让步，但却换来了民族战场上的前进，我党高举抗日的旗帜，赢得了一切爱国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在与国民党的谈判斗争中步步紧逼，使国民党蒋介石处处被动，不得不接受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促使蒋介石在内外政策上也作了重大调整，在对外政策上，明确表示：如果忍耐超过限度，则“决然出于抗战”实行自卫。
在对内政策上，基本上确定了停止内战和国共合作的原则，取消国民政府与苏维埃政府的对立，取消国民革命军与红军的对立，共同遵守三民主义，停止武装暴动之阶级斗争。这表明蒋介石实际上已接受了中共对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建议。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七·七”事变爆发后， 7月15日，中共向国民党发出《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三项基本政治纲领。几经周折，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于9月22日才正式发表，23日，蒋介石发表了关于国共合作的谈话， 承认了中共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至此，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中共从此开始了“联蒋抗日”的实施阶段。
以上事实证明，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共为了整个民族利益，不计一党一派之恩怨，宽宏大量，对蒋介石国民党作了重大让步，最终实现了由国内战争向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转变。国共两党在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时刻，能够摒弃前嫌，以民族利益为重，互谅互让，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各自的贡献。正如毛泽东所说：“两党的统一战线是宣告成立了。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始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注：《毛泽东选集》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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