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西域：地缘政治变化与中国的安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域论文,地缘论文,中国论文,化与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子
第一次知道“西域”一词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为了应付文革以后的第一次高考不得不强行把一大堆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东西塞到了脑子里，那时，西域对我来说是一个必须记住的历史地理名词。后来，读大学历史系，关于西域的知识逐渐变得丰富起来，秦月汉关、胡笳羌笛、金戈铁马、孤烟落日……还有风沙中行进的汉使唐僧和永远不知疲倦的驼队商旅。然而西域依然是遥远的，时空的巨大变化已把西域封存在厚重的历史之中。
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域在我的脑海深处慢慢变得清晰和具体起来。首先，苏联解体后，在亚洲的腹部，也就是在我们习惯上称之为中亚和外高加索的地方，新建了一大批独立的民族国家。不久，我们就发现，一个在地缘、安全、宗教、民族、文化和经济等方面相关性极强的地区逐渐显现。这一包括西亚、中亚、外高加索和南亚一部分地区的广大区域，大概只有西域一词可以比较准确地予以概括。其次，这一区域与我国的新疆和西藏接壤，它不仅直接影响着我国的国家安全和大西北的稳定，还关系到我国西部的大开发、乃至整个21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在这里，只有西域一词才可能引发人们深沉的荣誉感和危机感。
必须重新认识这一地区，必须了解这一地区的变化对我国所产生的影响。这是我在千年之交回望西域（请原谅我用了一个已被遗忘100 多年的词）的主要动因。
一、冷战结束之后西域的地缘政治变化
在广袤的西域地区，冷战的结束是以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海湾战争爆发、中东和平谈判持续取得进展和中亚及外高加索国家相继独立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为主要标志的。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不仅改变了地区力量对比，打破了二战之后形成的冷战格局，而且引发了100 多年来这一地区最重大的地缘政治变动。
首先，苏联的解体使俄国人在中西亚地区的影响全面收缩。从彼得大帝有计划的对外大规模扩张（1700年）开始，到克里米亚、外高加索和中亚等地区最终被纳入沙皇俄国的版图（1891年俄国人进入帕米尔）（注：赵常庆主编：《中亚五国概论》，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4月，第30页。），俄国人花了大约190年的时间。十月革命之后，苏联不仅继承了沙俄在亚洲的领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逐渐继承了沙俄在亚洲的对外政策。为了打破美国在南翼的包围，更为了与美国争夺霸权，苏联把获得进入暖洋的通道、攫取战略要冲、取得地缘上的竞争优势作为对外政策的主要支点。在其力量的全盛时期，苏联在非洲之角和南也门建立军事基地，与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等激进的阿拉伯国家保持密切的关系。1979年，苏联更武装入侵阿富汗，试图建立进入印度洋的最短通道。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进行了一场全面的政治经济改革，对于整个国家和苏联的百姓来说，这场所谓的改革更像是一场灾难，除了使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变得更加混乱，并最终导致国家解体之外，它没有解决苏联在国内外所面临的任何实质性问题。然而，对于美国、西方阵营和那些100 多年来受到俄国人威胁的国家来说，苏联的衰落与解体是一个好消息。经由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美国不仅实现了在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存在，而且成了整个中东地区的主导力量。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美国的积极参与，中东地区任何问题的解决都是不可能的，而苏联（及其继承者俄罗斯）则成了中东事务的旁观者或美国解决方案的背书者。100 多年来不断感到俄国人压力的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国，现在终于可以稍稍放松紧绷的神经。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外高加索三国、中亚五国的先后独立，不仅使原来近在咫尺的威胁北移了数百乃至上千公里，而且也给这些国家在地区政治中发挥更大的影响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第二，亚洲的腹部出现了巨大的政治真空。不管怎样评价沙皇俄国和苏联前后100多年在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的统治，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外高加索三国和中亚五国的先后独立是以对苏联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及文化、意识形态的全面否定为基本前提的。由此看来，所谓的政治真空首先表现在中亚和外高加索国家的全方位的“非苏联化”和“非俄罗斯化”。其次，由于苏联的崩溃，中亚和外高加索在一夜之间由俄国人的禁脔变成了一块国际政治中的“无主飞地”——不仅没有哪一个国际和地区政治力量能够对中亚和外高加索产生有效的影响，甚至这些新独立的国家自己也很难确定它们的身份和未来。就像历史上每一次大的民族迁徙或外族入侵之后所经历的一样，中亚和外高加索各民族不得不又一次对自己的过去做出清算，对未来做出选择。换句话说，中亚和外高加索各国未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可塑性，而且，不管这些国家最终做出怎样的抉择，它所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周边的国家）都将是巨大的。于是，几乎是在这些国家宣布独立的同时，一场以影响中亚和外高加索国家发展方向为主要目标的新的地缘政治竞争便展开了。土耳其以其在语言和种族上与中亚和外高加索的联系，对建立一个从亚得里亚海到中国长城的突厥语共同体充满热情（注：参见乌传衮：“试论泛突厥主义在中亚的发展前景”，载《俄罗斯研究》，1993年第4期。）。伊朗、 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等国在中亚所追求的利益充满矛盾，但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渴望恢复和重建这一地区的伊斯兰特征。而美国和西方国家则想当然地认为，摆脱俄国人长达百余年的控制之后，中亚国家“一定会义无反顾地投向西方式的自由与民主的怀抱”（注：东方晓主编：《伊斯兰与冷战后的世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6月，第190页。），因此它们把“促进民主化”，“创立自由主义经济”和“帮助该地区融入国际社会”（注：顾关福：“美国对中亚的介入与中国安全”，载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编：《国际形势分析报告：1997～1998》，第52页。）等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和里海地区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很大程度上进一步刺激了各种力量填补政治真空的欲望和热情。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美国人不仅打算与伊朗妥协，而且不惜假手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塔利班”以打通经由阿富汗直达中亚的通道（注：参见顾关福：前引文。）。而日本人除了要展开“资源外交”，避免中亚“出现政治和经济的空白”，还特别强调要“抓住从中国和俄罗斯的背后窥视对方的机会”（注：〔日本〕大角直也：“丝绸之路外交——从背后看中俄的战略”，载日本《读卖新闻》，2000年2月5日（转引自新华社东京2000年2月5日日文电）。）
第三，跨越区域界限的力量整合。在18世纪中期以前的2000多年里，在目前被称为中亚、西亚和南亚的广大地区，人们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可能比我们所知道的要复杂和深刻得多。相比较而言，俄国人对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的统治所造成的人为阻隔不过百余年，因此，它不大可能对这种历史久远的联系产生多大的伤害。然而，必须看到，最近100多年不仅是人类历史上经济和技术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 也是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冲突最为剧烈的时期。这种急剧的变动和冲突一方面大量制造物质生活的差异，另一方面也不断扩大人们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鸿沟。尤为值得重视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西两大阵营的形成和美苏冷战的全面爆发，更使得所有的差异和鸿沟加深了。
冷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破除了不同区域间展开交流的人为障碍，也为其他国际和地区力量发挥影响提供了可能。同时，各国对加速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的普遍重视，更是对跨区域的力量组合产生了持久的推动力。
发生在西域地区的第一种力量整合是伊斯兰影响的全面扩张。一方面，作为传统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中亚地区就有着伊斯兰复兴的深厚土壤，另一方面，以沙特、巴基斯坦和伊朗等国为代表的一大批穆斯林国家也通过投资、宗教捐赠、资助朝觐和文化交流等方式，对伊斯兰教在中亚的复兴推波助澜。正是在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帮助下，中亚国家先后加入了“伊斯兰国家会议组织”，完成了官方层面对伊斯兰的回归。与此同时，在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普通民众的宗教热情不断高涨，而伊斯兰主义也逐渐成为不少政治反对派的有效武器（注：Mir Zohair Husain,Global Islamic Politics,HarperCollins Publishers,1995,pp.255～256.）。西域地区的第二种力量整合是主要由土耳其推动的泛突厥主义。利用在种族和语言上的联系，也利用中亚国家独立之初寻找新的发展道路和完成“非俄罗斯化”的急迫心情，土耳其通过刻意渲染其世俗模式的优势和突厥特征，在所有的领域积极推动与中亚国家的关系，并组建和召开“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建立一个“突厥语共同体”、“大土耳其斯坦”或任何别的泛突厥实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决不能忽视这种活动在整个西域地区引发的地缘政治变动和对我国新疆的影响。第三种力量整合也许最具积极意义，但它所面临的问题也最多，那就是整个地区的经济合作。1992年，原来由土耳其、 伊朗和巴基斯坦三国组成的“经济合作组织”（ EconomicCooperation Organization，简称ECO，成立于1985 年）扩大到中亚五国和阿塞拜疆及阿富汗，跨越中亚、外高加索和中东北侧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正式启动。尽管该组织在随后的几年数次召开首脑会议，并就建立银行、完善基础设施等方面达成了不少协议，但真正付诸实施的并不多。特别是当土耳其和伊朗更关注分别以它们自己为中心的“黑海经济合作区”和“里海国家集团”时，ECO的活动实际上已经基本停止。
第四，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在俄国人完全控制中亚和高加索以前，这一构成欧亚大陆核心的地区在整个古代世界起着一种十分独特的作用。一方面，由中国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横跨这一地区，沿线的城市不仅是各种货物的集散地，也是维系交通安全与顺畅的驿站。另一方面，这一地区还是亚洲北部草原民族南下进入两河流域、伊朗和印度的必经之地和桥头堡。当然，在“丝绸之路”上行进的不仅仅是商旅，在中亚草原和荒漠上驰骋的也不只是蛮族的铁骑，中亚和高加索实际上成为古代亚欧大陆东西、南北几个大文明区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就像法国学者格鲁塞在其不朽的著作《草原帝国》中描述的，“沿着它，进行着贸易和宗教传播；沿着它，传来了亚历山大后继者们的希腊艺术和来自阿富汗地区的传播佛教的人。经过这条路，托勒密曾提到过的希腊—罗马商人争着控制那些易于获得来自‘塞里卡 ’（Saraga，托勒密笔下的洛阳，他还将洛阳称为Thinae—作者注）大捆丝绸的地方，中国东汉王朝的将军们试图与伊朗世界和罗马帝国东部建立交往。”（注：〔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蓝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0～11页。）
20世纪90年代，在离开世界政治和国际交往的视野长达百余年之后，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又一次恢复了它连接亚欧大陆的地缘优势。如果考虑到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越来越强烈的全球化特征，中亚和高加索的地缘政治优势可能会更胜从前。中亚国家的领导人和战略家显然已认识到这种地缘政治优势与国家未来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因此，各国首先都争相宣布要成为欧亚大陆上的新‘纽带’和桥梁”（注：孙壮志：《中亚五国对外关系》，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 年4月，第35页。）。落后的经济、脆弱的基础设施、复杂的宗教民族矛盾等问题严重影响了中亚和外高加索国家的行动能力，但没有人敢否认它们在地缘、战略乃至经济上的潜在优势。这也许是俄罗斯重建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存在，美国、欧盟和北约积极卷入这一地区的重要原因。
二、西域与中国的国家安全
中国是一个背靠亚欧大陆腹部、东濒太平洋的国家，自古以来，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的入侵就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心腹大患。秦汉时期的匈奴、隋唐时期的突厥、五代时北方的战乱，北宋与契丹、党项和女真人的对峙，以及后来蒙古人和满族人先后入主中原，都在说明一个简单的事实：草原民族的南侵是中国历代王朝外部安全的主要威胁，千百年来屹立不倒的万里长城更是形象地说明了中国对安全关注的重点和主要方向。随着近代西方海洋霸权的确立和资本主义的兴起，中国安全的主要威胁从陆地转移到了海上。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10年中，外国侵略军从海上发动的对中国的战争不计其数， 仅对中国京城的占领和洗劫就有三次之多：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1937年，日本鬼子血洗南京。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这一时期，来自北部和西北部的威胁并没有丝毫的减弱，正是在同一时期，中国背靠大陆的领土与边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动，而这些变动对中国国家安全产生的威胁到20世纪60～70年代才完全显露：从最东端的乌苏里江到最西端的帕米尔高原，苏联从北面到西面形成了对中国的包围，中国的重工业基地东北三省腹背受敌，甚至连首都北京也处于俄国人闪击战的打击范围之内。
基本说来，到1991年苏联解体时，中国来自西、北的安全威胁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致在公元前221年到19世纪中叶， 其间，中国的主要威胁是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定期入侵：当中央王朝比较强大时，这种入侵最多不过是造成西北边疆的连年战事，然而当中央王朝力量衰败时，则经常造成整个北方地区的战乱、乃至外族的入主中原。所幸的是，中原的先进文明“尽管被征服，但反过来征服了野蛮的和未开化的胜利者，令他们陶醉，使他们麻痹沉睡，最后消灭了他们”（注：〔法〕勒内·格鲁塞：前引书，第18页。）。从19世纪中叶开始，来自西、北的安全威胁发生了质的变化，一是俄国人取代游牧民族成为北方边疆的主要入侵者，领土的扩张对沙俄帝国有着十分强烈的吸引力；二是无论在沙俄时期还是在苏联时期，其统治集团都经常产生强烈的冲动，忍不住要对中国进行大规模武装入侵和军事打击；三是与历史上游牧民族的定期南下和变化无常的侵扰不同，俄国人对中国所形成的安全压力是压倒性的和持续的。
1991年12月苏联的解体以及中亚国家的先后独立，标志着中国西、北安全环境进入了另一个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苏联的瓦解，消除了中国陆地边界的最大军事压力，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北部和西部不存在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威胁（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是极为罕见的），甚至发生边境冲突的可能性也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中国不仅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解决了大部分的边界问题，而且通过对话和平等磋商就边境裁军及建立信任达成了广泛的共识。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中国西、北的安全也面临很大的不确定因素。第一个不确定因素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有关。总体说来，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的国际和地区环境是有利于伊斯兰极端思想和民族分裂思想传播的。从国际层面来看，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所遭受的挫折不仅为各种政治、宗教思潮的泛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也使它们获得了某种天然的合法性：只要是为了摆脱俄国人的控制和影响，只要反对苏联式的政治—经济模式，它们就可以在国际社会得到广泛的支持与喝彩。另一方面，以科索沃战争为转折点，美国和北约新的干涉主义理论逐步成型，特别是美国和北约对“科索沃解放军”这样一个极端派别的支持，以及随后在车臣问题上的立场，都会对各种分离主义产生刺激。从地区层面来看，无论是泛伊斯兰主义还是泛突厥主义，都在中亚地区有着广泛的市场，一方面是一些国家为追求自身的利益而刻意进行的鼓吹和兜售，另一方面是这些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后苏联时代的意识形态真空，为人们提供了某种民族与文化的认同和真实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从巴尔干到高加索，从中亚到阿富汗和克什米尔，也就是沿着伊斯兰世界和东方阵营的交界地带，带有伊斯兰色彩的各种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进入了空前活跃的阶段。概括起来，在这一地带活动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都有一些共同的特质。其一，它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将宗教、民族和政治等问题混为一谈，以博取最广泛的国际同情与支持；其二，在不断宣扬高尚的宗教和政治目标的同时，它们毫不犹豫地把绑架、暗杀、制造爆炸事件等恐怖主义做法作为实现目标的重要手段；其三，为了获得可靠的资金来源，它们所控制的地区实际上成了生产毒品的工厂。据报道，阿富汗生产的鸦片是世界其他地区生产鸦片总和的3倍多，仅1999年，阿富汗生产的鸦片就达4600 公吨，是1998年的2倍。（注：Ahmed Rashid,"the Taliban:ExportingExtremism",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 1999.p.33.）
中国有10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人口大约有1800～2000万，他们大部分生活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如果说在冷战时期中国还可以通过严密的边界封锁和安全措施切断新疆与中亚联系的话，那么在今天已根本不可能：新疆在种族、语言和宗教上与西域地区有着广泛的联系；人员、信息和物质与西域的双向流动不仅是新疆对外开放的结果，同时也是新疆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有证据显示，新疆不仅已成为“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渗透的主要目标，也成了极端宗教派别、恐怖主义和毒品贩子觊觎的对象。新疆的安全与稳定已引起了中国学界和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
中国西部安全面临的第二个不确定因素则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冲突有关。围绕着克什米尔争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冲突已持续了50多年。与过去的形势不同，今天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很可能为了克什米尔进行一场失去控制的全面战争。
对于中国来说，一场失去控制的印巴冲突肯定会使中国的西部边疆出现紧张与混乱，甚至会给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三、西域与中国的能源安全
最近20年，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当我们为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感到骄傲、并享受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便利与好处时，我们必须对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石油的生产与供应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能源安全问题给以足够的重视。
中国是在1993年成为纯石油进口国的，但是，石油生产与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实际上在此之前已渐显端倪。早在1978年，中国的石油产量就突破了1亿吨大关，达到1.0405亿吨，而到1990 年这一数字也仅增至1.3830 亿吨，12年间年产量仅增加3425万吨，年均增长率不过2.4%，比起1978年以前（1952年～1978年）的年均11%（注：马秀卿主编：《石油—发展—挑战—走向21世纪的中东经济》，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1995年2月，第200～201页。）的增长率来说实在有天壤之别。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石油增产的空间已经很小，如果不在石油勘探上取得大的突破，中国石油的产量再上新台阶是根本不可能的。与此同时，中国改革开放的节奏不断加快， 经济的飞速发展使石油的需求量连年攀升。1980年中国石油消费量8757.4万吨，1985年为9168.8万吨，1987年突破1亿吨大关，达到10312.2万吨。（注：参见《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统计数字。）整个90年代，中国石油生产与需求之间的矛盾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变得更加尖锐。 据统计，1995年，中国原油产量14906.4万吨，1996年和1997年小幅增长，分别为15729.2万吨和16044.1万吨，但从1998年开始则又连续两年下跌，1998年为16025.6万吨，1999年为15878.6 万吨。（注：International Petroleum Economics,Vol.8,No.2,March 20,2000.p.55.）看来，在最好的情况下，2000年的石油产量也不过是重新回到16000万吨以上。 与石油产量的徘徊不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济对石油的需求屡创新高。根据有关统计和预测，1996年中国的石油需求是370万桶／日，1997年为410万桶／日，1998年为 420万桶／日，1999年和2000年则将分别达到440万桶／日和460万桶／日（注：IEA,Monthly Oil Market Report,11 February,2000.）。 换句话说，2000年，中国石油生产与需求的差额将高达7000万吨。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特别是随着环保压力增加所促成的能源结构调整速度的加快，中国对石油的需求将进一步加大。据中国国家经贸委经济研究中心发表的一份题为《中国石油进口趋势及对策研究》的报告预测，2005年，中国原油消费将达到2.43亿吨，2010年和2015年则将分别达到2.96亿吨和3.6亿吨（注：http://cn.yahoo.com/headlines/000803/busi/huasheng/20000803jjgjtxt2.html.）。如果中国不发现大的油田，石油产量继续维持在1.6亿吨或1.7亿吨，那么，2015年石油供应的缺口将达到2亿吨。
不管中外石油专家对中国未来20年石油需求量的估计有多大出入，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如此巨大的供需缺口只能靠进口石油才能弥补，而在当今世界，进口石油的主要来源只能是中东、特别是海湾地区。用不着我在此喋喋不休地介绍中东石油的储量、产量、出口量等人们熟知的数字，以证明中东石油在世界能源市场上的地位和影响，只要看一看下表中的一些数字就足以了解中东石油在满足中国石油需求时的作用。
中国原油进口情况（单位·万吨）
年份 原油进口总额其中来自中东中东所占份额(%)
1996年 2261.69 1196.2052.89
1997年 3546.97 1678.1647.31
1998年 2732.26 1666.8361.00
1999年 3661.37 1690.3946.16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Petroleum Economics,Vol.8,No.2,March 20,2000.p.7.
从目前来看，中东石油对中国能源安全的影响是有限的。这是因为，尽管从1996年开始中国成为原油纯进口国，但进口原油在总需求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同时，中国每年还要向美国、日本和一些东亚国家出口一些原油，这样，进出口相抵，纯进口石油在总需求中所占的比重则会更低。以1998年为例，这一年，中国共进口原油2732.26万吨， 占当年总需求2.1亿吨（420万桶／日）的13%。同年，中国向日本、美国、韩国、朝鲜和新加坡等国出口1560.07万吨，进出口相抵， 中国纯进口原油1172.22万吨，占总需求的5.58%。 假如这一年因某种原因不能从中东进口原油（1666.83万吨），那么中国大不了停止向日、 美等国的原油出口，此时中国当年的供需之差实际只有106万吨， 这显然不足以危及中国的能源供应和经济安全。然而，警钟已经敲响，中东石油终将成为影响中国能源安全的最重大的因素：1999年，中国在原油进口有较大增长的同时，原油出口却大幅度滑坡（仅716.66万吨）。随着中国国内的油价与国际市场接轨，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加强。如果石油专家的预言是准确的，那么未来20年内，中国石油需求的50%以上将由进口来满足，而其中至少有一半将肯定来自中东。
应该说，中国的决策机构、学术界已充分认识到中东石油对满足中国石油需求的重要性，也充分意识到过分依赖某一来源的石油对中国能源安全的危害性，因此，在继续加强国内石油勘探和生产的同时，中国把石油进口来源的多样化作为分散风险的主要战略。从统计上来看，非洲和东南亚一些国家是中东之外中国原油的另外两个重要的进口地，但是，或由于战乱频仍，或由于本地需求旺盛，或由于增产和出口量已到极限，这两个地区都很难对缓解中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由此看来，中亚特别是里海的石油应该在中国石油进口来源多样化战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换句话说，加强与中亚、高加索国家和俄罗斯的石油合作可能是规避风险、提高能源安全水平的最具潜在意义的方法。首先，里海地区石油储量高、开采程度低，有利于中国与相关国家的长期合作。据统计，里海盆地已证实的石油储量高达150～290亿桶，这一储量虽然不能同海湾地区相比，但仍然可与美国（220 亿桶）和北海油田（170亿桶）相媲美。在苏联统治时期， 对里海的石油开发很不充分，特别是对海上油田的开发更是受到了技术条件的限制，而阿塞拜疆石油储量的几乎全部、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储量的30%～40%都是在海上。（注：IDE Spot Survey,The Caspian Basin Oil and Its Impact on Eurasian Power Games,Edited by Manabu
Shimizu,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Tokyo,June 1998,p.5.）第二，中亚和高加索国家对石油领域的国际合作有着极高的兴趣。中亚国家和高加索国家独立之后面临着发展经济的严峻局面，在能源领域引进外资、加强国际合作是这些国家迅速摆脱经济危机的不多的选择之一。同时，中亚和高加索国家也面临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在技术、生产和运输上摆脱对俄罗斯的严重依赖，力争能源合作伙伴的多元化，已成为这些国家比较共同的政策倾向。第三，在地理上，中国和中亚国家山水相连，这为中国—中亚能源合作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当然，从目前来看，中国与中亚国家能源领域合作面临更多的还是困难，比如中亚地区民族宗教冲突多、政治不稳定、基础设施落后等，但是，从较长远的观点看，与中亚的能源合作应该而且必将对中国的能源安全战略产生较大的影响。
四、中国西域政策之浅见
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大规模地缘政治变动，使中国又一次获得了经由传统的丝绸之路、穿越欧亚大陆心脏与中西亚、南亚乃至整个欧洲建立联系的陆上通道。西域——这个被人遗忘了100多年、曾经使中国古代文人充满幻想的词汇， 应该以全新的内涵重回中国对外决策者的视界。随着中国经济的加速发展，特别是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逐步实施，中国与西域各国的关系将会变得更加密切，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也将得到多层次的体现。因此，一项总体上关照整个西域地区、能够较为准确地把握中国—西域关系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外交方略应该引起学界和政府部门的广泛注意。然而，从当下的情形看，由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所引发的国家安全问题和由石油供应而引发的能源安全问题，应该成为今后一段时期中国西域外交政策的两大核心。
对于由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所引发的国家安全问题，中国西域外交主要应该从三个层面上展开。第一，做好土耳其、印度、伊朗、沙特阿拉伯与哈萨克斯坦等地区大国的工作。这些国家在地区国际关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同时又程度不同地与我国西部的安全和稳定有所关联：土耳其是新疆民族分裂分子的主要流亡地，印度则是达赖喇嘛鼓动西藏独立的大本营，沙特和伊朗在伊斯兰世界有着广泛的影响，而哈萨克斯坦是与我国共有边界线最长、兼具伊斯兰—突厥双重特征的最大的中亚国家。经营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应该成为我国西域外交的工作重点。如果这些国家能够秉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充分理解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所造成的地区性危害，那将会对双边关系的改善与发展、区域性的安全与稳定产生积极的影响。对于跨界民族的正常来往和国际范围内的宗教与文化交流，中国不持异议；对基于相互平等与尊重原则而进行的民族与宗教等问题的建设性对话，中国也会衷心地欢迎。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强烈反对以民族和宗教问题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第二，加强与俄罗斯和西域国家的安全合作。应该承认，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宗教和民族构成的复杂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国家利益在众多领域的对立，严重影响中国、俄罗斯及西域各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但同时也应该承认，中国、俄罗斯和西域地区的大部分国家都是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和跨国界犯罪的受害者，因此，这些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又有着极大的可能性。中国和俄罗斯应该成为这种安全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参加者，没有中俄两国的充分谅解，没有中俄两国的通力合作，就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在这一地区的泛滥。同时，中俄两国还应该团结更多的西域国家加入这一进程，只有更大范围的情报交流、人员培训和协作行动，才能比较成功地切断这些国际犯罪组织的网状联系，特别是它们在资金、人员等方面的往来和军火、毒品等物品的跨国贩运。第三，警惕西方国家在这一地区的战略意图。当中国、俄罗斯等国摈弃冷战思维、以新的安全观来探讨国际与地区安全结构的新模式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然抱残守缺，迷恋于修补和改进进行了数十年冷战的旧机器：北约和日美同盟，对中、俄两国进行战略上的牵制。在西方，北约的触角已伸向高加索和中亚，在东方，在巩固与日本同盟的同时，美国实际上把改善和发展与越南特别是与印度的关系放到了极高的战略位置。经由科索沃战争和北约50年庆典，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确立干涉主义的新模式，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不能不让人放弃幻想、面对现实。但愿下面的判断是错误的：当美国和北约的势力深入中亚和南亚，并在那里大谈人权时，新疆和西藏的大规模动乱也就为期不远了。
中国在西域地区的第二个外交重点是如何确保石油供应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必须明白，在安全、稳定地获取中东特别是海湾石油供应的问题上，中国与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对于任何能够促进中东和海湾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建议和努力，中国不仅要积极支持，而且应全力参与。但是也必须看到，在如何才能实现中东与海湾的和平与稳定、如何才能确保中东石油以可接受的价格源源不断地进入国际市场等问题上，各国却存在相当大的分歧。因此，强调多边合作、反对不负责任的单边行动，应该成为中国中东政策的主要内容。其次，必须切实加强与中东产油国的多层次的合作，使中国的石油供应与产油国的经济利益实现最大程度的结合。中国的决策者应该牢记，单纯的石油供求关系，或者在贸易上高度的互补性，都不足以保证中东的产油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把石油卖给中国，只有在石油勘探、生产、运输、提炼以及相关的石油化工等领域的全面合作，才能将中东石油供应的安全维持在较高的水平。第三，中东、特别是海湾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出海湾、经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和南中国海到远东的航线也是最不安全的航线之一，如何维持航道的安全与畅通必须纳入中国决策者的视野。
大部分进口石油来自中东这样一种前景（或者说现实）对中国的能源安全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如果另一个较大的潜在能源供应地在里海地区，那么，制定一项涉及范围更广的政策就显得十分紧迫了。从目前的情形看，中国并不是里海石油开发中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我们没有俄国人的地利，也缺少美国人和欧洲人的雄厚财力，因此，要想在里海石油开发中抢占先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中国所具有的潜在优势也是别的国家所没有的：能够在陆地上直通里海而不经过第三国的国家中，中国是石油需求量增长最快的国家，也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对于那些渴望通过资源开发带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里海和中亚国家来说，中国这样具有美好前景的经济合作伙伴远比单纯的石油开发商更具吸引力；第二，中国所面向的亚太地区是未来数十年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经由中国，中亚国家不仅为自己的能源和其他资源找到了最可靠的买主，而且也为自己的经济融入亚太地区开辟了最便捷的途径。如果考虑到第二条欧亚大陆桥的潜能和中国西部大开发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中亚国家一定会认真考虑中国在开发里海和中亚能源中的作用。由此看来，中国用不着为眼下的困难而苦恼，也用不着为了抢占先机而放弃基本的立场，无论是中国的政府还是企业，在里海和中亚的能源合作中有两个必须遵循的基本的原则：战略性与商业上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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