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民族资产阶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民族资产阶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对象，在抗日救亡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设中，都起过很大作用。周恩来作为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主要创立者和执行者之一，始终对团结改造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予以高度重视。本文拟从1936年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开始，至1956年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对他所作出的独特贡献作一粗略的评述。
一
周恩来是中共党内最早认识民族资产阶级地位的领导人之一。1928年7月，他主持的中共“六大”就曾作出过“保存商业的货物贸易，战胜均产主义倾向——均分小资产阶级财产的倾向”的决议。1931年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华全国苏维埃《宪法大纲》，也曾提出过“保护商人利益”的条文。而在历史关头真正体现出这一认识巨大实践意义的，是中共走向成熟以后，标志着抗日统一战线理论形成的“瓦窑堡会议”决议。它作出了“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日前开始的新的民族运动，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可能有”（注：《中共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34页。）论断。周恩来不仅赞成了这一决议，之后，他在代表中共与国民党举行的历次谈判中，都把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战中的作用地位，作为重要内容之一写入了有关协议。抗战全面爆发，周恩来在庐山向蒋介石面交《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其中有关“建立国防经济”、“实现民生幸福”等内容，同样体现出了他和中共中央的这一思想。随即，他到上海会见了潘汉年、刘晓等地下党领导人，指示他们“充分开展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当时上海的上层人士多为工商金融界人士。
“八一三”大战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撤到武汉。如何发动团结工商界人士投入抗战，这时更迫在眉睫地摆上了他的议事日程。因为持久的抗战必须有相当生产能力的工商业界人士参加，所以，他除了在中央和长江局的会议上继续在政策上作过一些阐述外，还对部分工商界人士直接进行了工作。他会见了章乃器、黄炎培、胡子昂等人，希望他们能“搞好和新四军的合作关系”，“坚持抗战到底。”（注：章乃器：《抗战初期在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123辑第2页。）根据上海工商业者相对集中的特点，上海地下党也遵照他的指示，在募捐劳军、宣传鼓动等方面，充分调动了工商业家的爱国热情。各界民众为新四军的募捐，相当款项就来自这些人士。（注：原全国政协法制委副主任、民建中央谘询委副主任李文杰先生采访记录，1993年8月9日。）
国民政府撤往重庆以后，抗战进入了艰苦的长期相持阶段，国内抗战阵营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这就是国民党妥协分裂的倾向抬头。在这种对外反对投降、对内阻止倒退的复杂形势下，如何加强和各抗日阶级、党派的联合，就具有更加突出的意义。1939年1月25日，国民参政会组织参政员视察沿海内迁工厂，周恩来等随团参观。他先后到了天原电化、渝鑫钢铁、申新纺织等内迁厂工地，并和这些企业主持人章剑慧等亲切见面。这是周恩来和后方工商界的最早接触，双方都留下深刻的印象。随后，在1940年夏召开的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就专门对统一战线问题做了重要报告。他强调要把了解国统区的阶级关系、争取中间势力放到战略地位，这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会议结束后，中共南方局成立了统战工作委员会，由董必武任书记。初期下设机构没有经济组，仅钱之光兼管工商界活动。后经周恩来提议设立经济组，由许涤新任组长。经济组除承担其它重要任务外，还负责对工商界的统战工作。为此，周恩来亲自对许涤新等人作了许多重要指示。他要求他们直接和工商界人士见面，认清他们在抗日爱国上是同共产党一致的，同官僚资本有尖锐的矛盾，因此，爱国工商界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注：《风狂霜峭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9月版第236页。）这些指示言简意赅地说明了当时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统战的两个重要内容：一是团结他们抗战到底；二是联合他们反对国民党掠夺民族工商业。这就是针对当时国内抗战形势的新变化而提出的。在周恩来这些指示推动下，许涤新和经济组发挥了对工商界开展统战的党的专职机构职能，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而周恩来作为中共在国统区的最高领导人，也亲自挂帅做了大量工作。这主要为下列四个方面：
1.他亲自演讲、撰文、题词。1940年9月29日，周恩来应黄炎培之约，在重庆做了题为《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演讲。听众3000余人中有不少实业界人士。他讲了中国抗战必胜的道理，希望工商界和全体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并严厉指责了官僚资本的腐败垄断。尤其是他关于抗战持久力的基础是自力更生的结论，更赢得了与会人士的强烈反响。与此前后，他还撰写了《七·七四年》和《民族至上和国家至上》等重要文章。文章中他呼吁“保护工商业的发展，扶助私人中小企业”，“反对官僚资本”（注：《坚持团结抗战的号角》，周恩来：《民族至上和国家至上》，重庆出版社1986年1月版第108页。）。这在大后方工商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周恩来对后方工业界的三次重要题词，也几乎是不胫而走。第一次是迁川工厂联合会等举办的1942年元旦产品展览会，他和董必武等同去参观，并欣然题词：“民族的生机在此，我的感想是：一、政府应以主要的人力、财力一部支援民族工业；二、人民应以投资民族工业、服务民族工业、爱用国货为荣；三、厂方专家应不计困难专心一致，务期一物一业得底于成；四、民族工业的基础在重工业，而重工业的成果不能短期得见，故必须以政府与人民的全力助其成”。（注：《胡厥文回忆录》，《中国近代工商经济丛书》，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62页。）这段题词，应该说是周恩来对于中国工业建设的政府作用、人民支持、厂家责任以及重工业独特地位的一个精辟阐述。它体现了中共对民族工业的原则态度。第二次题词是冯玉祥陪他一同参观渝鑫钢铁厂。鉴于战时重工业对国防的特殊地位，他挥笔写下：“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钢铁厂的生产，已为我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注：《抗战后方冶金工业史料》，重庆市档案馆等编，重庆出版社1988年1月版，插页照片题词二。）第三次题词是中国工业协会等发起的1944年“双十”国货展览会，他为勉励民营工厂生产军工产品，亲笔题写了“供给前方的生产，是国防工业第一要义”这句话。周恩来的这些演讲、文章、题词都贯穿着中共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抗战的基本思想，从而在这些人士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2.他动员党内各方面力量共同承担这一重任。由于工作的面广量大、意义特殊，周恩来广泛动员党内力量利用各种关系来一同展开。当时川帮企业家在后方有相当实力。担任银行主任的高兴亚本属军事组系统，1940年冬天，周恩来召他谈话，要求他为党沟通之间的联系。他对联合资产阶级原有些不理解。周恩来做了说服，说：“我们对民族资本家的期望不能过高，只要能联合起来对抗四大家庭。”（注：《周恩来重庆统战记事》，阚孔壁著，重庆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53页。）后来，他和卢作孚等工商业家都建立了联系。此外，中共和西南实业协会的联系也依靠了妇女组的协助。该会是后方几大工商团体之一，胡子昂、康心如等都是理事。因会长一职由张群担任，它与国民党的关系也很深。主持会务的理事张肖梅是国民党要员张嘉璈的妹妹，对邓颖超很敬重友好。邓颖超通过她打开了工作的渠道。还有范旭东的中国碱公司，战前在天津，战时在四川都有相当影响。通货膨胀导致了原材料狂涨，它一度资金失灵，范旭东想组织建业银以为挹注，但没有投资者。周恩来了解后，指示负责党内财务的龚饮冰，利用和范的助手李烛尘的旧相识关系去晤谈，最后以党的经费参加投资，帮范渡过难关。范旭东便成了一个重要的统战对象。（注：《风雨四十年》，童小鹏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311页。）
3.充分利用报纸舆论来扩大阵地。许涤新负责经济组时，也正好担任《新华日报》编辑。周恩来指示他要多采访报导工商界消息，以便团结争取。他按照这一要求，先后采访结识了黄炎培、穆藕初、缪云台、吴蕴初、胡厥文、胡子昂等数十位有影响的工商业家，请他们在报纸上介绍企业情况，对国内外大事发表言论。有时他还亲自撰文进行评论。如天原电化厂开工，他就在《群众》周刊上介绍说：“后方化学工业有五家，资本最大的要算天原电化厂及其联设厂天利淡气厂和天盛陶器厂”，“面对沦陷区民族工业被敌人摧残殆尽，这的确是中国的工业之家了”。再如沿海内迁工厂首次举办元旦产品展览会，《新华日报》不仅作了报导，他还撰写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民族产业问题》一文以为呼应。在发动新闻舆论的工作中，周恩来还指示其它报刊的中共地下党员共同配合。如《大公报》的徐盈、彭子冈夫妇，周恩来、邓颖超都曾向他们交待过这一任务。（注：原全国政协委员徐盈先生采访记录。1993年8月11日。）当年《大公报》的经济版面，确也曾以工商信息多、评论切中时弊颇受工商界欢迎。《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这方面舆论作用，为中共团结工商界人士起到了桥梁和媒介作用。
4、抓住各种有利时机展开活动，以取得理解反响。马寅初以战时痛斥国民党腐败搜括人民和工商界而著名。周恩来曾和他面晤，就这些问题达成了一致见解。马寅初被捕后，周恩来和后方各界人士展开营救活动。不久，羁囚中的他正逢六十寿辰，《新华日报》降重地为他举办了祝寿活动，周恩来等联名敬赠寿联。这一活动实质上是对国民党垄断操纵后方经济、压制人民言论的示威，因而赢得了广大工商者的同情。还有后方经济界人士举行统制政策座谈会，周恩来前去参加，发言中他以对猪鬃、桐油等内地资源知识的广博，以及分析的中恳，受到了与会人士的尊重。
经过周恩来和中共南方局上述几方面活动的成功展开，大大改善和促进了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抗战后期国统区政治窳败，民生凋弊，工商业界也陷入困境。在这种形势下，以实现宪政为口号的民主运动便蓬勃兴起。这时，周恩来不失时机地指示组织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第一次为1944年冬，中共出席的有王若飞、许涤新等，工商界与会的有吴蕴初、胡厥文、章乃器等，马寅初作为经济学界人士参加。会上，胡厥文、马寅初等都对国民党军队豫桂湘大溃败表示了愤恨和谴责。（注：许涤新：《风狂霜峭录》，许涤新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9月版第240页。）第二次是来年2月间，由周恩来从延安返回后亲自主持，出席的工商界人士又新增了刘鸿生等10余人。周恩来发言指出，抗战必须坚持到底，而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离不开工业家们作出贡献。刘鸿生，章乃器等也非常坦率地交换了意见。这两次座谈会的意义，不仅使双方的联系在宪政运动中又迈进一步，还推动了对方政治上的进步，使之更利于接受中共领导。在统一战线中谁领导谁，周恩来一向把它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来看待。应该肯定，在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抗战的斗争中，周恩来始终抓住了这个方向。由于会议的影响，会后，刘鸿生、吴蕴初这两位工业界中有影响的人士都先后邀请王若飞等去参观工厂。周恩来后来回忆说：“1945年，不仅小资产阶级，就连民族资产阶级也靠拢我们了。”这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周恩来作了关于统一战线的发言。他说：“我们订出了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分化和打击顽固力量的方针。”从他在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抗战的过程来看，他的确是坚定地执行了这一方针。当然，在争取中必须展开斗争时，他也适当予以了批评。这就不断壮大了爱国民主阵营力量，从而也奠定了中共和民族资产阶级进一步结盟的基础。
二
抗战一胜利，国内外矛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共和全国人民面临着蒋介石挑起内战的极大威胁。如何继续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为实现和平共同奋斗，这是一个重要的新课题。同样，民族资产阶级对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要实行什么样的方针，也存在有种种顾虑。正是在这一时刻，毛泽东为了揭露蒋介石假和谈阴谋来到重庆，当然，他也想就此接触各方面朋友，这就为双方进一步沟通提供了机遇。周恩来作为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主要助手，就为这一标志着中共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性会见作了精心安排。毛泽东在重庆前后三次会见了工商界人士。第一次为1945年9月17日下午在重庆桂园。参加会见的中共人士有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工商界人士据《新华日报》报导有刘鸿生、吴蕴初、章乃器、范旭东、吴羹梅、胡西园、潘昌猷。周恩来对此次会见颇费心思，他请王若飞、吴蕴初出面联名邀请。（注：胡子婴:《我所知道的章乃器》，《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第81页。）中共四川省委等征求了吴羹梅、潘昌猷意见。会见是成功的，毛泽东就中国社会的性质、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共产党的政策、新时代劳资矛盾等重大问题作了精辟阐述。第二次会见则由工商界人士发起。中共参加的有毛泽东、董必武、王若飞，工商界除上次吴蕴初、章乃器、胡西园、吴羹梅外，又新添了胡厥文、李烛尘二人。会见在重庆特园。胡厥文就八路军保留军队和根据地是否“有碍军令政令统一”求教，毛泽东以“蒋介石不管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回答。周恩来虽未参加此次会见，但地点、时间、人员商定，都是他委托徐冰负责的。（注：《铅笔大王吴羹梅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92页。）第三次是在两次会见引起极大反响后，由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决定举行的。地址在红岩中共代表团驻地，工商界人士增加到20余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出席。毛泽东再次就有关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讲了话。周恩来对毛泽东与工商界人士的会见如此高度重视，应该说他已看到它深远的意义。
毛泽东回延安后，周恩来又于10月19日在西南实业协会的是五聚餐会上，以《当前经济大势》为题对200余位工商界人士发表了演讲。演讲中，他明确提出了“国家资本、合作资本、私人资本在节制资本的原则下互相配合”的政策，也重申了共产党“反对官僚资本、垄断资本、侵略资本”的态度，要求“关税应当保护民族工业”，“工人和民族工业均受压迫，应当互让，共求发展”。（注：《周恩来在沙坪坝》，陈毅川：《一次生动感人的演讲》，重庆大学出版社1988年2月版第90页。）周恩来的演讲，不仅是对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深一步阐述，还初步描述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基本政策。这次演讲因听众多、范围广，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尽管国民党对这篇演讲实行了邮检，但《新华日报》还是摘要登载出来。
周恩来此时除了抓紧宣传中共的这些政策外，还进一步推动鼓励工商界人士组织起统一集中的政治团体。当时重庆有中华职教社、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西南实业协会、重庆国货厂商联合会等几个工商社团，它们分别由职教派人士、内迁企业厂主、内地川帮商人组成，和中共都分别建立了联系，周恩来和其中的数十位代表人物都进行过个别交谈。1945年10月，中共地下党员陈钧受董必武的指示，向他们传达了上述意旨。实际上，这当中也包含了周恩来的意见。所以当民主建国会成立举行招待茶会时，中共派董必武、王若飞、陆定一前去祝贺，《新华日报》还作了报导。
随着国内政治中心的东移，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也来到了南京、上海。同时，由于“双十协定”的被撕毁，内战形势更一触即发。周恩来到上海后，立即把发动包括工商界在内的全民反内战当作首项任务。他离别山城时，曾约宁芷邨、胡子昂等谈话：“没有和平民主，谈不上建国，工商界人士要发展自己事业，就应支持和平建国的方针，为反对内战独裁施加自己的影响。”而在抗战期间，上海地下党已遵照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为团结工商界人士做了大量工作。陈叔通、盛丕华等已和中共发生联系。周恩来到达后，上海工委书记华岗建议发动一次和平请愿，并吸收工商界人士参加，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明确指示：上层统战人士与群众工作要结合好，注意保密，不要暴露他们。（注：《周恩来在国统区》，吕荣斌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300页。）当时上层统战人士不少是工商界人士，经他过目商定的10名请愿代表中，有盛丕华、蒉延芳、张炯伯、包达三四名工商业家。1946年6月23日，上海十余万群众送他们到南京请愿，结果发生“下关惨案”。周恩来闻讯，一面向国民党交涉，一面赶到医院探望。事后，他又两次会见请愿代表，并和盛丕华等作了交谈。上海和平请愿运动，意味着民族资产阶级正式加入了中共领导的全民反内战联盟。对部分党内及民主人士轻视工商界的想法，周恩来仍再次作了说服。一位教授不愿担任民建会理事，周恩来对他说：“只要是坚决反对南京统治的民主人士，我们都将对他们实行统一战线政策。”他愉快地参加了民建会工作。和以前相同，周恩来还指示中共领导或能够影响的报刊，对工商界正义要求竭力呼吁。范旭东受压抑不幸去世，《新华日报》专门发了悼念文章。同时，周恩来还邀请民主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员掌握的《文汇报》、《联合晚报》等，就反内战等问题多发挥舆论作用。《文汇报》此后展开的如何复兴国内经济的笔谈，吸引了马寅初、施复亮、吴蕴初等一批经济学家和工商业家。他们就此发表的意见，都抓住了实现和平民主这一国内经济复兴前提的问题。由中共地下党员王纪华主持的《联合晚报》，也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开展了《物价与外汇问题》等专题座谈，一大批工商业家加入，他们同声谴责内战和物价狂涨对经济的破坏。这极大地推动了中小工商业者参加反蒋爱国的斗争。
1946年11月19日，和谈终于破裂，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临行，他再三叮嘱到香港工作的许涤新要重视工商界统战。根据斗争需要，他除协助毛泽东指挥各大战场军事斗争外，还担任了中央城工部长，承担起开辟第二条战线的重任。他致电董必武等，要求就“反对美国干涉内政，出卖军火，进行借款助长内战及废除中美商约、抵制美货”等斗争，“尽量推动一般中立分子出面，造成最广泛的阵容”。（注：《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2月版第666页。）这一指示抓住了民族资产阶级能够参加反蒋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特点，即美国扶蒋内战和倾销美货，已对中国工商业造成了莫大的危害。正因为如此，民建会在中共发动的一系列爱国运动中都起着伙伴的作用。1947年元旦后，董必武等最后撤离上海。为向上海人民告别，他请民建会出面举办新年招待会，盛丕华等出席。与此前后，上海工商界由吴蕴初、章乃器发动，举行了两次抵制美货、挽救工商业危机的大请愿活动，（注：请参阅拙著《味精大王吴蕴初》，《中华民国史研究丛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72页。）这都给全市人民的反蒋斗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1947年底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正式提出了包括“保护民族工商业财产及合法经营”在内的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根据这个纲领，会议又制订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总目标。这一纲领和目标后来成为包括“保护工商业者”在内的中共城市政策基础。周恩来作为会议的参加者，对这些纲领、政策的制订，提供了极重要的意见。次年6月，他撰写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提纲）》，就是由此出发，对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体制和资本主义的经营方法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的探讨。七届二中全会后，周恩来随毛泽东进入北京前夕，他再次重申了“对资本家要保护”，“使民族资产阶级和我们长期合作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注：《在大决战的日子里》，阎长林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50页。）的政策。由于国民党长期的歪曲宣传，许多工商业者确实存在“恐共”心理。国统区的各大中小城市地下党组织，遵循中央和他的指示，用新闻广播、邮寄传单、聚餐谈心、登门拜访、亲友劝说等多种形式，使这些政策很快被大多数工商业者所接受。
面临新中国即将诞生的重要时刻，周恩来又亲自抓了在香港、上海等地的著名人士北上政治协商共筹建国大计的问题。他多次致电上海局、香港分局，亲自审定北上人员名单。经海道北上的350余人中，其中工商界人士就有黄炎培、陈叔通等数十人。到京后，他作为新政协的召集人，又多次邀请盛丕华、胡子昂等座谈，就民建会的性质、发展和共同建设新中国问题进行了讨论。1949年6月25日，上海市政府成立，他致电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要求聘请黄炎培等人为市府顾问，“俾其能联系上海资产阶级而取得发言地位”。（注：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在酝酿开国的千头万绪中，最能体现周恩来一贯的实事求是思想的，是他在政协会议上所作的《关于草拟“共同纲领”经过及其特点》的报告，因纲领中未写“社会主义”字句，有些代表不理解。周恩来说：“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用实践证明让全国人民看”，“认识社会主义确是唯一最好的前途，人们才会真正地承认它。”（注：《孙晓村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63页。）用实践来证明，这是周恩来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和反蒋斗争的一个重要思想武器，也贯穿在他以后更加复杂的教育改造任务中。
三
新中国的成立使国内政治生活又展现了新的变化。为了恢复生产，必须尽快动员那些滞留港澳及海外的工商业者回来，尤其是那些在各行业中有代表性的人物，这对恢复经济和稳定民心都具有重要意义。这方面，周恩来用他长期建立起来的影响威望，做了大量的工作。建国前夕，在香港的章士钊等人就受他的委托召开了这些人士座谈会。刘鸿生、吴蕴初、周作民、荣鸿元等出席。章传达了周恩来的问候，解释了人民政府的政策。他们很受感动。之后，吴蕴初、刘鸿生、古耕虞、徐国懋、周作民等人都在各方面配合动员下归来。周恩来又在百忙中接见了他们，给以恳挚的理解和高度的信任。如接见吴蕴初时，他简单地问候后，就谈起两人都感兴趣的中国化工业前景问题。而与古耕虞见面时，他当即爽快地说：“我们准备把中国猪鬃公司全权交给你负责怎么样？”随后，外贸部副部长姚依林就按他的指示，让国营的中国猪鬃公司和私营的四川畜产公司签订了代理全国猪鬃的合同。（注：《猪鬃大王古耕虞》，《中国近代工商经济丛书》，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0页。）在接见这些人士时，他又请他们共同来做动员工作。如周作民、许冠群就是经徐国懋、吴蕴初劝说回来的。据目前资料来看，当年周恩来做过动员工作的有卢作孚、宋汉章、缪云台、钱新之等数十人，并都有程度不同的效果。那些归来者，周恩来又亲自关照他们的实际困难，这就带动了一大批人。据粗略统计，当时到港澳的工商业者，后来大部分又回到了内地。
建国后出任政务院总理和全国政协主席的周恩来，在政府、政协工作中对工商界人士也予以相当重视。出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委员兼部长的有黄炎培、章乃器，他们在工作中都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信任。在政协工作中，他明确要求县以上各级协商机构都必须有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参加。在上海、重庆等工商业相对集中的大城市，周恩来直接推荐了盛丕华、胡子昂等任副市长。他对民建会也从政治上高度关心。1949年10月，黄炎培要求中共中央派党员推动该会工作。周恩来亲自指派姚依林、钱之光、南汉宸、许涤新四人参加。
当然，建国初期周恩来对工商界的关心重视，首先是体现在他参与制定的一系列党和国家政策上。他多次指出：“为了恢复和发展国家经济，需要私人资本帮助合作”，“允许私营工商业有合理利润”，“工人不应该以眼前利益要求过高的工资”。针对党内某些认为斗争对象已是资产阶级的左的倾向，他明确地说：“今天我们中心问题，不是什么推翻资产阶级，而是如何和他们合作。”确实，当时在国家经济恢复时期的银行贷放、工商业调整、税收改革以及相应的条例、法规出台等方面，周恩来和政务院都按照上述精神，考虑了工商界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了合理解决。至于工商业者成立自身的团体工商联，早在建国前夕他已和毛泽东等商定：“我们准备成立一个工商联组织”，“一是使他们较有组织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二是使他们有监督地自我改造”。（注：《党的文献》1991年第6期第35页，师哲：《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米高扬》。）以后，有关工商联筹备和成立的重要会议，他都亲自到会并讲话。
然而，随着国内经济情况的好转，新的矛盾却出现了。突出的是部分工商业者的不法经营，这首先引起了周恩来的警惕。1951年11月，许涤新到北京开会，周恩来召他去汇报工作。他反映了一些情况，周恩来当即指出：“这种情况是不能忽视的”，“必须从脱离国营经济的领导和破坏市场的正常活动去加以批评”。（注：《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统战工作史料专辑（十）》，许涤新：《上海解放初期的统战工作》，第12页。）说明周恩来已经意识到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并把它放到维护国家经济体制的高度来认识。随后不久，就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五反”主要就是针对部分工商业者的违法经营现象，这在当时国内外引起了很多猜测。周恩来要求各级领导既要展开严肃的斗争，又要认真执行有关政策。为使运动能在全面正确的理论指导下进行，周恩来在这一期间，专门作了《关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问题》等重要报告，这些报告实事求是地论述了这一中国革命的特殊问题，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现状及前途都作了科学分析，在党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运动中为体现党的一贯方针，在出席苏联国际贸易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他亲自安排了盛丕华、章乃器、吴蕴初等工商界人士。吴蕴初会议发言的单人传真照片，后来登载在《解放日报》的头版上，这有力地化解了一些疑虑。
随着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和计划经济政策的提出和实施，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摆到了议事日程。根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和现实的状况，周恩来是党内最早提出和平改造的领导人之一。1952年10月，他在同盛丕华、荣毅仁等人谈话中就说：“将来用什么办法走入社会主义，图案还不能说得很完整，但总的有一条道路，即和平转变”，“要阶级消灭，个人愉快”。当中共中央统战部提出对私营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有关方针报告时，周恩来表示，他也在调查寻找这一方针，现在这个报告“解决了问题”。1953年8月，中央决定成立中财委六办，正式领导开展这项工作。后来这一机构又划归国务院八办，但前后都是在周恩来领导下具体展开。为此，周恩来亲自作了《过渡时期的总战线》等几次报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原则：1、“将来实行国有化的时候，可以不流血，可以和平自然地进入社会主义”。2、对改造工作的总体布置，是“统一领导，归口安排，按行业改造，全面规划”。3、对民族资产阶级地位：“我们的政权还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四个阶级合作的人民代表大会制，这是肯定的”。（注：《党的文献》1997年第1期第7页，周恩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该有的法律——宪法》。）4、对工商业者个人：“资本家只要尽职尽力，不唯利是图，政府和工人阶级应使他们有职有权，有利可得。”等等。这些阐述既能看到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一贯的团结教育政策的持续性，也可看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变革的时代新要求。用和平改造的方法解决民族资产阶级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特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情出发，按照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作出的正确抉择，同时也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光荣归宿。周恩来对此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6年，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它进一步奠定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周恩来作为这一政策的制订者、执行者之一，仍旧对广大工商业者表示出极大关心爱护。这年10月，全国工商联召开工商界家属先进代表会议，周恩来在百忙中仍抽暇参加联欢活动。他到时节目已开演，就坐在末排观众席上，亲切向会议人员了解思想情况。（注：李文杰先生采访记录，1993年8月9日。）当年冬天的全国青联会议，他随毛泽东一起接见了工商界青年代表王光英、孙孚凌、陈铭珊等人，勉励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
周恩来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交往过程，体现了他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革命性质及民族资产阶级历史地位的精邃认识，并把它融汇贯通到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中。在斗争中，他实事求是、热诚忠恳、爱人以德，以一代共产党人的楷模形象，使这一工作添具了个人魅力，这永远值得人们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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