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历时态”与“共时态”系现代性研究的双重向度。“共时态”通常就空间维度而言，而“历时态”则指涉的是时间维度。从空间维度上说，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甚至不同的地区都具有不同的现代性；就时间维度而言，现代性并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液态的”“流动的”。从时间-空间相统一的角度来说，现代性总是具体的、历史的，这是构建“中国式现代性”的理论根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性在社会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因此，照搬所谓的“西方模式”抑或“东亚模式”均是不足取的，可取之法乃是通过对既有现代性样态的“批判性反省”，建构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之路。
关键词：“历时态”；“共时态”；现代性；空间布展；流动与变易
作为一个学术话语而言，“现代性”范畴恐怕早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了。但将“历时-共时”分析范式迁移过来，用于对“现代性”问题的重新探讨，这或许是本文研究视角的独特所在。笔者认为，“历时态”和“共时态”① “历时”-“共时”是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所使用的特定范畴，学界亦有学者使用“历时态”-“同时态”表述。参见孙正聿．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42-45.是现代性研究的两重基本向度。大抵说来，“共时态”通常是就空间维度而言的，而“历时态”则指涉的是时间维度。从空间向度看，现代性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乃至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显现出多种样态；就时间向度而言，现代性并非固化的，而是呈现出流动性、变易性的特质。约言之，现代性总是具体的、历史的，抽象的现代性在社会历史长河中是不存在的。因此，根据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自身的文化传统及社会制度等，建构“中国式的现代性”，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基本概念（范畴）之勘定
（一）关于“历时态”-“共时态”
“历时态”与“共时态”是从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那里迁移过来的。众所周知，“历时”-“共时”这一组范畴原本是索绪尔首先使用的，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简称《教程》）中首次提出“共时规律”和“历时规律”〔1〕的概念，并使用这一分析框架用于对“共时语言”和“历时语言”的分析考察。其中，《教程》第二编就是专门考察“共时语言”〔2〕的，第三编则是专门考察“历时语言”的〔3〕。后来，“历时性”（亦称“历时态”）和“共时性”（亦称“共时态”）这一对范畴被广泛运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和学科，并且逐渐成为语言学、文学、哲学、翻译学、音乐学、教育学、美学、传播学、文献学、历史学、文化学等众多研究领域的普遍分析范式。例如，和云峰（桑德诺瓦）先生巧妙地运用“历时性”与“共时性”分析范式来研究“跨界族群音乐”的问题〔4〕，陈先贵先生运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理论来分析“文学名著复译现象的成因”〔5〕，陈艳君和张传燧两位学者运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分析框架来研究“清末民国时期外语教学”的问题〔6〕，张宝华和王进两位学者运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理论来研究“接受美学在中国音乐学领域的接受过程”〔7〕，刘友女和傅艳蕾两位学者运用“历时性”与“共时性”研究范式来重新解读《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经典著作〔8〕，王亿本先生运用“历时性”与“共时性”研究范式来分析“非言语传播的四次转型”〔9〕，刘娟女士运用“历时性”与“共时性”研究范式来分析“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的问题〔10〕，幸晓峰研究员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视角来探讨“长征胜利的必然性”〔11〕，陈明博士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视角来进行“作物史”的研究〔12〕，罗康隆先生则运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分析范式来研究“苗族文化”〔13〕等等。因此，本文亦尝试着使用这一研究范式来分析“现代性”问题，认为“历时态”和“共时态”是研究现代性的两个基本向度。
调查表明，学生在学完《统计学原理》课程后，较少运用统计的相关知识，其比例高达73.4%，超总体的2/3之多；能够熟练运用统计知识的学生仅有26.7%。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学生没有学以致用，缺乏应用所学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纷繁复杂的“现代性”概念
最早提出“现代性”这一概念并对其进行论述的学者是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波德莱尔《现代生活的画家》的第四部分就是专门讨论“现代性”的，波德莱尔指认，“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与不变。每个古代画家都有一种现代性”〔14〕。当然，在这里波德莱尔还仅仅是从“艺术”的角度来揭示“现代性”的基本特点的。在波德莱尔看来，“现代性”的基本特点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过渡性”，二是“短暂性”，三是“偶然性”。
此后，学者对现代性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地开展起来，但时至今日学界对“现代性”的界说仍然处在一个“见仁见智”的阶段。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对“现代性”的界定均呈现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情形。
本文所搜集的数据以内蒙古地区高校教师填写的调查问卷为第一手数据。利用基础统计方法或机器学习法分析数据以得到关于教师数据素养现状的数据分析结果。但第一手数据内容多为逻辑型数据变量和字符型变量，直接进行线性运算例如：集中趋势的度量、离散程度的度量、偏态与峰态的度量没有实际意义，因此需要对部分数据进行因子化处理，将因子与其他变量进行耦合分析，得出相关结果。通过对数据进行回收，我们共收集到266 份初始调查问卷，通过去除唯一属性、时间筛选的方法最终保留240 份有效数据。
在笔者看来，“现代性”并非一个线性的、单一维度的概念，而是一个由多要素（例如，理性、效率、基础主义、中心主义、同质性、开放性等等）构成的复合系统。当然“现代性”并非这些要素的简单集合，而是诸多要素的有机复合。就其与“现代化”的关系而言，“现代性”乃是对“现代化”实践做出的系统性反思，因此，研究“现代性”问题亦不能离开对“现代化”本身的关注。
“共时态”向度实际上探讨的是现代性的“空间布展”问题。就“共时态”的向度来说，在同一时期内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甚至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其现代性展现出多彩纷呈的特点。具体而言，西方世界有西方式的现代性，东方世界则有东方式的现代性，进而言之，各个不同的国家亦有其自己的现代性。有学者将人类进程中的现代化归结为两种类型，即“先发内生型”的现代化和“后发外生型”（也有学者称为“晚发外生型”）的现代化。例如，陈尚伟先生曾经撰文指出，“从走向现代化进程来看”，“有‘内生先发’的现代化”，“也有‘外生后发’的现代化”〔32〕。当然，陈尚伟先生这里并没有直接谈到“现代性”问题，而谈的是两种类型的“现代化”。不过，“现代性”与“现代化”如影随形，我们这里所讨论的“现代性”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现代化”的哲学反思。故而笔者认为，既然“现代化”可以区分为“先发内生”和“后发外生”（或“晚发外生”）两种类型，那么将“现代性”的形态分为“先发内生的现代性”和“后发外生的现代性”就是水到渠成的、也是顺理成章的。“西方式的现代性”就是一种典型的“先发内生型”的现代性，因为西方的现代性是从其社会内部自主地孕育和生长起来的，并没有明显的外部力量介入，这是“内生”的基本义；从时序上看，西方的现代性总体而言要远远地早于东方，这是所谓“先发”的含义。而东亚的现代性则总体上讲是属于“后发外生型”的，这里以中国为例来简要说明之。众所周知，中国的现代性并不是从中国社会内部自主生发的，而恰恰是在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刺激下产生的，用费正清的话来说就叫“刺激-反应”模式（或者叫“冲击-反应”模式），如果没有来自西方世界的刺激-冲击，中国的现代性将会是何种情形，不得而知，因为毕竟“历史没有假设”。但可以肯定的是，“西方式的现代性”与“东亚式的现代性”乃是现代性的两种不同形态。即便是在西方，美国的现代性与英国、法国、德国的现代性亦大相径庭；而即便是在东亚，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的现代性也是大不相同的。即便是中国的现代性，尚存在西部、中部、东部等诸多的空间差异。可见，现代性在“空间布展”上是丰富而具体的，呈现出多元化（或者说多样化）的复杂态势。
关于现代性的“流动性”和“变易性”的特点，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都作过相关的研究。例如，西方学者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Zygmunt Bauman）对此就有深刻的洞见。在齐格蒙特·鲍曼看来，现代性从“起点”开始，就是一个“‘液化’的进程”〔33〕，“换言之，从现代性的萌芽时期起”，它就一直是“流动性的”〔34〕。在这里，齐格蒙特·鲍曼将现代性的“流动性”特点揭示得可谓淋漓尽致。在该书第三章“时间/空间”还专门论述了“作为历史时间的现代性”这一问题，齐格蒙特·鲍曼认为，“时间历史以现代性为起点。”〔35〕“现代性就是时间的历史”〔36〕。这里亦从一个侧面折射了现代性“变易”的特质。笔者亦注意到，20世纪西方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昂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① 目前国内学界对Henri Bergson有不同翻译，刘放桐先生在翻译《形而上学导言》时将其译成“昂利·柏格森”，赵敦华先生在《现代西方哲学新编》一书中则将其译成“亨利·柏格森”，倘若根据英语发音的习惯，笔者认为译成“亨利·柏格森”似乎更准确些。参见赵敦华著．现代西方哲学新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在《形而上学导言》一书中明确地这样谈道：“没有已被造成的事物，只有正在创造的事物；没有自我保持的状态，只有正在变化的状态。静止从来就无非是表面的，或毋宁说是相对的东西。”〔37〕这一思想如果用昂利·柏格森特有的专业词汇来表述的话，就是叫“绵延”（duration）。我们不难领会到，昂利·柏格森关于“绵延”的思想其实也正好涵摄了现代性之“流动”“变易”的意蕴。实际上，不仅国外学者对现代性的“流动性”和“变易性”存在异彩纷呈的见解，中国学界对此亦多有探讨。例如，“现代性是一个正在发展着的‘流’，而不是一个已经终结了的‘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现代性，“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信息社会阶段所产生的一种新的现代性”〔38〕。可见，“流动”与“变易”是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特点，这已然成为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的“共识”。
国内学者对“现代性”概念的界定亦呈现出“众说纷纭”的态势。例如，吴晓明将“现代性”界定为“现代世界（现代社会或现代文明）的实质、基础、核心”，并且将“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视为现代性的“两个基本支柱”〔26〕。王传玲则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潮流”，认为现代性“是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时代凸显的不可回避的路向。”〔27〕衣俊卿则从“主要维度”的视角将现代性区分为“现代性的精神性维度”和“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28〕。蒋天平、李赛星亦提出，现代性被分化为两种不同的形态，分别是“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并且认为，“前者（即启蒙现代性——笔者注）崇尚理性科技，后者（即审美现代性——笔者注）崇尚个人情感反对工具理性，两者一正一反形成现代性的两大张力。”〔29〕李秀林、李淮春、陈晏清等学者则从“总体性”的视角对“现代性”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现代性是经济、政治、科技、思想文化诸方面与传统社会和传统人不同的各种特性的总和〔30〕。另外，俞吾金则重点探讨了“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并分别从“现代性诊断的起点、核心、出路”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认为“商品的神化”是“起点”，“资本的逻辑”是“核心”，“异化的扬弃”是“出路”〔31〕。
2.中国学者对“现代性”概念的厘定：众说纷纭
对于以组织设备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制造能力，在生产过程中根据设备的能力特点来确定其最终的组织能力水平。在这种类型的制造能力水平中，人员作为辅助参与该组织过程。
二、“共时态”向度：现代性的空间布展
迄今为止，西方学者对“现代性”的界说可谓是流派纷呈。例如，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现代工业社会的缩略语。”〔15〕可见，吉登斯是在“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现代性”这一范畴的。实际上，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一书中，吉登斯同样“是在很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现代性’这一术语的”，同样指认“‘现代性’大略地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并且认为“现代性产生明显不同的社会形式，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民族-国家。”〔16〕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一书中则谈道，“现代性是与传统秩序相对比而言的，它指的是现代世界中进化式的经济于管理的理性化与分化过程”〔17〕。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则认为，“现代性广义地意味着成为现代，也就是适应现时及其无可置疑的‘新颖性’”〔18〕舍勒（Max Scheler）从“哲学人类学”的视角亦对现代性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现代性“根本上是人本身的转变，是人的身体、欲动、心灵和精神的内在构造本身的转变”〔19〕。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从“反思”及“批判-自我批判”的视角来理解“现代性”这一范畴，“我们把现代性理解为一个反思过程的开始，一个对批判和自我批判某种彻底进步的尝试，一种对知识的渴求。”〔20〕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则将“现代性”与“社会的精神气质”勾连在一起，指认这种态度“有点像希腊人所称的社会的精神气质”，并且将“现代性”诠释为“一种态度”，主张“把现代性想象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的时期〔21〕。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则将“现代性”视为“一项包含着尚未实现的解放潜能的未竟事业”〔22〕。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 Francois Lyotard）则将所谓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s）视为“现代性的标志”〔23〕。此外，还有学者认为，“现代性是由以都市为基础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所组成的”〔24〕。亦有学者主张，“现代性公然反叛传统的规范功能，它以反抗的经验为主，反抗所有的规范。”〔25〕等等。
三、“历时态”向度：现代性的“流动”与“变易”
就“历时态”向度而言，现代性是变易的、流动的，我们似乎也可以说，现代性是“液态的”而非“固态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所谓“固化的现代性”（即凝固不变的现代性）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1.西方学者关于“现代性”的界说：流派纷呈
在以往的技工学校教学过程中，教师都是进行单向的传授过程，忽视了教师要与学生互动、沟通的教学过程。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教师可以在课堂中创设教学情境、开设教学活动等新颖有趣的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对于知识的理解和应用。
实际上，关于现代性的“流动性”问题，我们也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找到大量的文本依据作为“佐证”。例如马克思说：“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39〕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则这样说道：“（在现代社会里——笔者注）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动荡，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40〕此外，在马克思经典著作中还有这样的话，“（在现代世界里——笔者注）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41〕诸如此类。相关的论述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能找出很多。
无论是西方学者也好，国内学者也罢，他们关于现代性之“流动性”的形形色色的描述大致均可看作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现代性思想的深度挖掘与创造性阐发，实际上所指出的都是关涉现代性之“历时态”问题。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揭示了现代性的流动性的真正根源，分析了现代性的流动性的种种后果。”〔42〕实际上，这已经为后来的学者研究现代性的流动性问题奠定了基本的建制。
总之，不同的民族、国家（乃至不同的地区）均具有各自不同的甚至迥然相异的现代性样态，况且现代性并非固化的，而是液态的、流动的。一言以蔽之，“现代性并非铁板一块。”〔43〕现代性总是具体的、历史的，所谓抽象的现代性至少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有学者指出，“西方现代性的实质在于理性的独断化，其历史、文化后果是‘戡天役物’。这种逆自然而行的取向，使全球性问题在20世纪中期突然爆发，把人类‘抛入’生存危机的格局之中。”〔44〕如此看来，照搬西方式的现代性的做法着实不可取、也是行不通的。从当前的“历史方位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使我国的发展站到一个更高层级的历史方位上。”〔45〕就其重要意义而言，“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我国自己的事业，也是一项国际性、世界性的伟大事业”〔46〕。不过，现代性的建构没有固定的模式，构建“中国式现代性”已然成为一项不可回避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当代中国人的重要使命。“中国文化在其现代化过程中对现代性所做的批判性反省，同时也就是自我建构。”〔47〕通过对现代性的“批判性反省”，建构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之路，这乃是摆在当代中国面前的康庄大道。
对青年人来说，理想并不仅仅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而是应当成为使人不断前行不断奋进的不竭动力。马克思树立“为人类的幸福而劳动”的理想，是在他年仅17岁，中学刚刚毕业之际。他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付出了巨大的热情和艰苦的努力，并未后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思想理论财富，并几乎以一己之力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这无疑是当代青年树立远大理想和人生目标的经典教材。不论在什么年代，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所谓理想，都是一个人之所以不断努力，不断奋进的初心与使命。因此对于青年而言，应当如同马克思一样，树立具有使命感的理想，在人生道路上始终不忘初心，才能成为不断前行的不竭动力。
四、结语
总之，本文运用“历时-共时”的研究范式分析了“现代性”问题，提出“历时态”和“共时态”是现代性研究的两重基本向度。大抵说来，“共时态”通常是就空间维度而言的，而“历时态”则指涉的是时间维度。从空间向度看，现代性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乃至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显现出多种样态；就时间向度而言，现代性并非固化的，而是呈现出流动性、变易性的特质。一言以蔽之，现代性总是具体的、历史的，抽象的现代性在社会历史长河中是不存在的。正如有学者所指认的那样，“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如同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一样，世界上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决定了各个国家在社会发展道路上应尊重多样性、尊重选择权。”〔48〕然而，究竟该如何建构“中国式的现代性”，这乃是摆在当代中国人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需要我们不断地去探索与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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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chronism and Synchronism:The Dual Dimension of Modernity Research
WANG Xuerong
（School of Marxism，Nanjing University/Jiangsu Research Base of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Nanjing 210023,China）
Abstract:Diachronism and Synchronism are the dual dimensions of modernity research.Synchronism usually refers to spatial dimensions,while Diachronism refers to the time dimension.From the space dimension,different countries,different nationalities and even different regions have different modernity;from the time dimension,modernity is not fixed,but"liquid"and"flowing".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space unification,modernity is always concrete and historical,which i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constructing"Chinese modernity".The modernity of"letting everything go"does not exist in the social reality.Therefore,it is not advisable to copy the so-called Western model or East Asian model.It is advisable to construct a Chinese-style road to modernization by"critical reflection"on the existing modernity.
Key Words:Diachronism;Synchronism;modernity;spatial distribution;flow and change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18）06-0015-06
收稿日期：2017-05-03 修改日期：2018-09-28
作者简介：王学荣，男,湖南炎陵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站博士后，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现代西方哲学及国外马克思主义。
基金项目：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16JDSZK011）。
【责任编辑 潘照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