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时期哈尔滨地区学校音乐活动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哈尔滨论文,时期论文,地区论文,学校论文,音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九一八”事变以后的14年，东北沦陷区教育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全面推行殖民奴化教育的准备阶段(1931-1937)；殖民地奴化教育的形成阶段(1938-1941)；殖民地奴化教育的强化阶段(1941-1945)。在上述三个阶段中，日伪政权发展了一套全方位的音乐教育体系，它熔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于一炉，既表现为小学、中学到大学、留学生等各阶段纵向的教育教学进程，又表现为民众活动、电影、广播、书刊、展览等多层面横向的教育教化平台。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都以弘扬建国精神为主旨，彼此自成体系又相辅相成。 哈尔滨是当时“北满”的文化与经济中心，学校音乐也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在殖民教育方针指导下，其音乐教学、音乐演出和音乐比赛等诸多活动虽有表现程度不尽相同，但却受到日伪当局的严密掌控，带有东北沦陷区学校音乐文化的共性特征。本文着重探讨东北沦陷区内学校音乐活动情况，权作中国学子在抗战胜利70周年对沦陷区局部音乐生活的回顾和反思。 一、鼓吹“王道”和“建国精神”：音乐教育凸显奴化宗旨 1.制定教育总方针与设置教育行政机构 伪满政府对教育教学管理极为重视，伪满文教部次长许汝芬在《文教月刊》(1933年出版)首先明确了“王道教育方针”： 我国家尊崇王道，仁义是资，以后自当恭体执政宣言，以道德仁爱为主，除去种族之见，国际之争，以王道修齐治平之旨，内以树立我国民族精神，外以协和世界人民情感，此本部教育部教育之方针也。 在此方针指导下，明确了教育目的：“已培养出能真正体会建国精神的，并摄取和理解与我国成为一体的精神和文化的人员为最终目的。”①1934年5月溥仪第一次访日到1937年5月这个阶段，伪满政府将溥仪的《回銮训民诏书》鼓吹的“日满一德一心”作为建国精神，教育方针也就由“王道精神”向“建国精神”发生了转换。1937年，伪满政府公布了“新学制”，教育方针也重新修订： 遵照建国精神及访日宣诏之趣旨，以咸使体会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之关系及民族协和之精神，阐明东方道德，尤致意于忠孝之大义，涵养旺盛之国民精神，陶冶德性，并置重于国民生活安定上必需之实学，授与知识技能，更图保护增进身体之健康，养成忠良之国民。② 日伪当局为了施行这一系列的教育方针，特别建立了系统的教育行政机构，初期由文教部负责具体的教育事务，并规定分支机构的明确责限，详见表1。
表1 伪满教育管理机构表(自1934年5月16日执行)③
表2 伪满教育管理机构表(自1940年1月1日执行) 1940年，伪满政府国务院颁布第374号敕令，修正各部官制，教育事项交由民生部负责。民生部负责管理教育、礼教、社会、保健和其他与民心振作及民心安定有关的事项，学校音乐活动和社会音乐活动都在其管辖范围之内。现将当时民生部管理的各项可能与音乐有关的事务分述整理，见表2。 一年之后，伪满政府又将教育司中原六科二室裁撤企书科和养成科，保留其余四科二室，并明确了编审官室的工作职责：负责学校用教科书的编纂、审查、检定发行及前述工作必要的资料搜集与调查事项。这些部门设置，以弘扬建国精神为主旨，保障了国民学校、国民优级学校、国民高等学校、职业学校、女子学校、师道学校、高等学校等类别学校各项教学活动能够顺利开展。而教育司与厚生司共同归民生部管辖，这将学校教育活动逐步与社会教育活动相联，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严密的机构体系。 随着战时教育体制的强化，1943年4月，伪满政府再次对国务院官制进行修正，并以第99号文件公布，见表3。
表3 伪满教育管理机构表(自1943年4月执行) 伪满政府通过数次教育管理机构的改革，逐步完善和强化了殖民教育体系，并通过对我东北沦陷区教育教学的硬件和软件建设，完成了殖民教育的准备、推广和强化三个过程。 2.设置音乐课程科目及建立考核标准 日伪统治者仍然把基础教育作为殖民统治的重要工具，他们认为“音乐以能使唱平易之歌曲度养成美感以资涵养德性为要旨”，④因而在各级各类学校中，都将音乐课设为必修课，并制定和颁布《国民学校及国民优级学校毕业程度学力检定施行规则》(1938年)、《兴安学院规程》(1935年)、《高等师范学校规程》(1934年)等规章制度，以保证音乐课等各教学科目之教学活动能有序进行。从这些规章可以看出，音乐课通常安排每周1-3学时的教学量，少有例外。这在普通教育中基本与国文、算数等科目相当，仅次于日语课(日语课为4-6节/周)；在女子学校中，与日语、历史、体育、经学等科目相当，仅次于家事课(6节/周)和裁缝手艺课(7节/周)。这种教学安排，使音乐课能贯穿于自小学到大学的整个教学过程。 当时音乐课的教学规模也有灵活性。基本是以教学班为单位，人数在40人以下。也有以年级为单位的，人数一般在60人左右。只在兴安学院例外，因其是“……置根基于实业教育，授与国民必要之知识技能，培养劳作习惯，……以养成堪为国民中坚之男子，并施以初等教育教师必需之师道教育之所”，故依据其学校章程，可将“体育及音乐得合并学年或学级不同之学生而教授之”。 尽管教学时数相对固定，而且教学规模不尽统一，但是音乐课的考核标准却根据当时音乐教育的实际情况而设定，并体现出因地制宜和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在国民学校当中，音乐课要求考核“简单之单音音乐”；在国民优级学校中，考核“单音唱歌及简单之复音唱歌”。⑤在兴安学院和后来的师道学院中，“应授与单音唱歌”，且应“并课乐典之概要”。⑥在高等师范学校中，特别是女子部，音乐课除了是必修课以外，还可以由校长决定是否有必要作为特修学科目，而加以选择进行“精细研究”。⑦由于特修科目可从经学、修身公民、教育、国文、日本语、历史、地理、家事、裁缝、手艺、书法、图画、音乐、体育这些科目当中选择，而音乐课能否被选作特修科目又完全取决于校长，所以它能否被精细研究则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也是“高等师范学校规程”中没像其他学校规程一样，规定音乐科目的考核标准的原因。但是显而易见，不规定标准不见得不需考核。音乐课一旦被选为特修科目，其标准肯定会进一步提高，《师道高等学校规程》就规定，音乐课学习的内容涉及唱歌、音乐通论、器乐、音乐学、和声学、作曲学等。⑧ 上述考核标准可以看出，这种考核标准的科学性和灵活性，对于保障音乐教学效果，从而涵养国民德性，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3.编订音乐教材及规定“式日”音乐活动内容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关东军就在密件《自治指导员服务心得》中传达了“排日教材要断然铲除”⑨，从此开始了文化恐怖活动，查禁和焚烧带有民族意识或民主思想的书籍。1932年伪文教部尚未成立之前，又公布了《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官制》，充实了编审机构。指定“南满洲教育会”所编的“学堂教科书”和“奉天省公署教育厅”所编的“暂定教科书”作为新教材使用之前的过渡用书。 特区教育委员会于1934年刊行《小学唱歌集》，首次对音乐教科书进行了规范。⑩后来满洲教科书编辑部又出版了音乐教科书《满洲唱歌集》应用于各小学校，该套教科书里面有很多山田耕筰作曲和北原白秋作词等由日本词曲作者的创作作品，全为日文，用五线谱和简谱记录曲调，歌词浅显易诵，题材以自然景物和儿童生活为多。 除了教学用书以外，还有校园歌集。其中《满洲各学校校歌应援歌集》收入满洲医科大学、大连神明高等女学校、长春商业学校、奉天中学校、本溪湖小学校、普兰店公学堂、哈尔滨小学校、旅顺第一中学等41所学校的校歌。歌集用五线谱记谱，歌词用日文。哈尔滨寻常高等小学校有《哈尔滨之露》《运动会会歌》《伊藤公的最后》三首歌曲入选，数量最多。 以上教材和歌集可见，在普通学校教育中，音乐课学习的内容比较单一，基本以唱歌为主，也需要初步掌握五线谱的基本知识；歌曲的内容都是表现满洲物产和自然风光等，强调建国精神和“日满亲善”的宗旨。 日伪当局除了规定音乐课中的教学内容，还在各类学校的规程中明确规定“式日”及其式典仪式。“式日”有元旦、纪元节、万寿节、建国节、天长节、访日宣诏纪念日、明治节、入学日、毕业日及开校纪念日和春秋祭孔日。每个“式日”全体师生要参加仪式隆重而严格的典礼，其中要演唱“满洲国国歌”“访日回銮训民诏书之歌”及“式日之歌”，这些歌曲明显带有日伪当局官方的政治侵略色彩，目的就是“训育忠良之国民”。 4.严格视学制度和培训音乐师资 在伪满历次教育行政机构改革中，“视学机构”规模逐步扩大，由1933年督学官室里的3位督学增加到1943年指导部中的教学官16人，加上省、市、旗、县各级视学315人，总数达到331人。依据1936年12月发布的《视学官及特别市视学学事视察规程》要求，省视学官及特别市视学每年至少要到其下属的省立(特别市立)学校及其公署视察一次，视察包括“御容”及诏书的放置、教科书的使用、学生出席、学生毕业后情况指导、教育法令执行情况等十五项内容，其职责相当于今天教育部门的教学督导，却与同级教育机构几乎具有同等的权威。但视学官员可以在检查过程中“变更日课，使其授课或停止其授课”；“试验学生之学力”；“视察终了时要将意见报告给省长或特别市市长”。(11)哈尔滨北新国民优级中学的音乐教师陈光华，曾为日系、满系的视学、各校的校长和音乐教员做过公开教学示范，赢得了众多相关人士的好评。(12) 为了进一步发挥视学机构的作用，伪满政府在各地成立“协力机关”并结成网络，更加严密和强化对教育职权的操控，其中最得力的当属满洲帝国教育会。该会成立于1934年6月，总部设在文教部机关内，下设“分会”，再下设“支会”，称“××教育会”。它名义上是“发自实际教育家的自发的活动，是个半官半民的国家教育协力团体”，但实际上与教育行政机关是“两个牌子，一套班子”的关系，具有官方的性质。它通过网罗会员，为奴化教育扩充势力，同时也开展很多事业性的活动，比如发行期刊、承办展览会、讲演会等等。特别是针对教师进行再训练而举办的讲习会，是其常规活动之一，每年寒假，县市教育机构还要组织音乐讲习会，对音乐师资进行培训。滨江省教育会曾于1941年7月15-19日，在哈尔滨高等女学，举办“鲜系学校教师体操音乐讲习会”。 协和会作为满洲国“宣德达情”的殖民机构，在音乐指导方面也发挥了相当作用。1944年8月3-13日，协和会滨江省本部青少年科音乐指导员韩树勉，为“鼓舞爱国情操涵养雄壮气派”，赴兰西县进行为期十天的音乐指导。指导内容有：1.指导吹奏乐团读谱，练习乐器使用法；2.指导演唱两国国歌和青少年团团歌；3.指导乐团街头行进吹奏。(13) 二、宣传“协和”和“文化沟通”：音乐演出强调同化目的 在日伪政府的控制下，学校中的音乐演出名目繁多。常见的是各种纪念日的纪念演出，也有用来募捐、赈灾、枪后支援和慰问日军等，更多的是利用音乐演出活动来达到其政治目的，比如宣扬“满日一如”“民族协和”等殖民政策。以下为在沦陷时期各学校举办的音乐演出活动实例，虽然我们今天难见这些节目的全貌，但是它能让我们了解当时音乐教育的大致内容和规格。 1.名目众多的学生音乐演出 北满特区区立俄文师专学校高年级学生为游艺活动指导实习，特别于1933年10月举办游艺晚会，上演了俄国文学家鲁喀谢维奇的新剧《狂语之女》和歌舞及各种游戏音乐。区立第一俄侨中学为救助贫苦学生也举行了歌舞晚会，票款悉数捐给需救助的学生。(14)特区第一中学为纪念毕业也举办了游艺活动，表演新剧《咖啡店之一夜》和《复活之玫瑰》、旧剧《黄金台》和《群英大会》。 1934年2月，哈尔滨工业大学在铁路俱乐部举行募款游艺大会。节目内容有新剧《蟋蟀》、《苏州夜话》(独幕剧)；旧剧《打城隍》《钓龟》《奇冤报》《定军山》《四郎探母》等；其他有双簧、歌唱家魏特斯和奥尔洛瓦表演的俄国歌舞、衣家泰表演的《蔷薇姑娘》、郭淑娴表演的《高加索舞女》、第一中学表演的《谁的错》和学生凤鸿勋表演的单人舞、知名音乐家刘性诚的独唱、白鸥弦乐组的《爱的纪念》等。(15) 为庆祝十月革命十八周年，苏联中学校在1935年11月8日举行女子跳舞大会。(16) 滨江省公署和哈尔滨特别市公署为纪念访日宣诏，1936年6月组织1500余人参加庆典音乐活动。演出单位和节目如表4：
哈尔滨俄侨救苦沙国夫斯基中学校，为募集贫苦学生辅助费用，于1936年2月8日午后九时起，在北铁俱乐部主办舞蹈大会。(18) 哈尔滨市教育科曾在1936年12月中旬，为庆祝大号、北新、薛家屯三校校舍落成，组织学生“学艺大会”。主要节目有：国歌演奏(俄侨国立高级小学)；独唱旧剧《四郎探母》(黄福谦，市立顾乡屯小学)；齐唱《寒衣曲》；独唱《夜》(吕金环)；齐唱《天伦歌》；女声合唱《野原》；齐唱《迷途的羔羊》《天明了》《步哨之交代》；《校舍落成庆祝歌》《雪之日》《玩具之分列式》；桃太郎》《雪花飞》(日本花园校)；俄国舞俑；齐唱《管公》、轮唱《野花》；口琴合奏《三潭印月》等。 哈尔滨市教育科在1937年组织了两次“意义重大”的学生音乐演出活动。第一次是5月5日，为宣诏纪念日组织日满俄学生音乐会。伪教育科科长在大会致辞中不顾历史事实和民族尊严，鼓吹日满同族，文化一体。他将日俄战争美化为“友邦为援救近邻，为东洋和平，做了极大的牺牲，将朔北塞外摒弃不顾的满洲，由帝俄铁蹄之下解救出来”，“嗣后又极尽努力的开发，使荒蛮的满洲成为繁荣的地方”。让青年后生要感念日本“天高地厚”的“恩德仁惠”；将“九一八”事变称为“友邦以仗义兴师，驱除虐民之暴徒，将我三千万民众解救于水深火热之中”；对于溥仪访日的卖国行为，他声言是“与友邦一德一心，向一体之途迈进，达到大局和平，实现人类福祉之目的”(19)。由此可见，这实质是利用音乐进行的殖民政策宣传。第二次是12月1日为庆祝日本撤废治外法权实施而主办的学生音乐大会。这次活动场面盛大，分道里、道外、南岗三个场地，全市有市立马街小学校、私立托洛霍瓦中学校等三十余所公立和私立中小学校联合参加。(20)除了开场《日满国歌》合唱与闭幕的《协和行进歌》合唱以外，《庆祝治外法权撤废歌》、《美哉满洲国》、《建国精神》、《天府之国》、《进军之歌》等都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仅有俄国舞俑和提琴独奏《挪威舞曲》、《小夜曲》能称得上带有艺术的成分。 1938年10月，为“枪后支援”募集军警慰问金，哈尔滨市国民教育会、哈尔滨市公署教育科举行学生音乐会，召集师道学校、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北新、建设、南岗、新城、公园等小学，选拔擅长唱歌及奏乐的学生组成慰问日满军音乐队，上南岗陆军病院、王兆屯陆军病院慰问伤病员。而市立职业学校也在道外北新小学礼堂举办演艺大会，学生所演节目都是日本话剧和日本歌舞，用以慰安“奋战杀敌的战士”(21)。 1939年1月14-24日，白俄中学校旅行演奏团吹奏乐团利用寒假，赴“南满”参观演奏。这次演奏是在协和会俄人部主任加藤和白俄事务局学务主任斯高勒夫带领下，先后到达长春、沈阳、抚顺、大连等地进行慰问演出，促进民族和谐。(22)同年9月，市署教育科又为“振奋儿童精神，就学向上”，筹划在南岗、道外和新安三地组织儿童学艺会。学艺大会表演旧剧、杂技和舞蹈。在道里区安广校的演出会场，唱歌节目有《人鱼公主》、《篱边菊》、《忆见时》、《努力》、《我的斑鸠》、《织》、《旅愁》、《自然界的使者》、《我的弟》。(23) 1940年5月建国大运动会前夜，哈市各学校在道里公园举行体操音乐大会。哈尔滨高等女学、白梅小学、俄系女子国民高等学校表演了合唱；俄系高等学校表演了吹奏乐。(24) 日伪当局为“沟通中日文化”，弘扬道德仁爱，大力提倡封建道德。尤其是亲善之道中的“孝道”被作为最高道德标准，学校教育也对此特别重视。第十六小学校于1933年7月12日，召开恳亲大会招待300多名学生家长，在会上表演《欢迎舞》、《后悔迟》、《单人舞》、《长琴》、《春来了》、《自救》、《三人舞》、《少年》、《在我这小花池中》、《一盘散沙》、《两个家庭》、《拾阴老人》、《群鸡》、《双簧》、《两个家庭》等节目助兴。(25) 2.组织音乐演出的原因及其影响 虽然学生音乐演出艺术性难以和专业团体相比，但从现有资料仍然可以看出当时哈市学生音乐演出活动范围是比较广泛的，几乎各级各类学校都有参加。音乐种类也比较齐全，涉及当时流行的各种音乐体裁。这一方面是由于日伪当局据此监督指导学校音乐教育，促使各学校往往通过演出实践活动来检验教学成果；另一方面也是当时政治局势复杂多变的必然结果。日伪当局每做出决策，通常要用音乐演出进行宣传，或者为前期行动进行庆功总结。对于日伪教育者来说，这是既能发展学生音乐才干又能对学生进行深刻教育的一举两得的好事。但对于中国的受教育者而言，却可能会逐渐主动接受日伪殖民思想，从而丧失了民族立场，成为被奴化的一代。 三、重视唱歌而忽略其他：音乐比赛考核科目单一 1.唱歌是音乐比赛的主要科目 相对于音乐演出，音乐比赛虽然算不上是常规化的活动，但也是学校音乐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在非专业音乐学校之外的各类学校还是很受重视。1936年5月，哈尔滨特别市公署与省公署教育厅为庆祝皇帝回銮宣召纪念，组织安康校、新正阳校等12所小学和俄侨中学，在工人俱乐部召开学生音乐比赛。包括歌舞、独唱、合唱、器乐等类型，具体曲目有《一片春云》、《小客人》、《蝶合蜂》、《花弄影》、《兄弟行》、《燕双飞》、《敷岛舰》、《快乐之花》、《甘露寺》、《国歌金原合奏》、《重见天日》、《八大槌》、《满洲国海军歌》、《日满天心》、《宇宙春光》、《蜂蝶喜春》等。(26) 满洲帝国教育会与满洲电信电报株式会社，于1940年11月，为庆祝友邦纪元二千六百年，组织全满学校儿童歌曲大会，并由沈阳、长春、哈尔滨、安东、营口等放送局所在地之学校儿童参加。哈尔滨中央放送局指定新城国民学校、马街国民学校等13所学校，每校选派15-20人组成合唱队参加预选。预选的前三名，将代表哈尔滨参加在长春举行的全满歌曲比赛。预选结果，南岗优级学校、安广优级学校和新阳国民学校入围。决赛由新京放送局进行转播，哈尔滨安广优级学校获得一等奖。(27) 音乐比赛中规模最大的当属第四届“全满学生歌唱会”。时值1942年“建国十周年”前夕，各机构团体都纷纷组织庆典活动。满洲帝国教育会、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联合举办了所有国民学校和国民优级学校，每校不限男女15人组成合唱团，齐唱形式比赛。曲目有“课题曲”《大满洲行进歌》和“随意曲”(自选现行教科书中单音歌曲)共两首，用满语演唱，时间限于2分钟。这次比赛规则还强调了歌曲调高与速度要严格遵守原曲规定，限该校教员必须用钢琴伴奏，若用指挥，也必须是该校教员。这次比赛先是各地区组织预赛，然后去地方放送局录音由评委盲评，优胜者代表地区参加全满比赛，全满比赛时由中央放送局审查，优胜者颁发奖旗、证书和奖品。经过地方预选，哈尔滨市公立安广国民优级学校、哈尔滨市公立经纬国民优级学校、哈尔滨市公立教化国民学校、哈尔滨市公立马家沟国民优级学校获得了第一、二、三、四名。中央决赛后，哈尔滨市公立安广国民优级学校击败全满189个学校而荣获桂冠，哈尔滨第一女子国民高等学校获得三等奖。 在所有学校音乐比赛中，规格最高范围最广的是1941年举行的“东亚儿童广播唱歌大会”。这是日本放送协会与日本教育音乐协会联合日本文部省，在满洲推行国民学校制度之际，为贯彻音乐教育使命，举行儿童广播放送唱歌大会，参加学童包括日本内地、朝鲜、中国台湾、伪满洲、华北之日系学童。在整个东北沦陷区，组织哈尔滨、沈阳、长春、大连、牡丹江、齐齐哈尔、安东、锦县、营口等放送局所在地初等科五年级男女学生唱歌预选，规定曲目为兴田凖一作词冈田二郎作曲之《母》。获选者将代表满洲学童，参加全日本学童大会，与札幌、仙台、东京、名古屋、大阪、广岛、台湾、熊本等地学生竞技。 2.专业音乐比赛难觅踪迹 综观当时哈市的专业音乐教育，教学规模和方法都很分散。以西洋乐器演奏和声乐教学为主的，既有由侨民组建的音乐学校，又有日伪统治者有目的新组建的专业音乐教育机构，教师多数都是“哈尔滨交响管弦乐团”等乐团之成员，由苏联或日本教师沿袭俄国或德国的方法和曲目教学；中国乐器之教学，由具有较高水平的宫廷乐师和民间乐师担任教师，以传统的口传心授为主。此间之专业音乐教学，由于并不像普通教育那样可以量化管理，因而官方和民间团体并没有组织专业音乐比赛活动。 由于战时条件所限，东北沦陷区的学校设置数量较少，又加上交通不便，入学率不是很高，在沦陷初期只达到适龄学童的20%左右，且失学率居高不下。尽管如此，日伪当局通过“官制文化”，将整个沦陷区的教育系统纳入其中。由于音乐“可以陶情怡性，感人极深，能化嚣张暴戾者成为和平良善之，能使乖僻不群者养成协和互助的精神”；又加上“音乐的歌词中，均含有王道政治的快乐，以及日满一德一心，共存共荣的必要”，因而组织音乐活动会“最终促成日满弥久一体不可分的关系”(28)。可见，音乐已然成为日伪政府实行殖民统治的有效工具。这种工具隐蔽地将殖民教育的宗旨贯穿于音乐教学、演出和竞赛各环节，向学生阶层持续灌输日本皇权至上的观念，在我东北沦陷区制造出一派歌舞升平、东亚共荣的繁荣假象。同时，在哈尔滨乃至整个东北沦陷区，教育活动又往往以“复兴中国文化”为名，通过对旧剧、孔乐等传统音乐文化的学习和演出，来掩盖其殖民教育侵略的事实，具有很强的欺骗性。笔者曾对多位接受过日伪教育的老年人进行采访，发现他们尽管年事已高，却至今有人能熟练演唱《大东亚进行曲》和《国民训》等殖民歌曲，这说明日伪当局推行殖民音乐教育的种种措施和手段还是极为有效的。事实上，通过干预学校音乐活动，哈市原本有序发展的国乐和西乐被恶意的干扰，特别是通过对俄侨的排挤，使原本在哈市发展有序的专业音乐教育步入举步维艰的境地，直接导致了日本战败投降之后，哈市的专业音乐教育几乎一片荒芜。今天，那些曾被日唱夜诵的殖民校园歌曲，也随着我东北沦陷区的独立解放而绝响，仅留存于那一代青年学生的记忆片段之中。 ①武强主编：《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料》(第二辑)，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14页。 ②同注①，第282页。 ③本文表1-3，参照王野平主编《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第二章第一节“统治教育大权”相关内容绘表，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 ④武强主编：《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料》(第一辑)，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453页。 ⑤同注①，第39页。 ⑥同注①，第42页。 ⑦同注①，第60页。 ⑧《满洲行政杂志》，伪康德六年，1939年第6期。 ⑨《特区教育会第一次总会》，《滨江时报》1934年7月29日第3版。 ⑩伪满洲行政学会：《满洲国法令辑览》，1938年，第57、58页。 (11)《北新优级学校公开教授音乐》，《滨江日报》1939年12月11日第3版。 (12)《音乐指导员赴兰西指导》，《滨江日报》1944年8月3日第3版；《兰西县协开音乐指导会》，《滨江日报》1944年8月16日第3版。 (13)《音乐研究会昨日开始研讨》，《滨江日报》1938年4月11日第3版。 (14)《俄文师专学校举行游艺大会》，《滨江时报》1933年10月15日第3版。 (15)《工大游艺会》，《滨江时报》1934年2月3日第3版。 (16)《苏联中学校举行女子跳舞大会》，《滨江时报》1935年11月8日第6版 (17)《访日宣诏纪念音乐会昨在亚细亚影院举行》，《滨江时报》1936年6月7日第6版。 (18)《俄侨中学校开舞蹈大会》，《滨江时报》1936年2月9日第3版。 (19)《宣召纪念日满俄学生音乐大会今日在工厂俱乐部开催》，《滨江时报》1937年5月4日第6版。 (20)《庆祝治废学生音乐大会》，《滨江时报》1937年12月1日第3版。 (21)《募集军警慰问金，教育会主办音乐大会》，《滨江日报》1938年10月19日第3)；哈市教育界以赤诚之心慰军，举行慰军献金音乐大会并慰问日满军音乐队》，《滨江日报》1938年10月26日第3版。 (22)《白俄中学校旅行演奏团赴南满视察》，《滨江日报》1939年1月14日第3版。 (23)《儿童学艺会市内分三处进行》，《滨江日报》1939年9月25日第3版；《道里区各校学艺会昨于安广校开催》，《滨江日报》1939年10月21日第3版。 (24)《体操音乐之夕各校生徒表演种目决定》，《滨江日报》1940年5月30日笫3版。 (25)《特区十六小学昨开恳亲大会》，《滨江时报》1935年7月15日第3版。 (26)《教育厅主催日满学生音乐会》，《哈尔滨午报》1936年5月16日第3版；《特市小学校联合音乐大会今日午后举行》，《滨江时报》1936年5月28日第3版。 (27)《奉祝友邦二千六百年全满学童唱歌大会》，《滨江日报》1940年11月8日第3版；《唱歌优良者即将赏与奖品》，《滨江日报》1940年12月17日第3版。 (28)《访日宣诏纪念音乐会昨在工厂俱乐部举行，边科长致辞述举办的两要点》，《滨江时报》1937年5月5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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