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审计师成为客户高管：对旋转门现象的一项案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管论文,审计师论文,现象论文,案例论文,客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背景
到企业管理层（尤其是财务领域的管理层）就职，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人员的一个重要职业选择。由于事务所内部为审计人员提供的职业选择机会有限，且往往伴随着相当高的升迁成本，审计人员通常有动机在事务所工作若干年后寻找一家企业作为职业发展的出路。会计师事务所人员的高流动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样的职业特点（Imhoff，1978）。
“旋转门”（revolving door）是一个政治学概念，意指雇员在某行业与影响该行业的政府部门之间的角色转换，既可能是从行业转到政府部门任职，也可能是从政府部门转到行业工作。在会计师事务所从业的审计人员具有监督企业财务报告的职责，因此广义而言，从审计人员的身份转换为企业管理人员（特别是财务负责人）的身份，可类比为会计行业的旋转门现象。
广义的会计行业旋转门现象可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审计人员选择的企业雇主并非自己此前提供过审计服务的客户；第二种情形是，审计人员选择的企业雇主是自己此前提供过审计服务的客户。这两种情形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在事务所工作过的审计人员通常具有较强的财务与会计专长，因此可为新任雇主提供较为胜任的专业服务。特别地，这两种情形都存在着潜在的负面后果。比如，具有审计工作背景的财务高管对审计业务的一般程序和方法具有更强的预见能力和反审计能力（Menon and Williams,2004; Lennox,2005; Geiger等，2008）；再如，离开会计师事务所的前审计人员往往倾向于为其原事务所提供经济利益（Iyer等，1997），包括在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方面施加影响（Lennox and Park，2007），从而形成客户和所聘事务所之间的利益捆绑，不利于审计质量的维护。当然，第二种情形相比第一种情形通常具有以下更为突出的特点：在跳槽到客户之前，作为审计项目组成员，审计人员可能更有动机和能力直接影响客户的审计过程；在跳槽到审计客户之后，跳槽者对该审计业务具有更强的预见能力和反审计能力，也更熟悉原审计项目组成员和事务所高层人员（Lennox，2005）。
相应的，监管者和行业组织对旋转门现象较为普遍地存在着顾虑，认为旋转门的做法可能对客户的审计质量和财务报告质量产生不利影响（Geiger等，2005，P.2；Geiger等，2008，P.59）。特别地，近年来国际社会发生的一系列公司重大丑闻中都伴随着审计师担任客户高管的旋转门现象（如前安达信合伙人在安然担任财务高管），从而引发了监管者对此类现象的更严格监管。美国2002年萨班斯法案规定，审计师从会计师事务所离职未满一年时，该审计师的公众公司客户不得聘任其担任公司的财务或会计高管。这意味着立法者对旋转门现象的第二种情形（即审计师与审计客户发生雇佣关系）作出了更加严格的限制。与国际会计执业界的道德守则相一致，我国的注册会计师行业组织也在2009年10月发布了《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审计师到审计客户担任高管人员所产生的潜在职业道德问题进行了阐述和规范①。然而，旋转门现象是否会对审计师独立性或审计质量产生不利的影响，国内鲜见相关的文献成果。本文通过分析我国资本市场的一项旋转门案例，以进一步理解审计师与客户形成雇佣关系的潜在机理（研究问题的提出详见本文第三部分）。
二、文献回顾
（一）信息使用人对旋转门现象的评价
对旋转门问题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信息使用人对旋转门现象潜在负面影响的理解和评价上。例如，Imhoff（1978）通过实验发现，对于审计师接受客户公司职位的做法对跳槽前审计师独立性的影响，外部的信息使用人（如银行信贷人员、财务分析师）比审计执业者具有更加负面的评价；同时，审计师为客户提供审计服务至跳槽到客户的时间间隔，以及跳槽前审计师的职位级别，会影响信息使用人对旋转门现象潜在问题的评价。
在Imhoff（1978）的基础上，Koh and Mahathevan（1993）拓展了两个可能影响信息使用人评价的变量，分别是审计师在跳槽前出具的审计意见类型和跳槽后担任的客户公司职位性质，同时还考察了信息使用人对审计师跳槽后审计师独立性的评价。Koh and Mahathevan发现：（1）审计师为客户提供审计至跳槽到客户的时间间隔越短，信息使用人对跳槽前审计师独立性的评价越负面；（2）如果审计师接受了编制客户会计信息的工作，那么跳槽前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与出具保留意见相比）会受到更负面的评价；（3）如果审计师在跳槽前担任客户的审计项目负责人，或在跳槽后担任编制客户会计信息的工作，都会降低信息使用人对跳槽后审计独立性的评价。
尽管基于调查或实验方法的早期研究总体上认为旋转门现象不利于信息使用人对审计师独立性的评价，但近期基于档案数据的研究（Geiger等，2008）发现，与不存在旋转门情形的公司相比，存在旋转门情形的公司在聘任财务或会计高管的宣告日附近，市场反应更加正面；这可能意味着市场认为旋转门情形下聘任的财务或会计高管更加熟悉公司的情况。此外，Basioudis（2007）发现，对于存在旋转门现象的公司，其支付给高管曾经任职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费用显著更低；Basioudis将该发现解释为会计师事务所将前审计人员任职的公司评价为具有较低的审计业务风险，从而确定了较低的审计定价。
近期也有研究考察了公司治理层对旋转门现象的潜在评价。例如，Lennox and Park（2007）发现，有事务所经历的公司财务或会计高管更可能选聘自己曾经任职过的会计师事务所；但在存在旋转门情形的公司中，如果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更高，则更不可能选聘公司高管曾经任职过的会计师事务所；该发现意味着审计委员会将旋转门情形视为审计质量的潜在威胁。
（二）旋转门现象与实际的审计质量
近年来，考察实际审计质量的“旋转门”文献开始增多，且以档案式实证研究方法为主。Menon and Williams（2004）将公司分为两类，一类公司中的高管曾经在现任主审会计师事务所中担任合伙人（即存在旋转门现象），另一类公司则不具有这样的特征；他们发现，与未发生旋转门现象的公司相比，发生了旋转门现象的公司具有更为激进的盈余管理行为。Lennox（2005）考察了广义的旋转门现象的两种情形（即审计人员选择的下一任雇主是或不是自己此前提供过审计服务的客户），并发现无论是哪种情形，发生了旋转门现象的公司都更可能收到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以上两项研究在考察审计师担任客户公司高管后的财务报告与审计特征时，并没有区分审计师担任客户高管的不同时间长度，其他若干研究（如Dowdell and Krishnan，2004；Geiger等，2005；Geiger and Noah，2006；Geiger等，2008）则更为直接地考察了审计师担任公司高管事件附近年度的盈余管理特征，但并没有得到一致的发现。其中，Dowdell and Krishnan（2004）发现，在客户所聘事务所的前审计人员受聘担任客户财务总监后两年，盈余管理程度高于不存在旋转门现象的控制样本。Geiger等（2005）的证据则显示，与不存在旋转门现象的控制样本相比，存在旋转门现象的公司在旋转门事件之前或之后年度的盈余管理程度并不显著更高。与Geiger等（2005）的结论类似，Geiger and North（2006）以及Geiger等（2008）也没有发现存在旋转门现象的公司在旋转门事件之后年度的财务报告质量有明显减损。
三、研究问题的提出
如前所述，对于旋转门现象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在第一类研究中（信息使用人对旋转门现象的评价），近期基于档案数据的发现（Geiger等，2008；Basioudis，2007）与早期基于问卷和实验数据的发现（如Imhoff，1978；Koh and Mahathevan，1993）并不一致，与Lennox and Park（2007）也不一致。在第二类研究中（旋转门现象与实际的审计质量），以往文献侧重于考察审计师担任客户公司高管之后的财务报告与审计特征（Dowdell and Krishnan,2004; Menon and Williams,2004; Lennox,2005; Geiger and North,2006; Geiger等，2008），且结论并不一致；而考察审计师担任客户公司高管之前的财务报告与审计特征的文献则更少（Geiger等，2005），且并未发现旋转门事件之前伴随着明显的审计质量减损。
综上可见，目前对旋转门现象是否伴随着审计质量的减损（不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学术界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且近期的研究结论更倾向于认为在旋转门现象附近年度并未伴随着审计质量的减损；这与监管者对旋转门现象的负面评价和严格监管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反差。同时，尽管监管机构和行业组织对审计师与客户形成雇佣关系之前的行为规范高度关注（Kaplan and Whitecotton，2001；Geiger等，2005），但学术界对旋转门现象之前的财务报告与审计特征提供的证据非常有限，限制了我们深入理解审计师与客户形成雇佣关系的内在机理。Lennox（2005，P.229）指出，有必要考察审计师在与客户形成雇佣关系之前，审计质量是否已经发生减损。这意味着如果检验发现审计质量发生了减损（前因），这种减损可能构成了审计师随后与客户形成雇佣关系的一种内在机理。
以往研究难以更多地考察旋转门现象形成前的财务报告与审计特征，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是，审计师个人姓名在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并非公开披露，从而研究者无法确切观察审计师在成为客户高管之前的审计信息——比如跳槽者在跳槽前是从何时开始负责该客户的审计业务，负责了多少年。造成这种局限还可能存在着主观因素，例如Kaplan and Whitecotton（2001）的实验发现，对于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接受或考虑接受客户聘任的行为，其他审计师并不倾向于向组织报告这一明显违反了行业职业道德守则的情形。这意味着，旋转门现象的前因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即使在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内部，识别和评价该现象的前因也存在较大困难。
通过考察中国证券市场中审计师担任其上市客户财务高管的一则案例，本文分析了审计师与客户形成雇佣关系的过程，以及雇佣关系形成前后的财务报告与审计特征，尤其关注了在雇佣关系形成之前是否存在审计质量减损的迹象，从而加深对旋转门现象内在机理的理解。
由于中国审计市场的制度特点，审计师的个人姓名属于公开披露信息，从而允许研究者观察审计师在成为客户财务高管之前为该客户提供的审计服务特征以及客户的财务报告特征，符合该领域的研究拓展需求（Lennox，2005，P.229）。在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历史较短、审计师担任上市客户高管的现象开始出现但尚未形成一定规模的可观察样本情况下②，案例分析可能更有助于研究者利用丰富的背景信息，较为细致地探索旋转门现象的前因和潜在机理，并在我国资本市场未来出现更多可观察的旋转门现象时为大样本的实证分析提供初步参考。
四、中国证券市场中的一项案例分析
（一）案例背景与旋转门现象的判断
2008年9月2日，雪山股份有限公司③ 公布的董事会X届X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披露，“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祝策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雪山公司2008年年度报告中对高管人员情况的披露也显示，祝策作为财务总监，任职期间为2008年9月1日至2010年1月30日。
雪山公司2008年9月2日董事会公告后附的简历显示，祝策具有18年的会计行业从业经验，其中自1997年10月起在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特别地，他于2001年8月至2008年3月在黄海会计师事务所任高级经理。而根据雪山公司2008年年报披露，黄海会计师事务所已连续为雪山公司提供了11年审计服务（即从1997年开始为雪山公司提供审计服务），且在2008年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中继续聘请黄海会计师事务所。
由于祝策从2001年8月才进入黄海会计师事务所，因此自2001年审开始，祝策才有可能为雪山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同时，根据雪山公司2008年9月2日披露的董事会公告，提议聘任祝策任财务总监的是雪山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王伟。通过查阅雪山公司历年年度报告（特别是2001年年报），显示雪山公司前身为昆仑公司，2001年7月昆仑公司的控股股东发生变更，王伟任董事长的雪山公司成为实际的控股股东，并在随后将上市公司更名为雪山公司。因此，在祝策担任雪山公司财务总监之前，受雇方（祝策）与后任雇主实际控制人（王伟）之间具有“审计师－客户”关系的最长期间范围是2001年审至2007年审。查询该范围内雪山公司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显示，祝策在2001年审、2003年审以及2004年审中担任了该公司审计报告的签字注册会计师。
综合上述公开披露的信息可以判断，祝策担任雪山公司财务总监，属于审计师与审计客户发生雇佣关系的情形，即发生了旋转门现象。该案例属于此前探讨的广义旋转门现象两种情形中的第二种情形，且涉及公众公司，因此也是监管机构和行业组织更为关注的旋转门情形。
（二）审计师与客户形成雇佣关系的过程：对公开披露信息的思考
在雪山公司案例中，受雇方在离开为客户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5个月后便成为客户高管，但根据雪山公司2008年9月2日发布的董事会公告，祝策离开黄海会计师事务所之后并未直接到雪山公司任职，而是先在公正会计师事务所（筹）任合伙人（信息披露中显示约5个月，从2008年4月至2008年9月2日董事会公告日）。该信息可以解释为受雇方在离开黄海会计师事务所时确实没有想过去审计客户担任高管，而只是想先筹办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合伙人以开始新的事业。另一种解释是，受雇方为了缓解外部信息使用人可能产生的疑虑，而在担任上市客户高管之前设置另一家“直接前任雇主”，从而使得黄海会计师事务所的前任雇主身份更加间接和隐蔽。
后一种解释具有理论上和实务中的依据。根据以往研究（Imhoff,1978; Koh and Mahathevan,1993），审计师从离开会计师事务所到担任审计客户职务的时间间隔越短，信息使用人对跳槽前审计师独立性的评价越负面。Lennox and Park（2007）也发现，有审计工作背景的公司高管离开会计师事务所的时间越短，该高管与前任雇主（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关系越密切。在现实中，尽管在雪山公司的旋转门现象发生时，我国监管机构尚未明确限定审计师从离开会计师事务所到担任审计客户职务的时间间隔，但发达资本市场已有相关规定。例如美国2002年萨班斯法案限定，审计师从会计师事务所离职未满一年时，该审计师的公众公司客户不得聘任其担任公司的财务或会计高管。给定旋转门现象中的审计师以及后任雇主是理性、复杂的市场参与者，上述讨论意味着旋转门现象中的当事人可能预见到外部信息使用人的疑虑，并采取一定的隐性化措施降低这种疑虑。以下两项证据可为该推论提供一定支持。
其一，根据雪山公司2008年9月2日发布的董事会公告，雪山公司于2008年8月12日在《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刊登了公开招聘高管的公告；而2008年8月28日雪山公司董事长便提议召开董事会（意味着高管人选已决定）。雪山公司从公开招聘高管到决定人选的时间间隔仅为16天。需要意识到，上市公司聘任高管是一项重要事项，尤其是从本单位以外的人员中选择时，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寻找、筛选与磨合；对于财务总监这样的职位，可以接触到公司内部核心的财务与非财务信息，并参与重要的公司决策，在选聘外部人员时会更加谨慎。为了进一步了解上市公司对外公布公开招聘高管的情况，我们搜索了《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报》这四家中国证监会指定公开信息披露的媒体网站，搜索条件为文章标题中含有“招聘”或“选聘”，并逐条阅读搜索结果，仅发现5家上市公司公开招聘高管（其中包括雪山公司），说明上市公司确实较少通过公开招聘的方式任用高级别管理人员（指达到在年报中公开披露高管的级别）。我们发现，其他4家上市公司从公开招聘日到决定人选日的平均间隔为98天（最短60天，最长122天），明显超过雪山公司的16天。上述推理与证据的含义是，祝策担任雪山公司财务总监的决定较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形成，而可能是已酝酿了更长时间后的结果。
其二，根据某地方注册会计师协会2009年7月27日发布的文件《关于同意XXX等XX名注册会计师转所执业的批复》（X注协秘字［2009］XX号）④，在收到注册会计师转所执业申请后，该地方注协批复祝策从公正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转入公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这意味着祝策在离开黄海会计师事务所后的几个月内先后变动了两家会计师事务所，而很快又需要应聘雪山公司的财务总监。如果一名资深注册会计师希望在离开证券资格事务所后到非证券资格事务所开创新的事业，这种短时间内频繁变动执业机构和从业性质（公共会计到私人会计）的做法似乎并不正常。
（三）旋转门事件的前因探析
作为案例分析的基础信息，表1列示了雪山公司最近10年（1999－2008年）年审的若干财务业绩指标（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主营业务利润率、非经常性损益占净利润比重）和审计信息（审计意见、签字注册会计师），以及与旋转门事件相关的信息。
A1－A10表示各年度审计中的其他签字注册会计师。
1.摘除特别处理动机与盈余管理
在理解祝策与雪山公司之间形成雇佣关系的前因时，有必要了解以下背景。在1999和2000年审中，雪山公司的前身公司（昆仑公司）连续两年亏损，并分别收到了审计师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以及保留意见。2000年审后，昆仑公司被特别处理（ST）。根据2001年年报，昆仑公司的原控股股东昆仑集团没有对上市公司进行重组的意向。2001年7月，王伟任董事长的雪山公司开始控制上市公司，而祝策则进入黄海会计师事务所执业。
2001年年审是祝策进入黄海会计师事务所执业后的第一个年度审计，也是王伟开始控制上市公司后的首个年度审计。显然，雪山公司控制的上市公司有强烈的摘除ST的动机。表1显示，祝策作为审计项目负责人之一的2001年审结果对雪山公司非常有利，即从亏损实现盈利，并得到了注册会计师的标准无保留意见。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有利于公司摘掉ST的审计结果伴随着两项明显的负面财务特征：其一，非经常性损益占净利润的比重达到90.5％，意味着雪山公司2001年的盈利主要依赖于非经常性利得；其二，高达54.5％的主营业务利润率是在主营业务收入大幅下降（降幅达75.5％，绝对金额仅为3038万元）的情况下实现的。
（1）非经常性损益的幅度和来源
对于第一项负面财务特征（确认大幅非经常性利得），我们分别从时序和横截面两个维度检验其是否具有异常性。从时序角度看，在祝策任职于黄海会计师事务所期间，除了2001年审，雪山公司其他6个年度审计中确认的非经常性利得幅度均值（中值）仅为2.9％（0.2％），显著低于2001年审的90.5％（p值＜0.001）。
从截面角度看，雪山公司在2001年审中存在摘除ST动机，因此其他公司在具有摘除ST动机的年份确认的非经常性损益幅度可以作为合理的参照水平。考虑到2001年6月起申请撤销ST的监管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监管者开始明确要求在申请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仍为正值（吴溪，2006；孟焰、袁淳和吴溪，2008），2001年年审及之后的观测相比之前年份的观测具有更强的可比性。吴溪（2006）曾选取了2001年审至2003年审至少在形式上符合申请摘除ST条件的46家公司（且这些公司此前均因连续两年净利润为负值而遭到ST），成功摘除ST的观测有39例，其中均包含雪山公司2001年审观测。我们采用吴溪（2006）的45例（以及38例）样本观测与雪山公司2001年审观测进行比较。
表2显示，2001年审至2003年审中申请摘除ST的45例观测确认的非经常性损益幅度均值（中值）为28.5％（32.0％），成功摘除ST的38例观测确认的非经常性损益幅度均值（中值）为27.0％（30.6％），均显著低于雪山公司2001年审确认的非经常性损益幅度90.5％（p值＜0.001）。如果将参照样本仅限于2001年审（其中雪山公司以外的申请摘帽观测9例，成功摘帽的观测7例），参照样本确认的非经常性损益幅度同样显著低于雪山公司2001年审确认的非经常性损益幅度。
综合时序和截面比较的证据，雪山公司在2001年审确认的非经常性损益幅度非常重大，且明显超过了正常水平。进一步考察雪山公司在2001年年报中披露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发现其中主要的两项利得来自于出售应收账款而冲减坏账损失（导致当年利润增加1217万元）以及出售子公司而转回预计负债（导致当年利润增加1143万元）。2001年年报还显示，这两项出售资产或股权交易均与雪山装饰公司（其法定代表人同样是王伟）进行，属于关联交易；同时黄海会计师事务所也都对这两项交易提供了审计服务。在这两项交易中，交易价格均按有关资产或股权的账面原值确定，并未考虑资产减值或预计负债因素，从而导致利得的产生。对于这种显失公允的关联交易利得，签字注册会计师并未作出有效遏制。
（2）大幅下降的主营业务收入vs.高幅的主营业务利润率
对于第二项负面财务特征（主营业务收入大幅下降的同时报告了较高的主营业务利润率），我们的分析逻辑是，当主营业务收入大幅下降时，通常意味着原有产业的市场需求突然恶化（此时主营业务成本中的固定投入部分往往尚未来得及摊销或转移），或彻底剥离原有产业而进入新的产业（此时同样需要大量的初始固定投入）；不论何种情况，主营业务利润率都会较低。
我们选取1999－2008年审中的所有非金融业上市公司，计算其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本期主营业务收入－上期主营业务收入）／上期主营业务收入）和主营业务利润率（主营业务利润／主营业务收入）。⑤ 如果以雪山公司2001年审出现的主营业务收入降幅（－75.5％）为分界，表3显示收入降幅较大组伴随的主营业务利润率更低（进一步的t检验或Mann- Whitney检验显示在1％水平上显著）。这与上述逻辑的推断结论一致。
表3显示，在1999－2008年审中，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75.5％的观测仅占所有观测的1.3％（＝136／（136＋10766）），且这种情况下主营业务利润率的中位数为11.2％，在1％水平上显著低于雪山公司2001年审显示的54.5％；从相近行业（雪山公司属于综合类行业）来看，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75.5％的观测仅占所有综合类行业观测的2.7％，且这种情况下主营业务利润率的中位数为8.3％，同样显著低于雪山公司2001年审显示的54.5％。即使对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高于雪山公司的观测而言，主营业务利润率的中位数处于20％－21％，也显著低于雪山公司2001年审显示的54.5％。未列报的检验结果显示，当我们仅考察更加可比的2001年市场数据时，得到类似的结果。上述证据意味着，雪山公司在2001年主营业务收入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仍然报告了54.5％的主营业务利润率，属于财务上的异常表现，应当引起审计项目负责人的关注。
（3）小结
综合上述分析，雪山公司在2001年审中的有利审计结果（包括实现扭亏为盈、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以及随后成功摘帽）至少伴随着两项显著异常的负面财务业绩特征，公司管理层在确认盈余方面表现出的自主裁量幅度明显超出了常规水平，这意味着作为签字注册会计师之一的祝策为实现雪山公司管理层的利益承担了较大的审计风险，客观上为随后与雪山公司发生雇佣关系积累了内在基础，我们将此判断为该案例中旋转门现象的一项重要前因。
2.主营业务收入及利润指标：对其他年度的考察
在2001年审之后，表1的基础信息反映出雪山公司两项较为突出的财务特征：其一，自2002年审开始至2007年审，主营业务收入连续6年增长；其二，主营业务利润率仍然保持了很高的水平，其中2003年审和2004年审分别达到66.3％和63.1％。
图1分年度描述了我国证券市场中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利润率分布情况，从中可以看出，整个市场的主营业务利润率中值与综合类行业中值非常接近，而且2001－2007年间基本稳定在20％附近。雪山公司的主营业务利润率不仅明显高于市场或行业正常水平，甚至在7年中连续5年（6年）高于整个市场（所处行业）的90％分位数水平。
进一步地，我们考察在2001年已上市的上市公司中，有多少家公司能够在2001－2007年间连续多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增长，且主营业务利润率达到雪山公司的各年水平。表4显示，当只要求财务业绩连续两年优于雪山公司时，市场上有30家其他公司（占2.7％）满足条件（其中无任何一家综合类行业观测）；但当要求财务业绩连续三年优于雪山公司时，市场上满足条件的公司骤降至5家（占0.5％），这主要是由于2003年雪山公司的主营业务利润率高达66.3％所致；当要求财务业绩连续七年优于雪山公司时，市场上仅存1家公司（贵州茅台）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换言之，从主营业务收入及其利润指标来看，雪山公司2001－2007年间的整体表现在同时期的我国证券市场中的发生概率仅为千分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导致市场其他公司难以模拟实现雪山公司整体财务业绩的并不是近年来的财务业绩（图1显示近年来已开始下滑），主要是2003年审和2004年审的高幅主营业务利润率。表1显示，这两年的审计项目负责人中同样有随后与审计客户发生雇佣关系的祝策。此前的分析已表明，在2003年审时雪山公司表现出的主营业务收入与利润特征在整个市场中的模拟实现概率已经降至千分之五，2004年则为千分之四；因此2003－2004年审的标准无保留意见意味着，祝策作为审计项目负责人再次承担了较高的审计风险，进一步为其随后与雪山公司发生雇佣关系积累了基础。我们将此判断为该案例中旋转门现象的另一项重要前因。
（四）旋转门事件之后的财务报告与审计特征
较多的以往文献考察了旋转门现象后的财务报告与审计质量，但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在雪山公司案例中，可供观察的2008年年报是祝策担任雪山公司财务总监后的首个年度报告。表1中的2008年审结果显示出雪山公司的财务业绩发生较为明显的下滑特征：（1）主营业务收入下降（降幅为－11.4％）；（2）主营业务利润率进一步下降（降幅为－8.7％）；（3）净利润发生大幅下降（降幅达－90.3％）；（4）非经常性损益占净利润的比重为86.5％。此外，雪山公司2008年报还显示，公司利润总额自2001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值。
对于公司财务业绩的全面下滑，一个可能的解释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宏观经济不景气。但如果这一解释成立，市场或行业中的观测应当存在较普遍的类似下滑现象。我们先观察了2008年主营业务收入降幅超过－11.4％、主营业务利润率降幅超过－8.7％的公司数量，识别出69家（占7％）；然后在此基础上要求净利润降幅超过－90.3％，符合条件的公司仅存6家（占0.9％），其中综合类行业的观测数为0。这意味着雪山公司在2008年的业绩下滑特征并不具有普遍性（发生概率不足1％），宏观经济因素不可能成为主要的解释。
其他的可能解释包括公司此前年度盈余管理的反转，或是公司在宏观经济环境不佳时进行大幅盈余冲销（或“洗大澡”）。通过查阅雪山公司2008年财务报表，发现影响2008年净利润骤降的一个突出因素是，公司的资产减值损失从2007年的622万元变为2008年的4219万元（其中存货跌价损失2604万元，坏账损失1615万元）。该证据符合以前年度盈余管理反转或当期盈余冲销的解释。黄海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意味着，对于财务报告过程中表现出的应计项目大幅冲销以及大幅非经常性利得确认，注册会计师并没有施加有效的限制；再结合当期利润总额为负、而净利润实现微利的特征，我们倾向于认为本案例中的旋转门事件之后，注册会计师并未提供高质量审计。
五、结论与讨论
尽管近期学术界对旋转门现象的研究成果增多，但主要集中于旋转门现象发生附近（尤其是之后年度）的研究，也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而对审计师与客户形成雇佣关系的前因与潜在机理了解则更少。本文通过中国证券市场近期发生的一则旋转门案例，发现在跳槽审计师作为客户审计项目负责人的历次年审中，均伴随了诸多异常的财务特征（特别体现为公司管理层在确认盈余时的大幅自主裁量）；这些有利于客户的财务报告结果也都伴随着审计项目负责人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因此审计质量的潜在减损可作为审计师与审计客户形成雇佣关系内在机理的一种解释。此外我们发现，在审计师与客户形成雇佣关系的过程中，以及雇佣关系形成之后的财务报告与审计特征，也都存在着若干异常表现。总体而言，我们的案例研究通过更加丰富的背景资料和更加灵活的分析方法，提供了旋转门现象具有负面影响的证据，加深了对旋转门现象的理解，在以往大样本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供了有益补充。
本案例的分析还显示，在跳槽审计师担任客户审计项目负责人的早期年审中，便已存在着财务报告特征异常和审计风险较高的若干迹象，说明审计师与审计客户的雇佣关系基础很可能不是在审计师实施跳槽的时间附近才建立的。从审计客户的角度而言，如果是从组织外部吸纳极为重要的高管人员，没有较长时间的充分了解并建立起“信任”，也是不理性的。而以往大样本的实证研究（如Geiger等，2005；Geiger and North，2006）主要关注于旋转门现象临近年度的审计质量减损问题。因此，本案例对大样本实证研究的另一个含义是，有必要考虑拓展更长的时间窗口对旋转门现象的前因加以检验。同时，本案例难以通过公开信息确定在旋转门现象之前的年度审计中，对于祝策未签署审计报告的年份，其是否能够通过参与业务或其他方式对雪山公司的审计施加重大影响。如果能够施加重大影响，将加剧旋转门动机的不利后果。
作为盈余管理的常规计量指标，以往文献（Dowdell and Krishnan,2004; Menon and Williams,2004; Geiger等,2005; Geiger and North,2006; Geiger等，2008）都使用了可操控应计额检验旋转门现象是否伴随着财务报告与审计质量的减损。在未列示的检验中，我们也尝试用可操控应计额（修正的Jones模型、分年度分行业计算）考察本案例中的盈余管理特征。但客观而言，可操控应计额是较为汇总的信息，并不能提供公司具体盈余管理行为的证据。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2001年雪山公司发生实际控股股东变更和资产重组，导致附近年度的可操控应计额难以信赖（Hribar and Collins，2002）。其中，主营业务收入在2001年发生大幅下降，使雪山公司2001年可操控应计额为大幅负值；但此前的分析已显示这并不意味着公司实施了调减收益的盈余管理，恰恰相反，该年度雪山公司通过关联交易确认了大幅的非经常性利得，且主营业务利润率畸高。再比如，2001年主营业务收入畸低使得2002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增幅畸高，并使2002年可操控应计额发生大幅正向波动。这意味着可操控应计额的检验效力可能是有限的。
值得强调的是，基于公开可获得的信息，我们仅将旋转门现象之前的审计质量减损视为前因，而没有作出“审计师与雪山公司共谋”的论断，即审计师并不必然在一开始便有意到雪山公司任职，也并不必然只对雪山公司提供更加宽松的审计结果（可能也对其他公司提供宽松的审计结果，从而为自己未来某个时候需要跳槽时增加选择的余地）⑥。此外，我们也无法获知审计师进入黄海会计师事务所之前是否与雪山公司存在密切关联；也未能获知该案例中是否存在雪山公司有关人员利用宽松的审计结果买卖自家公司股票的行为；这些情形的存在应当会加强（而非削弱）本文的结论。
在考虑本案例的分析结论是否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时，需要意识到，该案例是审计师担任上市公司财务总监的情形，这在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较短的现阶段远非普遍。大部分的旋转门现象可能发生在非上市公司，或即使是审计师到上市客户中担任管理人员，但大多数情况下尚未达到公开披露的高管人员级别，因此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在信息相对公开的情况下，我们尚对本文分析的旋转门现象作出了合理的负面评价；那么在信息难以公开观察的情形下，旋转门现象可能值得引起监管者、行业组织和社会公众更大的疑虑。因此，本文提供的旋转门现象的潜在不利影响可能是一个较为保守的分析结果。
注释：
① 具体内容可参阅《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第4号——审计和审阅业务对独立性的要求》第七章“与审计客户发生雇佣关系”。
② 尽管在非上市公司中，审计师担任客户高管的现象较为常见，但此类数据通常难以公开观察。此外，尽管审计师到上市客户中担任管理人员的情形也较为常见，但大多数情形下尚未达到公开披露的高管人员级别，因此同样难以公开观察。
③ 本案例分析涉及的所有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其他组织或机构以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均已作化名或匿名处理，但不影响所使用数据和资料的真实性，也不影响本文提出的观点与结论。
④ 该文件并非内部文件，可通过互联网公开获取。
⑤ 剔除所有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成本为负值或缺失值的观测。
⑥ 从这个意义上讲，会计师事务所有必要高度重视业务骨干人员的归属感乃至人才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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