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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 K209
左联五位青年作家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李伟森牺牲前，冯雪峰在其编辑的《萌芽月刊》上发表柔石《为奴隶的母亲》和殷夫《小母亲》，以及赵景深在其编辑的《现代文学》上发表冯铿的《女同志马英的日记》时，都曾在《编辑后记》里写下简短的评语，（注：见《冯雪峰文集》（二）和丁景唐《欢迎校正相互切磋》，载《出版史料》1987年第3期。）这是同时代人对于作品一般性阅读的直观印象，因而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左联”五位青年作家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篇文章”，也因此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其研究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缅怀与考证研究的结合，二是研究中鲜明的阶级性和强烈的政治色彩。
五位作家是被秘密杀害的，因此左翼文学阵营的首要任务是昭示事实。最早披露其被捕消息的是1931年1月18日的英文报纸《密斯氏评论报》。（注：参见《冯铿烈士》。）2月7日五位作家遇难后，首先是《文艺新闻》以巧妙的斗争方式接连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的残暴。193年3月30日《文艺新闻》第三期发表了冯雪峰署名“蓝布”的《在地狱或人世的作家？》，“恳请”弄清“文艺界一个不幸的消息”：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等“皆为中国文坛上活泼有为之青年”，忽于“一月十七日同时失踪”。1931年4月13日《文艺新闻》第五期发表署名“曙霞”、“海辰”的来信，告知与四位作家同时遇难的“还有一位叫李伟森（《动荡中的苏俄农村》的译者），他亦是当今著作界的健将。”他们五人“都是为着左翼文艺运动，他们的作品，都是代社会抱不平的，都是为多数人谋利益的。”继之《文艺新闻》又接连发表五烈士照片，林莽的《白莽印象记》、萧石的《我在怀念着也频》等文章和有关消息。（注：见《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和艾方白《并非“隐约其辞”》。）
几乎与此同时，左联精心组织秘密出版了《前哨》第一卷第一期“纪念战死者专号”，发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鲁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梅孙《血的教育——悼二月七日的我们的死者》、冯雪峰《我们同志的死和走狗们的卑劣》，专号还刊登“被难同志传略”和他们的照片，发表胡也频遗作《同居》和冯铿小说《红的日记》。其中《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经鲁迅和史沫特莱商讨后，由茅盾和史沫特莱译成英文，发表于1936年6月美国《新群众》第七卷第一期，又由日本左翼记者白川次郎译述，载同年10月日本东京四六书院出版的《阿Q正传》一书序言《谈中国左翼文艺战线的现状》。另有俄国谢曼诺夫据“左联”寄高尔基的英文译本转译成俄文。（注：见《左联词典》。）这些，从国内到国外，从秘密到公开，形成了“左联五烈士”的纪念与研究的最早的也是颇具声势的第一次浪潮。
鲁迅是“左联五烈士”的最早和最为重要的研究者。早在1929年月20日就为柔石《二月》写下著名的《柔石作〈二月〉小引》。五作家牺牲后，鲁迅精心收集他们的遗稿，为殷夫诗集《孩儿塔》作序，称“这诗属于别一世界”，同时选刊珂勒惠支的版画《牺牲》，“算是我的无言的纪念”。特别是在五烈士牺牲两周年之际写下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以深沉的悲愤不尽的思念叙写他与柔石、殷夫、冯铿、胡也频的交往及对他们的印象，描述这些“中国很好的青年”在文学上的勤奋和执着。鲁迅还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压迫中顽强滋长的历史高度，以《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先驱的血》为题，高层建瓴地揭示了“左联五烈士”现象的时代与阶级内涵。
在三、四十年代，纪念评论五烈士的主要是其亲朋、同学、同乡等一批左翼文化人。除鲁迅外，还有冯雪峰、阿英、丁玲、马宁、郑振铎、林淡秋、唐弢等。这一类属于亲朋的忆介文章构成了建国前“左联五烈士”研究的主要类型。它们以特有的亲密关系饱蘸深情地评介五烈士质朴真诚的个性和对于革命和文学的热情。
沈从文于1932年6月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的《记胡也频》是第一部关于胡也频的传记著作。“后来的《记丁玲》和《续集》也多有可供参考之处”。（注：唐弢：《晦庵书话》。）著者小心谨慎地避开“左翼文学”的题目，忆叙自己与胡也频和丁玲在北京上海的交往，描述胡也频“是一个自信的人”，具有“南方人的热情”和“偏执的固执”，写了许多“是用全人格献给女子的谦卑心情写成的情诗。这些诗的形式，无疑的从李金发诗一种体裁得到暗示，一种在文学性格方面为畸形的构图，以另外属于未来的一格，而在试验中存在”。其中还具体描述了胡也频在“转换作品”后所受到的压迫和参加“左联”后从事的紧张而严肃的工作，“从这个海军学生更见消瘦的脸上”作者看出“在个人生活上，有些使他十分劳悴的事情……显然是为一个极严重的同时也是极艰难的企图，使他不能不忘了自己”。沈从文以真实具体的描述将质朴诚实、热情努力的胡也频活生生地展现出来，他对胡也频诗的评析是独到和有见地的，后来影响了唐弢的有关“书话”。作者没有掩饰他对胡也频“近于自苦的决定，和尚一般诚实谦逊的态度，勇气悍然的生活”的敬意，也流露出他站在“中间派”的立场上对于左翼文学的间距。
在三、四十年代的“左联五烈士”研究中，张秀中的《评〈光明在我们的前面〉》是目前所能见到的一篇不是从个人的过从情谊出发，而是作为学术研究，并且是在较大的理论框架中展开评析的重要论文。（注：收录于《胡也频选集》。）论者以“新现实主义”的“普罗作家”的“文学是政治运动的一翼”的观念为标尺，界定出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的前面》是以“生长在五卅运动的文学作品中的一种新的姿态开展在读者面前的，因了其内容的充实，意识的正确，技巧的熟练”，“在中国文坛是一部划了时代的作品，表现了中国五卅以后的新的阶段的开始”。论文还对作品中的人物描写和“尖端的抒情写法”给予认真的梳理。这篇发表于1932年7月北京大学《新地月刊》第六期的论文，旗帜鲜明地从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中评析作品的意义和人物，充分肯定作品所表现的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分析作者对于社会革命的审美把握，其立论是坚实的，其影响是深远的。
建国以后，“左联五烈士”为之奋斗的理想成为现实，对“左联五烈士”的研究也进入历史新阶段。1950、1951年，为纪念五烈士牺牲二十周年，新中国的文艺界带着胜利的豪情和深切的怀念，掀起了纪念宣传五烈士的热潮。最为集中的是《解放日报》、《文汇报》、《大公报》、《新闻日报》分别刊登“左联五烈士”的照片、小传，《文艺新地》重刊1931年《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的部分重要文章。从“左联”不畏艰险秘密出版《前哨》，到新中国的文艺界公开郑重重刊《前哨》的主要内容，正显示了中国的沧桑巨变，实现了“将来总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预言。
50年代“左联五烈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胡也频的小说与殷夫的诗歌。1951年开明书店出版《柔石选集》、《胡也频选集》和《殷夫选集》，丁玲为后两部选集分别撰写序文《一个真实人的一生》和《〈殷夫选集〉序——读了殷夫同志的诗》。前者以胡也频从漂泊艰辛到投身革命的人生强调他的“一个真实人”，实际上奠定了以后几十年胡也频研究的基调，一直影响到新时期的许多论文。后者讲述自己三次读殷夫诗都产生了难以抑制的激动，深深感动于殷夫“是这样的年轻，这样的富有革命热情，这样的有力量，他是一个十足的诗人，同时又是一个勇敢的战士”。
50年代后期，“左联五烈士”研究获得显著进展。首先是1957年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冯铿烈士》，作者许美勋是冯铿父亲的学生，冯铿的爱人。他将冯铿“谁后死，谁就AI写作传记”的话铭记在心，终于将珍藏了“近三十年的腹稿”写成六万余字的《冯铿烈士》，从五卅运动时潮汕的冯岭梅写起，记叙了冯铿热血沸腾的演讲、演戏、写作，她正直、嫉恶如仇的个性和沉闷的家庭气氛；记叙作者与冯铿的恋爱同居，共同经历了如火如荼的大革命和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又同赴“东方莫斯科”上海投身左翼文化运动，直到冯铿牺牲。“所叙都是事实，甚至一个门牌号数，一句话，尤其是涉及的人物，我都保持着百分之百的真实。”（注：《冯铿烈士·后记》。）为冯铿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1959年，“多年来曾致力于中国革命作家的作品研究工作”的前苏联莫斯科大学马特柯夫先生（注：《作品》159年第7期编者附记。）引人注目地在中国刊物上发表《胡也频的〈到莫斯科去〉和〈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与《论中国革命作家——谈殷夫、胡也频、柔石、李伟森和冯铿》，（注：刊载于《文学评论》1959年第2期和《作品》1959年第期。）介绍五作家的生平，解读其代表作品，详密于胡也频、殷夫与柔石而简略于李伟森和冯铿。马氏研究的意义在于标志着“左联五烈士”研究已经突破中国国界，如马氏所论：“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怀念和尊敬中国的优秀儿女，他们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革命的无产阶级文学。”
1958年至1960年一批有一定理论深度的殷夫诗论相继发表在文学或理论刊物上，形成“左联五烈士”的研究史上一次强劲的殷夫诗歌评论潮。其代表作可推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和《文学评论》的两篇论文。（注：分别为曾伟强等《谈殷夫的红色鼓动诗》（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59年第4期）和北大中文系56级鲁迅文学社《殷夫的诗》（《文学评论》1960年第4期）。）前者论证殷夫是中国无产阶级最优秀的诗人之一，后者评述殷夫诗的艺术风格。殷夫诗评论潮的骤然而起和嘎然而止，除了文学的原因外，还可追索到更深层次上的时代思潮。当时的中国崇尚“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豪迈和昂扬，殷夫红色鼓动诗的旋律和激情正切合这样的社会心态。正如一篇殷夫诗论的文章所述：“今天，我们要向大自然开仗，要消灭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要继续和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斗争，红色鼓动诗无疑是一种犀利的武器。”（注：分别为曾伟强文《谈殷夫的红色鼓动诗》（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59年第4期）和北大中文系56级鲁迅文学社《殷夫的诗》（《文学评论》1960年第4期）。）
1961年2月，为纪念“左联五烈士”牺牲30周年，《人民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及《上海文学》二月号集中发表纪念研究文章十五篇，形成建国以后第二次高潮，其重要成果是丁景唐与瞿光熙合作历时五年编撰的《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注：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初版。）该书在“左联五烈士”研究中，具有总结既往，开启未来，承上启下的里程碑意义。编者“出于一种对于先烈的景仰和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研究工作的关切”，“力求提供目前所能收集到的关于左联五烈士的斗争活动、作品、译文和有关研究文章等方面的比较全面的资料”，包括“由鲁迅先生收藏或由先烈亲友收藏而保存下来的柔石、冯铿、殷夫三位烈士的少数未发表原稿也一并录入。”（注：《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1961年版后记。）由此初步显示出五烈士生平与创作的大致轮廓，澄清了若干史实，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
60年代前期，“左联”五烈士生平史料与作品的发掘整理取得大面积的丰收和突破：李伟江、陈贤茂先后发现冯铿早期诗文共三十余篇；余仁凯收集整理胡也频所留下的大量作品，并选择部分有代表性的作品论文约六万字发表于1962年《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二辑；丁景唐与陈长歌从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今“一大”纪念馆）查阅《列宁青年》，从《中国青年运动史料》中查出30年代共青团中央的会议记录，由此“明白青年殷夫不仅是才华横溢的诗人，还是文思敏捷的政论家、评论家、宣传鼓动家。”（注：《诗人殷夫的生平及其创作·后记》。）丁景唐还多方收集、整理考证了五烈士为数众多的日记、书信和遗稿。
60年代初，“左联五烈士”研究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1962年分别以中文、俄文和英文出版的三部研究论著。1962年7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署名“凡尼”的《论殷夫及其创作》。著者以其细腻的艺术感受评析殷夫的作品，梳理其作品转换的轨迹。同时著者也因为“有关诗人的资料的缺乏”而致使“这本书没有能够结合诗人的生活经历和战斗经历来联系论述他的作品，多少有点‘就诗论诗’的倾向”而感到遗憾。（注：凡尼：《论殷夫及其创作·后记》。）
前苏联学者马特柯夫又推出新著《殷夫——中国革命的歌手》，同期由莫斯科大学出版社出版。马特柯夫在中国学习、讲学和外交活动中做了许多调查访问，收集殷夫生平史料和著作手稿。此著约六万字，共九章。著者引录了若干中国研究者所不知的殷夫著作，如殷夫三则日记和政论《中国革命运动和青年的任务》、《中国革命运动和中国革命文学》及《五一——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日》，并独辟政论、散文两章，在史料与思路上都有重要意义。李伟江、康锋都曾做过翻译的努力，（注：见李伟江、康锋致笔者信。）1984年《文学研究动态》第9期刊载了由砚衡摘译的“该书有关殷夫诗的三章”。
与上述两部殷夫论著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夏济安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出版的《五烈士之谜》（后收入《黑暗的闸门》）。（注：见韩立《附录—写在夏济安先生逝世二十周年》，载香港《明报月刊》198年第4期。）经夏志清提议，由韩立译成中文连载于1985年香港《明报月刊》。全书约五万字共八章，没有一个严谨的逻辑框架，而是以散论比较的形式，站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彼岸“探讨现代中国的文学与政治”，企图“说明他们（五烈士—引者注）对人生的幼稚看法和对文学的浅薄了解在哪种意义上代表了一个革命时代的征兆”。他反复论证的是所谓“误入歧途的‘五烈士’在短短的一生中所感受的文化、政治或感情上的问题”，并暗示当时党内的李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对五烈士遇难的影响，面对国民党的残暴不置一词。政治上的偏见还导致了文学批评上的傲慢和轻率。
随着“左”倾思潮的逐渐高涨，1964年下半年文艺界兴起了一场对于电影《早春二月》的批判，由此而株连《二月》和作者柔石。《人民日报》1964年11月8日以《各地报刊继续讨论影片〈早春二月〉》为题，报道有关《早春二月》及柔石创作的“讨论”，“除国庆节前发表的一百三十多篇文章以外，国庆节后到现在又发表了一百多篇”。代表性的论文有何其芳的《小说〈二月〉和电影〈早春二月〉的评价问题》，以群的《论萧涧秋的典型性》和《从小说〈二月〉到电影〈早春二月〉》。（注：分别载于《人民日报》1964年11月8日、《文汇报》1964年11月16日、25日。）这场关于电影《早春二月》的“讨论”在其时被认定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意识形态，两种文艺观点的斗争在文艺领域内的反映，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注：见陈骏涛等《关于〈二月〉的再评价》（《文学评论》1978年第6期）和冯望岳《柔石研究的新成就》（《语文导报》1986年第8期）。）此后，在愈演愈烈的“左”倾思潮下，五烈士的研究很快被所谓“黑线论”和“空白论”所淹没。
“文革”以后，“左联五烈士”研究在思想解放、拨乱反正中得以恢复和发展。70年代末期陈骏涛、杨世伟、王信的《关于〈二月〉的再评价》和王保生的《柔石论》，（注：分别载于《文学评论》1978年第6期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79年第1期。）是新时期最早的针对1964年关于电影《早春二月》及柔石小说《二月》的“讨论”的有力的理论反拨。
80年代，在开放活跃的学术氛围里，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蓬勃发展同步，“左联五烈士”研究进入了历史的快车道。1981年丁景唐完成《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增订本）。以纪念五烈士牺牲五十周年为契机，五烈士的研究迎来又一次高潮，并以空前的规模持久的热情和严谨扎实的努力，走向全面的丰收。
标志之一，是经过持之不懈的整理挖掘校勘，较为完整的“左联五烈士”作品集全部出齐。主要有：周良沛编《胡也频诗稿》、余仁凯编《胡也频选集》、丁景唐等编《殷夫集》、郑择魁编校《柔石选集》、李海文编《李求实文集》……
标志之二，是“左联五烈士”研究在规模和深度上大为拓展。“左联五烈士”不仅是现代文学的研究课题，也成为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对象。一批新的史料被发现，一些重要事实被澄清，一大批具有新见解、新视野的论文论著被鼎力推出。
新时期殷夫研究的重要成果是丁景唐、陈长歌著《诗人殷夫的生平及其创作》（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著者注重史料的收集考证，“提供了就目前来说是较为完整的殷夫资料”。特别是发现由殷夫参与编辑与撰稿的《列宁青年》和《摩登青年》，“才使我们对殷夫的认识更加完整。”著者还认为“我们从政治思想和党的历史角度研究殷夫生平和思想较多，而对作品的艺术分析则较欠缺”。（注：《诗人殷夫的生平及其创作·后记》。）从这一意义上，《诗人殷夫的生平及其创作》正可以视作与凡尼的《论殷夫及其创作》的互补的姐妹篇。此外，肖荣、莽砂以及殷夫女友咸淑真查明或提供了有关殷夫姓名、生年、籍贯、亲友等重要生平资料；康锋1981年2月7日在龙华革命烈士陵园巧遇殷夫女友咸淑真，并查阅大量报纸考证殷夫考上上海民立中学、浦东中学和同济大学读书的时间；殷夫外甥马瞻提供了他所收藏的殷夫三件文物；陆定一为浙江象山革命烈士纪念馆出具了殷夫为共青团中央宣传干事的证明材料；彭耀春在丁景唐、李伟江、康锋的帮助下介绍评析殷夫的戏剧《斗争》。（注：载《文教资料》1993年第5期。）这些史料的发现将新时期的殷夫研究推向新高度。
胡也频研究同样是新时期“左联五烈士”研究的热点。周良沛的《一个真实人的诗——序〈胡也频诗稿〉》、吴小美的《一个真实人的文学创作》和王保生的《试论胡也频的创作》，（注：分别载于《十月》198年第6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年第1期和《文学评论丛刊》1981年第8期。）都是新时期最早发表的重要论文。余仁凯在编辑《胡也频选集》的同时，对胡也频生平创作和文艺思想进行深入研究，撰写出《“文艺的花是带血的”——论胡也频的创作道路》、《简论胡也频的文艺思想》和《胡也频》（评传）。（注：分别收入《胡也频选集》、《左联研究资料集》和《30年代在上海的“左联”作家》。）90年代，黄昌勇的《胡也频与二十年代乡土文学》，（注：载《福建论坛》199年第3期。）首次将胡也频的早期创作置于乡土文学的研究视野。
最早评论胡也频戏剧创作的是洪深。洪深在30年代中期指出胡也频“写实的手法”的《瓦匠之家》受了民国十四年以后‘第二次着重文学底社会作用’的影响”《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并将此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沉寂后，新时期的胡也频研究和几部中国现代戏剧史著重新注意到胡也频的戏剧创作。彭耀春的《胡也频戏剧创作简论》，（注：载《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年第3期。）以胡也频作为“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与第二个十年交替时期创作活跃的剧作家”立论，评析其几种爱情剧和社会剧。
柔石研究出现了众多有份量的论文。郑择魁的《对爱情和道德问题的思考》，（注：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2期。）对向有争议的柔石中篇小说《三姐妹》从作品文本出发，分析其“艺术构思的独特性”。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在其短篇小说创作中成就最高也最受研究者的重视。新时期对《为奴隶的母亲》的评论经常是以同类题材比较的方式进行，蓝棣之以西方文论中的“解构主义”去解读这一小说：“这篇小说有两重结构。在显在结构中，是一个奴隶母亲屈辱的非人的悲剧故事，是阶级的压迫与掠夺。而在潜在结构里，是一个特殊的爱情故事”，“是按照旧社会里农村地主与多少有些感情的小妾关系模式来描写的”。在作品的双重结构之间，“潜在结构并没有加深显在结构的意义，而是颠覆和瓦解了它”。（注：《解读〈为奴隶的母亲〉并兼与〈生人妻〉比较》，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1期。）对柔石生平史实做了大量细致考证的是王艾村最近发表的《柔石若干史实辨识》。（注：载《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3、4期。）1985年10月，郑择魁、咸钟健推出柔石研究的第一部专著《柔石的生平和创作》（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因其丰富的史料、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开阔而又深入的剖析受到国内外现代文学研究者的重视。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引用大量柔石日记、书信及亲友回忆等资料，真实而生动地叙写柔石从一个埋头书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逐步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下编引征大量未曾发表过的柔石作品，运用历史的美学的和比较的方法分类评述柔石的文学创作。
新时期的冯铿研究首先来自广东的研究者杜丽秋的《冯铿小传》和李伟江在编辑冯铿作品集《重新起来！》基础上撰写的《冯铿评论》及《“十月先开岭上梅”——论冯铿的创作思想》，（注：分别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年第1期、《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2期和《左联研究资料集》。）对冯铿的生平和创作做了比较全面的探索。安徽的丁言模潜入于冯铿的创作个性，富有创见地指出冯铿“不仅是一个执着追求光明未来的战士，同时又是一位感情亢奋、张扬自我的浪漫诗人”。（注：《自我的张扬 人性的抒发》，载《安徽师大学报》1989年第1期。）
胡从经致力于中国左翼文学的研究，对李伟森的文学“副业”做了开拓性的评述。1986年出版其包括柔石、殷夫、李伟森、冯铿评论的论文集《榛莽集》，（注：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年4月版。）为新时期“左联五烈士”研究的重要收获。为李伟森研究提供完整系统资料的是《李求实文集》的编者李海文，身为李伟森的亲属，李海文在历时九年编辑《李求实文集》的过程中走访了许多党史界专家和李伟森的亲友，撰写成五万余字的《李求实传》，以许多鲜为人知的翔实资料完整生动地勾画出李伟森追求真理，奋力革命的光辉历程。彭耀春的《李伟森评传》和黄昌勇的《李伟森与中国新文学》，（注：载《镇江师专学报》199年第2期和《文艺理论与批评》1993年第3期。）分别从纵向评述李伟森“始终站在时代前沿博击大潮，不避艰险”的一生，从横向“就李伟森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这一问题试作探讨”。这样，在“左联五烈士”研究中向来薄弱的李伟森研究在新时期终于跃为坚实。
“左联五烈士”研究的最新实绩，是郑择魁等人合著的《左联五烈士评传》（重庆出版社1995年出版）该书汇集了“左联五烈士”研究的许多成果和很多新资料，包括最新整理发表的党史资料，并突破传统的只作各别个体研究的模式，将五位革命作家视作在中国二、三十年代最具代表性的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群体，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以合传体式评说他们的人生选择和创作嬗变，并努力揭示这一群体在本质上的内在一体性，即他们从不同的家庭，不同的人生起点出发，经过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最终走到共同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的路上来。从具体的作品史料的发现考证到作家“全人”的展示与研究，从“左联”五作家的单个评价到将“左联五烈士”视作一个群体，进入整体的把握和内在本质的探索，显示出“左联五烈士”研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积累正跨入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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