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份合作制改革与中国资本市场的多层次发展——访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樊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多层次论文,研究员论文,国民经济论文,所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记者：股份合作制流行与推广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它目前对于多数国有小企业来说是最可行、最易行、阻力最小的改革方式，在您看来它主要解决了哪几方面的矛盾？
樊纲：第一，股份合作制改革有利于解决“产权重组”与“无人购买”的矛盾。国营企业的亏损，目前主要集中于小企业（约占80%），多数小企业处于经营不善、资产质量不好的状态。这种企业既无法通过股票上市实现股份制改革，在目前人们关于“企业价值”的观念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之前，在企业职工难以安置的现实条件下，也很难卖给其他直接投资者。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革，保持了职工的就业，同时又把企业的所有权转给了与企业的生存休戚相关的职工，让职工来投资成为所有者，也就达到了把企业卖出去的目的。
第二，能较好地实现效率改进与既得利益保护。改革所会遇到的最大阻力就是既得利益。在企业中有既得利益的大概主要有三大集团。一是地方政府（我们这里主要谈论小企业）或主管部门，二是企业职工（包括管理者），三是债权人（主要是银行）。大量经营状况不佳、长期亏损、提供不了税收又问题成堆的国有小企业，目前对地方政府来说已很少有什么“利益”，相反，在很多情况下，它们已是“包袱”，所以这个问题可以忽略不计。但职工的既得利益却不能忽略不计。对于许多职工，特别是那些40岁以上、很难再找到其他稳定工作的职工来说，存在于企业中的既得利益恐怕是他们今后唯一可以依赖的利益。若实行破产、兼并、被收购等改革方式，这些职工都可能面对失业的危险。同时，由于股份合作制不是破产，债务责任得到延续，并增加了还债的可能性，银行也愿意接受并予以合作。总之，股份合作制，保住了工人的就业，地方政府不用掏钱搞改革，银行也不像在破产问题上那样施加阻力，体制改革自然也就得以实现了。
股份合作制的实现，由于真正触及到了资产结构与产权关系，改革了原来的国有制，实现了资本所有权的多元化（多个所有者）、清晰化，相对于原有的体制，更有利于财产所有权发挥作用，增加经营者和员工对资本效率的关心，因此它确实会改变企业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条件，使逐步改善企业效率有了一个新的基础。不过，对于产权改革与效率改善之间的关系，有三点需要明确：第一，企业产权改革到实现效率改进，是需要一定时间、一定过程的，还有许多中间环节需要走过。那种要求企业一改制马上就“见效”、不见效就是产权改革“没用”的论点，至少是一种苛求；第二，企业效率的提高需要许多因素的组合，其中包括管理能力、市场机会、技术改进等等，产权的作用只是其中的因素之一，不过由于它关系到资本这一要素的经济效率的提高，产权改革的意义特别重大；第三，并不是所有实现了产权改革、搞了股份合作制的企业今后都能成功，它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今后仍不免走破产、被兼并之类的道路，但请不必把这类情况拿来当作否定股份合作制和产权改革的证据。相反，以前经济状况不好，不能破产、被兼并，而以后可以破产、被兼并了，从整个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看，是一种重大的改进。
记者：目前，职工持股所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在哪里？
樊纲：最基本的一个局限性在于：职工持股，特别是在目前大多数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职工股被规定为不可交易、不可转让的“内部股”的情况下，企业将面临以下的一些问题：
第一、不可转让、不可交易的股权，只是一份收入分配凭证，而仍称不上资本的所有权，因为这时还会和以前一样，难以在产权交易、产权重组的过程中实现资本的重组和资源的重新配置。
第二、不可交易的职工股权，事实上也将妨碍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重新配置。首先，职工是股东，也就很可能像以前一样难以被解雇，难以重新安置；其次，在职工自己想走的情况下，股权无法转让，多多少少加大了职工的转移成本。
第三，最重要的一点是，职工每人持股，股权又无法转让、出售，在目前情况下许多企业又实行“人人拥有平等的投票权”的制度，客观上就形成了“人人是工人，人人又都是资本所有者”的特殊经济关系。这种关系比起过去的全民所有制的差别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财产权已经明确地分割、量化到了具体的自然人，从分配关系上看已经转为清晰，这有利于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改进，从而有利于效率的改进；但在另一方面，它却可能进一步加强劳动这一生产要素在企业这一“权利组合”中的地位，强化了劳动者的经济权利，从而很可能更多地发生类似于“劳动者所有制”中那种情况，即在收入分配、投资积累等决策问题上，工人的利益过分地被强调，资本的利益得不到保障，使劳动者利益和资本利益间的平衡关系，过多地“倒向”工人一方，发生新的“短期行为”、“工资侵蚀利益”、资本积累水平过低等等无效率的情况（还可能发生管理者难以管理作为所有者的工人的情况）。事实上，每人持股、每人一票式的职工股份制，把其他企业组织形式中资本所有者利益与工人的利益之间的“外部制衡”，变成了每个人的“内在矛盾”，于是难免产生一些新的无效率情况。但从“大数”规律来看，这种产权关系在短期内问题不大（因为资本积累的问题还有待充分显现出来），而长期地看则很难成功。也正因为如此，有些国家甚至用法规规定职工股一般不得超过企业全部股权的10%。
此外，单就股份合作制的发展来看，股权不可转让、不可交易、不能变现，事实上也会成为这种体制广为实行的一种障碍，特别是成为股份合作制企业进一步扩股、融资和发展的障碍，因为人们将会不愿意投资于一种不能再交易而且无法再收回（本金）的金融资产。应当看到，股份合作制是目前大多数国有小企业改革的最佳形式，但是它需要发展，而不应该被固定下来。
记者：在你看来股份合作制是一种“过渡形式”，是一类企业实业体制改革的“起点形式”，那么是否意味着股权必须可以交易和流通呢？
樊纲：是的，这种过渡其实也并不复杂，也并不需要许多人为的设计，而只要按照事物本身发展的逻辑，使股份合作制企业中的股权能够转让、能够交易。事实上，只要股权能够交易，前面所分析的股份合作制所面临的几个问题都将逐步得到解决。第一，是资本重组的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将不再受到股权安排的阻碍；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只要交易是可以自由进行的，所有权的重新配置和相对集中的过程就会发生善于经营资本的人，会因其效率较高、经营效果较好而愿意付、付得起较高的价格从其他人手中购进更多的股权，并逐步转化为“专业”的资本所有者、资本经营者（请注意，在现代经济中，资本经营者不等于生产企业的经营者）和资本利益的“专业的捍卫者”；第三，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的利益相互独立、相互制衡，可实现资本长期效率的最大化。总之，通过股权的交易，解决“内部人”持股比例过高、股权过于分散地被内部人持有的问题，股份合作制也就得以逐步发展为股份制。
在现实中，在已经实行了股份合作制的地方，股权的可交易性，其实已经成为一种自然而现实的需求，股权的转让与交易，已成为股份合作制改革的进一步延续、进一步发展。这种交易的需要会从多种具体的原因产生，比如持股人工作的变换、居住的迁移以及财产“变现”的需要，个人金融资产投资组合变动的要求，企业扩大和新工人的进入，对企业效益预期的改变，对企业“控股”动机的产生，实现企业兼并（“并购”）的需要等等。无论如何，不可交易的产权，不是市场经济中的产权，也无法在交易活动中实现效率的改进。出于任何资源重新配置、重新组合的动机与需要，人们都会要求手中的那张股权证书是可交易的。
记者：关于地方性的“小股票市场”的合法性问题争议颇多，比如“柜台交易”或“场外交易”，您怎么来看待这一问题？
樊纲：从一般规律看，在其他一些市场经济国家中，不仅大量的产权交易是在股票市场之外进行的（资本市场的概念大于股票市场的概念），而且大量的股票、证券的交易等也是在正规的股票市场之外，通过所谓的“柜台交易”或“场外交易”等实现的（在美国这种交易占到总交易量的90%），能在“全国性”的股票市场挂牌交易的股票，在全部交易活动中只占少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只允许少量股票在全国性的“大市”上交易，而忽视或否定大量其他有价证券“场外交易”的必要性与合法性。
从中国市场发展的特殊情况看，我们似乎有必要对各种“地方性的小市场”，予以特别的重视。
中国的特殊性在于：我们的产权交易和股票市场发展的路径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在股份制和股票市场发源的那些市场经济国家中，私人企业是市场发展的前提，由私人企业变成公众企业即上市公司，导致了股票市场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中，股份制的形成和股票市场的形成本身当然是一种制度的变化，但它首先是一个发展问题，而且主要是经营状况较好、规模较大、处在“上升期”的企业的发展问题。在这一背景下，股票市场最初自然也就主要由一些好企业、大企业的股票交易构成，少数的全国性“大市”也就能够满足股票交易的需要。
而中国目前股份制与股票市场发展的特殊性在于，我国目前实行股份制与股份合作制，在多数场合首先是一改革的问题，特别是在现在和今后一个时期，最大量、最主要的问题是对经营状况不好的小型国有、集体企业进行改革的问题。这一类企业的股票，一般来说是不符合“正规的”、全国性“大市”的上市要求的，对全国性股市来说，这些股票进入交易所能带来的收益可能还不足以弥补其信息成本（交易成本）。也就是说，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如果仅有全国性的大市，这些经营状况不好的企业的股票就无法上市进行交易。
然而在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着重分析的那样，没有股权的交易，这些实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小企业，又无法进一步发展、无法进一步通过股权的交易使企业的产权制度逐步发展完善起来。因此，中国企业股份制改革与发展的特殊路径，要求股票市场（广义地说，资本市场）的发展具有特殊的结构。为了使那些大量存在的“上不了大市”的股权得以交易，我们需要建立起一些地方性的小证券市场，其特征就在于给本地小企业的产权提供交易的场所，利用局部地区的资金，实现一大批地方性小企业的产权改革和生产发展。
市场的发展需要“正式的制度”。所谓市场的正式的制度，最核心的是两点：第一、自愿的交易是被允许的（市场开放）、合法的，而不是人为地压制人们交换的意愿；第二、交易是有规则的，受法治管理的，以减少损害他人利益的可能性，减少市场的风险，从而能有更多的人从市场中获益。我们现在都知道“游戏要有规则”，偷偷摸摸“非正式”的市场很难有规则，正式开放的市场，才可能作到法治，作到公平有序。与其压制经济生活中自然存在也必然存在的交换的意愿，还不如正式开放市场，逐步实现正规化、法治化。现实生活中，那些法治化、规范化的市场，是发展得最完善的市场。
总之，从一般的规律看，资本市场是有“层次”的，以满足各种交易的需要；就像商品市场一样，有大商厦，也不妨有一些“小地摊”；从中国的特殊情况看，我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的特殊过程，要求我们在现阶段对“小地摊”给予更多的重视。“小地摊”也可以是一种公平有序的正规市场，是全国正规市场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在电脑化的时代，将来将“小地摊”们加以“全国联网”，也不是一件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