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章句》前十五卷的前序刘向作驳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章句论文,楚辞论文,前十论文,刘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078(2000)04-0036-05
《楚辞章句》17卷为最早的《楚辞》全注本，向为学者所宝重。该书的《离骚》《天问》两卷各有一前后序，其余15卷各有一前序。这19篇序对《楚辞》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至于序文的作者，唐代魏征（《隋书·经籍志》）、李善（《〈文选〉注》）、张守节（《〈史记·屈原列传〉正义》）及日本金泽文库藏唐写本《文选集注》的集注者等，均认为是王逸。对此，宋元明清及民国似无异议。异议盖出自近人蒋天枢先生[1]，然蒋氏仅疑其非王逸作而是旧本原有。略后，林维纯先生本蒋氏说而申论之，认为其前15卷的前序均刘向作。（注：李中华 朱炳祥《楚辞学史》说：“……有人推测卷一至卷十五的前叙可能是刘向所作……这种分析不是没有道理的。”（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第54页）按：“有人”盖指林维纯先生。）他说：“今存于《楚辞章句》1-15卷的前序，最有可能出于西汉后期宗室大臣刘向之手。”[2]（后引林说，同此）我们认为这一新说不能成立。今陈以就教于林先生与世之高明云。
一、从时代要求与思想体系角度证刘向作不能成立
为了立其新说，林先生首先“从时代要求”的角度进行考察。他说：“《章句》15篇前序的内容”，“其观点主要是表现作者对思君念国、指责奸佞谗害忠贤，以及闵伤屈原、讽谏怀王这几个方面来加以阐发，并十分强调同姓宗室大臣的忠君爱国精神”；“这些观点的产生”，“在刘向所处的元、成时代”。又说：
处于后党权奸严重危及汉室的时代，他除了奉上自著的《洪范五行传论》和《九叹》进谏外，屈原其人其诗，以及宋玉和汉人悯伤屈子之作，也是一分极妙的借古讽今的教材。要发挥其作用，就得加序献上。我想，这便是产生十五卷《楚辞》前序的时代要求与历史背景。
按：此非圆照。“思君念国、指责奸佞谗害忠贤”与“强调同姓宗室大臣的忠君爱国”方面的内容，本为屈原作品文本所具，故不仅刘向（《新序·节士》）如是说，史家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及王逸以下历代的绝大多数《楚辞》研究者也都如是说。此为研究《楚辞》者所共知。而“闵伤屈原”，乃《楚辞》中非屈原作品及后世的代屈原设言之作（如西晋陆云《九愍》等）所表现出的明显倾向，序及之，均不外“依样画葫芦”。故“时代要求与历史背景”之异于此者几不复存在。试看，王逸《九叹序》云：“叹者，伤也，息也。言屈原放在山泽，犹伤念君，叹息无已。”又，《九思序》云：“自屈原终没之后，忠臣介士游览学者读《离骚》《九章》之文，莫不怆然，心为悲感……至刘向、王褒之徒，咸嘉其义，作赋骋辞，以赞其志。”[3]至于说屈原“讽谏怀王”，此乃汉人普遍的说法（本于屈作）。可见，《楚辞章句》卷1至15的前序所表现的思想为所序作品的内容所限定，而与序作者所处的时代关系甚微。
其次，“从思想体系”方面进行考察。其“拿15卷前序与刘向直接进谏皇上的奏章（《封事》）对照”，说《封事》中的“忠于皇室，思君念国，指责奸佞谗毁忠贤的观点，在《楚辞章句》的15卷前序中随处可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刘向在上疏中，动辄大发‘同姓骨肉之亲’的议论。在《楚辞》各卷的前序中，也多次谈及‘屈原与楚同姓’”。
按：这种“同”，实无助于证明两者出于同一人之手。如前所述，“思君念国，指责奸佞谗毁忠贤”，乃屈原作品文本所具，非为论者随意所加。故历代《楚辞》学者评论或释解屈原作品，如王逸《离骚后序》《九叹序》与《章句》、朱熹《楚辞集注》各屈原作品之序与注等，多如是说。至于“同姓”问题，《楚辞章句》前15卷的前序谈到“同姓”仅两次，分别见于《离骚前序》与《七谏序》。不过，这对证明这些序是谁作毫无意义，因为“同姓”本是屈原自道（见《离骚》首句）。林先生举出刘向《九叹》首两句与王逸《九思》首几句和《九思序》“逸与屈原同土共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作为比较，说：
（王逸）并没涉及“同姓”问题。这是因为在王逸所处的时代，同姓、异姓问题不象（像）刘向所处的西汉后期那么突出。早在刘安所处的武帝时代，朝廷的危机也不来自异姓，而是同姓诸侯王的野心。刘安本人就是其中一个，所以在他的《离骚传》遗文中，也只字不谈此问题。而到了西汉后期，同姓、异姓问题就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被提出来了。
此说未得其实。王逸真的没有涉及同姓问题吗？非也。考其注《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云：“屈原自道本与君共祖，俱出颛琐胤末之子孙，是恩深而义厚也”；注《九叹》之第三、第四句“云余肇祖于高阳兮，惟楚怀之婵连”云：“言屈原与怀王俱颛琐之孙，有婵连之族亲，恩深而义笃也。”[3]这与《楚辞章句》的《离骚前序》与《七谏序》的“屈原与楚同姓”，有何差别？此与说者的时代与思想倾向能有多大关系？再说，《九歌序》与《天问序》均不涉及“同姓”问题。而王逸注《九歌·湘君》的“恩不甚兮轻绝”句云“言己与君同姓共祖，无离绝之义也”；注《天问》末两句“何试上自予，忠名弥彰”云“诚以同姓之故，中心恳恻，义不能已也”。[3]据此，能反过来说《〈九歌〉注》《〈天问〉注》为刘向作吗？此其一。其二，刘安“《离骚传》遗文”确是没有谈“同姓”问题。然而，遗文所无者，原文未必无，此乃显浅的道理。如《艺文类聚·别上》与《史记·屈原列传》的《集解》《索隐》引《离骚前序》（共四次）便均不及此。其三，即使同姓、异姓问题在刘向生活的时代被作为最重大的问题提出，亦无助于证明《楚辞章句》前15卷的前序为刘向作（详后）。其四，正因为“同姓”是屈原与楚王间存在的客观事实，故陆云在《九愍》中所“扮”屈原亦云：“裔皇圣之丰祜，膺万乘之多福。”[4]
为了从“思想体系”上说明“同”，林先生还拿刘向《新序》所载屈原故事与《离骚前序》对照，说：
（《离骚》）前序说：“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新序》也说：“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洁之行，怀王用之。”都同样突出这“同姓”的血缘宗法关系。
然而，司马迁是为“突出这‘同姓’的血缘宗法关系”吗？《史记·屈原列传》云：“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洪兴祖、朱熹等亦如是吗？洪云：“屈原，楚同姓也。为人臣者，三谏不从则去之。同姓无可去之义，有死而已。……士见危致命，况同姓，兼恩与义，而可以不死乎！”[3]（《离骚后序》后）；朱云：“屈原名平，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5]（《离骚序》），“屈原自道：本与君共祖，世有令名，以至于己，是恩深而义厚也”[5]（《离骚》首四句注）。据上可证，《新序》此说仅是客观记事，并无“突出”什么义。其实，无论《新序》是“突出‘同姓’的血缘宗法关系”与否，以其说证“这15篇前序，当出于刘向之手”，都是极不得当的：是，因同类之说均是而使之失去为证之条件；否，“理由”云云，便无从说起。可见，从时代要求与思想体系角度证《楚辞章句》的作者是谁？因序为所序作品的内容限定，而几乎没有任何价值。故无论林先生于此花多大的力气，都无法得到“《楚辞章句》1～15卷的前序，最有可能出于……刘向之手”的可信的结论。
二、从《九辩序》看《章句》前15卷的前序非刘向作
《九辩序》的“屈原怀忠贞之性，而被谗邪，伤君暗蔽，国将危亡，乃援天地之数，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颂，以讽谏怀王。明己所言，与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后，还有一段话：“至于汉兴，刘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词，故号为《楚辞》。亦采其九以立义焉。”这段话，林先生认为“当是刘向以后的人所作”。这是对的，王逸即“刘向以后的人”。然而，他又说：“末尾这几句，很可能是在流传过程中，传抄者把王逸或他人对原序文的注释，当作正文窜入，便成了现在这种狗尾续貂的样子。”其理由大略有三：
1、该序“‘国将危亡，乃援天地之数……以讽谏怀王’几句，把天地问题与国运扯在一起”，而“这正是刘向进谏皇上的惯技”。
2、该序“‘明己所言，与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亦有着浓厚的神学理论味道。这种‘天人合一’的观点，不像是天命论大受动摇的东汉时代的人所为”。
3、林先生云：从文意看，末尾几句跟序文前面所说的内容并无有机的联系，序文至“故作《九辩》以述其志”已作收束。今考李善注《文选》及六臣注《文选》的《九辩序》，均无此段尾巴。《四库提要》曾说：“逸注《楚辞》，序皆在后……李善注《文选》，全用其文。”今《文选》（之按：当作“李善注”）引《九辩》序文，亦结尾于“故作《九辩》以述其志”。
关于前两点，概而言之，盖因误解与失考而来。事实上，“国将危亡”五句，是说屈原何以作《九歌》《九章》；“明己所言”三句，则说屈原作《九歌》《九章》的目的。这几乎为史实与作品内容所限定（除非从其他角度说，才是另一个样子），故这与作序者的“惯技”和所处时代无多大关系。退一步说，即便关系极大，林先生此说亦无由成立，因为“把天地问题与国运扯在一起”，更是东汉大多数学者“进谏皇上的惯技”。别忘了，在东汉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是与谶纬迷信相结合的儒学。换言之，天命论在东汉不但没有“大受动摇”，而且地位更高、影响更大。这至少到王逸去世时是如此（桓谭、王充等反迷信的思想家对东汉思想界的影响，远没有后人想象的那么大。就王充而言，章太炎说他是“汉代一人”。侯外庐等的《中国思想通史》说：“王充的反谶纬反宗教的思想，毫无疑问地是中世纪思想史上第一个伟大的‘异端’体系，是两汉以来反对‘正宗’思想的与反对中世纪的神权统治思想的伟大的代表。”然而在当时，他王充太“渺小”了，动摇不了什么）。考范晔《后汉书》本纪，几乎所有东汉皇帝都“把天地问题与国运扯在一起”；在天人关系上，都持“合一”的观点。如光武“建武”二十二年九月戊辰，地震裂，制诏曰：
……夫地者，任物至重，静而不动者也。而今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顺无德，灾殃将及吏人，朕甚惧焉。
孝明“永平”八年冬十月壬寅，日有食之。诏曰：
朕以无德……下贻人怨，上动三光。日食之变，其灾尤大。《春秋》图谶所为至谴。永思厥咎，在予一人。
孝和“永元”7年夏4月辛亥，日有食之，诏曰：
元首不明，化流无良，政失于民，谪见于天。
孝安“元初”4年秋7月辛丑，京师及郡国十雨水。诏曰：
今年秋稼茂好，垂可收获，而连雨未霁，……夫霖雨者，人怨所致。
下面，我们再就《后汉书》考察王逸生活的和、安、顺三帝时大臣进谏皇帝的“惯技”。卷25《鲁恭列传》载恭上疏和帝谏议击匈奴云：
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则天气为之舛错，况于人乎？故爱人者必有天报。……夫人道义于下，则阴阳和于上。……上观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
鲁恭的其它疏奏，亦多从天人关系的角度立论。卷37《丁鸿列传》载鸿于和帝“永元”四年因日食，上封云：
人道悖于下，效验见于天，虽有隐谋，神照其情，垂象见戒，以告人君。间者月满先节，过望不亏，此臣骄溢背君，专功独行也。陛下未深觉悟，故天重见戒，诚宜畏惧，以防其祸。
卷46《陈忠列传》载忠上疏安帝有云：
顷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协，寒气错时，水涌为变。天之降异，必有其故。……庶有谠言，以承天诫。（《清盗源疏》）
政有得失，则感动阴阳，妖变为应。……《春秋》大水，皆为君上威仪不穆，临莅不严，臣下轻慢，贵幸擅权，阴气盛强，阳不能禁，故为淫雨。……若国政一由帝命，王事每决于己……常雨大水必当霁止，四方众异不能为害。（《因灾异上疏劾伯荣》）
其《上疏谏因灾异免三公》等文，亦有类似的说法。卷48《崔
列传》载《上疏（安帝）谏宠外戚》云：
自去年已来，灾谴频数，地坼天崩，高岸为谷。修身恐惧，则转祸为福；轻慢天戒，则其害弥深。
卷30下《郎顗列传》载“顺帝时，灾异屡见……顗乃诣阙拜章”，云：
臣闻天垂妖象，地见灾符，所以谴告人主，责躬修德，使正机平衡，流化兴政也。《易内传》曰：“凡灾异所生，各有其政。变之则除，消之亦除。”……焉有应天养人，为仁为俭，而不降福者哉？……政有失礼，不从夏令，则荧惑失行。……政失其道，则寒阴反节。[6]
郎顗今存的另外三文（《条便宜七事》《台诘对》《复条便宜四事》），均从天人合一（相应）的角度立论。总而言之，“不像”云云，远非缜密之论。
关于后一点，林先生盖有误读《四库全书总目·楚辞章句提要》之处。馆臣说：“逸注虽不甚详赅，而去古未远，多传先儒之训诂。故李善注《文选》，全用其文。”[7]显然，“全用其文”，指的是注文而非序文。至于序文，李善虽“全用”，却又全都作了删简（除《招隐士序》外，其它序的末尾都有一些文字被删去）。如《九辩序》原本172字（见《章句》本。《补注》本同），被删去了112字。[8]林先生于此所引该序三处文字，就有两处及另一处的三分之二强在删之内。因之，以李善引之“无”，作为推断原序之“有”为非原文的理由，是极不慎重的。其实，《九辩序》有此“尾巴”不仅是自然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们知道《楚辞》是一部最为特别的书，它分两部分：主要部分为屈原的全部作品；次要部分全都是站在屈原的立场上，代屈原设言之作。[9]正如序《离骚》不同序其它屈原作品，不仅写与该作品有关之事，而且还写屈原的生平事迹一样，序《九辩》，除写与《九辩》本身相关者外，因其是第一篇代屈原设言之作[10]，为汉人所依仿，故还得写汉人对屈原作品的态度，写这些汉人作品的性质（所本）与其何以能称作“楚辞”等方面的内容。否则，《九辩序》便成为无尾之“貂”。因之，仅仅“从文意看”以断一篇文章的某部分是否伪是非常危险的。退一步说，即使它末尾几句为“蛇足”，我们也只好认为本序有败笔。合此二点而言，《九辩序》为刘向所作说断然不能成立，而为王逸之所作则毫无疑义。既然《九辩序》不是刘向所作，其它序为其所作便无从说起；反之，既然《九辩序》为王逸作无疑，加之，林先生认为“《九叹》的序文可说是王逸所作”，那么，《楚辞章句》各卷的序为王逸作，便不言而喻。
结语
综上所言，林先生“今存于《楚辞章句》1-15卷的前序，最有可能出于西汉后期宗室大臣刘向之手”的新说断然不能成立；《隋书·经籍志》集部《楚辞》类小序的“（王逸）并叙而注之”与《文选集注·离骚经小序》集注者的“此序及《九歌》《九章》等序并王逸所作”说毫无疑义，即《楚辞章句》19篇序文均为王逸之所作。至于这些序文之间、序注之间等的种种问题，那是王逸的事（流传过程中之失除外）。当然，此中或有部分是后人未解所致，即本无问题。不过，那是另一回事（另文详之）。
收稿日期：2000-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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