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并运用大国崛起的力量——兼谈“流动性相对过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动性论文,大国论文,力量论文,兼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从“大国崛起”引发的讨论
《大国崛起》电视剧有西方中心论影响，比如讲“500年以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大国”等。但关于大国崛起的讨论在国内外已广泛展开，美国重新估价中国崛起的政治经济影响，要求中国不仅遵守WTO条款，还要承担某些发达国家义务；国际资本对于中国的财富价值也在重估。中国大多数人民为民族崛起而欢欣鼓舞，但感情成分多，对自己真正的优势和危机因素，缺乏系统的认识。知识界许多“理性”分析却陷入悲观与盲目，在错误世界观方法论与书本模型的束缚下，一些学者不能正确总结中国历史，不能反映中国现实，更不能预见中国未来。还有一些论调阴阳怪气，如某海外华人学者从美国回来，对中国的发展不屑一顾，冷嘲热讽，说中国是一个烂摊子，问题成堆，到处不规范，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谈不上崛起，也不必担心外国得你的好处，因为你实在也没有什么东西。这种骨子里看不起中国的中国人，毛泽东曾经批评他们是“京剧法门寺里的贾桂，站惯了不敢坐”。根源是中国曾败于西方，知识界出现崇洋媚外的文化自卑感，总不相信中国崛起的事实。对那些动辄发表《大趋势，大外交，大失败，大选择，大棋局》的美国大战略家来说，中国知识分子还真是缺少气魄，有的连一个大国崛起的“大”字也不敢承受。
低估中国与迷信“均衡市场”有关。中国超常速度的非均衡发展不符合经济学“均衡”模型，中国崛起真正的力量有人又不能或者不愿意认识，就以不正规，不规范，不持久，不合理为名，贬低或否定中国崛起。其实，市场经济是非均衡的：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规律，列宁发现了帝国主义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非常有趣的是，当代国际投机资本的代表人物索罗斯，在《相信自己的虚妄》一书中，同样认为市场经济没有均衡，特别是金融市场。他指出均衡市场虽到处存在，对投资者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只能得到平均利润，发现和利用失衡才能获取暴利。他进一步意识到在某些时期某些国家可能有“历史性机遇”，实现非均衡崛起。这也就是中国的现实。均衡论的经济学教条是不能解释和承认这样伟大的崛起的。
二、莫让经济自由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打击自信心
对于中国作为崛起力量的贬低和否定，首先表现在中国国力的低估。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学者以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的真实国力，被中国学者归纳为“中国威胁论”的一类论调；实际按照购买力平价，人民币与美元的折算长期保持在1∶4到1∶5之间，以出口成本决定的人民币名义汇率，低估经济规模和人均收入，高估外贸依存度和中国对出口的依赖性。某些经济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认为空调需求饱和；后来继续断定汽车电脑不能进入家庭，多数居民买不起住宅。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以国债投资进行基本建设，受到无数批评：马路太宽，港口机场太多，效益太差，腐败太甚，很少有人肯定它奠定进一步高速增长的基础；有美国经济学家2000年以能源消耗太少为理由，认定中国经济增长率只有2％；“海归”聚集的某经济研究中心在2003年SARS时期曾预言当年经济是“零增长”，实际是SARS以后中国经济踏上了年增10％的新台阶。无数舆论渲染“地方官员以数字出政绩”，中国经济必定高估。实际上中国第三产业严重低估，国家统计局2004年底把GDP一次性提高20％。加上每年10％增长，中国GDP五年翻了一番，2006年达到21万亿元。如按年增10％计算，2013年达到40万亿元；再按年增8％计算，2019年达到64万亿元。按1∶6的汇率折算，为10.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现在的规模，约为当时美国经济的60％左右。
低估自己国力的深层认识问题，是机械唯物主义的一元历史观，规律决定论，制度决定论，普世价值论和西方中心论，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国知识界和青年人中普遍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否定历史上的革命和计划经济，只承认“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而且单纯归功于市场经济。可惜的是，当代均衡市场理论不能给我们提供长期非均衡增长的视角，一些理论家就采取“鸵鸟”态度。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实由1949年始，将至2019年，为70年而不是30年，两种经济体制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根本的深层次原因是：中国革命胜利建立强大国家，结束战败和内乱；出现特大人口增长；人口结构年轻储蓄率高，长期保持40％的储蓄率，投资数量巨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为国内外经济提供4亿廉价劳动力，现在为国内外投资者提供巨大市场；在以家庭政府和社会共同努力下，中国进行了世界最充分、最艰苦的20年教育投资，为未来技术管理文化和第三产业发展提供了最有竞争力的人力资本。
三、人民币升值有坚实的经济技术基础
中国经济高速经济增长已58年，还有12年可持续，这12年所增长的GDP，将为前58年3倍以上，这是一个财富大规模爆发的时期，估计不足就会手足无措；当然盲目乐观也是错误的，因为2019年全国人口突然老化，中国如果不能在这12年内有效利用这巨大的财富，不能转变增长方式，经济增长就会大大减速。作为人口老化的预期，在2014年左右在金融方面有所表现，届时股市可能突破万点，房价成倍提高，也到了调整期，如果在突发事件下外资大批撤资，诱发国内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很大，这同时将诱发外部安全与内部社会危机，中断中国经济增长。但是，目前7年可能爆发的大规模危机，只在环境、资源方面的可能性比较大。我们不能因过分担心而压制财富的焕发，同时需注意宏观经济和社会的稳定，预先化解危机因素，中国经济非均衡高速增长的潜力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并且转化为更长期的全面发展。
我认为，我国涉外经济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出口导向战略造成汇率低估，廉价出口；长期国际收支双顺差，巨额外汇净外流，收益低下；对外资的优惠又提高了外资收益，这等于中国在补贴美国和全世界；国际投机资本的进入无法控制，国内腐败资金可能借外汇管制的放松而集中外流。所以应进行战略调整，总方向应是缩小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经济不平衡。主要措施可选择：人民币升值15％—20％，结束“出口贫困增长”；取消对外资的优惠政策，以财政政策鼓励民族企业推进技术升级；调整收入分配政策，严厉打击腐败，提高人民购买力，扩大内需。这些都意味着中国不仅在高基数上持续GDP高增长，而且人民收入将有更大增长。人民币升值将意味着过去外流的财富，流回来反哺中国。不要惊呼什么“流动性过剩非常危险”，中国人富裕的时代还刚刚开始。
我在1994年就预言人民币进入升值期。大部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根本就不承认，他们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把“人民币贬值”作为共识，2000年以后竭力反对升值。他们不厌其烦重复的就是：人民币升值打击出口，影响就业，使贸易逆差，经济萧条，企业破产。这是一套似是而非的理由。
宏观经济学是研究短期经济平衡的，它的假设前提是企业没有技术进步，国家没有制度创新。恰恰这两条不符合中国国情。近30年来中国通过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与设备，技术进步速度极快，工资很少增长，生产率—工资弹性在制造业大大高于服务业，使可贸易品价格指数连续下降，非贸易品价格指数连续上升，两者之比称为“实际汇率”，20年来已升值20％—40％，人民币名义汇率应该随之上升。许多模型显示人民币升值不会减少出口额，不会扩大贸易逆差，反而可以降低进口价格，使中国比较廉价地利用国际资源和技术，进一步促进技术进步。在涉外经济方面，我们同样低估了中国企业技术进步的能力，低估了外贸结构转变对汇率升值的消化能力，不承认人民币升值的内在理由，延误了升值时机，产生严重的升值预期，才引起国际投机资本流入，出现所谓“流动性过剩”。
四、把相对过剩的流动性转变为综合国力
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持续奋斗160年，以革命战争崛起开始，继之以改革开放崛起，实现了国家崛起，工业化崛起，经济总量崛起，发展到技术崛起和文化崛起。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持续7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将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英美；而且百分之六七十的财富将集中在后十几年涌现。有这样的财富和市场扩张前景，国际资本对中国财富的估值提高，巨额资本涌入中国，这是流动性过剩背后的真实基础，说明中国崛起已得到国际社会的确认。
20年以来中国出现粮食过剩、商品过剩、储蓄过剩、外汇过剩，中国终于摆脱了短缺经济。关键是我们能够把目前相对过剩的流动性，转变为真实的国民财富和国家竞争实力，而不能让它在泡沫经济的兴起和崩溃中消耗掉。
任何过剩都是相对过剩，中国有几大领域非常需要钱，比如国防、环保、科教文卫、社会保障、农村与扶贫、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等，纠正各方面的不平衡都需要花钱。但市场经济机制不能自动把钱引进这些领域，只能涌进股票房地产。因此可以断言，流动性相对过剩的基本原因是迷信市场经济利润原则，因此国家必须发挥强大的、正确的主导作用。把未来12年即将实现的30万亿元巨大财富，有效引导到上述几个方面。国家投资和转移支付必要也有限，必须利用市场的力量来完成国家战略，这才是对我们国家能力的最大考验。
在国家引导流动性方面，美国股市最为成功。美国直接使用国防部力量建立互联网后转民用，在20世纪90年代大牛市中策划了网络股神话，利用民间和世界资本创造了一个崭新的虚拟空间，实现了新科技革命。目前，储蓄不足的美国仍旧可利用全世界的流动性（平均每天至少25亿美元进入美国），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却因为不能运用过度的储蓄而崩溃，如中东产油国以垄断价格获取巨额财富但无力运用，不得不存回发达国家，石油涨价反而促进了西方国家的新科技革命。日本则在西方大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压力面前，放弃了田中的《日本列岛改造论》，放弃了启动内需和保障资源为目的海外投资，在货币过度升值的情况下采取积极财政政策，资本流向房地产和股市造成泡沫经济以后崩盘。
目前中国也面临类似“财富集中涌现，流动性相对过剩”的考验，这是一种穷人和穷国突然暴富的考验。在金融方面有一个大发展是肯定的，政府应该顺势而为，不能压制股市的潜力，而且应该在大牛市中加速企业上市，为高科技企业融资的创业板可以马上推出；可以设计各种有社会功能的基金上市融资，某些国有股权也可出售转变为社会保障基金，同时成为股市平准基金。同时，各种金融创新工具不可盲目推出，金融深化和发展应该与监管能力配套，防止过度投机；人民币尤其不能急于宣布自由兑换，防止国内腐败资金集中外逃；国家在关键时刻控制局面保持稳定的能力不能削弱，而应加强和不断改进。
有了许多国家因突然暴富而垮台的教训，相信中华民族不会重蹈他们的覆辙，但需要我们在思想、战略和政策上有一系列新的调整。中国崛起的新阶段已经开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160年奋斗的成果能否实现并且使全中国人受益，成败都有可能，关键看党和人民如何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