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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双方能够有效地接触，中美关系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各种联系将会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深入、有力、稳定，而且对国际体系更为重要。
对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中关系，人们应有何期待？
在布什总统任期里，各种关系的发展较为顺利。当布什离任时，美中关系可合理地被形容为成熟的、广泛的、建设性的和坦率的。这种关系的每一个方面都反映了双方持久的努力。
“成熟的”表示这两个国家领导层相互之间已经相当熟悉；对彼此的目标、运作方式以及重大关切具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而且即使在出现重大问题时也能认识到维持有效联系的价值。在30年前美中关系正常化之后的初期，这一切中没有一个是真实的。今天，在不危及双方处理其他共同关心问题能力的情况下，严重的问题有时会产生于这种关系的某个部分。
“广泛的”反映了两国政府相互之间定期在众多问题上打交道这一现实，这些问题不仅包括外交、经济或安全方面的传统事务，而且包括了诸如公共健康、环境、科技以及教育这类新领域。同样，两个政府之间定期举行各种会议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对于政府的大多数部门来说，要是一个星期里未跟另一国的同行有直接接触的话，那将是不寻常的。
“建设性的”表明两国都重视这种关系的发展，并因此寻找各种途径来减少各种紧张状况，来处理分歧并解决问题。没有一方故意试图破坏美中联系。当然，在许多问题上，中美之间的分歧是巨大的。这种情况在大国之间的关系上永远都是如此。但近年来，双方已力图使这种关系更为有效地发挥作用。
“坦率的”强调各方已学会了在最高级会议上如何表达各自的严重关切。例如，双方可明确表明各自对人权的看法。人权方面的利益将不会从美国外交政策中消失，而中国将会就这一话题表达自己的看法。要是没有能力提出并探讨诸如这样严肃而且敏感的问题，那美中关系将会不可避免地遇到麻烦。
相互确保不信任
如果上述这4个形容词完全界定了美中关系的话，那么这种关系的未来前景将是十分光明的。不过，现实则要比这复杂得多，原因有二。首先，正在推进的美中议程将包括会越来越影响到这种全面关系发展的重要的、相对较新的问题。今天在这些问题中最突出的是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和气候变化。事实上，全球性问题推进至双边事务上一个突出的作用，标志着美中关系的一个重大变化，既带来机遇又带来危险。
其次，华盛顿和北京之间30年外交联系中一次最大的失败是，即使时至今日，任何一方都不信任另一方对自身的长期意图。在听取从各方所表达的各种关切之时，密切观察美中关系的人士不断听到这种缺乏信任的证据。
在北京，许多人认为美国在思维上简直太过于零和了，而且太执著于维持自身全球霸权地位，根本不允许中国实现变成富国强国的抱负，这种信念使得许多中国人相当轻易地相信美国的各种行动掩盖着一个限制中国崛起并使之复杂化的恶毒阴谋。
例如，中国的一些人认为，目前的全球经济衰退不只是始于美国，而且是由企图破坏中国经济的美国人所设计的。一些人将美国对气候变化的关注，以及美国施压中国做出减少碳排放量这些难以承受的承诺，看作是美国人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项诡计。虽然在美国人眼中，这样的指控似乎令人无法容忍，不过，对那些不信任美国对中国长远意图的中国人来说，这并不会使得这些指控的可信度更少一些。
而在美国方面，对中国长远意图也存在着类似的不信任。对美国决策过程具有重大影响的许多美国人认为，随着中国变得富裕和强大，北京将企图在亚洲排挤美国。因为亚洲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重要地区，排挤美国的企图将直接威胁到美国的核心利益。许多美国人也因中国每年两位数的军事预算增加以及中国军方正在获得不断增加的能力而深感不安。
双方的这种不信任是根深蒂固的。此外，因为这种不信任涉及的是长远（10～20年的时间）的意图而不是眼前的目标和政策，因此改变起来甚为困难。而且它具有严重的后果，一旦出了问题，就会引发维护国家利益的行为——主要在军事规划和发展方面。各方对另一方的长期军事投资有着某种程度的了解，而且都将这种信息当作不信任具有正当理由的依据。当然，这种情况可能相当于一种应验的预言，即随着时间的过去，增加了美中关系从建设性转变为对抗性的可能性，可能会让双方付出巨大的代价。
由于无论是华盛顿还是北京都着眼于未来，因此它们尤其应该将注意力转向一个核心问题：各方如何才能令人信服地表明，在未来几十年里，当各自的利益将它们分开之时，各自的首选结果是美中两国保持一种正常的大国关系、一种在它们能够并且设法处理与缓和分歧之时双方进行合作的关系？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两国的战略理论家总能够编造出似是而非的故事，来“解释”现实中表面上多么好的意图掩藏着各种罪恶目标。但是，这项任务却是至关重要的。
引火点
美国和中国面临着由持续存在的问题组成的一项广泛的、棘手的和重大的议程。这些问题中的某一些将会构成严峻挑战，在今后一段时间里，它们将考验中美关系的成熟程度。朝鲜核计划是一个重要例子。中国主导了旨在解决这一问题的六方会谈，在面临各种障碍时，它在维持这一过程运转方面扮演了一个高超的角色。但这个问题距离获得解决依旧十分遥远。而且现在看起来，朝鲜可能正在遇到内部的政治困难，这些困难减少了平壤同意并执行全面终止其核计划的妥协方案的可能性。事实上，朝鲜在2009年春所展示的这种挑衅行为，标志着在继续推进核对话方面出现了新的重大困难。
当然，海峡两岸的问题也仍然未获解决。过去这一年，人们目睹了台湾海峡两岸在朝着确立一种更稳定的、双赢局面上所取得的重大进展。即便如此，要减轻双方的关切程度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尤其是，虽然双方已在原则上探讨了海峡两岸的军事和安全方面，但迄今并无任何实质性的具体进展。就中国台湾而言，人民解放军的各种能力在持续增强，而美国则仍然承担着向中国台湾提供足够军事能力的义务。没有一方——无论是北京、台北还是华盛顿——愿意看到海峡两岸动武，但这种现状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定期的紧张——诸如当美国批准向中国台湾出售额外的武器之时。
虽然美军与人民解放军之间的军事关系已发展到了某种程度，但依旧远远低于形成互相了解和互信所必需的那种程度。可以预见，人民解放军正在进行的现代化以及能力扩展会给美军带来各种问题，正如正在进行中的美国武器系统研制以及在亚洲部署的变化引起人民解放军的严重关注一样。因此，对两军来说，特别随着两国海军越来越多地在同一海域展开作业，增加接触的频率、深度和广度以及解决诸如军控和了解操作规程等问题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亚太地区的多边结构正在经历着快速的发展和变化。为各类磋商而成立的各种新的多边论坛和联合体如同雨后春笋般地激增。美中欢迎对方参与到己方参与的任何一个广泛的亚洲多边论坛，这是很重要的。这将会增加互信，并减少该地区两极化的可能性，不过时至今日，这种情况并不是总会发生的（东亚峰会和上海合作组织可为证）。
大量文献探讨了上述每一个问题，有关中美关系的大多数文章论及这些问题中的一个或者多个。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问题全都涉及中国周边的双边关切点或问题。这些都是传统上影响到美中关系发展的各类问题。过去，美国和中国有时动手处理更为一般性的问题或者涉及远离中国海岸线之外地方的问题——如不扩散和大中东地区事态的发展——但这些问题如今仍处于美中关系的边缘。鉴于中国快速增长的实力和全球性参与，其中的一些问题如今在中美关系中将会变得更加重要。举例来说，对中国和美国来说，在更加全面参与到跨中东地区事务上存在着各种问题——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到伊朗、阿以问题、总体能源安全。这些挑战全都是相互关联的，美国处理这一广大地区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而中国在该地区自身利益的增加已有充分依据表明需要中美之间有系统的接触。
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至关重要的全球性问题头一次正在转向美中关系的一个中心位置。全球经济下滑以及清洁能源与气候变化的问题在这一议程中的突出位置是较新的：经济危机只是在布什政府最终数个月里形成的，而气候变化这一问题直到布什总统离任之时依旧处于美中关系的边缘。如果双方在这些问题上能够有效接触，那中美关系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各种联系将会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深入、有力、稳定，而且对国际体系更为重要。反过来，由此产生的这种合作可以减少对长远意图的互不信任感。
美元陷阱
现在处于国际关注中心的全球经济困境，始于因美国的金融业体系监管失败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其他国家和机构已全面参与了这一体系以期获得好处，因而当各种问题发展成传染病之时，其恶果的传播极为迅速和普遍。
由此产生的各种经济问题在双边和多边层面上都直接涉及美国和中国。两国的经济具有很强的相互依存性，其程度远远超出了双边贸易关系的范畴。中国以美元方式持有绝大多数外汇储备，主要是美国的各种债券。美国经济复苏计划包括发行数量庞大的新外债，而对美国来说，中国继续购买这些新债券是很重要的。反过来，北京认为美国的经济复苏对中国自身迅速恢复增长率的前景至关重要。
美国需要跟中国密切协商和携手工作，以解决与经济复苏相关的这些双边问题以及涉及重组全球金融体系监管框架和内容的多边问题。确定在协商与合作上的这种努力将会如何有效还为时过早，这部分是因为还不清楚全球经济下滑程度会有多严重，时间会持续多久。
不过，强调美中不得不与之搏斗的这些棘手问题和矛盾中的某一些则已为时不早了，为了抢在这场危机之前限制其范围和严重程度，奥巴马总统采取了大胆的财政和监管措施。但是，这需要承担高额预算赤字（到底有多高将取决于经济复苏的步伐）。奥巴马总统的经济预算包括了一种假设，即中国将会继续购买大量的美国债券。否则，美国借贷的成本，以及美国的赤字规模将会大幅度增加。
但是，中国对在美国债券上的投资程度已感到紧张不安，而且担心美国政府将会凭借印制美钞作为减少其实际债务负担的一个办法。美元适度贬值可能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只要中国让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价值大致固定的话，那么它将使得中国的出口在某种程度上更具竞争力。但美元的大幅度贬值将会使得中国的外汇资产价值损失数十亿美元。而且，其他国家将会强烈反对人民币随着美元一路下跌，从而使得中国很难通过让自身货币也贬值这种方式来应对美元的大幅度贬值。因此，中国希望美国的开支规模大到足以恢复经济增长，而且也希望美国明智地管理其开支以便维持美元的基本价值——这是一项困难的平衡之举。
许多中国人正在警告说，中国已过多地投资于美元资产了，应该停止购买美国国债。事实上，一些人认为中国应该开始出售美国债券，并将其资金转换成人民币或其他货币。但中国陷入也许可被称之为“美元陷阱”的状态，它拥有如此多数量的美元，如果为了产生重大影响而试图出售足够数量的美元的话，那么销售行为本身将会削弱美元并增加中国转而购买的各种货币的价值。在这种情形下，仅仅通过设法降低美元持有这种方式，中国将会损失大量的金钱。另一方面，如果中国继续持有美元，那么美国的国债提供了一个程度很深的、灵活的和安全的（除了汇率风险之外）的债务渠道——在一个捉摸不定的时期，这已显难能可贵。
没有任何东西将会彻底消除货币问题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紧张。但在最低限度上，美中应该保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深入、更频繁、更透明的磋商。这可能有助于确保一方对另一方的各种要求保持高度敏感，理解对方的战略和各项关心的议题，而且不会因由此发生的各种事态而感到惊讶。所有这一切应有助于增强信心和稳定。
消费问题
美中也需要在宏观经济调整上层开密切磋商。从根本上讲，中国意识到需要增加作为GDP一个组成部分的个人消费。目前，中国的个人消费水平占GDP的比例接近世界上最低。虽然北京已认识到必须改变这种情况，但在此期间，尽管政府作了各种努力，个人消费占GDP的比例实际上却下降了。现在既然出口已经明显下降，增加国内消费需求的必要性就相应变得更为紧迫了。
就短期内刺激需求而言，中国政府在2008年11月宣布的5860亿美元的一揽子刺激计划中最大的单个项目是基础设施发展。这种开支将增加国内需求以及生产能力，而要是出口在未来两年内没有大幅度恢复、国内需求仍然很低的话，这将使中国面临大规模产能过剩的风险。届时，作为继续刺激经济的一种办法，新增的基础设施投资将更加难以维持。
美国则遇到了一个相反的问题。它允许个人消费上升到一定的程度，所以它在过去几年里没有任何的净个人储蓄。这种高消费模式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一个错误的假设，即房价将会继续上涨，这导致银行按照房子暴涨的价格将过度信贷扩大至房主。美国现在需要向正的个人储蓄率转变——而这种转变看来正在异常迅速地出现。在自经济危机初始加速以来的这几个月中，美国人突然想起了他们传统的节俭伦理，个人储蓄率已跃升至大约5%的水平。
问题是美国的个人高消费和中国的高储蓄是直接相关联的，一方使得另一方成为可能。实际上，美国是借了中国的储蓄来为个人消费融资。同时，中国积累了这些资金以维持高储蓄，并通过生产美国人用美元购买的商品这一方式贷款给美国。而且，这些复杂性不会在那里终结。
虽然从长远来看，美国想增加个人储蓄，不过现在它则想促进个人消费以便摆脱一场短期的经济危机。而中国想增加个人消费，就必须建立各种机构和能力，以提升其社会安全网。后者涉及长期投资，它们不会产生新的基础设施投资所提供的短期刺激性效果。若没有社会安全网的提升，大多数中国人将仍然想为意外的开支或者不好的年景而储蓄，个人消费不可能会有大幅度攀升。
因此，在每个国家，这些必要调整是真正全社会范围的。推进这些变革并将它们置于一个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将需要至少3～5年的时间。在此期间，美中在各自的宏观经济调整和计划上进行密切协商具有重大意义，因为一方都能够通过对另一方事态变化变得更敏感的方式减少其自身的问题。这是主要问题之一，是新的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一个焦点，对此奥巴马总统指定国务卿希拉里和财长盖特纳作为特别代表。
贸易和麻烦
另一个潜在的重大事件是中国商品和资本的出口问题。中国现在正在设法增加出口以支撑就业。为此，它正在向出口商增加各种形式的补助。在美国失业率已经接近两位数之时，中国的这类政策可能会在美国引发一种非常强烈的负面政治反应——要是中国也对美国的出口增加非关税贸易壁垒，那这种情况尤其如此。
与此同时，中国的企业可能寻求在美国购买价值被低估的实际制造业资产。如果这样做的话，那么它们需要灵敏的感觉，向美国人展示它们的各种努力是高质量有意义的交易——这些交易寻求壮大美国企业、创造就业机会以及产生双赢局面。相反，要是中国人的并购努力看起来像是“秃鹫”投资行为——也就是说，利用收购来获取品牌和技术、剥离资产并损害就业机会——那么这类投资行为可能变成美中之间关系紧张的一个主要根源。
同时，如果美国个人储蓄率长期保持在5%～8%的话，那么只有出口增加才能形成对美国商品和服务的有效需求。但是，中国的复苏和增长战略依赖于自身出口的复兴。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是显而易见的。
在重塑全球金融监管体系上，美中都是至关重要的参与者。2008年底，在提出新思路以及推动新政策方面，中国是否将扮演一个积极主动的角色，这点看来不清楚。但到2009年4月20国集团会议召开前夕，北京在全球超主权储备货币问题上开始采取主动，变得很明显的是，中国在全球对话上可能会扮演一个较原先预期更为积极的角色。
美国将会一如既往地非常积极地提出各种想法，并努力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结构和规则进行修正。而美国和中国的利益将不会是相同的。从长远来看，中国希望减少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作用，而美国则不想看到发生这种情况。鉴于中美在国际金融和金融监管方面所面临的大量问题，且在这些问题中的许多都存在着复杂的联系，中美之间的密切磋商是在如何前进上达成全球性共识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对于每个国家而言，围绕着各种金融上的不确定性和全球经济衰退的这些问题具有全国性的意义。合作存在着巨大的空间——正如分歧和误解也存在着巨大的空间一样。如果后者变成了故事主线的话，那么相互毁灭的保护主义的可能性将会上升，而这将使得摆脱眼前这一困境会变得更加困难。无论从双边还是从全球影响的角度来看，密切磋商能够将美中关系提升至一个新水平。但是，不能密切协商以及未能找到减少问题的办法，可能会对互信、期望以及结果产生深远的负面后果。
热点话题
除了全球经济形势之外，气候变化现在成为双边议程上一个具有同等重要性的问题。直到布什政府结束之时，气候变化在美中关系中扮演着一个相对较小的角色。布什总统本人认为政府不应该在解决气候变化威胁上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比较之下，财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则深信全球变暖对未来文明构成了威胁，他寻求与中国进行合作以解决这一问题。2008年年中，美中签署了为期10年的环境和清洁能源框架协议。该协议虽然为未来的合作提供了一个基础，但在布什离任之前，履行此协议所取得的成果相对较少。
气候变化在中美关系中的这种向心性迅速增加。原因有四。
首先，奥巴马总统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跟布什总统的看法相反。对于奥巴马来说，转向低碳经济——在国内和全球范围内——必须成为美国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政府在这个项目上应扮演重要角色。事实上，发展清洁能源与解决经济危机以及处理国内健保是奥巴马最优先考虑的议题。
第二，在过去两年里，中国已经大幅度增加了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如同政府在2008年10月所发布的有关该问题的白皮书反映的，中国现在将自身看作是最易受到气候变化破坏的国家之一，而这需要中国在适应与减排方面付出重大努力。
第三，科学界对气候变化的速度、范围以及后果的了解程度正在迅速增加。几乎有关这个现象的新重大科学研究都清楚地表明，以往的研究低估了全球变暖的危险程度，高估了采取强有力补救行动可利用的时间。
第四，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会议通过了一项新的气候框架协议，接替《京都议定书》。因此，今年国际社会对此问题给予了大量的关注，并且所有的人尤其期待看到美中的姿态。然而，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为减少碳排放量而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都是极为困难的，因为它影响到很有势力的利益集团。
何况，美中在各自边界范围内处理清洁能源问题的方式，都会影响到另一国领导层采取有效措施的能力。美国虽然是一个较为富裕和技术上更先进的国家，但也是一个主要的碳排放国，当它本身并不能承担起一个领导者的角色时，中国领导人发现采取严厉措施更为困难。同样，中国在碳排放量上的纪录卷入了美国的国内争论中。奥巴马希望国会通过一个设定碳排放总量上限并对碳排放收费的法案。但是，这一“限排与交易”法案的反对者用手指着中国并争辩说，美国昂贵的碳排放费用将只会使中国企业（以及在中国的外国投资者）形成竞争优势，因为中国对碳排放并不征收类似费用。他们争辩说，结果只会是美国失业率上升，而全球排放量却并无任何减少。
因此，一方都希望另一方做得更多一部分是为了给推进各自限制碳排放量的努力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这展现了一个有助促进合作的自然环境，但它也展现了另一个可能，即合作不成可能会增加相互猜疑和紧张。
请您先行
奥巴马政府急于避免重复克林顿在《京都议定书》一事上的经历——克林顿政府虽然签署了该文件，但却未能赢得足够多的国内支持而难以实施。因此，奥巴马政府希望，在哥本哈根会议召开前，在国内行动、法律法规上取得实际性的进展，以便向国际灌输美国能够完成承诺的信心。如果奥巴马能够诚实地对美国国会说，中国极为关注气候变化问题，正在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处理这一问题；而且它愿意跟美国和其他国家一起推进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话，那么奥巴马总统立法成功的可能性会大增。
过去在与气候变暖有关的各种问题上，美中的官员、专家、企业和非官方组织的互动相当广泛。不过他们之间的互动一直缺乏动力、方向以及支持。两国的元首和政府为形成一种清洁能源伙伴关系，以推进在碳排放问题上更好的结果而达成的一项明确协议则将会改变这种状况。美中事实上能够识别气候变化问题中的许多方面，而其中的合作将会提供互利。一项全面伙伴关系的协议将会大大增强利用这一点的前景。清洁能源问题触及两国经济中的核心，而且它本质上是一个在未来数十年依旧将会摆在议程上的问题。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的大规模合作，可能大大提升两个社会之间工作关系的范围，而这种合作的长期本质可能对各自长远意图灌输更大程度的信任。
当然，当涉及碳排放问题时，在各种原则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些分歧集中在（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累积的历史排放量、人均排放量以及两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或者集中在（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目前的排放量以及未来的轨迹、总排放量以及生活的传统结构和风格。这些差异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的观点。
然而现实情况是，海平面上升在淹没上海的同时也将淹没洛杉矶，而且合作不可能等到所有的参与者就“正确”的观点达成一致。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正在提出的问题是准确的，而工业化国家提出的那些问题也是如此。如果各方把对方在这些问题上的妥协作为向前迈进的一项条件，那么就不可能在合作上获得任何进展。
因此，各方在存异的同时需要求同，承认对方的观点反映了重大的现实。采用这种方式，美中在这一关键的全球性问题——涉及世界上最重要的发达国家和世界上最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上的合作，可帮助弥合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围绕着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性谈判中的各种差异。
两条道路
气候变化这一挑战既强调了正在转向中美关系中心的这些核心问题的全球性质，又强调了在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上的极高风险。找到一种增强认真磋商合作的办法将会促进美中关系并使之转入一个新阶段。何况，对每个社会而言，在这一问题上的合作势必是长期的和重要的，因此就长远来说，它可能会大大有助于减少各方目前在与另一方保持一种合作关系这种意愿上所藏匿的不信任。
美中部希望一种合作的、富有成效的关系，而且在管理时至今日已影响到它们关系发展的这些持续存在的问题上，两国已具有广泛的经验。但现在正在转向中美关系中心的这些至关重要的全球性问题，将会大大影响到正在前进的各种联系。
在这些新的全球性挑战上，在较长的时期内，美中相互之间如何打交道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种关系的长远前景。北京和华盛顿将会克服双方对长远意图的相互不信任感，并建立奥巴马总统和胡锦涛主席2009年4月在伦敦峰会上所极力赞扬的这种“积极的、合作的、全面的”21世纪关系吗？抑或中美关系将会进入极为混乱不安的状态吗？将全球性问题纳入双边议程的长远后果可能会非常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