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史料中公元6世纪安条克的地震灾害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拜占庭论文,史料论文,灾害论文,公元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安条克是古代东地中海世界极其重要的城市，其规模在罗马帝国奥古斯都时期就已经与当时的大都市亚历山大里亚相差无几①。进入拜占庭时代后，安条克和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里亚与罗马同为帝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城市。作为叙利亚地区的首府，它是拜占庭东方政区长官、叙利亚地区政务官和东方战区司令官等帝国军政要员的驻节地，同时也是地中海东岸商业和贸易的重镇。然而，这样一座重要的城市，却从公元6世纪开始表现出衰落的迹象，并在公元6-7世纪先后两次被波斯人占领。尽管628年拜占庭人一度收复安条克，但此时的安条克已经不见以前的繁荣，并最终被阿拉伯帝国占领。
公元6世纪东地中海地区城市衰落的问题是当代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如利伯舒茨着重分析了公元6世纪的社会动乱和宗教冲突对该地区城市衰落的影响②。琼斯认为公共娱乐和建设加重了城市的财政负担，经济的凋敝促进了城市的衰落③。而瓦西列夫等学者坚持传统观点，认为查士丁尼的穷兵黩武耗尽了帝国的财力，进而导致公元6世纪后期城市的衰落局面④。
近年来，随着研究观念的更新、考古的发现和史料的进一步解读，一些学者开始重视考察分析自然因素的影响。如一些考古学家通过考古发掘证明“查士丁尼瘟疫”对安条克城市产生了一定的破坏⑤。我国学者陈志强教授和崔艳红博士也都曾以“查士丁尼瘟疫”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其对拜占庭帝国的负面影响⑥。笔者近来通过阅读一些拜占庭史料，发现公元6世纪安条克地区发生了多次严重的地震，给城市造成的巨大破坏丝毫不亚于瘟疫等其它自然灾害。鉴于目前我国学界尚缺乏6世纪安条克地震灾害和城市衰落关系问题的专门性文章，笔者愿不辍浅薄，从拜占庭史料，尤其是叙利亚当地作家埃瓦格里乌斯和约翰·马拉拉斯等人的作品出发，对该问题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冀望能够对灾难史、环境史等史学新兴研究领域作出些微的贡献。
一
安条克所处的东地中海地区位于世界第二大地震带——地中海与喜马拉雅地震带上（又名欧亚地震带），该地震带横贯欧亚大陆南部和非洲西北部，发生在这里的地震占全球地震总数的15%左右。处于该地震带上的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中的摩索拉斯陵墓、亚历山大里亚港灯塔和罗德岛太阳神铜像均是在地震中被毁。
安条克城在历史上也曾多次被地震波及，按照公元6世纪叙利亚地区的历史学家约翰·马拉拉斯的记载，从安条克元年（指朱利乌斯·恺撒给予安条克自治地位的公元前49年）以来的506年间，该地一共发生过4次非常严重的地震。其中第4次地震，即发生在458年拜占庭皇帝利奥一世统治期间的地震摧毁了城中的许多建筑，并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⑦。但总体看来，尽管在公元6世纪之前地震给该城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但因为地震发生的时间间隔较长，在灾后进行的重建工作也比较及时，地震并未从根本上对安条克城市的发展产生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
然而，进入公元6世纪以来，也许是地震带进入一个新活跃期的原因，安条克遭遇了前所未有频繁地震的侵袭。美国学者唐尼的《叙利亚的安条克史》一书是研究拜占庭时代安条克城市史最重要的专著，其中提及了6世纪波及安条克城的数次地震。但是，唐尼没有系统地记录这些地震发生的始末，其作品也并未完整地包含所有必要的文献资料。因此，为了全面总结公元6世纪安条克城发生的地震灾害，本文首先需要依据拜占庭文献补充现代作品中不够详细的史实。
多位拜占庭史家，如普罗柯比和塞奥发尼斯等都在他们的作品中记载了公元6世纪安条克的地震灾害，其中尤其以生活在安条克城的约翰·马拉拉斯（作品截止到563年）和埃瓦格里乌斯（作品截止到593/594年）的记录最为详细。通过梳理这些历史学家的作品，我们发现，在6世纪波及安条克的地震至少有6次。现简单介绍如下。
526年5月安条克发生了公元6世纪的第1次强烈地震，这也是6次地震中最为剧烈的一次。约翰·马拉拉斯描写这次地震时写道，“地震颠覆了整个城市并且几乎将所有建筑夷为平地，君士坦丁大帝建造的神圣的大教堂在这场灾难后屹立了7天的时间，其余一切的建筑都被彻底毁于上帝的愤怒之中。”一些当地重要的人物如安条克主教也在这次地震中丧生。这场地震的余震持续18个月之久⑧。在埃瓦格里乌斯、塞奥发尼斯、普罗柯比等古代拜占庭史家的作品中，526年大地震因为破坏性极强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526年大地震后仅仅30个月，地震再次波及安条克，塞奥发尼斯记载道：“地震持续了一个小时，所有的房屋和城墙都被摧毁了，其中在上次地震后幸免于难的少数建筑也都倒塌了。”⑨埃瓦格里乌斯和约翰·马拉拉斯的记载也大致相同。551年，又一场严重的地震侵袭安条克。这次地震的波及范围很广，叙利亚、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都受到重创。安条克的城墙崩塌，地震在一些沿海地区还引起了海啸⑩，但从史料来看，安条克应该并非此次地震的最主要受灾地区。560/561年，安条克又被地震波及，不过这次地震的影响范围较小，仅叙利亚部分地区受灾，安条克的部分建筑受损(11)。577年，安条克附近的达芙涅发生地震，“整个达芙涅都被摧毁，但安条克的公共和私人建筑都只是裂开却未倒塌。”(12)值得注意的是，埃瓦格里乌斯是惟一记录这场地震的拜占庭历史学家，这可能与地震规模不大且只有他亲身经历了这次地震有关。
588年10月，地震再次重创安条克，这场地震造成的破坏在6次地震中仅次于526年的地震。埃瓦格里乌斯最为详细地描绘了该次地震的场景。地震发生前，很多安条克民众正聚集在一起庆祝他的第二次婚礼。“在晚上的第3个小时，一场地震爆发了，大部分建筑倒塌了，地基也被搅起，最神圣的教堂附近的所有建筑都被夷为平地……其他地区的建筑也大量倒塌。在神圣的圣母教堂附近，只有中央柱廊奇迹般地保存下来。所有的防卫塔都垮塌了。另外其他一些教堂也严重受损，公共浴室亦是如此……许多著名的人士在地震中遇难，这其中就包括东方政区长官阿斯特里乌斯。”(13)
如上所述，仅526-588年这60余年间，安条克地区就遭到了6次地震的侵袭，如此密集的地震的破坏自然远非之前的同类灾害所能相比。
二
公元6世纪发生的这6次地震给安条克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主要体现在对人口和城市建筑设施的损害。大量人员的伤亡不但是因为地震发生得比较频繁和剧烈，而且与安条克建筑密集、人口众多有关。据现代学者估算，在526年大地震发生前，安条克大约有30万人口(14)。按照学界比较认同的观点，拜占庭帝国首都（也是帝国的第一大城市）君士坦丁堡在公元6世纪人口超过50万人(15)。因此，作为帝国东部第三大城市的安条克有30万人口这一估计应该比较符合实际。正是因为人员稠密，因此城市中建筑物，尤其是公共设施因地震引起的倒塌所造成的伤亡极为严重。尼基乌主教约翰在其《编年史》中描绘了526年大地震后的悲惨状况：“那些来不及逃出房子的人都变成了一具具的尸体。”(16)而另一部重要的早期拜占庭史料《复活节编年史》也略有夸张地记载，在这次地震发生时“大地在不断地震动和翻搅，几乎所有居民都被卷入了墓穴之中”(17)。
那么，这6次地震究竟各造成了多少的人员伤亡？也许我们已经无法得出极为准确的答案，但是拜占庭史家们还是给出了一些可供参考的数据。这6次地震中，造成伤亡最严重的是526年的地震。约翰·马拉拉斯记载安条克有25万人在这场地震中丧生(18)，而普罗柯比给出的数字更是惊人，高达30万人之多(19)。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判断安条克绝大多数的居民都在地震中遇难，因为马拉拉斯在同一章节明确写到，地震发生之时“正值耶稣升天节，很多来自各地的参观者涌入了省城安条克以庆祝这个节日”，所以受害者中理应包括很多外乡人。遗憾的是，我们已经无从得知遇难者中究竟有多少人是安条克的居民，但是从常理推测，这一比例不会很低。我们还可以从528年地震的伤亡数字里间接旁证这一推断。据塞奥发尼斯记载，有4870人在528年地震中不幸丧生(20)，约翰·马拉拉斯给出的数字是大约5000人(21)，而《复活节编年史》给出的受难人数略少一些，有4000人死于这次地震(22)。从前文的史料记载来看，528年地震具有一定的烈度，但造成的遇难人数与526年地震相差甚多，除了震级差别和外地游客这两个原因外，还可能和2年前的大地震让众多安条克居民丧生，因此人口基数锐减有关。
在其余几次地震中，第3、4、5次地震没有明确的人员伤亡记载。从史料看，这3次地震，尤其是第3和第5次地震的破坏程度相对较小，因此可能造成的伤亡并不多。而588年的地震又一次造成了比较大的人员伤亡，埃瓦格里乌斯“根据城市面包供应量估计，大约有6万人死亡”(23)。由于他是安条克主教格里高利的重要顾问和助手，同时又亲身经历了这次地震，因此这一记载的可信度较高。从上述这些数据不难看出，如果以公元6世纪初安条克有30万人口计算，那么公元6世纪的6次地震给该城造成的人员伤亡率是十分惊人的，伤亡人员的数目应该可以与同时期“查士丁尼瘟疫”导致的死亡数字等量齐观。
除了人员伤亡外，地震的危害还体现在对城市建设的破坏上，这一点从上文引用的拜占庭史家关于地震的记载中就可以看出。多次地震让城市建筑受损严重，安条克多年来的建设成果几乎毁于一旦，其中不乏教堂和浴室这样大型的公共设施。更为严重的是，公元6世纪频繁出现的地震由突发性破坏变为持续性破坏。尽管在每一次地震后，安条克人都会努力进行城市重建工作，但是在生产力比较低下的古代社会，面对六十余年爆发6次地震的高发频率，重建工作的进度明显难以匹敌破坏造成的损失。如528年发生的地震就几乎让526年地震之后30个月的重建成果全部付诸东流。
此外，由于人力物力所限，一些地震后被破坏的建筑即使经过了长期和多次重建，也很难恢复震前的原貌。埃瓦格里乌斯就记载588年地震前安条克最重要的建筑之一，大教堂的穹顶还是526年大地震后“用达芙涅附近的木材支撑起来的”(24)。经过这样草草修复的建筑显然谈不上坚固，因此在之后发生的地震中，非常容易被摧毁。如埃瓦格里乌斯在同一章节写到，588年地震的时候，这座教堂最终也未能幸免于难，“地震使这些支撑的木材都倒塌了，只有穹顶还保留下来”。可见在震后对安条克建筑，尤其是大型公共建筑的维修并未起到令人满意的效果。这样，高密度的地震和难以完全到位的修复工作形成了恶性循环，让安条克的城市建设水准不断下降。
公元6世纪的多次地震给安条克造成了极大的人力与物力损失。人员的伤亡和城市建设的破坏影响了安条克城市的繁荣。根据现代学者唐尼的推测，城中幸存的许多居民在地震后迫于生计，选择逃离城市移居到帝国其他地区。根据考古发现，甚至很多难民可能去往帝国的西部如米兰等城市定居。大量人口的迁移进一步降低了城市的活力(25)。为了维持这座重要大都市的繁荣与稳定，拜占庭中央政府和安条克地方政府、民众等不得不努力开展震后的救灾活动。
三
客观来说，面对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拜占庭帝国上下都采取了一些必要的应对措施。参与救灾活动的不但有拜占庭皇帝和安条克地方政府，当地的普通民众和基督教会也是主要的参与者。从内容来看，拜占庭帝国的地震应对措施较为丰富，大致可以分为人员救助、物质援助和心理抚慰三大类。
在地震发生之后，最先展开的救灾工作是对受困人员的救护。从史料对安条克建筑的描述情况来看，当地很多房屋，尤其是公共建筑多为石木结构，这在古代缺乏大型机械设备的情况下给救援行动带来了很多困难。但是，我们依然能从现存不多的史料中找到描写安条克民众拯救受困人员的记录，其中最详细的是埃瓦格里乌斯的《教会史》。在588年第6次地震后，安条克主教格里高利被困在一座建筑之中，当地民众“利用余震造成的一个洞，用一根绳索在危害到来之前把他吊上来，使他获救”(26)。我们可以从这一描绘大胆推测，经过公元6世纪的多次地震磨难，安条克的民众已经拥有了一些比较成熟的救援经验。但非常遗憾的是，因为相关史料的匮乏，我们很难了解到具体有什么人参与了救护工作。至少从目前发现的记载来看，在地震刚刚发生后，救人行动的主要参与者还只是安条克当地的民众。
除了对受困人员的救护外，救助活动还包括对灾民的安置。这项工作主要由安条克当地政府和教会来完成。尽管对于灾区来说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总体看来，安条克当地的灾民救助工作进行的还是比较有序，一些地方官员在灾后起到了很好的领导组织作用。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526年地震时的东方政区长官埃弗兰。根据埃瓦格里乌斯所言，在这次地震中，安条克主教等一些当地要人都死于非命，因此埃弗兰独自承担起领导安置灾民的工作。他想尽一切办法保障城市的必需品的供给。在救灾工作完成后，安条克民众因为钦佩他的所作所为而选举他为教士，随后他就被任命为安条克的主教，以作为他杰出工作的回报。而528年地震后，又是已经作为安条克主教的埃弗兰第一时间向皇帝汇报了灾情，并领导当地人民进行灾后重建工作(27)。
然而，仅仅在地震后进行人员救助还是远远不够的，重建城市这一任务需要充足的物质保障，而这一工作主要是由拜占庭皇帝主持。皇帝采用的最主要物质援助形式是拨款。按照拜占庭史家的记载，上文提到的每一次地震之后，皇帝一般都会给予安条克一些金钱以支持救灾和重建工作。最多的一次拨款发生在526年地震后。查士丁一世闻讯首先拨款3000磅黄金进行赈灾，随后在得到相关官员的灾情汇报后又追加拨款1000磅(28)。按照拜占庭帝国早期的货币制度，4000磅黄金相当于288,000索里德金币（拜占庭金币单位，1磅黄金等于72索里德）；而根据一些现代学者的估算；公元5-6世纪时，拜占庭帝国一年的财政总收人大约为500万—600万索里德(29)。由此来看，皇帝给予安条克的这笔救灾资金的数目是比较庞大的。
除了直接拨款外，皇帝有时还在地震后采用免税的方式以减轻安条克灾民的负担。如约翰·马拉拉斯提到，在528年的地震之后，查士丁尼皇帝和塞奥多拉皇后除了拨款200磅黄金给安条克和其他周边城市外，还免除了安条克民众3年的税务(30)。显然，这种举措对受灾的安条克城来说颇有益处。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从现有资料来看，免税行为并不经常出现。与拨款相比，这更像是皇帝个人决定的一种非常规救灾手段。
最后，拜占庭帝国还在震后对安条克灾民采用了某些心理抚慰的措施，即通过基督教信仰安抚当地民众恐慌的情绪。根据埃瓦格里乌斯记载，在526年和528年连续发生地震后，查士丁尼皇帝下令将安条克城改名为塞奥波里斯（即上帝之城的意思，Theopolis）(31)，以让安条克民众感受到精神上的保护。而一些基督教的圣徒和圣物也被安条克民众视作自己的保护者。公元5世纪叙利亚地区曾经有一位著名的修道士西蒙，其生前得到了基督徒的广泛崇敬，去世后被教会奉为圣徒，遗体被安葬在安条克。在之后的历次灾难中，安条克民众都会寄希望于西蒙圣体的护卫。根据当时拜占庭时代叙利亚地区一篇匿名的《圣徒西蒙传记》所言，一些安条克当地的基督徒甚至在地震后提出“我们城市的城墙已经毁于一场地震，（西蒙的）圣体就是保护我们的一道城墙”(32)这样的言论。除此之外，安条克教会还是通过各种宗教仪式对当地民众进行安抚。例如，526年地震后数天恰逢耶稣升天节，安条克当地幸存的民众就聚集在没有倒塌的教堂前，由教士们带领进行祈祷，以求得到上帝的拯救和心灵的安慰(33)。当然，在当时科学不发达的时代，这种精神抚慰与现代医学中有目的地实行的心理治疗截然不同，更多地表现为帝国民众自然流露的宗教崇拜。但从客观效果来说，这些宗教活动对以基督徒为主体的安条克居民有一定的安抚作用。
从前面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在地震灾害发生后，拜占庭皇帝、安条克地方政府、教会和民众都采取了一定的应对措施。然而，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这6次地震依然给安条克城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害。除了地震造成的直接破坏过于巨大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影响因素呢？笔者认为，对地震造成的次生灾害控制不力给灾后城市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四
地震除直接对安条克城市造成破坏外，其所引发的以火灾、瘟疫和战争为代表的地震次生灾害给安条克造成的损害也不容忽视。然而十分遗憾的是，从拜占庭史料中我们发现，拜占庭帝国上下对于这些次生灾害的应对远没有像对地震本身的救灾工作那样成功。
首先，火灾是安条克最为常见的一种地震次生灾害。从当时的史料来看，由于安条克城内有大量的明火设施，因此在地震发生之后，往往都会引发大规模的火情。最惨痛的一次经历就是在526年大地震之后发生的火灾。约翰·马拉拉斯记载：“这些灾难仿佛就像预定好了一样，地震没有摧毁的建筑都在随后发生的大火中被烧为灰烬。”(34)而在之后的历史中，地震引起的火灾问题似乎并未引起安条克人应有的重视，以至于588年地震发生后，埃瓦格里乌斯还在感叹：“尽管城内各地有许多壁炉、公共和私人的灯笼、厨房、烤炉，但是由于仁慈的上帝怜悯我们，这次地震后城市里没有火灾发生。”(35)由此可见，安条克的火灾隐患一直存在，而地震后的火灾是比较少见的情形。
除了火灾以外，瘟疫也经常伴随地震而来。根据一些拜占庭史家的描绘，在一场地震过后，有时会导致已经波及安条克城的“查士丁尼瘟疫”加剧爆发，例如塞奥发尼斯就认为560/561年的地震促使了这场瘟疫再次流行(36)。同时，从约翰·马拉拉斯的记载中我们能够发现，在地震发生之后，由于安条克政府没有及时维持公共秩序并处理遇难者尸体，因而也会导致其他一些传染病的蔓延。在526年大地震后，“一些安条克周边的村民借机来到城市周围，专门打劫逃难者以获取他们的金钱和随身财产，很多逃难者因为拒不服从抢匪的命令而遭到杀害。强盗甚至连死人的财物也不放过，一些人特意拣选安条克妇女的尸体，以获取她们身上的珠宝”。马拉拉斯最后写到，这些人受到了上帝的惩罚，纷纷病倒，有很多人还因此丢掉了性命(37)。然而从科学的角度推测，这些村民应该是长时间和没有被掩埋的尸体接触后，由于细菌感染而致病乃至丧生的，这无形中让地震造成的伤亡进一步加剧。
最后，在火灾和瘟疫之外，拜占庭人犯下的另一个错误是在救灾工作中忽视了城防建设和军事戒备，从而给安条克城市的发展进程造成了最为严重的损害。
公元6世纪拜占庭帝国与波斯人进行着长期的争霸战争，而安条克在战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始终是东方前线的司令部与信息传递中心，同时承担着军队训练营的重要任务(38)，因此也就成为敌方眼中重要的军事目标。然而，当时拜占庭的军力配置有很大的弱点。帝国的精锐部队为10余万野战军，而作为地方部队的各地驻防军从公元4世纪开始就已不堪大用，战斗力极差，甚至经常出现将死人的名字登记在花名册上的荒唐情况(39)。加之526年和528年的两场大地震让安条克原本坚固的城防设施几乎毁于一旦，这样，当540年波斯大军乘虚而入突袭该城时，尽管安条克人民奋勇抗敌，但因为城墙未被修复，最终缺乏城防保护和军队支援的城市还是轻易地被波斯人攻破。波斯军队则在劫掠之后毫不留情地将城市付之一炬(40)。之后，尽管查士丁尼皇帝拨款重建了城市，但是据唐尼等现代学者考证，重建后安条克的城市规模已大不如前(41)。地震后发生的战争破坏进一步加深了安条克的衰落。
在此之后，551年和560/561年爆发的地震对安条克城防造成的破坏险些再次给城市带来灭顶之灾。由于维修和重建工作进度缓慢，573年当波斯大军再次兵临安条克城下时，这里尚有大量倒塌的城墙没有修复完毕，所幸波斯军队只是劫掠了郊区后就匆匆离去，安条克方才逃过一劫(42)。由此看来，尽管对城墙的修复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但是拜占庭中央政府和安条克地方官员没有对地震后的城防工作给予足够的重视，最终导致了十分严重的恶果。
综上所述，地震作为古代社会常见的自然灾害在公元6世纪对安条克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并进而促使其由繁荣走向衰败。当然，我们不能把该城市衰落的原因全部归结于自然灾害，研究这一问题，依然需要综合分析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方因素才可得出全面的结论。但是，通过对相关拜占庭史料的研究，我们至少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即在生产力欠发达，抵抗灾祸能力较弱的古代社会，像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会对一个城市的发展进程起到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古代国家对灾害的应对措施也会对城市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安条克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经过公元6世纪6次地震的破坏，尽管拜占庭帝国开展了一些有效的救灾工作，但是因为灾害过于严重，加之帝国忽视了对地震所引发的次生灾害的防备，最终导致安条克城市的发展在该时期陷入低谷。
注释：
①G.唐尼：《叙利亚的安条克史》(G.Downey,A History of Antioch in Syria)，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582-583页。
②J.H.W.G.利伯舒茨：《罗马城市的衰落》(J.H.W.G.Liebeschuetz,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City)，纽约2001年版，第249页。
③A.H.M.琼斯：《古代世界的衰落》(A.H.M.Jones,Decline of the Ancient World)，纽约1966年版，第249-250页。
④A.A.瓦西列夫：《拜占庭帝国史》(A.A.Vasiliev,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69页。
⑤L.K.利特尔主编：《瘟疫和晚期古典时代的终结》(L.K.Little,ed,Plague and the End of Antiquity)，剑桥2007年版，第87-88页。
⑥陈志强：《“查士丁尼瘟疫”考辩》，《世界历史》2006年第1期；陈志强：《“查士丁尼瘟疫”影响初探》，《世界历史》2008年第2期；崔艳红：《查士丁尼大瘟疫述论》，《史学集刊》2003年第3期。
⑦约翰·马拉拉斯：《编年史》(John Malalas,The Chronicle of John Malalas)第14卷，墨尔本1986年版，第202页。
⑧约翰·马拉拉斯：《编年史》第17卷，第238-241页。
⑨塞奥发尼斯：《编年史》，(Theophanes,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牛津1997年版，第270页。
⑩约翰·马拉拉斯：《编年史》第18卷，第291页。
(11)塞奥发尼斯：《编年史》，第345页。
(12)埃瓦格里乌斯：《教会史》(Evagrius,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Scholasticus)第5卷，利物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7页。
(13)埃瓦格里乌斯：《教会史》第6卷，第298-299页。
(14)G.唐尼：《安条克的人口规模》（G.Downey，“The Size of the Population of Antioch”），《美国文献学学会学报》(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1958年第89期，第90页。
(15)R.布朗宁：《查士丁尼与塞奥多拉》(R.Browning,Justinian and Theodora)，伦敦1987年版，第32页。
(16)尼基乌主教约翰：《编年史》(John of Nikiu,The Chronicle of John,Bishop of Nikiu)第90卷，伦敦1916年版，第137页。
(17)匿名：《复活节编年史，284-628年》(Anon,Chronicle Paschale,284-628 AD)，利物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5页。
(18)约翰·马拉拉斯：《编年史》第17卷，第239页。
(19)普罗柯比著：《战记》(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s)第2卷，哈佛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3页。
(20)塞奥发尼斯：《编年史》第6021章，第270页。
(21)约翰·马拉拉斯：《编年史》第18卷，第257页。
(22)匿名：《复活节编年史，284-628年》，第195页。
(23)埃瓦格里乌斯：《教会史》第6卷，第299页。
(24)埃瓦格里乌斯：《教会史》第6卷，第298页。
(25)唐尼：《叙利亚的安条克史》，第525页。
(26)埃瓦格里乌斯：《教会史》第6卷，第300页。
(27)埃瓦格里乌斯：《教会史》第4卷，第205页。
(28)约翰·马拉拉斯：《编年史》第17卷，第244页。
(29)M.F.亨迪：《拜占庭货币经济研究》(M.F.Hendy,Studies in the Byzantine Monetary Economy)，剑桥1985年版，第117、620页。
(30)约翰·马拉拉斯：《编年史》第18卷，第258页。
(31)埃瓦格里乌斯：《教会史》第4卷，第205页。
(32)R.多兰编译：《三篇圣徒西蒙的传记》(R.Doran,trans.,The Lives of Simeon Stylites)第3卷，卡拉马佐1992年版，第194页。
(33)尼基乌主教约翰：《编年史》第90卷，第137页。
(34)约翰·马拉拉斯：《编年史》第17卷，第239页。
(35)埃瓦格里乌斯：《教会史》第6卷，第300页。
(36)塞奥发尼斯：《编年史》，第345页。
(37)约翰·马拉拉斯：《编年史》第17卷，第240页。
(38)J.H.W.G.利伯舒茨：《安条克，晚期罗马帝国的城市和帝国政府》(J.H.W.G.Liebeschuetz,Antioch,City and Imperi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牛津1972年版，第117页。
(39)W.特雷德戈尔德：《拜占庭国家社会史》(W.Treadgold,A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and Society)，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5-106页。
(40)普罗柯比：《战记》第2卷，第331-343页。
(41)唐尼：《叙利亚的安条克史》，第534页。
(42)埃瓦格里乌斯：《教会史》第5卷，第2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