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亚里士多德关注古希腊城邦政治民主生活，并且将自己的很多理论建立在政治制度之上。其中，政治学、伦理学以及修辞学三者联系紧密。本文试分析三者联系的特点，试探讨三者之间联系的依据，以便加深对古希腊民主政治的理解。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伦理学；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理论体系中，伦理学和政治学联系紧密。同时，修辞学和这两者的关系紧密。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说：“修辞术实际上是论辩术的分支，也是伦理学的分支，伦理学应当称为政治学。”修辞术和辩论术一样，都是靠逻辑推理而来，只是前者采用叙述的方式进行，后者采用问答的方式进行。在亨利·约翰斯顿看来，人本质就是语言的动物、修辞的动物，“人的定义是在‘动物’这一种类上加上如‘使用语言的’、‘政治性的’、‘理性的’及其他一些特征”。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能使用语言和文字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思想，并且运用不同的方法达到不同的表达效果。
亚里士多德在《高尔吉亚篇》认为，修辞是有用的，是有正面意义的。这一点与柏拉图认为的修辞是相反的。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认为修辞是一种产生满足和快乐的程序，是一种奉承，是说服的艺术。它的目的并不是求真。因此柏拉图十分反对修辞，完全否定修辞。而亚里士多德虽然是柏拉图的学生，却觉得修辞有用，可以“在每一种事情上找出其中的说服方式”。亚里士多德的修辞目的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柏拉图所认为的“说服”，而是求得说服背后的方法。“说服”只是目的，而“说服方法”是手段。目的的正义并不意味着手段的正义，而手段的正义也不意味着目的的正义。但是亚里士多德将这二者结合，并不局限于某一个概念，而是更现实地接纳目的和手段。并且，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可以求得事情的真相，可以关注于找出事物本身具有的说服力的那种辩证逻辑能力。辩证法是柏拉图所支持的，亚里士多德将辩证法和修辞术相结合，也就是将好的目的与好的手段相结合，从而达到更好的实际效果。
首先，亚里士多德给修辞下的定义是“一个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而且认为只有或然式证明才属于修辞术范围。在或然式证明中，其中不属于艺术本身的或然式证明有见证、拷问、契约等形式；属于艺术本身的或然式证明指能由法则和我们的能力提供的或然式证明。
其次，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修辞学的起源是克刺克斯的《修辞术课本》。然而克刺克斯的《修辞术课本》的诞生背景是西西里的希瑞克斯城邦推翻专治实现民主的时候，很多放逐公民回流的时候为了争取没收的土地财产，于是很多公民聘请希瑞克斯为他们提出诉讼。由于是回流公民，手上没有足够的证据，所以想要赢得官司，就只能靠法庭上的言辞论证。于是才有了《修辞术课本》这第一本修辞学的书籍问世。除此之外，修辞术应用的场合也是在法庭和公民大会，也就是在政治演说、诉讼演说和典礼演说时会使用修辞术。这些全是城邦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不论从修辞学的源头还是实用场合来看，都可以说明，修辞术和政治紧密相关。也就是说，修辞术是为政治生活服务的。
希腊的公民政治生活，也就是城邦政治。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正是若干（许多）公民的组合。公民，使民主制概念之下，指城邦里的成年人（也就是全称的公民）是“凡得参加司法事务和治权机构的人们”。他们只有男性，没有妇女和儿童，同样也不包括奴隶工匠等。在古希腊城邦政治当中，不是以公民的住处所在、拥有一定诉讼和请求法律保护等条件决定，关键因素在于是否能完整参与立法、行政和司法当中去。公众法庭和公民大会实际上是城邦最高权力所寄托的地方，也是修辞术运用最广泛的地方。在这样的制度之下，公民统治公民以及其他自由人，因而公民之间是平等的。平等的依据不是根据金钱和出身，而是根据德性的高低来决定。当然，在最理想的状态下，所有公民都拥有高标准的德性，从而在政治生活中发挥正确的作用。
城邦存在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生活而存，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而存在。换种说法，凡订有良法而有志于实行善政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已经是社会进化到高级而完备的状态下才会形成的社会团体，在这样高级的状态下，人类生活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自足是指一事物自身便使得生活值得欲求且无所缺乏”，比如说幸福和善就是这样自足的事物。如果城邦只是为了生活和生存而存在，那么在奴隶、动物之间都能形成城邦。但因为公民有优于奴隶和动物的自由意志，所以城邦和城邦公民追求的是本身自足的东西，也就是好的生活，也就是幸福。这个是城邦的终极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主要是靠政治生活。
一方面，城邦存在的意义是为了实现公民的幸福，那么城邦就是为公民服务的。另一方面，公民也为城邦负责。亚里士多德说，“无论是一个人或一匹马或一个家庭，当它生长完成以后，我们就见到了它的自然本性；每一自然事物生长的目的就在显明其本性[我们在城邦这个终点也见到了社会的本性]”。也就是说，人类自然是趋向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是政治动物），而且城邦的终点就是至善。因此，公民的最终目的也是寻求至善，不断培养和完善自身的德性。所以，城邦政治社会就是一个以实现德性幸福为目标的共同体，政治学的内容和伦理学的内容就这样紧密地联合在了一起。
正因为伦理学和政治学联系紧密，而修辞学和政治学联系也紧密，所以伦理学与修辞学的联系也很紧密。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第二卷讨论的主要是情感的问题。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由演说提供的或然式证明有三种，一种是由演说者的性格造成的，一种是使听众处于某种心情造成的，以及由演说本身的证明而造成的。对于第二种的或然式证明，演说的时候演说者将听众带入到一种特定的情绪当中，利用其心理变化来进行更好的演说。这也是第二卷着重分析的属于伦理的部分。《修辞术》一书中，许多地方在谈如何引发听众的情感，比如如何让听众生气、快乐、忧伤、同情等。亚里士多德清楚，当人们抱友好态度或憎恨态度的时候，抱气氛态度或温和态度的时候，他们对事情的看法不同，不是完全不同，就是有程度之别。听众的任务在于做判断。做判断就是做选择，比如公民大会要做决议，审判要下判决。人的选择，反射出他的德性，同时人的选择和行为也反作用于德性的培养或毁坏。如果公民对其城邦的善负责，那么也就是对自己的行为和善负责。公民既然已经是他所属的政治体系中的一员，他的品德（德性）就应该符合这个政治体系。亚里士多德认为，因为政体种类有不同，所以公民的德性也不是相同的。但是，所有的公民都应该有好公民的德性，只有这样，城邦才能成为最优良的城邦。于是，要想公民拥有好的德性，做出正确的判断与选择，就需要通过教育培养公民的良好德性。而教育就涉及言语，涉及修辞。在教育公民的“自由七艺”当中，“文法、修辞、逻辑学、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就赫然有“修辞”的重要位置。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的核心问题——教育，也就和修辞有了密不可分的联系。
亚里士多德看待政治，他说“政治学考察高尚[高贵]与公正的行为。这些行为包含着许多差异与不确定性。”因此，虽然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学求的是真，但这里的真并非精细化、标准化的真。也就是说，政治学领域存在着很多不确定因素，有很多无法用法律条文标准化判定的部分，理性和情感的因素之间的游离不确定的区域需要有一个媒介来沟通和调和。而这个媒介，就是修辞。通过修辞，让情感的导向更明显，从而帮助人去做判断，目的终究是指向那个最高的善——幸福，不论这个善是针对个人还是城邦。不过，针对个人的善最终还是为了整个城邦。毕竟在最理想的城邦公民政治下，公民始终因城邦而生，城邦也始终为公民服务。
什么是好的政治？好的政治自然可以得到好的结果，同时过程和手段也是好的，但是过程和手段不等于结果。要想确定好的目标（目标实现也就成了结果），就需要好的决策者。而要保证实施过程的好，就要确保参与人员的好以及运用手段的好。要保证这些所有的好，根本点还在于良好德性的培养，也就是要有好的教育。修辞可以说是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能让教育发挥生动而持久的影响力，从而影响社会成员不断向善，向着幸福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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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欧阳志忻（1994.12-），女，云南省昆明市人，同济大学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外国哲学。
论文作者:欧阳志忻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9年10月43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9/27
标签：亚里士多德论文; 城邦论文; 修辞论文; 公民论文; 修辞学论文; 目的论文; 德性论文; 《知识-力量》2019年10月43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