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埃及的政治继承与民主之变——从宪政改革到政治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埃及论文,宪政论文,之变论文,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过去30多年，中东经济现代化取得了飞速发展，中东政治模式转型进一步多样化。对中东国家而言，“政治继承与换代”的不确定性显然具有多重而特别的含义。作为中东、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的大国，近年来，埃及的“政治继承”问题愈发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受突尼斯革命的影响，2011年1月25日，埃及爆发大规模群众抗议示威，要求穆巴拉克立即辞职、进行政治改革，经过18天的对峙，穆巴拉克在统治近30年之后宣布辞职，埃及政局发生巨大变化，对地区和世界局势产生重大影响。按照埃及宪法，2011年本是埃及的大选之年，由于局势突然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使得埃及政治继承和政权交接问题显得更加扑朔迷离。本文试图从威权政治转型、宪政改革到政治革命的视角，对此进行初步分析与探讨。
一、中东政治继承及换代问题的理论分析
20世纪初至70年代，现代中东民族独立国家体系形成，国家的政治体制变得多样化，既有君主制，又有共和制。但在政治生活中盛行的依然是个人威权、家族政治和一党制。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东的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政治民主化的发展趋向。彭树智先生在论述历史上不同文明交往的形式时指出：“文明交往因社会历史状况错综复杂而在形式上表现为多种多样。大致而言，和平与暴力是两种基本的交往形式。”①其实，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对一个国家内部的制度文明交往而言，这一结论也是合乎实际的，它至少可以引申为一个国家权力交接过程中常常出现“和平交接”和“暴力革命”两种方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运动日益高涨，成为全球政治民主化第三波浪潮的主题。塞缪尔·亨廷顿从权力转换的方式上对第三波民主化转折进行总结，提出四种类型：变革类型、置换类型、转移类型和干预类型。（参见表1）然而，塞缪尔·亨廷顿的上述分析并不包括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他认为阿拉伯国家是民主化的“例外”。霍华德·威亚尔达也认为，中东的阿拉伯政权“在政治领域内都是管理严密的、威权主义式的，尽管其中一些国家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政治开放的试验……但所有这些国家都未能成功地实现向民主制的转型，或者甚至都没展示出这么做的意向；也没有认真地开始在其经济领域实现高效化、私有化和开放。这些国家只能用来证明怎么才能不去发展民主，而不是如何去发展民主。”②
姑且不对阿拉伯世界“民主例外”的说法做出评价，从形式上看，上述几种权力转换的方式在中东不同程度地存在。从制度方面来说，中东国家以权力交接为核心的威权主义政治转换大致可以分作以下几种类型④：伊朗的神权体制、海湾国家的君主制，以及其他更多国家的共和制。这一分析视角，有助于加深对当今埃及政治变革的理解。
首先，“革命”加“伊斯兰”模式，以伊朗为典型代表。巴列维王朝在1978年的覆灭标志着在这一地区延续了数千年的君主统治寿终正寝。作为率先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实现政治体制转型的中东大国，伊朗与其他中东国家的最大不同之处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方面全面贯彻了伊斯兰沙里亚法，实现了伊朗国家内政和外交的伊斯兰化，从而构建了当今世界唯一存在的伊斯兰神权共和国体制。霍梅尼所标榜的“既不是西方体制的，也不是民主体制的，而应单纯是伊斯兰体制的”的政治声明，成为被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奉为圭臬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不仅对伊斯兰复兴运动所要达到的目的进行高度概括，而且为其后其他一些国家伊斯兰复兴运动指明了要求和方向。伊朗模式带所产生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不过，恢复了伊斯兰统治的伊朗却选择了“选举政治”来确认共和国总统候选人，呈现出一种强烈的现代宪政体制与宗教回归相结合的意味。⑤革命后历届总统选举虽然有起有落，但终不至于引起国家的政局混乱，充其量只是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之争而已。
其次，“政教合一”的教俗联盟模式，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海湾君主国大都属于此类。这些海湾君主国以所富藏的石油为依托，充分发掘伊斯兰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始终高举伊斯兰的旗帜，成为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体制的典范。它沿袭了一脉相承的君主制和贝都因部族的历史传统，构建了具有浓厚伊斯兰复古主义和传统主义倾向的政治制度。沙特王国始终坚持以家族为特点的世俗君主制同伊斯兰教及其组织结构之间的契合，形成强大的伊斯兰联盟，坚持了政教合一和以教治国。⑥君主制模式的权力继承一般没有什么问题，王储继承王位是天经地义之举，但面对新形势和新挑战，沙特家族还是不断调整其统治模式。1993年，作为沙特的国家政治咨询机构，沙特的新协商会议成立，这被西方称之为沙特建国以来的“第一个代议制议会”，它实际上已经部分参与了立法。
除了以上两种模式，在其余的大多数共和制政体国家中又出现了很多“亚模式”，而且各具特色。（参见表2）
第一种就是所谓的伊斯兰“劫持民主”(Hijack Democracy)模式，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阿尔及利亚和苏丹、2006年哈马斯执政下的巴勒斯坦等属于这种类型。伊斯兰拯救阵线是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它在1989年3月成立后很快获得合法地位，并成为阿尔及利亚最大反对党。该组织的宗旨是拯救已经丧失的十一月革命成果，参与解决国家面临的总危机；纠正文化、文明领域的偏差；统一伊斯兰阵线，加强阿拉伯民族团结；用伊斯兰思想代替外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识。组织领导人宣称它不是传统概念的政党，不属于某一个伊斯兰派别，而是把国内一切伊斯兰派联合起来为实现一个全面纲领而奋斗的统一阵线。1990年6月，伊斯兰拯救阵线参加阿尔及利亚独立后首次进行的省、市、镇级议会选举，在48个省中的32个省、1541个市镇中的853个市镇处于领先地位，获得55.42%的选票。最令西方吃惊的是，在1991年12月举行的阿尔及利亚议会选举中，“阵线”获得人民议会430个议席中的188席，超过当时执政的解放阵线15席。一时间，西方惊呼“劫持民主”。最终，阿尔及利亚通过军方和司法手段解散了伊斯兰拯救阵线，才度过一次重大的政权转换危机。这一事件充分表明了伊斯兰势力在中东的崛起之势。
第二种是叙利亚开创的“子承父业”的威权主义共和制模式，它也被西方称为“君主—共和制”(republican monarchy)⑦或者“总统制的君主制”(presidential monarchy)。⑧叙利亚是中东复兴党统治模式的主要代表。在复兴党模式形成之前，叙利亚曾经实行过一段议会民主制，在此体制下，叙利亚政府软弱、政局不稳、效率低下，到20世纪40、50年代终难以为继而崩溃。经过权力斗争和混乱，最终阿萨德建立了总统专制的威权主义体制。从1970-2000年，该体制维系了叙利亚30年的稳定。但在阿萨德2000年去世之后的权力交接问题上，叙利亚创造了中东的一个先例，即通过修改宪法的方式让当时不满35岁的巴沙尔执掌叙利亚政权合法化，由此开创了中东共和政体下“子继父业”的新模式。按照阿萨德时期叙利亚的宪法规定，叙利亚总统候选人必须为年满40周岁的叙利亚人，但阿萨德去世时，巴沙尔刚34周岁，于是叙利亚议会就在阿萨德逝世的当天举行特别会议，将宪法上述规定改为34岁，为巴沙尔当选总统铺平了道路。巴沙尔随后被任命为叙利亚武装部队总司令，并成为执政的复兴党唯一的总统候选人。2000年7月10日，在叙利亚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巴沙尔·阿萨德作为唯一总统候选人以97.29%的绝对多数票当选为叙利亚新总统。
第三种是伊拉克的从威权主义到“枪口下的民主”模式，阿富汗和巴勒斯坦在一定意义上也属于此类。萨达姆时代的威权主义同叙利亚和埃及并没有很大不同，在权力交接的问题上，萨达姆一直在培养自己的两个儿子——长子乌代和所谓的“准继承人”次子库赛。但是，由于2003年发生了美国入侵伊拉克从而通过军事方式推翻萨达姆政权的事件，伊拉克成为美国军事占领下、由美国主导的一种新的民主培育制度模式——即“枪口下的民主”。在美军为首的联军占领和支持下，伊拉克先后就议会、过渡政府、临时宪法等进行多次全民大选，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得了成功。但是，伊拉克政治重建仍然困难重重，国内政见分歧严重，种族、宗教的斗争难以平息，从而使人们对伊拉克能否建成一个健康的民主体制产生怀疑。2001年，美国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为由发动阿富汗战争，不仅摧毁了塔利班政权，而且沉重打击了“基地”组织。但是直到目前，阿富汗的民主化前景并不明朗，特别是2004年和2009年两次选举中的舞弊以及恐怖威胁就是明证。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经历表明，由于缺乏必要的民主化基础，此类“枪口下的民主”所产生的政权多体现出“虚弱”的特征，既不能很快实现国家稳定，又无力推进经济恢复，导致发展迟滞，问题很多。
第四种是黎巴嫩的“街头政治”模式或者“颜色革命”模式。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民主化的第三波浪潮，终于在21世纪最初的几年里席卷了苏联解体后留下的所谓民主真空地带——黑海、高加索地区和中亚草原，并被西方媒体称之为“颜色革命”。2005年2月14日，以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遇刺为突破口，黎巴嫩反政府人士开始在贝鲁特街头展开抗议活动，最终导致原政权垮台，从而引发了中东地缘政治的新一轮地震与动荡。⑩
二、宪法第七十六条修正案的提出与反响
那么，究竟埃及属于什么模式？是否有一种可以称之为“埃及模式”的模式？
2005年2月26日，埃及传出了令整个阿拉伯世界乃至国际社会震惊的消息，穆巴拉克总统向人民议会提议要求修改宪法第七十六条，指示议会废除总统选举“唯一候选人”的选举制度，允许有多党多名候选人通过直接选举产生总统。在实施严格控制的25年之后，穆巴拉克总统主动做出“直选、秘密、多个候选人”这一关系到整个埃及政治制度重大调整的改革举措，显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其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和现实意义。
首先，迫于美国压力，穆巴拉克总统不得不做出某种让步。正如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穆巴拉克总统提议多党参加竞选是“对华盛顿新近施加的压力做出直接回应的最清楚的例证”。(11)尤其是小布什将阿拉伯改革与其全球安全相联系的政策，至少可以解释这场所谓“民主运动”兴起的原因。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最主要的盟友之一，埃及每年得到美国多达20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却对美国要求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置之不理。2005年2月，小布什在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说中宣称，传播民主是美国“国家安全提出的迫切要求”，并公开点了埃及的名。他说：“伟大而骄傲的埃及人民，在实现中东的和平方面已经走在前列，在中东通向民主的道路上也应该走在前列。”(12)该讲话明确要求穆巴拉克积极推进民主化进程。随后，国务卿赖斯取消了访问埃及的行程，以抗议埃及政府逮捕反对派领导人艾曼·努尔。即使在穆巴拉克宣布修改宪法之后，小布什仍然在施加压力。在国防大学的演讲中，他向穆巴拉克建议，为了通过对埃及民主制度的考验，总统选举应该赋予人民“集会自由的权利，允许多名候选人参选，使候选人享有自由使用媒体的权利，以及使人民享有组建政党的权利”。(13)
其次，大中东计划在中东所造成的冲击和影响。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特别是2004年美国提出“大中东计划”之后，一股被称为“民主化寒流”开始在中东涌动。(14)作为中东大国的埃及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这是导致“埃及总统多党直选”局面出现的地区因素。2005年1月，先是尚未建国的巴勒斯坦举行了阿拉法特去世后的民族权力机构主席的大选，然后是伊拉克人不顾恐怖威胁及谋杀的危险勇敢地走向投票站，参加了自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之后的第一次议会选举。2月初，沙特也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市政选举。2月中旬，黎巴嫩举行了要求“主权”、“独立”的街头运动，导致亲叙利亚政府倒台并最终成功地将叙利亚驻军赶出黎巴嫩。一时间，西方政界和媒体认为“中东民主浪潮兴起”、“阿拉伯的春天”已经到来。(15)英国首相布莱尔称赞说，在美国和英国的推动下，中东出现的“变革的涟漪”为这片愚昧的穆斯林土地带来了民主。(16)不管“阿拉伯之春”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或者为之过早，但它对包括埃及在内的中东国家的影响不容忽视。
再次，从国内角度来看，埃及的公民社会发展特别是反对派力量有所增长，媒体也更为自由，埃及的政治体制变革的势头愈来愈强。截止到2005年，埃及的政党数量已增加到19个；另外，埃及的报刊和言论也更为自由化了，据统计，现在埃及的报刊杂志已达到500多家。进入21世纪后，包括工会、行业协会、体育协会、企业家联合会和宗教团体等非政府性组织也开始频繁活动。
强大的民间政治力量迅速形成，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改变埃及运动”，即所谓的“肯飞亚运动”（肯飞亚，阿拉伯语Kifaya，意为“够了”）。该运动最早在2003年斋月期间出现，主要有一大帮对政府持批评意见及要求中东地区进行变革的埃及知识分子组成，矛头针对穆巴拉克持续执政而且极有可能把总统职位交付给他的儿子，他们提出了“不要继承、不要连任”的口号。他们呼吁宪政，进行政治改革，要求改变埃及的内外政策，举办自由而直接的选举，在外直接指向美国和以色列，在内则要求改变甚至推翻政府。正如他们所宣称的那样：“作为埃及公民，我们认为国家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和挑战，而这些危险和挑战是由美国入侵和占领伊拉克，以及犹太复国主义者持续对巴勒斯坦人民施加压迫所造成的；最近美国提出的大中东计划要重塑中东政治版图，这已经威胁到了我们的国民性和身份……而教条的政府不能应对这种挑战，要想拯救埃及除了改变政府而别无他法。”(17)
数年来，埃及反对派一直要求对宪法进行改革，限制总统任期，举行普选，但均受到政府的压制。2005年1月底，埃及政府以违宪筹组政党为由，逮捕了反对党“明日党”领袖艾曼·努尔，并做出对其拘禁45天等待调查结果的决定。但随后在美国压力和外界的影响及反对派的强烈反对下，被迫于3月12日提前释放了艾曼·努尔。在这种情况下，埃及国内的反对派活动越来越公开化。2月21日，开罗大学发生反对穆巴拉克的示威活动，包括自由派、左派和伊斯兰教人士在内的500多名示威者公然打出了“打倒穆巴拉克”的标语，并要求进行宪法改革，让更多的候选人角逐总统职务。从2004年底以来，类似事件已经发生了四次。
从以上原因来看，最主要和根本的原因仍然是美国因素。不论是直接施压或者大中东计划，以及支持或扶植埃及国内政治反对派，在很大程度上都打着美国的印记。美国纽约州萨拉·劳伦斯学院中东问题专家法瓦兹·格吉斯对此分析颇具代表性，他说，“这是内部要求在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进行改革的渴望和呼声与国际社会、尤其是布什政府施加外部压力的共同作用。非此即彼的说法都是错误的……”，(18)美国的压力、外部的影响及内部的动力都使得埃及的这次民主化改革近乎水到渠成。
穆巴拉克关于要求议会修正宪法第七十六条款的指示一经国家媒体播出，立即在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当天在全国各地的咖啡屋、电视、报纸上成为最赚眼球的新闻，当地媒体称之为“一场地震”，认为是穆巴拉克承诺民主改革的“新阶段”。在埃及颇有影响的《今日埃及》杂志高级作家哈迪亚·穆斯塔法(Hadia Mostafa)指出，这个消息是如此令人吃惊，是因为它深深地震撼了人们的思想，在此之前没有一个埃及人会相信有朝一日他也会成为国家总统。对于那些梦想实现西方式民主的年轻人来讲，它显然具有非常巨大的吸引力。(19)
即使是在政治诉求上存在巨大分歧的那些埃及政治反对派，对此居然都做出了大致相同的反应。在存疑的前提下，他们认为穆巴拉克的这一改革举措毕竟带来了一些变化，改革将会导致民族民主党长期绝对控制政治局面的改变。华夫脱党总书记赛义德·巴达维(Al-Sayyid Badawi)认为，“宪法修正是实现民主的胜利……它搬掉了在通向政治和民主改革道路上的巨大绊脚石”。国民统一进步集团党主席里夫特·赛义德(Rif'at al-Sa'id)认为，总统的声明“是一个积极的进步……它将把埃及置于通向真正自由和民主的大道上。”(20)在对穆巴拉克行为表示赞赏的同时，他们要求政府进行更大步骤的改革，包括限制总统任职期限和年限、减少总统权力、停止紧急状态法的实施等等，不然的话，仅是修正第七十六宪法条款改革仍是有限的。自由派的明日党甚至提出一部题为“明日的宪法：他们只是针对过去，而我们却面向未来”一共有209条的所谓“新宪法”。穆斯林兄弟会对穆巴拉克的这一决定同样表示了审慎的欢迎，称之为一项重大的进步。但他们也很快指出了穆巴拉克声明中的“细节”——即“政党”一词的使用：“共和国总统的选举将采用直接、普选而且秘密的投票方式；将给与所有政党参与总统选举的机会；并且保证不止一名候选人参加总统职位的角逐”。因为穆斯林兄弟会根据政党法还不是一个“政党”，为此他们呼吁政府应该允许其成为一个合法的政党，而且可以出版报纸。(21)
与上述政党或“准政党”不同，“肯飞亚运动”在穆巴拉克提出修正案之后，采取了不同于传统反对党的新战略，那就是在公开场合组织政治斗争并且充分利用日益增长的阿拉伯新式媒体。他们在街头组织了多次的抗议活动，所使用的标语和标志都是统一的，直指穆巴拉克总统及其政策。他们还积极组织妇女和其他少数民族参加，随时将其活动照片和信息传给一些卫星电视台和网站。
2005年5月10日，埃及就宪法第七十六条修正案举行全民公决，虽然遭到反对党抵制，但宪法修正案还是以绝对的压倒多数被通过，从而为改革总统竞选规则奠定了法律依据。2005年9月7日，依据新修正法，举世瞩目的埃及“历史性”的总统大选顺利举行，共有700多万人，大约占全部选民23%的人口参与了投票。（参见表3）之所以说它是一次历史性的大选，因为这是几千年来埃及历史上第一次由多个候选人（一共是10位候选人）采用公开、直接、秘密的方式选举国家领导人。在选举过程中，埃及出现了多少年来很少见的民主气氛，宣传、演说、集会无所不用其能，包括穆巴拉克总统在内也不得不亲自出面争取选民支持，并且承诺如果竞选成功，将集中解决民众普遍关心的高失业率问题、中产阶级的工资待遇问题、妇女的地位、公共卫生和教育问题，甚至同意用一部反恐怖主义法来取代人们早已不满的紧急状态法。选举结果并不出乎人们的意料，在十位候选人的角逐中，已执政24年的民族民主党候选人、现任总统穆巴拉克获得了88.6%的选票而获胜，尽管这也是穆巴拉克成为埃及总统之后赢得的选票最少的一次。（参见表4）9月27日，穆巴拉克总统宣誓就职，开始他的第五届任期。
三、从议会选举到“宪改纠纷”：新的民主气象？
2005年底，埃及总统大选的气氛还没有散去，议会选举开始举行。这次选举也因穆巴拉克总统在此前总统选举时承诺进行政治改革的第一次议会选举，而备受瞩目。
共有5414名候选人参加了选举角逐444个议会席位。选举分别于11月9日、11月20日和12月1日在埃及的全国各省进行。执政的民族民主党为避免2000年选举出现的尴尬，即以党员身份登记的候选人只得到38%的席位，而另外51%的席位是党员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赢得的这样一种局面，对党内的争论进行了协调，吸纳了新的党员并确定在民族民主党提名的候选人中新党员应占到35%的比例，为议会增添新鲜的血液，从而推进改革。
反对派组建了所谓的“促进变革民族统一阵线”，包括华夫脱党、劳动党、阿拉伯民族主义纳赛尔党、伊斯兰中间党、肯飞亚运动、促进民主转型的国家团结运动、促进改革全国联盟等11个政党和组织。明日党被排除在外。而穆斯林兄弟会提出150个候选人的阵容，决定在选举期间与“促进变革民族统一阵线”合作，不过仍然选择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对穆斯林兄弟会而言，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以组织一次很成功的竞选，因为和以前历届议会选举政府对它的限制不同，2005年的选举不仅没发生兄弟会高层领导人和支持者在选举前被拘留或逮捕的事件，而且政府还释放了部分政治犯，并破例允许国家控制的媒体对兄弟会的领导人进行采访。兄弟会做出的回报是，它不在那些有民族民主党重要候选人的选区提名自己的候选人（例如总统办公室主任或者人民议会议长所在的选区）。尽管这些反对派都意识到自己不可能获胜，但他们还是希望能比上届议会增加反对派的名额。
11月6日，法院赋予有关公民社会组织正式监督大选的权力，反对派第一次实现了在选举中不避讳要求国际监督的愿望，政府给反对派所戴的“外国利益的代理人”的帽子也终于被摘掉。
第一轮选举结束，民族民主党获得了69.7%的选票，穆斯林兄弟会获得了近20%的选票，非伊斯兰的反对党和独立候选人只得到了4.8%的选民支持。三轮选举结束后，民族民主党赢得了70%的席位（311席），穆斯林兄弟会赢得了20%（88席）的席位，其他反对党赢得3.5%的席位——华夫脱党6席，国家统一进步党2席，明日党2席，阿拉伯民族主义纳赛尔党2席。独立候选人获得了6.5%的席位。选举结束后，穆巴拉克总统依据宪法分别任命了5位妇女和5位科普特人为议员。(24)
选举在前两轮并没有出现不规范的现象，甚至在选举前没有任何一位穆斯林兄弟会的候选人被逮捕，这是自从1995年议会选举以来的第一次。(25)只是到了第三轮的时候，在个别选区出现了暴力事件，以及选民和警察的冲突，造成12人死亡，500多人受伤，数百人被拘捕。(26)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经过前两轮选举，政府不再愿意让兄弟会获得更多的议席。(27)2005年议会大选结果再次表明，穆斯林兄弟会已经是埃及无可争议的第二大党，也是最大的反对党。在政治舞台上（比如说议会）一种公开的政治较量终于在执政的民族民主党和要求实现伊斯兰化的穆斯林兄弟会之间形成了。
尽管如此，政府还是有效地阻止了埃及宗教和其他政治、社会势力在未来政坛上实现统治的可能性。在此，有必要联系宪法第七十六条修正案和议会选举的情况进行分析。在修正案提出之前，埃及1971年宪法第七十六条关于总统的选举是这样规定的：“人民议会提名共和国总统……总统候选人必须赢得议会至少2/3议员的支持，然后交由全民公决。”这就意味着要想成为共和国总统，必须控制议会2/3以上的议席才有可能，这也是历届议会大选政府进行干涉最主要的缘由所在。
修订之后的第七十六条虽然规定总统的选举通过全民直接、匿名、差额投票的方式进行，但还有很多限制：总统候选人必须获得250名议员的支持才能参与竞选，至少65名来自人民议会，至少25名来自协商议会，10名来自14个省份的人民议会。凡成立时间已满五年并且在上次选举中获得人民议会、协商议会5%以上席位的政党，才可以向总统选举最高委员会举荐一名候选人参选。而在本次选举（即2005年的第一次大选）中，每个政党均可向最高委员会举荐一名候选人。(28)这就意味着政府仍然可以通过干涉议会选举阻止反对派的领袖或成员称为总统候选人。
2005年的人民议会大选正好反映了这一事实。其一，尽管穆斯林年兄弟会已经成为“事实上最大的反对党”，但在法律上它仍然是不被承认的政治组织。也就是说，穆斯林兄弟会若想竞选总统职务，只能仍然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但这需要250名议员的签名，从兄弟会在人民议会、协商会议，以及地方人民议会的地位来讲，兄弟会要实现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其二，2005年选出的议会最大的“合法的反对党”是仅得6个席位的华夫脱党，这据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必须达到5%的议席数相去甚远，(29)其他政党就更不用提了。这阻止了合法政党参选总统的可能性，这被批评为与其说是“促进民主”还不如说是“进一步加强了执政的民族民主党的权力”。(30)
众所周知，自1981年继任埃及总统以来，穆巴拉克未能坚持纳赛尔总统和萨达特总统的惯例，始终拒绝任命一位副总统。长期以来，他一直在培养自己的二儿子加麦尔·穆巴拉克在政治上的成长。早在2002年，在民族民主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加麦尔就被任命为该党的书记处政治书记，成为执掌党内大权的重要人物，在埃及的经济政策和国内政治政策的形成方面，加麦尔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也成为埃及政坛统治集团内部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的领袖。(31)
种种迹象表明，埃及政坛近年来发生的这些事件很可能是穆巴拉克在2005年修改宪法时就设定的一盘棋，几方的博弈表面看仍在继续，棋局却早已有了结果。穆巴拉克既缓解了来自外部特别是美国的要求埃及推动民主化的压力，又迎合了内部反对派一定程度的民主化的要求。最重要的是，这样还避免了类似叙利亚模式的尴尬和风险，因为加麦尔可以通过合法合理的程序、以体面的方式被人民“选举”为未来的埃及总统，而不用戴着一顶“子承父业”的帽子，其合法性将来源于宪政而不是其父亲。(32)
2006年12月26日，穆巴拉克总统向人民议会提出对1971年宪法其中的34条条款进行修正。2007年3月13日，人民议会立法和宪法委员会及协商会议批准了修正案。在议会党团内部，同意宪法修正的民族民主党的议员打出绿色旗帜，写着“支持修宪，为了埃及的现代化”，而反对党则打出黑色旗帜，上书“对宪法政变说不”。经过多轮会议和辩论，3月19日，在人民议会中这些修正案条款被以315对109票绝对多数通过。随后，穆巴拉克要求在2007年3月26日提前举行全民公决，原定日期是4月的第一个星期一。这样，以修宪条款和提前举行全民公决为核心，埃及政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宪改纠纷”。
针对宪法修正，政府再次处于被反对派批评的风口浪尖。穆斯林兄弟会对修订的宪法第八十八条和第一百七十九条提出质疑，认为它们“排除司法对议会选举的监督，为（政府）束缚（选举）敞开了大门，是对基本人权和政治自由的一记重拳”。(33)设在伦敦的国际特赦组织也表示，即将进行的全民公决特别是其中的反恐怖法令，将会导致“26年来对权利最严重的侵害”。(34)而三个传统反对党——华夫脱党、国家进步统一党和纳赛尔主义党也纷纷指责提前举行的全民公决日是“埃及历史上一个黑暗的日子，它是埃及民主的葬礼日”。(35)“肯飞亚运动”则把宪法修正称为“荒谬的过程”，甚至指出宪法修正继续赋予“总统以没有任何约束的权力，这些修正案抑制了公共自由，为加麦尔·穆巴拉克顺利接班铺路”。以前总理阿齐兹(Aziz Sidqi)领衔的全国联合促变运动则召开大会号召抵制公决，阿齐兹认为，“埃及处在关键时刻，而修正案的公决将是灾难性的”。(36)他认为穆巴拉克身边的那些利益集团联合起来为得是获取非法利益。
宪法修正最具争议性的条款是第一百七十九条修正案。该条规定：“政府负有责任保卫安全和公共秩序免受恐怖主义的袭击。而对于打击此种危险所必需的证明和调查的专门的裁定都由法官依据法律执行，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不受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四条以及第四十五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措施所约束。共和国总统有权把任何恐怖主义犯罪提交给由宪法和法律所所确认的司法机关进行审理。”(37)
对于前款，它被认为“意味着在没有司法监督、批准和授权的情况下，只要被怀疑有罪（嫌疑犯）都可能被拘捕、调查和监控。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被拘捕，这是对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的压制”。而对于后款，则意味着“嫌疑犯被剥夺了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他可能会被绕开民事法庭而直接由军事法庭审判，那样的话嫌疑犯通常没有律师为他提供服务”。(38)
该修正案最成问题的是它允许停止宪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四条及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而这些条款都是保护个人自由的。埃及前国务事务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哈迈德·加麦尔(Mohamed Hamed El-Gamal)对此提出严厉批评，“这将使埃及从亚历山大到阿斯旺都成为一座监狱，而人民只受一个人以及行政权力的支配”(39)。
不过，埃及人民议会议长法希·索鲁尔(Fathi Sorour)则指出，该条款只适用于恐怖主义犯罪，而不是其他犯罪，而且只在必要的情况下才会使用。国家将会在保护安全、公共秩序及维护个人自由和权利方面寻求平衡。不过他也承认，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方面也会有例外，从而限制个人自由。
四、出乎意料的“政治革命”与充满挑战的权力过渡
2010年秋末冬初，埃及新一届人民议会选举结束，虽然仍旧是一系列的争议和冲突，但结果显示穆巴拉克的统治似乎更加稳定，因为执政的民族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赢得了总共508席中的420席。尽管他还未曾宣布在2011年继续竞选总统，但人们普遍认为，如果穆巴拉克不再谋求第六届连任，那么接班人非其儿子加麦尔莫属，因为按照上述宪改的安排，民族民主党内无人再和加麦尔去竞争，而按照修订后的宪法，议会和反对派甚至推不出有实力的竞争性候选人。
在穆巴拉克时期，埃及政治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实现了政局的稳定。这主要体现在行政和立法两方面的稳定。穆巴拉克时代的内阁平均延续的时间比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内阁都要长。从1981-2006年，共有8人先后担任总理之职，组阁13次，平均寿命21.5个月；而1923-1952年期间共组阁40次，平均寿命9个月；纳赛尔总统时期（1952-1970年）共组阁18次，平均寿命14个月；萨达特总统时期（1970-1981年）共组阁16次，平均寿命7个月。(40)从兼职总理的角度来看，穆巴拉克作为总统只是在他掌权开始任过3个月的总理职务，相比较而言，萨达特兼任总统和总理职务长达35个月，是穆巴拉克的11倍，纳赛尔则兼职136个月，是穆巴拉克的45倍。(41)穆巴拉克总统时代内阁人员变化率与之前几个阶段相比也有所下降。截止到2005年，穆巴拉克总统在任25年来共更换过123位部长，而萨达特总统在任的11年内就更换了170名部长。
穆巴拉克经历了人民议会七次大选（1984年、1987年、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和2010年），除了2005届作为宪改标志提前选举，只有两届人民议会没有完成任期，萨达特则经历了三次大选（1971年、1976年和1979年），一次未到届，纳赛尔经历了四次大选（1957年、1960年、1964年和1969年），四次都未到届。纳赛尔时期第一次议会未到届是因为与叙利亚的合并，第二次未到届则是与叙利亚分开造成的。然而，穆巴拉克时期1984年和1987年两届人民议会没有完成规定的五年任期则是因为高等法院有关选举违宪的决定。
但政局稳定并不意味着政治稳定，充其量只是政治稳定的一个方面。事实上，埃及政治发展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政治不稳定。(42)塞缪尔·亨廷顿通过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考察后深刻地指出，现代性意味着稳定，现代化则意味着动乱，(43)这是在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普遍现象。但问题的核心恰恰在于，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稳定似乎又是推进现代化的必要前提，没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就会因为动乱不堪而无所成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建立的各种类型的威权主义政体对稳定的追求远远超过它对现代化的追求。这就形成了悖论：一方面要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稳定，另一方面又必须在稳定中推进现代化。(44)依靠什么来实现这一点？如何把握二者之间恰当的分寸？暴力方式导致的制度变迁成本过高，而渐进的和平方式付出的时间又太久（变迁的成本同样很高），如何消弭二者的内在矛盾？威权主义能够把自己既作为工具又作为目的吗？它能够利用自己把自己最终消灭掉吗？如果可能消灭掉，又会是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多年来，学界普遍认为，埃及发生类似伊朗的共和革命、黎巴嫩的颜色革命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反政府的激进伊斯兰运动遭到压制，“肯飞亚”的街头运动则非常有限，并且政府很快就能控制局面；于是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埃及政治是否会以某种“和平方式”发展伊斯兰化的可能性。1991年伊斯兰拯救阵线在阿尔及利亚大选获胜给了穆巴拉克很大的教训，据说他曾对阿尔及利亚前总统提到不应该允许伊斯兰主义者参与阿尔及利亚的自由大选。根据一位兄弟会领导人的说法，穆巴拉克“多次宣布他不会重复（阿尔及利亚的）错误给予伊斯兰分子官方参与政治或者参加到民主选举的权利”。(45)穆巴拉克的担心不是没道理的，阿尔及利亚大选的结果加强了他的判断，如果允许自由而公正的大选，那就很可能意味着他的政权得不到席位。就像2005年议会大选所表明的那样，民主选举的形式可以进行，但不能保证选举的结果符合世俗政权和美国的意愿。虽然执政的民族民主党不出所料维持了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但反对派穆斯林兄弟会在议会的席位比上届增加近5倍。埃及政府为此发出警告，一旦民族民主党被取代，埃及将陷入一片混乱。布什总统要求在埃及“扩大民主的呼吁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46)
但是，2011年初发生的事情却再一次验证了中东作为“世界政治的流沙”绝非言过其实。1月14日，在持续了近一个月的民众抗议后，统治突尼斯达23年之久的本·阿里政权突然倒台，他本人则仓皇出逃沙特阿拉伯。当外界关于“谁是下一个突尼斯”的猜测刚刚提出不久，埃及这个举足轻重的中东大国就已经站在了风口浪尖上——此前已有数名埃及人仿效掀起突尼斯政变的失业青年自焚。1月25日，开罗市中心的解放广场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埃及人直接以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骚乱回答了人们的疑问。在接下来的18天里，人们就像看过山车一样目睹了统治达30年的穆巴拉克政权在瞬间倒塌。2月11日，前几天刚刚被任命为副总统的埃及前情报首脑苏莱曼宣布穆巴拉克辞去总统职务，一个时代就此结束。这在整个中东乃至世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媒体称之为“这是1989年东欧剧变以来世界政治体制发生的又一次巨大变革”。(47)1989年的变革所产生的“民主化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导致了冷战的结束，而此次变革引起了强权体制的“连锁崩溃”，阿拉伯国家的政权陷入剧烈动荡之中。
现在判断这场巨变的原因及其影响还为时尚早。不过也的确有个别西方学者早就指出，如果埃及政府不能继续向前推动改革，国家很可能会发生类似伊朗的革命或者“起义”。(48)还有学者借用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危机”概念暗示，如果埃及的政治统治精英不能兑现其对于埃及现代化和民主化的承诺，那么就很有可能会被国内的伊斯兰势力所推翻。(49)
当人们猜测这是否又是美国策动的一场“颜色革命”时，遭到了一些专家的否定。正如法国阿拉伯问题专家利奥纳尔·韦龙所认为的，从白宫和国务院一开始就做出的杂乱无章的各种反应来看，美国对这场席卷多个亲美政权的阿拉伯抗议潮措手不及、完全出乎意料。(50)
事实上，在埃及问题上，美国一再试图挽救这个盟友的政权。它先向埃及派出秘密使者，试图使穆巴拉克在台上维持到9月份，但遭到抗议民众的强烈反对。接着退而求其次，要求穆巴拉克立即将政权移交给刚刚被任命的副总统苏莱曼。因为苏莱曼作为埃及情报和秘密警察力量的主要领导人，多次参与中东和谈，与美、以关系密切，是一个受美国信任的政治家。但此举遭到埃及军队的强烈抵制，军队坚决反对把政权交给苏莱曼。妥协的结果是穆巴拉克将部分总统权力移交给苏莱曼，但保留自己的总统职务。这种安排却遭到民众的坚决拒绝。最终是军队而非副总统执掌政权，亦非宪法规定的议会议长。
从埃及被宣布将为共和国伊始，非正常（非制度化）的政权交接就成为埃及政治继承的特点。截止到目前，它是由如下四步组成的：第一步是纳赛尔从七月革命的幕后走到前台，取代纳吉布将军；第二步是作为“奇里斯玛”式领袖的纳赛尔去职于突发的心脏病而由副总统萨达特接任；第三步是萨达特总统被刺杀在纪念十月战争的庆典仪式上，由副总统穆巴拉克接掌政权；执政了30年的穆巴拉克在2011年终于先是被所谓的“人民起义”逼得无所适从，继而被迫交权于军方，演出一场所谓的“准军事政变”则是第四步。
与前几次权力交接（非制度化，但体现了某种制度化安排，即副总统在非常时期接任总统职权）不同之处在于，穆巴拉克长期以来拒绝任命一名副总统（非制度化，但把仅有的“某种制度化安排”也破坏了），等到解放广场的人民起义变得不可控制而再来任命一名副总统时，无论如何都显得姗姗来迟。从政治继承或换代的角度而言，正如西方媒体分析的那样，“在执政的30年里，穆巴拉克未能建立起一个民主的制度性构架，这使得权力的有序过渡变得更加复杂。军队和穆斯林兄弟会是两股可以填补权力真空的势力”。(51)问题在于，目前的“军政府”——仍旧为穆巴拉克的战友们所控制（无论是国防部长坦塔维还是武装部队参谋长安南，均被称为是“自穆巴拉克30年统治中获利最多的军方菁英”(52)）——能否像它承诺的那样顺利完成修宪，废除紧急状态法，维持稳定，进而产生民选政府，达致和平交权，却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何况这其中还不可避免地要掺杂着非常复杂的伊斯兰因素。对于坚持了近60年的世俗政权来说，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的挑战同样严峻。
注释：
①彭树智：《文明交往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总论，第15页。
②〔美〕霍华德·威亚尔达：《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娄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151页。
③〔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144页。
④本文下面的分析和比较没有涉及土耳其的民主化模式，是因为土耳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毫无疑问，土耳其模式对中东其他威权主义国家的民主化有着很重要的借鉴作用，参见：Meliha Benli Altunisik,"The Turkish Model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rab Studies Quarterly,Volume 27,Numbers 1 and 2,Winter/Spring 2005,pp.45-63.
⑤对此，英国著名中东史专家伯纳德·路易斯就说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自称是回复伊斯兰教政府的正道，但它却是以成文宪法和选任议会的形式来做此恢复——成文宪法和选任议会在伊斯兰教教义或伊斯兰教历史当中，都是没有先例的。”参见〔英〕伯纳德·路易斯：《中东：自基督教兴起至二十世纪末》，郑之书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年第2版，第388页。
⑥王铁铮、林松业：《中东国家通史·沙特阿拉伯卷》，彭树智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01页。
⑦Khair Abaza,"Political Islam and Regime Survival in Egypt,"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January 2006,p.2.
⑧Mehan Kamrava,The Modern Middle East:A Political History since the First World War,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p.343.
⑨一开始黎巴嫩的反对派街头抗议活动被称为“玫瑰革命”，后来由于黎巴嫩国旗上的雪松而被美国国务院称为“雪松革命”。
⑩2005年2月28日，在议会不信任案辩论中稳操胜券的黎巴嫩总理卡拉米未经辩论程序即宣布辞职，一个亲美政权上台，以后叙利亚又被迫撤出在黎巴嫩长达29年之久的军事存在。
(11)霍华德·拉弗兰基：《为何民主运动在中东风起云涌》，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站，新华社联合国2005年3月14日电。
(12)Yoram Meital,"The Struggle Over Political Order in Egypt:the 2005 Election," Middle East Journal,Volume 60,No.2.Spring 2006,p.264.
(13)霍华德·拉弗兰基：《为何民主运动在中东风起云涌》，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站，新华社联合国2005年3月14日电。
(14)唐继赞：《美“民主化”寒流在中东涌动》，载《世界问题研究》2005年4月13日。
(15)霍华德·拉弗兰基：《为何民主运动在中东风起云涌》，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站，新华社联合国2005年3月14日英文电。
(16)谢默斯·米尔恩：《民主并没有在中东不断发展》，英国《卫报》2005年3月10日。
(17)Yoram Meital,"The Struggle Over Political Order in Egypt:the 2005 Election," Middle East Journal,Volume 60,No.2.Spring 2006,p.257.
(18)霍华德·拉弗兰基：《为何民主运动在中东风起云涌》，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站，新华社联合国2005年3月14日英文电。
(19)Yoram Meital,"The Struggle Over Political Order in Egypt:the 2005 Election," Middle East Journal,Volume 60,No.2.Spring 2006,p.265.
(20)Ibid.
(21)Yoram Meital,"The Struggle Over Political Order in Egypt:the 2005 Election," Middle East Journal,Volume 60,No.2.Spring 2006,p.257.
(22)Khair Abaza,"Political Islam and Regime Survival in Egypt,"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January 2006,p.10.
(23)Khair Abaza,"Political Islam and Regime Survival in Egypt,"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January 2006,p.10.
(24)Khair Abaza,"Political Islam and Regime Survival in Egypt,"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January 2006,p.10.
(25)Issandr El Amrani,"Controlled Reform in Egypt:Neither Reformist nor Controlled," December 15,2005,http://merip.org/mero/mero121505.html.
(26)Yoram Meital,"The Struggle over Political Order in Egypt:the 2005 Election",in Middle East Journal Volume 60,No.2,Spring 2006,p.275.
(27)Khair Abaza,"Political Islam and Regime Survival in Egypt,"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January 2006,p.10.
(28)埃及新闻部国家新闻总署：《穆巴拉克与现代化国家建设》，埃及驻华使馆新闻处编，中文版，北京2006年，第38页。
(29)在2006年底提出并在2007年公决的宪法修正案对此作了改动，改为在人民议会或者协商议会获得3%议席的政党均可提名候选人竞选总统，这在某种程度上放宽了限制。
(30)Ganze Cavdar,"The Paradox of the Egyptian Political Reform," in Journal of South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XXX,No.4,Summer 2007,p.13.
(31)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Country Profile 2005:Egypt,p.13，参见http://www.eiu.com/schedule。
(32)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国外学者研究类似的结论，可参见Ganze Cavdar,"The Paradox of the Egyptian Political Reform," Journal of South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XXX,No.4,Summer 2007,p.19。
(33)Gamal Essam El-Din,"Winner Takes All," http://weekly.ahram.org.eg/2007/837/fr1.htm,2011-02-23.
(34)Ibid.
(35)Ibid.
(36)Mohamed El-Sayed,"Too Little,Too Late," http://weekly.ahram.org.eg/2007/837/eg2.htm,2011-02-23.
(37)参见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宪法，2007年第一百七十九条修正案。See the Amended Article 179,http://weekly.ahram.org.eg/2007/837/eg13.htm,2011-03-27.
(38)Gihan Shahine,"Protests at Amendment 179," http://weekly.ahram.org.eg/2007/837/eg3.htm,2011-02-23.
(39)Gihan Shahine,"Protests at Amendment 179," http://weekly.ahram.org.eg/2007/837/eg3.htm,2011-03-27。
(40)阿里·丁·希拉勒博士：《政治制度的发展(1805-2005)》，开罗大学政治研究中心2006，第225页。转引自埃及新闻部国家新闻总署：《穆巴拉克与现代化国家建设》，埃及驻华使馆新闻处编，中文版，北京：2006年，第35页。
(41)Bahgat Korany,Rex Brynen and Paul Noble,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Arab World,Volume 2,Comparative Experiences,p.51.
(42)关于埃及的政治稳定问题更为全面的研究，详见毕健康：《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对于埃及政治不稳定的问题，笔者受到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哈全安教授的启发，在2006年11月南开大学主办的第三届世界史论坛期间，笔者有机会与哈全安教授就埃及政治发展问题进行了采访式的谈话，受益匪浅，特此致谢！
(43)〔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1页。
(44)美国学者迈克尔·赫德森总结了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悖论式特征”：包括维持政治稳定与寻求社会变革的悖论；谋求社会经济发展与导致文化价值失范的悖论；理性上倾向现代，而感情上则依属传统的悖论等。参见〔美〕迈克尔·赫德森：《阿拉伯政治：对合法性的寻求》，耶鲁大学出版社1979版，第231页。转引自刘靖华、东方晓：《现代政治与伊斯兰教》，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09页。
(45)Najib Ghadbian,Democratization and the Islamist Challenge in the Arab World,Boulder and Oxford:Westview Press,1997,p.101.
(46)〔英〕安妮·彭基思：《一场战争及其可怕的后果：伊拉克战争后世界是如何变化的》，英国《独立报》2005年12月13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5年12月16日。
(47)《阿拉伯世界陷入崩溃的连锁反应》，载日本《读卖新闻》2月12日，《参考消息》2011年2月13日。
(48)例如美国学者Barry Rubin在其《埃及政治中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新修订版中就提出这样的疑问。参见Barry Rubin,Islamic Fundamentalism in Egyptian Politics,updated editi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2。
(49)Okbazghi Yohannes,Politics Economy of an Authoritarian Modern State and Religious Nationalism in Egypt,Lampeter:The Edwin Mellen Press,2001.
(50)郑若麟：《中东动荡震撼美欧：法国中东问题专家谈埃及局势对国际关系带来的影响》，《文汇报》2011年2月17日。
(51)《穆巴拉克的时代结束，埃及将何去何从？》，路透社开罗2011年2月1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2011年2月3日，第3版。
(52)台湾《自由时报》2011年2月13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11年2月14日。
标签：穆巴拉克论文; 政治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叙利亚总统论文; 美国政党论文; 英国政党论文; 议会改革论文; 美国选举论文; 美国革命论文; 伊斯兰文化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伊朗伊斯兰革命论文; 中东历史论文; 宪法修改论文; 人民民主论文; 中东局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