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形势下构建中国与德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中国论文,新形势下论文,伙伴关系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大国关系调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主要标志是，大国相互之间纷纷建立各种表达方式的战略伙伴关系或准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目前正处在形成过程中。中国领导人为了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并为构筑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创造条件，积极推动这种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自1996年春天以来，继俄罗斯和法国等国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中美两国元首于1997年11月初在华盛顿宣布要“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笔者认为，中国和德国都是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且正在上升的大国，双方顺应大国关系加速调整和发展的潮流，构建两国“战略伙伴关系”，这样做有助于形成世界力量新的平衡和新的世界秩序，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符合中德两国的利益。
一、新形势下中德“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
在二战后的冷战时期，特别是1972年中德建交至苏联东欧发生巨变这一时期，中德之间有着良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两国关系在经历了90年代初的暂时挫折后，于1992年实现了正常化，1993年科尔总理访华后，中德关系迅速进入一个友好合作的新的历史时期。
事实证明，尽管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大国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德关系仍焕发出新的活力。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德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更广泛。两国发展全面合作，进而建立面向21世纪和面向全球的战略伙伴关系有了新的基础。这些基础和共同利益，概括起来就是：
（一）经济技术合作不断发展和深化。这是中德构筑“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基础和动力。近年来，中德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速度、广度和深度都是空前的，并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中德高科技对话论坛和中德科学基金研究交流中心正在运作。双方合作正由过去的合作加工向技术转让及联合设计、生产与经营等形式转变，并向基础设施、能源、航空、造船、交通、环保、建筑、农业和原材料工业等领域扩展。目前，德国是中国在欧洲的头号经贸伙伴。德国与中国的贸易额约相当于欧盟与中国贸易总额的40%，而中国是德国在亚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在德国政府支持下，德国各大公司纷纷制订雄心勃勃的在华投资和经营战略，把中国选为全球投资和生产的长期战略重点。德国特别看重中国人购买力不断提高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和有利可图的低工资的劳动力市场。中国看重德国比其他国家更开明、更宽松的转让技术政策及其雄厚的资金实力和管理经验。双方互补性强，互惠互利，合作潜力巨大。
（二）中德两国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互不对对方构成威胁。中国愿意看到德国在欧洲和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及以德国等为主体的欧盟能成为真正的世界一极。德国愿意看到中国获得与其大国影响相称的国际地位，在世界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中德之间不存在中国与其他一些国家之间存在的可能引起纠纷的历史遗留问题，更不存在以中国为潜在对手的军事同盟等敏感问题。这是中德发展关系的一个很大的优势，双方应充分加以重视和利用。
（三）中德都提高了对方在各自整个外交布局中的地位。过去，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在德国外交政策中并不居重要地位，德国甚至把亚洲排在中东和拉美之后。进入90年代，国际力量格局发生巨变，中国和亚洲的崛起令德国人刮目相看。他们认为，中国下世纪将成为世界强国，“亚洲可能是21世纪最重要的大陆”（德国总理科尔语）。1993年，科尔政府推出“新亚洲战略”，将亚洲作为德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新的战略重点，而中国在其“新亚洲战略”中“居中心和核心地位”。德国政府着眼21世纪，谋求与中国建立长期、稳定、密切的合作关系。而中国也把欧洲作为其外交布局中的一个极重要的战略重点，德国则在中国的欧洲政策中居“关键地位”（中国总理李鹏语）。今后中德加强战略合作，有利于中德两国在世界上发挥与其实力和地位相称的作用。
（四）中德两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有着共同利益。中德两国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例如在世界多极化，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防止生、化、核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技术的扩散，保护环境，打击恐怖主义、贩毒、犯罪等问题上，有着共同利益和共同的责任，需要加强磋商与合作。
二、构建中德“战略伙伴关系”必须走出四个误区。
从1994年起，笔者在三次全国研讨会和一次国际研讨会上发言和提供的论文中都表达了主张建立中德战略伙伴关系的观点，遭到国内外大多数与会者的拒绝。之后，笔者把一篇题为《跨世纪的中德关系——从“合作伙伴”到长远的“战略伙伴”》的论文寄给四家国内和一家德国的国际问题刊物，均遭拒绝刊载，其中有两家刊用了修改稿，在修改稿中“战略伙伴关系”概念及与此有关的重要内容全被删掉。
中外学者及刊物之所以不同意笔者的关于构筑中德“战略伙伴关系”的观点，其理由概括起来有四个方面，实际是陷入四个误区。即认为：（1）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就是结盟；（2）双方社会制度、价值观、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不同是形成“战略伙伴关系”的难以逾越的障碍；（3）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前提是， 双方要在地区和全球重大问题上都有共同利益和共同立场；（4）从人口和疆域等综合情况看， 德国与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不属于同一个等级，作为一个战略伙伴，其份量不够。这四个观点乍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是，当我们进一步探讨和深究时，就会发现这些观点是片面的，是不符合现实的。
首先，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多年的国际关系演变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的确一些社会制度、价值观、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相同和结成军事联盟的国家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或称“特殊关系”）。但是，与此同时，一些社会制度、价值观、宗教和文化迥异，也没有结成军事联盟的国家为了谋求重大的国家利益和实现对外战略目标也形成了“战略伙伴关系”。近年来在新形势下，中国分别与俄罗斯和法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最近江主席访美时两国元首宣布中美“将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所有上述情况表明，非军事盟国和社会制度、价值观迥异的国家之间同样可以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其次，如果说只有两国在地区和全球重要问题上都有共同利益和共同立场，才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那么世界上就根本不会有“战略伙伴关系”了。过去和现在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在地区和全球重大问题上既有共同的，也有不同的利益和立场。即使在盟国之间也如此，甚至会出现激烈的利益冲突。法德是欧洲一体化的联合发动机，但同时一直争夺在欧共体和欧盟中的领导权。两个国家不管是不是盟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不是基于双方在所有地区和全球重要问题上利益和政策一致，而是在追求相同或不同的重大战略利益和目标时，互相需要对方，没有对方的合作，就难以实现自己的重大利益和战略目标，也就是说对方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是其他国家无法代替的。这种“无法代替”的作用和地位才是两个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决定性的前提和基础。
再其次，至于德国有没有资格成为中国一个战略伙伴，我的回答是肯定的。理由有三。其一，从一般意义上讲，在现实的国家关系中，不仅大国之间，而且中小国家与大国之间，成为“战略伙伴”的例子不少。其二，德国经济科技实力比法国雄厚，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德国地处欧洲中心，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政治优势。中法已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中德确立这种关系也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其三，从欧盟几个大国发展前景看，有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已相对下降，而德国正在崛起的趋势将继续下去。目前，已有15个成员国并将逐步扩大的欧盟，作为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和最有成效的地区组织，在经济上已是世界一极，今后它将致力于在政治和军事等综合实力上成为重要的世界一极。德国作为未来欧洲主导力量之一将在国际上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它在中国外交蓝图中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三、构筑中德战略伙伴关系的不利与有利因素。
中国已同一些大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笔者以为，如果德国愿意同中国建立这种关系，中国将会作出积极回应；德国有远见的领导人从国家长远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考虑，也愿意与中国发展密切合作关系，但对此国内存在一些牵制和消极因素。
第一，德国某些新闻媒体关于中国的宣传对德国公众起了误导作用。一些报刊、电视和广播有意无意地歪曲中国现实、诋毁中国的形象，很少介绍中国在法制和民主建设方面的进步，近年来，德国新闻媒体对中国的正面介绍比过去多了，但对中国的消极报道仍居主导地位。
第二，人权问题、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是干扰中德关系发展的三个因素。在台湾问题上，有100 多名亲台议员和某些官员有时压德国政府与台湾发展经贸关系，甚至主张向台湾出售潜艇。在人权问题和西藏问题上，一些议员和政党要人时常大作文章。有些人是对中国情况不了解；有些人是为了竞选议员席位而迎合某些选民的心理；有些人则是基于根深蒂固的偏见和冷战思维。去年夏天，德国议会通过的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严重干扰了中德关系的发展。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是涉及到中国主权的敏感问题，中国决不允许外国进行干涉。
第三，德国人对中国国情和民意缺乏应有的了解和理解。中国与德国在社会制度、历史传统、价值观、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等基本国情方面差异很大。不少德国人不理解，12亿人民的吃、穿、住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的任务，也是中国最重要的人权；他们不理解中国的儒学价值观主张个人自由和个人利益必须与国家、集体和家庭的利益相协调，因为西方的价值观与此相反；他们不了解，广大中国民众当前最关注和最需要的是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而不是几个持不同政见者宣扬的政治主张；他们不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越来越坚定地支持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选择“渐进改革道路”，而拒绝导致苏联解体的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和导致俄罗斯经济、政治和社会全面危机的“休克疗法”；他们之中有的人甚至主张中国改革应导致共产党下台，而不管这给中国人带来什么灾难；他们不知道，中国人从来就不羡慕多党自由选举，并认为这不会给国家带来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鉴于上述情况，不少德国人对德国政府发展对华关系一些做法表示不理解和怀疑。
第四，今年秋天大选前，科尔总理可能难以为进一步加强中德关系采取重大举动。从目前情况看，科尔作为主政党——联盟党的总理候选人对主要反对党社民党并不具有明显的政治优势，双方旗鼓相当。科尔必须全力投入竞选，夺取胜利，对进一步发展中德关系问题可能暂时无暇顾及。
尽管前面谈及的四点对中德关系进一步发展有负面影响，笔者对构建中德“战略伙伴关系”仍抱有信心，因为存在着比这四点更重要的，且具有长期性意义的有利因素。
第一，在世界范围内大国外交进入罕见的合纵连横时期。近两年来，地区和世界大国为适应多极化进程，寻求21世界在国际上的最佳定位，纷纷运用各种外交策略，调整相互间的关系，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或准战略伙伴关系。因为如果一个大国不运用这种外交艺术，它就不能在世界上发挥与其实力相称的作用。正在崛起的中国将成为21世纪举足轻重的世界一极，没有中国的参与和合作，就没有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就没有新的世界秩序，这已成为世人的共识。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谋求同中国建立各种形式的“战略伙伴关系”，以便借重中国，平衡和牵制其他大国，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在当前这个异常活跃的合纵连横大国外交时期，德国作为一个正在上升的、谋求世界政治大国地位的重要国家，其外交重点绝不会仅放在几个西方大国上，它必将推行“全方位外交”，把目光投向东亚，进一步密切同中国的政治关系。
第二，在各国对外政策中，“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正日益取代冷战时期“以意识形态划线”的、以对抗为基础的冷战思维。冷战结束之后，改革之风吹遍全球各地，综合国力竞争日烈，谋求和平、稳定、发展、对话与合作已成为时代的潮流。当今，各大国都没有直接的军事威胁和现实的敌人，一些大国组成对抗一个大国的统一战线的基础和条件已不复存在。这是国际关系史上罕见的局势。在此大背景下，各国都把维护国家利益（而经济利益在其中占有日益突出的地位）作为推行对外政策的最高原则。因此，各国外交活动主要服务于开拓国外市场，谋求经济利益。世界大国都认识到，舍此，就不能维持本国的福利制度和经济繁荣，就会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失败，就会走向衰落。德国领导人认为，欧美市场早已饱和，必须同美、日等国争夺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科尔总理几年前就强调，德中政治关系应与经济关系同步发展，因为没有良好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就难以顺利发展，两者相互影响。总之，经济利益的考虑将推动德国发展同中国的政治关系。
第三，越来越多的德国各界要人主张建立中德“战略伙伴关系”。1993年，科尔总理访华后有些德国官员就认为中德两国是“战略伙伴”。1995年夏天，德国一家主要报纸的驻京记者就江泽民主席即将访德一事采访我时表示，他认为，中德两国之间有“特殊关系”，德国政府将乐于听到江主席访德时使用德中“特殊关系”这个概念。1997年，鉴于越来越多的大国与中国建立各种形式的“战略伙伴关系”，一些希望改变目前中德政治关系相对落后状况的德国官员也主张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德国资深外交家、德国政府前副总理兼外长根舍先生1997年11月访华后，撰文敦促欧洲在当前大国关系调整中发展同中国的政治关系，建立欧洲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法国和德国是欧洲最重要的两个国家，法国已同中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根舍先生的文章实际上是向德国发出的呼吁。我相信，赞同和支持这种呼吁和要求的德国人将日益增多。
第四，德国总理科尔在发展中德关系方面发挥着特殊的重要作用。科尔是当前世界大国中执政时间最长、从政经验极其丰富、为数不多的具有战略眼光的西方政治家。由于科尔在对华关系方面的远见卓识，他于80年代初执政后一直以积极态度发展对华关系。跟踪中德关系发展的人们不会不注意到科尔为密切中德关系所采取的一系列非同寻常的举措：
1、早在80年代后半期， 科尔就主张建立中德两国总理和外长定期磋商机制；他还强调，要建立两国长期稳定全面合作关系，并把两国关系大大向前推进。
2、1987 年科尔的西藏之行使他成为迄今唯一访问中国这个自治区的外国领导人。
3、1989年风波后，当西方各国领导人竞相投入反华浪潮时， 科尔却保持清醒头脑，没有象他们那样谴责中国。
4、科尔政府是率先于1993 年推出“以中国为核心”的“新亚洲战略”的西方政府，提出这个战略的意图不仅在于对付100 多名议员要求德国发展同台湾关系的压力，而且为大力改善和发展中德关系奠定基础。
5、1993年11月， 科尔在西方国家还未完全解除制裁中国的情况下，率先对中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再次把中德关系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6、1994年初，科尔在会见到访的乔石委员长时， 强调中德之间有“特殊关系”，他是迄今最先表示同中国有“特殊关系”的欧美国家领导人。
7、多年来，科尔致力于同中国领导人建立相互信任的个人关系， 而且已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
科尔总理积极推动中德关系的发展，特别是他访问西藏曾遭到一些德国人的非议，但他顶住了压力，没有畏惧。笔者相信，科尔将创造条件，等待时机，为进一步发展中德两国关系作出努力。一旦中德两国政府决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两国的合作将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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