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中的重要角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经济论文,中国论文,角色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展现的历史机遇
先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了两个重要发展趋势，一是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另一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启动工业化的进程，这二者结合的结果，便形成了制造业生产基地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的另一个重要历史趋势。中国便是在这个历史条件下势必发展成为新的世界制造业中心之一。
由18世纪产业革命开创的世界工业化进程，在二三百年间铸造了一批工业化国家，至20世纪末全世界200多个国家中有64个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注：宋健.制造业现代化[N].经济日报，2002—09—09.）其间，英国、美国、日本被先后铸造成历史上知名的“世界工厂”。20世界60年代后一些主要发达国家进入了“后工业社会”和信息化时代，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得到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食品等）、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产业日益衰落，有的沦为“夕阳产业”，不少企业转移到国外，特别是一些一般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结果，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第二产业的比重， 特别是制造业的比重持续下降。例如，在1970—1992年的二十多年间，美国的这两个比重分别从32％降到26％和从25％降到18％；英国分别从44％降到32％和从33％降到20％；日本则从47％降到42％和从36％降到26％。（注：参阅世界银行.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陶大镛主编.现代资本主义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222.）对于后工业化社会来说，第二产业和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会从过去工业化高峰时期（60％左右）降下来， 是合乎规律的发展，但未动摇美、日、英等作为制造业强国的地位，倒是与制造业向发展中地区转移的历史性潮流密切有关。在这历史性的产业转移潮流中，跨国公司起着重要的作用。
从20世纪60年代起，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以发展中国家（地区）为主体的工业化进程。为了与以发达国家为主体历时二百多年的第一轮世界工业化进程相区别，笔者把这个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工业化进程称之为第二轮世界工业化进程，或迟到的世界工业化进程。这些国家和地区过去长期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只是在战后获得政治独立后才从60年代起纷纷自主地推进工业化。例如，东亚发展中地区在70年代腾起了“四小龙”，被世人称之为“新工业经济体”（NIES）；随后东盟和中国也从80年代靠加速工业化而实行经济“起飞”（take off），并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997）以前的20年里分别取得了7％和9％的年平均增长率，创造出“东亚奇迹”。工业化的进步，使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例如，在1970—2001年间，印尼的农业和工业在GDP中的比重，分别从35.2％降至16.2％和从28.0％增至36.0％；泰国的农业和工业比重，则分别从30.2％降到8.0％和从25.7％增至44.0％；菲律宾的农业和工业的比重，分别从28.2％降到20.1％和从33.7％增到34.0％；马来西亚的农业和工业的比重，在1980—2001年20年间，分别从22.9％降到8.2％和从35.8％增到43.1％；中国GDP中农业的比重在1970—2001年间从35.22％降到15.23％，工业的比重在同一时期从40.49％增到51.15％。（见下表）总之，农业比重下降和工业比重上升，正标志着东亚发展中地区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而工业的增长中主要部分来自制造业。值得强调指出的是，东亚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是跟一些发达国家在这个地区进行产业转移（主要是制造业）相结合的，一些日益失去优势的制造业先从美国和日本转移到“四小龙”，再从“四小龙”转移到东盟和中国。20世纪60—70年代进行纺织、服装等产业的转移，20世纪80年代进行家用电器、化学工业的转移；自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对东亚投资的增势有所减缓，而美国对东亚的投资增加较快，特别是在该地区发展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的零部件或组装的加工工业。正是发展中国家（地区）的自主的工业化进程跟发达地区制造业的产业转移相结合，才有可能在像东亚之类有发展中地区铸造出地区性或世界性的制造业基地（中心）来。
东亚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化（％）
19792001
工业在GDP
农业在GDP
工业在GDP
农业在GDP
中比重 中比重 中比重 中比重
印尼28.035.236.016.2
泰国25.730.244.0 8.0
菲律宾 33.728.234.020.1
马来西亚35.822.943.1 8.2
中国40.535.251.215.2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发展前景2002出版；中国统计年报2002。
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的角度看，这个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第二轮世界工业化进程，有其历史造成的结构性缺陷：（1）作为工业化进程主导产业的制造业，如果说在传统工业化时期曾代表当时科技含量最高水平的产业，而今代表当今科技最高水平的产业则是高新技术产业，而非制造业。如今第二轮世界工业化进程所铸造的世界制造业基地或中心，已失去了当年“世界工厂”的瑰丽光环，它们在科技和经济水平上跟垄断高科技产业的主要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差距。（2）就制造业的自身发展而言，它的发展与强大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要有科技开发力量为之开道，二是要有强大装备制造业为一般制造业作支撑。当年发达国家就是靠这两大条件来推行工业化的。如今，发展中国家都是在科技开发力量薄弱和装备制造业滞后的条件下推行工业化的。即使像现已堪称制造业大国的中国，也严重受制于这个历史造成的结构性缺损（这一点本文后面将进一步阐述）。在这种经济结构制约下，制造业即使可以做大，却难以做强。即使有大量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地区）转移，但转移的多是一般制造业和一般技术。只有发展本国的科技开发力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强大的装备工业，才能把一个制造业大国建成一个制造业强国或世界级制造业基地。
并不是所有推行工业化的国家都能建成世界级制造业基地（或中心）的，正如同几十个工业化国家中只有几个曾在历史上成为“世界工厂”。笔者认为，中国有可能在本世纪最初的20—30年最早成为这样的新的世界级制造业基地（或中心）之一，因为，中国具有其它发展中国家所难以具备的优势条件。这些条件是：（1）中国已是世界第四位制造业大国，其制造业规模居发展中国家的首位；（2）中国还是贸易大国，居世界贸易第6位，还有支持制造业发展的广阔的国内市场；（3）近几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02年吸收外资超过美国而居世界首位；（4）工业基础设施（如电力、交通、通讯等）较雄厚；（5）已建立起包括部分高新技术在内的多门类的工业生产体系，尽管技术基础虽较薄弱，但工业本身配套能力较强；（6）劳动成本低，而且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大， 每年有上百万名理工大学毕业生，有40多万名国外留学生；（7）有从沿海到西部可供制造业梯度延伸的广阔空间。中国的上述优势条件，跟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地区）到发展中国家（地区）转移的历史趋势相结合，势必给中国铸造世界级制造业基地提供了巨大的历史机遇。关键在于我们要认清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牢牢把握住这个历史机遇，充分发挥国内外有利条件，履行我们的历史使命。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同时已指明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为我们牢牢把握这个历史机遇提供了可靠保证。
二、我国工业化历史性任务的要求
我国处在从二元经济向现代化经济转变时期，工业化乃是不可能超越的历史性阶段；但我国在当代历史条件下走的是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在工业部门发展中，制造业处于中心地位。大力发展制造业，乃是实现工业化这一历史性经济所要求的；把我国这个制造业大国建设成制造业强国或世界级制造业基地之一，乃是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结果。
实现工业化这一历史性任务的经济含义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把我国二元经济转化为现代经济，降低在国民经济（GDP）中农业的比重， 而增加工业和服务业的比重，核心问题是把农业、农村中的大量过剩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中去；二是大力发展制造业的同时强化制造业结构，大力振兴装备工业。
我国工业化进程在过去几十年间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一次产业在GDP 的比重已降到15.23％，二、三次产业的比重增到51.15％和33.62 ％。 按联合国工发组织（UNIDO）的研究，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达40％—60％者为半工业化国家，我国目前应属于半工业化国家。据统计，我国有63.9％的人口居住在乡村，而在全社会就业结构中第一产业占50％。以占全国一半的众多从业者只创造15.2％的商品性财富，供养着60％多的人口。这是我国“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而“三农”问题的解决，主要应从农业、农村之外找出路，即从工业化或与之相联系的城市化中找出路，就是靠发展制造业、基础产业、服务业以及其它非农产业，把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农村中转移出来（诚然农业自身的技术改造及发展也必不可少）。据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估计，2000年我国约有1.42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约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2.45％。另据分析，在未来20年里我国如保持年均7％—7.5％的GDP增长速度，届时第一产业（主要是农业）在全社会就业结构中的比重将可从目前的50％降到30％—32％，即下降18—20个百分点，即将有1.4—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去，被制造业、基础产业、服务业及其它非农产业所吸收。（注：参阅林毅夫.“‘三农’问题与我国农村的未来发展”[J].宏观经济论坛，2002,(12).）同时，若以年均7％—7.5％的经济增长计，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增值额比重可望年均增长0.70—0.75个百分点。这样，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可从目前的51％增到2020年的64％左右，达到国际公认的工业国所要求的指标。这是工业化所要实现一项重要历史性任务。
另一项历史性任务，就是强化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结构，即建立强大的科技开发力量并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是工业科技发明的物质载体，是驱动制造业乃至整个工业向前奔驰的发动机。我国的装备制造业已有一定基础，较之其它发展中国家较为雄厚，但毕竟技术基础薄弱，滞后于制造业发展的需要。据最近出版的一专题著作深刻指出，我国“装备制造业所存在的许多问题中，最根本的是技术开发力不强和制造加工质量水平低这两个问题。过去我们为了发展装备工业，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做了很大努力，如技术引进，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等，但效果不是很理想，某些行业与先进水平的差距反有扩大之势。”（注：胡春力主编.重构生产组织：发展中国家装备工业的新思路[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2.9.）另一份调研报告说，“我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居世界第4位。 ……从总量上看，可以说我国已成为世界装备制造业大国。但是，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造’的装备时，却发现了更多的却是‘本国身体，外国脑袋’。我国工业总体装备水平比发达国家落后20—30年。”（注：见装备工业发展进入关键时期[N].经济日报，2002—12—19.）这个情况值得令人反思。为什么会这样？一是我们主要热衷于引进技术和设备，但在吸收、消化、创新方面投入不够，导致自主开发能力薄弱；二是外国企业对一般技术可以转让，但对核心技术严加限制，即使已在华投资设厂甚至设立研发机构的外资企业也紧紧抱住“专利权”不放。据我国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人举例说，1998年我国国内各类工业企业计797万多家，仅有3％的国内企业（即2474家）申请发明专利，共申请专利2480件，而美国一国在华企业就申请专利5433件，日本在华企业共申请专利7588件。（注：经济日报，2002—12—16(3).）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科技开发方面的差距以及外国企业对技术严守情况于此可见一斑。这就越发显现出建立和壮大我国自主的科技开发力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不论是把我国的二元经济建设成为现代经济，还是强化我国工业部门的产业结构，我们都必须通过工业化阶段来完成这个历史性任务。把我国从一个制造业大国建设为一个制造业强国，成为世界级制造业基地之一，便是我国完成工业化这个历史性任务的必然结果。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尊重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个工业化历史阶段不可能超越，时刻都要记住工业化阶段所要完成的历史性任务，特别是要把上亿农民转移出来；但我们反对机械唯物论，既不应该也没有必要沿着发达国家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走上几百年，不必要等到工业化完成之后才搞信息化，而是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应该走一条既尊重历史规律又结合我国国情的新路子，即“十六大”提出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可以用更短时间、以更高质量完成工业化任务。
三、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这是我国推进工业化的新路子，也是指导我们发展制造业的基本方针。为此，我们应十分重视处理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充分发挥我国的两个优势——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
（一）要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我国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而且高等劳动力资源比较雄厚，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甚至比某些东盟国家劳动力成本低；而我国所短缺的资源是资本与技术。这决定我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制造业言，一般制造业大多数（如纺织、服装、食品等）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它们所需资本、技术投入较少，而吸收劳动力较多；而装备制造业（如成套设备、数控机床、电子元器件生产设备等）则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所需资本、技术投入大而吸收劳动力较少。因此，在发展制造业中，必须妥善处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关系问题。发展装备制造业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是不言而喻，但对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与资本技术密集型相结合的制造业，不容忽视。因为，我们处于二元经济向现代化经济转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双重转轨结合时期，除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之外，还有大批下岗职工（400万人）和失业群体有待吸收。必须发挥制造业在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方面的重大作用。在这方面，不仅国营部门要努力，还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作用，鼓励、支持私人、个体劳动者、农民投资或集资办厂和各种企业，应建立有利于中小民营企业发展的环境。
大力引进外资和国内富裕劳动力资源相结合，是充分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一条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实际利用外资累计4000多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雇佣人员2300多万，各项外经贸业务的从业人员达7000多万。（注：参阅石广生.我国外经贸的飞跃发展与启示[N].经济日报，2002—10—18.）我国吸收的外资80％集中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塘地区这三地带，我国的制造业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带，来自内地的巨大“民工潮”也主要流向这三个地带。最近的调研表明，不仅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将继续成为外商投资相对集中的领域，而且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如电子及通讯设备）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对外商最具吸引力。（注：参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外国直接投资趋向的分析[N].经济日报，2002—08—19.）不可轻视“三来一补”之类的加工贸易方式，我国沿海地区当初就是从“三来一补”起步，至今加工贸易占到我国出口总额的55％，加工费较低廉，但扩大了就业。尽管最近有人担心，“中国越成功，对劳动力的争夺就越会推动工资成本上涨”，而“中国可能会失去作为制造业基地的光彩”。（注：菲利普·戴.中国可能会失去作为制造业基地的光彩[N].亚洲华尔街日报，2002—12—30.）其实，这个担心大可不必， 因为中国腹地广阔，地区经济差别大，可供制造业基地伸展的空间还很大，等到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工资水平也上升到目前沿海水平，中国也早就进入了小康社会。
（二）还要充分发挥我国的后发优势。我国的新型工业化，相对于发达国家的传统工业化来讲是迟来的工业化，在经济上与科技水平上落后于主要发达国家，但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加速发展。这种后发优势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
——表现之一，我国不必像西方国家那样只是在工业化完成之后才搞信息化，而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就涉足信息产业所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其实，高新技术产业近10年来在我国已有所发展，例如广东已成为我国的IT产业大省，年产值达3000亿元，东莞加工制造的某些电脑通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相当份额。
我们的后发优势主要表现在可以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这个优势条件是发达国家过去在工业化阶段所没有的，它们曾依靠机械化、电气化和自动化来推进工业化的，当时不知道信息化为何物。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决不是用信息化“代替”工业化。其“带动”作用，主要体现在：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传统产业对我国来说决不是什么“夕阳产业”。以信息化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对制造业等传统产业有很强的渗透力和提升力，信息技术可渗透于从产品设计、研发、制作、管理、营销等整个过程之中，并大力提升产品质量、效率与效益，使制造业等传统产业能在与高新技术结合的基础上得到更快发展。
——表现之二，引进先进适用技术和高新技术。就制造业或高新技术产业来说，我们能从国外引进并获得的不可能是最顶尖的技术，但可争取引进并获得先进适用的技术。我们决不可对此抱消极态度，不可主张一切靠自己从头开始，搞“爬行主义”，而可采取“拿来主义”，充分利用别人已有的科技成果。关键在于不能躺在“复制”基础上，而应努力消化、吸收和创新，变成自己的科技成果。最近，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在2003年1月16日的日本《读卖新闻》发表文章， 强调“东亚经济模式应该从模仿型向革新型转变”，指出“像中国这样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国家必须循此来进一步开拓市场”。只有引进（复制）—创新，后发优势才能得到发挥。
——表现之三，我们可吸取发达国家在传统工业化过程中破坏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教训，决不走对自然资源进行破坏性开采、对环境实行“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要在经济发展中认真合理开发资源、高效地利用资源、保护和治理环境以造福子孙，走出一条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来。
总之，通过新型工业化道路，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我国一定可在2020年完成工业化伟大任务，把我国从一个二元经济结构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经济，从一个制造业大国建设成一个制造业强国，建设成一个集工业科技开发中心、加工制造中心、制造品进出口中心于一身的世界制造业基地（中心）之一。这也是一条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道。可以说，我国完成工业化历史性任务之日，也是我国建成世界级制造业基地之时，还是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时。这是历史给予我国人民的巨大历史机遇，也是历史赋予中国人民的神圣历史使命。
四、一个值得重视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地区）向发展中国家（地区）转移的历史趋向跟发展中国家推行工业化进程结合在一起，会使我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跟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了和复杂了。一方面，中国已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另方面中国又是制造业大国和工业制成品出口大国，而且外资企业在进出口中占到55％。外国对华直接投资常跟进出口贸易紧密结合在一起，这种复杂的经贸关系，给所谓“对华贸易逆差”之类蒙上一层迷雾，甚至把它弄歪曲了。所谓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问题，就是突出的例子。这是一个涉及如何统计进出口、贸易逆差以及如何正确衡量两国之间经贸关系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一）从微观上看，美国的公司多跨国经营，能获得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巨大利益，中国出口中有一半多是加工贸易，仅靠很少的工序赚取很少一部分加工费。据美国《洛杉矶时报》1996年统计，从中国进口一个芭比娃娃玩具，其进口价为2美元，其中原料来自中东，在中国台湾地区和美国德州加工成半成品，假发是日本生产的，包装材料是美国提供的，上述几项费用共计1.65美元，中国靠最后加工组装仅赚加工费0.35美元。（注：参阅李长久.“处在十字路口的美国经济”（研究报告）。）这个玩具贴上“中国造”标签，并以售价2美元计入中国对美国出口以及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实在有失公允。而这个玩具经过美国批发商、零售商到达美国消费者手里，其售价可高达进口价的3—5倍。在这里，所谓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背后却隐藏了美国企业的巨额隐性收益。
（二）从宏观看，美国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有大量子公司，把原本由本国生产或出口的大量商品及服务转化为海外子公司的巨额生产与出口，并相应地增加美国公司从其海外子公司对美国的进口，从而扩大了美国的“外贸逆差”。这样，简单的进出口统计，就把真实的经济关系掩盖了，歪曲了。据美国商务部统计，1995年美国跨国公司所属海外子公司的销售额（其中包括对美国出口）超过2.1 万亿美元，几乎是当年美国出口商品和服务总额7940亿美元的3倍。这一年， 美国按原产地规则统计出现2000多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而实际上该年美国则获得4770亿美元的贸易赢余，其中包括有美国在华企业的贡献。可见，所谓“贸易逆差”完全不足以反映，反而歪曲了国际经济关系的实际情况。
（三）再则，美国因本国生产成本过高而把许多一般制造业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地区，中国以其生产成本低尤受青睐。美国以直接投资在中国开办企业，而从中国进口大量物美价廉的产品（其中多数是吃穿用的消费品），使美国广大消费者得到实惠。据1997年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美国若从中国以外其它国家进口同样商品，其消费者每年要增加150亿美元支出。若由美国国内生产这些商品， 则消费者则须承受更多的支出。另据报告分析，若离开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将会上升2个百分点。（注：参阅苗迎春.双赢的中美经济关系[N].中国经济时报，2002—09—02.）这是美国的对华投资—贸易关系中获得的又一隐性实惠。
总之，在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地区）向发展中国家（地区）转移的情况下，直接投资—国际贸易的复杂情况，使得“贸易逆差”不足以反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的真实情况。必须对“贸易逆差”问题要有深层次的分析。传统理论总是把贸易逆差当作衡量两国之间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指标，美国也常盯住美国对华乃至对其它国家的“贸易逆差”问题，并常举起所谓“301条款”、“201条款”、反倾销之类贸易大棒相威胁。上述关于投资—贸易相结合的复杂情况的分析，使得以“贸易逆差”为借口的种种“立法”或“法规”失去了合理依据。其实，投资—贸易相结合的情况，也发生在主要发达国家之间。摩根斯坦利的经济学家奎蓝在讨论外国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一文中，曾谈到欧洲国家与美国之间的这类复杂情况，并指出“要衡量一个国家地区受其它国家或地区影响的程度，必须兼顾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二者的分析”。（注：参阅奎蓝.外国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OL].中信网，2001—05—19.）这就迫切要求在新的一轮WTO谈判中，应就直接投资—贸易关系相结合的复杂情况确立或制定新的游戏规则。这也是在建立国际经贸新秩序中必须认真考虑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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