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重塑——历史唯物论与中国思想史研究——从恩格斯晚年的理论和学术活动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恩格斯论文,唯物论论文,学术活动论文,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朱佳木
朱佳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唯物史观是指导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中国史学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不久前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六中全会，正是通过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与当前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相结合，做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决策；同时，全会要求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史学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的和谐文化。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部署，既为我国史学工作者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提出了新的历史性任务，也提供了新的历史性机遇。我们应当认清使命，抓住机遇，一方面自觉地用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的理论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另一方面，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的理论。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
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它既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原则，也提出了包括“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在内的一系列主要任务。因此，要弄清楚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决定》中所讲的“和谐社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和谐文化”。
首先，《决定》指出：“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为了建设这样的和谐社会，《决定》提出，“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这里所说的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其中也都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这一条。
其次，《决定》指出：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而构成这一价值体系的四个基本内容的第一条，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决定》还要求，建设和谐文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先进性，也首先表现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上。
再次，围绕建设和谐文化，《决定》作出了四个方面的部署。在其中“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的方面，《决定》要求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增强党的思想理论工作的创造力、说服力、感召力。”在其中“坚持正确导向，营造积极健康的思想舆论氛围”方面，《决定》要求“哲学社会科学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为主攻方向，发挥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作用。”
由此可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好，建设与之相适应的和谐文化也好；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罢，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也罢，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呢？恩格斯说：社会主义之所以变成科学，归功于马克思的“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① 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② 胡锦涛同志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③“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虽然形成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但都贯穿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④ 这些论述说明，马克思主义最基础最根本的东西不是别的什么，正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我们说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定意义上就是说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为指导。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与之相适应的和谐文化，理所当然地要求我们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更要求我们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
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决定》提出的许多重要观点，做出的许多重要部署，都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基础之上的。例如，要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要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要把构建和谐文化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要使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工作部署都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中汲取智慧、经受检验和依靠人民群众付诸实践、取得实效，要坚定不移地通过改革破除各种障碍、完善公平竞争机制、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增强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信念和信心等等。所有这些观点都是从唯物史观的理论中派生出来的，都是把唯物史观与当前社会实际情况紧密结合的产物。要把这些道理从根本上讲清楚，使广大党员和群众深刻理解和自觉投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必须加强对唯物史观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而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提供了新的广阔舞台，也为唯物史观的创造性发展提供了新的广阔天地。
有人可能会问，建设和谐社会、和谐文化，是以崇尚和谐、追求和谐为价值取向的，而马克思主义，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世界观、方法论，以这个理论为指导，岂不是要让全社会的人都信仰马克思主义，都信仰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吗？这岂不是与建设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理念背道而驰了吗？这种看法是一种误解。不错，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它同时也是建立在迄今为止人类最优秀最先进文化成果基础之上的最为科学的思想体系。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⑤ 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⑥ 因此，它不仅仅是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服务的，也是为全人类根本利益服务的；不仅可以作为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思想武器，也可以作为指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文化建设的思想基础。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自己的主体、主流和主导方向，从而引领社会思潮向着科学、健康、向上的方向发展。因此，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不仅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之间不矛盾，相反，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
还有人可能会问，建设和谐文化要求人们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那为什么不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儒学，同西方的文化比如自由主义思想融合起来呢？这种看法也是一种误解。不错，建设和谐文化需要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也需要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但是，什么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什么是优秀的文明成果，都存在以什么指导思想作为科学和价值判断标准的问题。我们要建设的和谐文化，本质上属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范畴，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评判各种文化、文明中哪些内容是科学，哪些内容有价值的核心标准。江泽民同志指出：“任何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总是由那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政治统治，都要维护和发展自己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是一条普遍的社会规律。”⑦“西方国家从来就不允许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居于指导地位”。⑧ 他还说：“经过长期努力，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前进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如果在意识形态领域不能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东一个主义，西一个主义，在指导思想上搞多元化，搞得五花八门，最终必然由思想混乱导致社会政治动荡。”⑨ 这就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社会，让马克思主义占据指导地位，把马克思主义占指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完全符合人类普遍的社会规律，也是确保社会主义社会自身和谐、稳定、安全的前提条件。我们当然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但这必须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个前提之下，不能离开这个前提。在指导思想上只能是一元的，绝不能搞多元化。
（二）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必须回应唯心史观的挑战
当前，唯物史观在理论界、学术界，尤其是在史学界的地位，同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总体态势是一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实现了拨乱反正，恢复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党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又相继产生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重大理论成果。而这些理论成果，也都“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⑩ 与此同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受到党中央空前的重视。由党中央直接组织的包括编写《史学概论》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正在加紧实施。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胡锦涛同志更是多次强调学习历史的重要性，强调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另外，党报党刊以及一些史学类学术刊物也加大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宣传力度。所有这一切，为史学界在研究和教学实践中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营造了良好氛围。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斗争如同意识形态其他领域里的斗争一样，仍然是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在某种程度上，唯物史观甚至可以说遇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第一，公开反对唯物史观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例如，有的提出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包括唯物史观和劳动价值论这两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都“是错误的”，唯物史观有“根本缺陷”，已经“过时”，“不能指导新兴史学门类的研究”，因此要“超越”唯物史观，要用所谓“唯人史观”、“选择史观”等等代替唯物史观；有的虽然没有从总体上否定唯物史观，却否定支撑唯物史观的一个个基本原理，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类社会形态的变化是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阶级斗争是文明历史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并且反对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分析、社会结构分析、社会形态分析等理论和方法。
第二，全盘接受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例如，不加分析批判地把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方法论视为圭臬，将其代表人物奉为先哲，甚至专门挑选反共的历史哲学家、史学家的著作拿来翻译出版；主张对历史进行“碎化”，只研究小问题，反对所谓“宏大叙事”；否定历史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性，否定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客观实在性，宣扬后现代主义的史学理论将要推动中国史学界发生“深刻革命”，历史研究不能带“框框”，要做到“价值判断中立”，要“去国家化”，要把中国史学的“希望寄托于后现代主义”。
第三，竭力否定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例如，吹捧拒绝学习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所谓“独立人格”，贬损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刘大年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和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史学研究成果，诽谤陈垣、顾颉刚等老一代史学家在新中国成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自觉学习是“沦为集权主义国家主义的祭品”，否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讽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研究工作是什么“帝国史学”、“皇家史学”、“国家主义史学”、“官方史学”、“马屁史学”、“垃圾史学”，咒骂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教育“训练出来的不是人，而是狼”。
第四，大肆鼓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例如，提出在历史编纂和教育中“淡化革命”、“告别革命”，用所谓“文明史观”、“现代化史观”“解构”和重写世界历史、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国共产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否认中国古代存在封建地主经济，质疑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妄称“五四运动”并没有反帝反封建；诬蔑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历史的反动”，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误会”，并且妖魔化历代农民起义和革命运动，丑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人物，逐一歪曲我们党和共和国的历史事件，把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描绘为“血腥的历史”，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写成一连串错误的集合；与此同时，百般美化帝国主义、封建统治势力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说它们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西方传教士为中国的富强和进步煞费苦心”，“中国如果当美国的‘孙子’早就现代化了”，“慈禧并没有反对维新变法”，“曾国藩具有不顾个人屈辱的爱国情怀”，“李鸿章主和是明智之举”，袁世凯的主张“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更有甚者，混淆“爱国”与“卖国”的客观标准，为早有定论的汉奸卖国贼大作翻案文章，把他们打扮成“民族融合和对外开放的先锋”。
凡此种种，都表明唯心史观在我国史学界不仅仍然拥有相当大的市场，而且在有的时候、有的场合下还表现得肆无忌惮，十分嚣张，大有将唯物史观一口吃掉的架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仍然需要借助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1) 早在1957年，毛泽东同志就根据这个道理，对新中国成立之初极少数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抱敌视态度的现象进行过剖析。他说：“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变动，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大变动。但是就性质来说，现在的变动比过去的变动深刻得多。”“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存在决定意识。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的大变动，有各种不同的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地拥护这个大变动，因为现实生活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他指出：“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他们对社会主义还有怀疑，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他们还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12) 毛泽东同志这里所说的留恋旧社会的思想，距离现在虽然已经有半个世纪了，但对于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种社会意识来说，要它们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这点时间还是太短了些。
如果说毛泽东同志的上述分析只是把极少数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放在当年那个社会制度变动的大背景之下的话，那么，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则把当前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滋生放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做出了更为具体的分析。他们指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巨大进步，增强了人们的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治意识、开拓创新精神……同时，由于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加”。“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有利于人们开阔眼界、增加见识、活跃思想，但国外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文化也会乘机而入。”(13) 他们还指出：西方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通过各种手段对我国进行思想渗透，利用各种渠道攻击我国的政治制度，企图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搞乱人们的思想。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观念不可避免地要在我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产生这样那样的消极影响。特别要看到，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较量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非常尖锐的。我们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然会长期面对各种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活动，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传播其意识形态、进行文化扩张和渗透的更大压力。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当前在我国之所以滋生蔓延，既与我国市场经济活动的弱点及其消极影响有关，也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我国对外开放之机兜售他们的意识形态、进行思想渗透有关。唯心史观向唯物史观的挑战，正是这种思潮的一种具体表现，本质上反映的仍然是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要求。特别是那些否定和攻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的言论，更是直接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服务的。事实反复说明，历史虚无主义必然导致民族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必然导致国家分裂衰亡。古人早就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这一真理，已为苏联由“乱史”、“亡史”最终走向亡党亡国的悲剧所再次验证。因此，唯心史观对唯物史观的攻击，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说，势必是一种不和谐之音，是对社会主义的社会和谐与文化和谐的破坏。我们要贯彻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贯穿现代化建设各方面；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凝聚力量、激发活力，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加强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教育，加强国情和形势政策教育；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信念和信心；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切实维护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就不能不同这股思潮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14) 江泽民同志也说过：“对于反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和攻击，必须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不能听之任之。如果面对错误的思想政治观点，不闻不问，不批评，不斗争，听任它们去搞乱人们的思想、搞乱我们的意识形态，那是极其危险的，势必危害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团结。”(15) 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今天面临的一个迫切任务，就是迎接唯心史观的挑战。这是我们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的重要途径。
（三）回应唯心史观的挑战应当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新的时代课题。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我们在建设和谐文化的过程中，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根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作为史学工作者，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史学研究机构的史学工作者，我们当然要服从和服务于全党的工作大局，积极参与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自觉回应唯心史观对唯物史观的挑战，绝不能对各种不利于或有损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营造积极健康的思想舆论氛围的错误思想言论视而不见，不闻不问，听之任之，任其泛滥。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当前一定范围的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依然存在，有时还会很尖锐，否认阶级斗争、反对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分析问题、认为讲和谐就不能讲矛盾讲斗争的看法是不对的。然而，革命时期那种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毕竟早已结束了，如果再沿用那时处理阶级斗争问题的某些做法，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实际情况了。我们国家的国体虽仍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认为在强调社会和谐的形势下再讲人民民主专政就不合时宜的观点也是错误的，但在今天，法律和法制都已日趋完备，这与新中国成立之初旧的法制被废除而新的法制尚未建立的情况有着很大不同。特别是我们党已经执政近60年，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而且拥有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物质条件和思想条件。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清醒地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地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因此，我们同唯心史观的斗争已不适于再过多采用行政的手段，也不宜用大批判的方式。总之，在斗争方式方法上，我们也要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和谐文化的总体要求。
如何使同唯心史观的斗争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和谐文化的总体要求呢？我认为，首先，要把政治是非与学术问题加以区别。对于学术性质的问题，要按照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平等讨论，相互切磋。其次，对于政治是非问题，也要区分思想认识和立场问题。对于其中的思想认识问题，要采取心平气和的态度，用说服而不是压服的办法。毛泽东同志说过：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很长时间内都会有。“我们应该允许他们不赞成。例如一部分唯心主义者，他们可以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但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我们做宣传工作的同志有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这个宣传是逐步的宣传，要宣传得好，使人愿意接受。不能强迫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只能说服人接受。”(16) 这个话虽然是对宣传工作者说的，但其原则对于史学工作者同样适用。再次，对于政治是非中的立场问题，凡是以学术面目出现的，也应把它权当成“学术”来对待，即以严谨治学的态度，先从收集材料、核实材料做起，力争占有更多更准确的材料，然后以学术争鸣的方式，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即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方法，戳穿其在论据上歪曲事实、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等手法的伪科学性，批驳其在论证中混淆研究对象的具体历史条件、偷换概念等手法的荒谬性，并指出其论点在政治上的欺骗性、复旧性和危害性，从学术上战而胜之。最后，要随着法制化建设的深入，建议有关部门加快涉及意识形态工作的立法，比如，借鉴国外对“篡改历史”和“滥用言论自由的权力”的行为予以治罪的经验，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以便运用法律手段，同那些公开赞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等“篡改历史”和“滥用言论自由的权力”的行为作斗争。
随着信息传播技术迅速发展和信息传播渠道的日益多样，我国社会舆论环境和舆论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应当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压缩错误言论的传播空间，但要让错误言论完全不传播，客观上已经做不到了。这种局面当然会给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思想占领舆论阵地、争夺广大群众和青年带来一定困难。但也要看到，只要我们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种局面从一定意义上恰恰有利于唯物史观的发展，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队伍的成长。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辩证法的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某些错误东西的存在是并不奇怪的，也是用不着害怕的，这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学会同它作斗争。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17) 他还说过：“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么，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么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18) 邓小平同志在苏东剧变后也说过：“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19) 今天重温他们的这些教导，对于我们勇敢地冷静地应对唯心史观的挑战是十分必要和大有益处的。
现在，党中央一再要求我们要组织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要防止把马克思主义变成脱离实践的干巴巴的教条，要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创造力、说服力、感召力，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引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如果我们果真能够迎接唯心史观的挑战，并在同唯心史观及其种种具体表现的斗争中，讲清楚为什么要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以及哪些是必须坚持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哪些是唯物史观中需要修正的个别结论和需要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从而使更多的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从内心深处愿意接受唯物史观，使原本属于思想认识问题的人们心服口服、转变认识，那么，唯心史观的挑战不仅丝毫无损于唯物史观及其指导下的历史研究，相反，只会更加壮大唯物史观的理论队伍，更加扩大唯物史观的群众基础，更加促进唯物史观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真理是越辩越明的。我们应当有这个自信。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只要我们把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紧密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就一定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做出新的贡献，并使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更大的繁荣和发展。
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重塑
王学典
王学典，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的中心问题是学术史问题，在这一特定的语境中，评估史观派史学的问题核心在于：唯物史观派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究竟占有何种地位？换言之，在近百年来的学术演进或知识增长中，唯物史观派史学究竟是否提供以及提供了哪些为其他学派所没有提供的真知？
所以，对唯物史观派史学而言，当前最紧迫的一个任务是在整个现代学术史的视野和框架内梳理和总结自己的研究史。这一任务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进一步确认现代学术史上唯物史观派存在的知识论意义，另一方面则是恢复唯物史观派在现代学术史上的本来面貌。
“现代史学近百年来一马当先的正是社会经济史。”(20) 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20世纪西方学界的主要敌人的波普尔，也曾这样评价马克思的贡献：“在马克思之前没有严肃的经济史”，因此，“马克思对社会科学与历史科学”的一个“不可磨灭的贡献”，就是“强调经济条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这可以说完全扭转了先前历史学家的观念”。(21) 另一位著名历史哲学家说：“自从马克思以来，或者不如说自从19世纪末年以来”，历史研究的“重点已经转移到经济史和社会史”，“人们日益接受……与政治因素相对而言的经济因素乃是历史变化中真正的决定因素”的“论点”。(22) 甚至连当年的胡适也承认：“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开许多出路。”(23)
笔者条举上述材料，首先意在指出这样一个现代学术史上的基本事实：唯物史观派史学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出现，既是顺应国际史学最新潮流之举，又填补了近三百年来即乾嘉以还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空白，即“食货之学”的“衰微”。(24)“食货之学”即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空白在20世纪的被填补，应该在20世纪学术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一页，而这一页的写就，应该说主要来自史观派的努力。“井田制”、“初税亩”、“均田制”、“地主制”、“庄园制”、“农村公社”等经济史上一系列关键史实的发覆，不能不归功于唯物史观所强调的“经济因素”的指引，其中，“铁”的发现和对“铁制工具”给当时社会所带来的剧烈变动的强调，更使人真切地感受到“生产力”，特别是其中的“生产工具”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巨大作用：“铁器”如同“机器”一样，曾经在历史上造成过巨大的“革命”。总之，整个社会经济史研究在20世纪中国的兴起，完全可以视为唯物史观派的一大学术史业绩。与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相关，史观派学人另一重大学术史业绩，是把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概念工具引入到历史分析中来，从而把中国史学带入了社会科学化的新阶段。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这两部名著可以看作是这个新阶段到来的标志。这一研究所具有的典范意义当时就已被人揭示出来，认为这“例示”了“古史研究的一条大道”，“那就是拿人类学上的结论作工具去爬梳古史的材料”，既“替这些结论找寻中国记录上的佐证”，同时这本身也是“建设中国古代社会演化的历程”，所以，“郭先生所例示的路径是值得后来史家遵循的”。(25) 从世界范围看，摆脱19世纪及以前的政治史精英史模式，写“底层的历史”或“自下而上看的历史”，是历史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又一特征。因此，唯物史观派史学的第三个重大学术史业绩，是对“历史上的小人物”、“农民”、“奴隶”所起作用的发现，其标志就是中国农民战争史这一崭新学科的创立。正是由于这一学科的推动，使中国史学完成了从精英史到民众史的结构性转换。
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史业绩绝不止上述三端，笔者在这里申述这三项业绩，只是为了引起人们进一步思考下面这个问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即史观派和“史语所”诞生前后，“世界学术之新潮流”究竟是什么？陈寅恪先生认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26) 而敦煌学的中心和正统在法国，“法国汉学”遂被看作是“新潮流”之所在，而“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角胜”，(27) 则就是陈寅恪所谓的“预流”，而“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假如这一点得到确认，那么傅斯年所领导的史语所就完全“预流”了，而史观派的上述所谓业绩当然就是“未入流”之举。问题在于，从世界范围看，1930年前后的“流”究竟是什么？几乎所有的权威学术史家都一致认定，当时的“世界学术之新潮流”是“社会经济史”，不是所谓的“敦煌学”；是即将诞生的法国的“年鉴学派”，而不是所谓的“巴黎汉学”。如伊格尔斯所说：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法国的、比利时的、美国的、斯堪的那维亚的、甚至于德国的历史学家们就已经开始批判兰克式的范型，并在召唤着一种能解说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的历史学了。(28)
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哪一位学术史家把“敦煌学”、“法国汉学”看作是当时世界学术之新潮流者。假如我们能把社会经济史以及由此而派生的社会科学化和自下而上的历史看作是兰克之后20世纪初以来的世界学术之新潮流的话，那么，史观派的学术史业绩及其深远的学术史影响就必须予以重新斟酌和评估。事实上，有的学术史家早就开始了这种重新评估的尝试。这一点对唯物史观派史学来说，可谓“兹事体大”，直接关涉到这一学派的学术合法性问题。
另一个与唯物史观派史学密切相关的问题是：恢复这一学派在现代学术史上的真实面貌。提出这一问题针对的是这一现象：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叙事把现代学术史上本来是一支很雄壮很庞大的唯物史观派学术力量写得越来越单薄，直至最后只剩下有数的几个人。“学术史叙事”的“革命史化”倾向，可能是这一现象产生的主要根源。而这一点今天看来应该纠正。
这其中，有许多具体情形未能得到恰当的处置。最主要的看来有这样两种：首先，我们未能看到，被我们的学术史叙事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的敌人的一些人，也曾对“唯物史观”表示过激赏，承认过这一历史观的价值。如上面提到的胡适，他的的确确是学术界“反马克思主义”的头号人物，说过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算不得好汉”之类的话，但是，他对“唯物史观”对治学的意义的认识却十分到位，用“开一个新纪元”、“开无数门径”、“开许多生路”来赞许唯物史观的影响，这种评估可以说“无以复加”。实际上，不仅胡适如此，胡适的追随者和门下也多能如此。如陈衡哲在1924年5月28日曾致信胡适说：
你说我反对唯物史观，这是不然的。你但看我的那本《西洋史》，便可以明白，我也是深受这个史观影响的一个人……我承认唯物史观为解释历史的良好工具之一。(29)
至于胡适的弟子顾颉刚下面的这段话，就更是为学界所周知：
近年唯物史观风靡一世……他人我不知，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我感觉到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30)
而胡适的其他弟子如罗尔纲、吴晗等人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则早已在唯物史观的影响下从事历史研究了。
唯物史观派学术史叙事的最大缺略，也是这一学术史叙事革命史化的最集中表现，就是将那些曾经一度信从过唯物史观的人完全排除在外。其中有两个人可能最为典型：20世纪30年代的冯友兰和陶希圣。
冯友兰是一个被时人认为从“北伐成功”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近五十年中国思想之第三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这个时代“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主要思潮”，而“这个时代思想人物可以冯芝生（友兰），张申府，郭沫若，李达为代表”。(31) 当时的人这样定位冯友兰是有坚实的根据的。《中国哲学史》是冯氏的代表作，而“很能应用唯物史观”，当时就被认为是此书的首要特征。(32) 此后的作为所谓“贞元六书”之一的《新事论》，系统而深入地表达了冯氏对社会、历史、文化的观点，而唯物史观构成了他阐发这些问题的基本观念工具。这一点至今为人们所称道。而《秦汉的历史哲学》一文则表明冯氏对唯物史观的把握已达到登堂入室的程度，以至于被许为“当代学人中，最懂得唯物史观”的人之一。(33) 唯物史观在冯氏几乎所有述作中都有体现。无怪乎时人有这样的期待：“望冯氏在这‘风雨如晦’的时代中，作我们一个思想的领导者。”(34) 今天看来，冯友兰在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无疑是唯物史观派学术史上的重要一页。
与冯友兰一样，陶希圣也被看作“近五十年中国思想之第三阶段”即“唯物史观阶段”的代表人物之一。由于陶希圣偏重于研究“社会经济史”，所以在这个阶段，他被看作是与郭沫若并驾齐驱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主要代表。郭湛波认为：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以郭沫若、陶希圣二氏成绩为最佳”。而“陶氏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之贡献”，“在他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史’，影响颇大”：“中国近日用新的科学方法——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成绩最著，影响最大，就算陶希圣先生了。”(35) 出版于1946年的《当代中国史学》一书认为：
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两位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陶希圣先生对于中国社会有极深刻的认识，他的学问很是广博，他应用各种社会科学的政治学经济学的知识，来研究中国社会，所以成就最大……虽然他的研究还是草创的，但已替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相当的基础。(36)
美国学者德里克也将陶希圣和郭沫若等量齐观。其他学术史家也都肯定了陶氏为史观派开山的作用。
冯陶二位都曾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并取得了公认的学术成就，而且把这种成就挂在“史观派”或“释古派”的账下，也已属学界共识。问题在于，冯陶二位都与国民党、蒋介石有密切关系，换句话说，与他们在学术上信奉“唯物史观”不同，他们在政治上都处在“社会革命”的对立面。所以，逐步“革命史化”的学术史叙事就将他们删除了。被这种学术史叙事所删除的绝不只他们两人。
20世纪20年代与胡适在《建设》杂志上进行井田制有无之辩论的胡汉民、廖仲恺，也是较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人物。德国学者罗梅君就指出，“胡汉民对井田制的研究是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解释中国历史现象的首次尝试。”(37) 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时期，则是唯物史观派的一统天下，是唯物史观的一次大爆炸、一次大阅兵。“新生命”派、“新思潮”派、“动力”派、“读书杂志”派等各色人物无不奉唯物史观为圭臬。他们纷纷以“历史唯物论者”自命，人们亦皆以此视之。当时王礼锡就指出：“在中国社会史的论战里，都是唯物的内部的争斗”，“论战各方都是以唯物的辩证法做武器”。(38) 后来也有学者发现：“论战各方，即使不属于中共或托派，甚至是共产党的反对者，都大体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学说，并以这作为论证的理论依据。包括胡秋原、方亦如等人也如此。论战中各方共同使用的如‘帝国主义’、‘封建制度’、‘阶级关系’、‘商品经济’等概念、词汇也基本上属于或遵循着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范围。”承社会史论战而起、专攻社会经济史的“食货”派也应归属唯物史观派，尽管他们的具体研究路线出现调整，但基本立场未变。创立于1934年、以清华大学历史系和北平社会调查所（后更名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成员为主体的“史学研究会”，也是唯物史观派的一个分支，主要会员有吴晗、汤象龙、夏鼐、罗尔纲、梁方仲、谷霁光、朱庆永、孙毓棠、刘隽、罗玉东、张荫麟、杨绍震、吴铎等，也以社会经济史为研究重心。汤象龙曾有过明确的说明：“当时大家虽然说不上熟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都倾向于唯物主义，主要倾向于社会和经济的分析”。(39) 1933年的国立师范大学研究院历史科学研究会（又改名北平历史科学研究会），编辑《历史科学》杂志，研究会的主要成员有丁迪豪、郭昭文、萧桑等人。其主导思想，明显地倾向唯物史观，但较社会史论战时期已有了进步。他们表示：“我们虽也站在历史的唯物主义方面，但我们要由历史发展之本身作深入的探究，从而以为历史之判断。我们虽也留心史料的时代价值，但我们要以新的科学来阐明历史，充实历史。”(40) 社会史论战高潮过后，老将李季、王宜昌等人仍然表现相当活跃，继续以唯物史观为武器与当时的主流派展开交锋，在时人眼中的确是唯物史观派的代表。20世纪40年代，童书业在上海与马克思主义新史家展开论战，对手方正是李季、王宜昌等人。遗憾的是，他们或者由于与国民党渊源甚深，或者由于与所谓“托派”纠缠不清，上述如此庞大的群体都被日后的学术史研究者驱逐出唯物史观派的阵营。
于是，不断缩编的唯物史观派学术队伍就这样与唯物史观影响下的显著的学术史事实、思想史事实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唯物史观在20世纪30年代初像“怒潮一样奔腾而入”，(41) 时人因而认为：
五四的中心思想是自由主义……北伐后的中心思想是社会主义，是以唯物史观的观点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加以清算……假如“古史辨”可以象征五四的史学，那么中国社会史论战便可以象征北伐后的新史学。(42)
就像我们现在从一些学术史叙事中所看到的一样，仅仅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几个人怎能造成一种像“怒潮”一样的学术史大势呢？而删掉冯友兰、陶希圣等人的现代学术史叙事只能给人以这种疑问。这种学术史叙事与学术史事实的冲突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其中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是：一个在现实政治立场上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的社会革命的人可否同时在学术思想取向上以唯物史观为治学工具？而要想透彻回答这个问题，看来我们又不得不走向另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本身可否分梳为作为“社会理念”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学术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笔者倾向于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在客观上就存在着这种区分。由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存在着“政治内容”与“学术内容”的两个区间，在我们的研究活动中，也理应将马克思主义析分为作为“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两个单元。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单纯的革命学说和政治理论。因为马克思要对当时所能见到的全部人类思想成果进行批判，所以马克思主义几乎集成了当时所有的科学知识。马克思主义理论架构中除了社会革命、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等作为政治的内容外，还蕴含着大量丰富的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的内容。譬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的内容等等，就是其中比较醒目的学术成分。正是以这些学术成分为依托，我们才有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等学科。把上述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内容统称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以与作为“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作相对的、适度的分离和切割，应该是妥当的。假如这一点能够成立，那么陶希圣、冯友兰等人在政治上反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同时，在学术研究中又以唯物史观为工具治史则就是可能的，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应该容许的；不仅是应该容许的，而且还应该在事过境迁之后如实地予以肯定：这毕竟还是在马克思的旗帜下从事学术工作，何况，其工作的有效性也能给马克思主义增添声誉、扩大影响。更重要的是，某些政治上反对革命的人在学术研究中采用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原理这一事实，这只能说明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的魅力是如此的巨大和不可抗拒，以至于连那些不赞成由它指导的社会革命的人也不得不用它来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
唯物史观参与了现代中国学术史的创造是一个朗如白昼的事实。通过唯物史观派史学，中国史学界实现了与西方最新社会科学门类如经济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初步整合，从而在观念层面完成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现代化转型，也可以说同样应该不存在争议。但在对这一点的认识和把握上，坦率地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史学界远不如30年前的海外汉学家看得清楚和到位。其中的纠缠在于，究竟如何判定“史料派”与“史观派”各自在现代学术史上的“得”与“失”。与近十几年来的大陆学术界一味“回归民国学术”、“回归史语所传统”的趋向相反，余英时早在30年前就已经指出：“近代中国的史学，从清代训诂考证的基础上出发，一度凑泊而汇入兰克历史主义的末流，真是一个值得惋惜的发展。”他这里所指，就是傅斯年及其所领导的史语所。问题在于，“就在历史主义正式进入中国史学研究的领域之际，它在西方已开始衰落了”。(43) 在他看来，这一“末流”在中国产生了一系列后果和流弊：一是使“材料（或史料）便是历史的思想”占了支配地位，二是“因为要讲材料越多越好”，使得学界“太重视小的考证……注意太多的小问题，而常忽略了大问题”，另一个“就是对于时代完全不管，为史学而史学，为考证而考证，为学问而学问”。(44) 以此一认识为基础，余英时畅论了“史料学派”与“史观学派”的功与过：
从理论上说，这两派其实各自掌握到了现代史学的一个层面：史料学是史学的下层基础，而史观则是上层建构。没有基础，史学无从开始；没有建构，史学终不算完成。所以史料学与史观根本是相辅相成，合则双美，离则两伤的。但是在实践中，中国现代的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由于各趋极端，竟不幸而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他认为“史料学派”的问题是“为史学而史学”、“史学和时代完全脱节”，“史观学派”的问题在于“史学与时代绾合得过分密切，有时竟至达到古今不分的地步”。即便这样，他仍指出，“史观学派”治史“为他们所从事的政治运动寻找历史的根据”，“这种态度的本身是绝对无可责难的”。“对于史学应当配合时代，这种观点，我们基本上是同情的”。为何这样？因为他认为“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分别地代表了近代史学追求科学化的两个途径”，“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在史学上各有其坚强的立足点”，而且“无论我们在今天怎样不满意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他们所留下来的研究业绩终究是不可废的，并且将成为今后中国史学发展的基点”。因此，“这两派尽管在观点上都有需要调整的地方，但它们立论的核心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换句话说，即是与史学俱来的基本要素……史料与史观实同为史学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45)
现在看来，如何估计唯物史观派史学在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界定“史学”本身。“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46) 如果我们把“史纂”、“史考”看作是“史学”，那就等于认同“史学即是史料学”，由此而写出的学术史当然只能是以史料考订为中心的历史，20世纪90年代大陆主流学人心目中的学术史可能就是如此。如果你认为“史学”的基本要素不仅有史料，还必须有“史观”，而“史学”的任务是“通古今之变”，那么，唯物史观派的学术史业绩就不仅无法回避，还必须给予充分的估量，因为这事关整个史学的未来路向。
历史唯物论与中国思想史研究
张岂之
张岂之，清华大学历史系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临“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伟大任务。这个任务并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我们的前辈马克思主义学人早已在这方面开始探索，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我想举一两个例子来说明前辈马克思主义学人侯外庐如何在历史唯物论的指导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思想的特色。
侯外庐对历史唯物论的学习和研究，直接来源于从1928年至1938年他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翻译。他说：“对于一部完整的科学理论，翻译中的理解角度，往往不同于阅读中的理解角度。我在历史研究中所注意的研究方法，相当程度取决于我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认识。”(47) 这一认识归结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也就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运动规律的指导下，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是在怎样的社会存在中产生、演变和发展，有怎样的社会作用，对今天又有什么启示。侯外庐将历史唯物论的指导称为：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这贯穿于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全书。
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是我国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成果，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著作需要后学者加以研究，看前辈学人如何运用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中国古代的思想学说，以便推动这门学科的发展，同时解决其中的一些尚未解决的疑难问题。
学人们要直接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关于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的具体结论，是不可能的。《资本论》的主题不是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没有一句话提到中国。因此用历史唯物论来指导关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的研究，就要在艰苦的研究中，寻求问题的答案。
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论述，但在分析以印度为主的东方古代社会时，曾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48) 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不少学人注意到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重要的论断。由于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并不十分明确，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性质和内容，国际学术界产生理解上的巨大差异，并引发尖锐的论争。在这种情况下，侯外庐考察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经典作家的有关著作，查找了一百多条有关东方古代社会的论述，形成了对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全面理解。在此基础上，1945年侯外庐发表《我对“亚细亚生产方法”之答案与世界历史学家商榷》这篇重要论文，提出了他的研究心得。1946年他又在修改《中国古典社会史论》（1941年出版）的基础上，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史》（1955年再版时定名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将其观点系统论述。
侯外庐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古典的古代”是同一个历史阶段（奴隶制社会历史阶段）的两种不同路径。古代文明的路径不是只有一种；有古典的形态，还有非古典的形态。古代希腊属于前者，而亚细亚生产方式则属于后者。二者的差别，概括来说，古典的古代是“革命的路径”，而亚细亚的古代则是“改良（维新）的路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古代表现为：和希腊不同，从氏族社会走向文明社会，保留了旧有氏族组织的残余，在氏族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国家组织；这种状况演变成为血缘的宗法制，严重地影响着后来中国封建制社会和思想。侯外庐对有关材料进行审查与考订，同时也参照了他以前和他同时代学人的研究成果，才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侯外庐将他的研究作了这样归纳：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进而研究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既要遵循社会发展史的普遍性，但在特殊的历史规律上，我们又要判别具体的社会发展的具体路径。”(49) 这就是要找到中国古代社会和思想的特点。这种研究也就是要解决历史的疑难问题。侯外庐强调：“解决疑难只有在现象的背隐处去发掘，个人之自得越深刻，则本质的意义愈能表露。故自得亦即所谓‘资之深，取之左右而逢其源’者是”。(50)
今天学人在大量考古新发现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已经提到一个新的水平，再看侯外庐关于中国从氏族社会进入文明社会时特点的分析，哪些是准确的，哪些需要修正，可以看得比较准确，这些都是学术发展中很正常的事。然而更加明显的是，侯外庐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特殊路径的观点，以及他对于氏族贵族统治的形成、发展和衰落过程的研究，已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是20世纪史学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在20世纪40年代，当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时，他写下这样的感受：“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发掘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51) 这不仅是侯外庐个人的自豪，而且是历史事实的反映：在上个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不再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不必言必称希腊，他们努力将历史唯物论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进行创造性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充实和发展了历史唯物论。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以后，今天我们回顾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应当承认这样的客观事实。
侯外庐认为，中国古代思想有三个阶段，这就是西周时期“学在官府”的氏族贵族之学，演进为春秋时期倡导私学的孔墨显学（即儒家学派和墨家学派），再进到战国时期繁荣的百家之学，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国古代社会反映于社会思想，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思想和西方思想的古希腊阶段相比，有自身的特色。希腊古代思想的起点上，表现为追求知识、力求解答宇宙根源问题的“智者气象”，而中国古代思想在起点上则表现为重视道德论、政治论和人生论的“贤人作风”，究其原因，这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路径有关。
侯外庐曾经提出这样一些问题：社会史与思想史的关系如何？什么才是社会史与思想史的联结点？思想史、哲学史的范畴、概念，同它所代表的具体思想（如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和逻辑思想等），在历史发展中有怎样的先后不同？又有怎样的差异？在他看来，要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研究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它不是个别思想家的思想，而是基于社会存在而形成的某一历史阶段思想上的主要内容和特色的表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原则在思想史研究中便体现为一定的社会存在反映于一定历史时代的思潮，通过这样的中间环节才能发掘出个别思想家与社会历史的联系；这种联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多层次的。在社会思潮中可以看到作为一定社会历史中不同阶段、阶层的思想观点，同时也展现出作为人类共同精神财富的普遍性因素。侯外庐认为，我们不能像西方某些研究者那样认为历史就是思想家的历史。事实上思想家头脑里的“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的反映；这种反映极其复杂而曲折。因此在研究中，人们通过社会思潮这种“中介”将社会史与思想史联系起来，并将前者作为思想的来源；当然，也应当看到思想自身的渊源、发展关系，但这也离不开社会存在作为应有的依托。在《中国思想通史》每卷中都有“绪论”，它对一定的社会存在到社会思潮作了理论的概述，以此将社会史与个别思想家的思想联系起来，在许多地方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说明。
侯外庐探索中国古代社会，并不限于奴隶制社会阶段，他在《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至第5卷比较详细地论述了中国封建制社会的社会史与思想史之间的联系。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介绍。我只想指出一点：在《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到第3卷，关于社会史与思想史相互关系的论述，以及作为这二者间的中介社会思潮的分析，不论人们是否同意他的具体观点，都承认这是融通一体的自成一家之言。侯外庐晚年自述认为“第四卷在总体上还是留下了粗糙的痕迹”；(50) 关于社会史与思想史的联结在一些环节上不是那么融通。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并不是由于历史唯物论本身，而是由于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里，研究者在运用历史唯物论的时候缺少了应有的耐心。人们都知道，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在哲学思想、逻辑思想的领域内，不能直接由经济基础决定，要经过上层建筑中的某些中间环节的折射，才能见其影响。这些中间环节是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也可能是其他社会思想。揭示这些中间环节与哲学思想和逻辑思想之间的联系，需要进行长期艰苦的研究。也就是说，将历史唯物论具体运用于学术研究，对于任何一个观点的阐述，都需要有充分研究的积累。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侯外庐和他的合作者及助手正在撰述《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的时候，缺少一个使他们从容不迫地进行深入研究的客观环境，在论述中出现一些“粗糙”，是可以理解的。从这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用历史唯物论来指导研究中国思想史，不在于引用了多少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而在于如何按照历史唯物论的原则，通过社会思潮的折射将社会史中思想的实在内容揭示出来，这没有“十年磨一剑”的毅力是很难做好的。
在当代学术评论中，有同志用“侯外庐学派”这个词，这并不过分，因为侯外庐在研究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的过程中，他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学人一起工作，其中有杜守素、赵纪彬和邱汉生。他还一直热心培养研究思想史的年轻学人。学派的形成，不在于著述的多少和人数的多寡，而在于研究成果的创新和精神世界的自得。侯外庐在《韧的追求》第3章《〈中国思想通史〉的撰著》中深情地回忆起他们共事的情况，十分令人感动。他这样说：“我和我的同志们虽然花了几十年的心血完成了这样一部比较系统的《中国思想通史》，但是，要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想史体系殊非易事。尽管有同志说我们的思想通史是自成体系的著作，而我们却不敢以此自诩。我很想说明一下，我们在史学研究中所注重的不是自己的‘体系’，而是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总结中国悠久而丰富的历史遗产。”(53) 沿着前辈学人为我们开辟的道路前进，是继续建设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后学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恩格斯晚年的理论和学术活动说起
廖学盛
廖学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正确的历史知识传授和正确的历史观，既是培养具有崇高理想和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高度社会责任感的社会主义新人的需要，又是不断加强中国各族人民内部的相互了解和团结以及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团结的迫切需要。正确的历史研究和历史知识还关系到哲学史、文学史、政治学史等学科的健康发展。从这样的角度看，《历史研究》这样的刊物，肩负着巨大而光荣的责任，只有办得好些再好些的义务。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终身重视研究历史。在1883年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的一系列理论和学术活动，堪称重视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和正确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典范。他在晚年花了很大力气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证和宣传。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的一系列恩格斯的著作和书信，便是这方面的明证。认真研究恩格斯在这一时期的理论和学术活动，应该是《历史研究》选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为了正确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认真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和不断丰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活动和历史是十分必要的。
恩格斯在为1888年以单行本出版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的序言中，提到了他在“马克思的一本旧笔记中找到了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接着指出：“这是匆匆写成的供以后研究用的笔记，根本没有打算付印。但是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在这篇序言中，恩格斯说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部分是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阐述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54)
恩格斯晚年多次谈到正确的经济史知识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1890年8月5日恩格斯致康·施米特的信中的一段话，特别值得我们深思，“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出了很少的一点成绩，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但是，许多年轻的德国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55)
康·施米特在《回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中，深情地谈到恩格斯的那封信以及以后他和恩格斯的交往对他的良好影响。(56)
多组织和刊发一些能帮助年轻人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实质的文章，显然是《历史研究》编辑部不可推卸的责任。
联系中国的实际来说，要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推向前进，不大力提倡对世界经济史的研究和评介，显然是办不到的。中国学术界对世界经济史，尤其是对资本主义以前的诸社会经济形态的经济发展史的研究和介绍，远远不能满足在中国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需要。
离开对经济状况和经济发展趋向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社会阶级等级结构变动规律的研究，是不可能搞清楚为什么必然存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欧洲历史的最大特点是有过古希腊罗马所体现的发达的奴隶占有制社会，欧洲又是16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发源地。离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迁，不可能深刻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欧洲和美国相互关系的巨大变化的影响。
列宁高度评价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称其为“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57) 列宁是在强调共产党人必须学会独立地“把国家问题弄清楚”时一再提到恩格斯的这部著作的。在我们不断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今天，很有必要重温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应该深刻理解“国家是什么，国家的实质是什么，国家的意义是什么”这样一些关乎革命成败的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的教导，正确处理好国家与市场以及一切与之相关联的重大关系问题，保证我国的建设事业始终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同时，我们还应该高度重视列宁关于恩格斯在这一著作中应用的科学研究方法的评价。列宁说，他之所以“提到这部著作”，首先是因为它“提供了正确观察问题的方法。它从叙述历史开始，讲国家是怎样产生的。”而“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58)
在历史虚无主义泛滥和屡屡对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提出挑战的今天，重温得到列宁充分肯定的恩格斯的科学研究方法，是很有意义的。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问题是历史研究的永恒主题。如果不存在统一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历史研究就不可能成为科学。人类社会历史虽然表现出无穷的多样性，但是人类社会毕竟是按照客观规律发展的。从都是不以某个人或某一类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个角度看，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与自然科学规律的客观性是一样的。
重视对历史发展规律问题的探讨，应该是《历史研究》的义务。百家争鸣要真正有利于学术的前进和发展。要坚信，真理愈辩愈明。
科学的发展是无止境的。随着考古学、民族学、古文字学等诸多学科的蓬勃发展，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的某些材料已经过时，而与过时材料相关的某些论断也就有重新解释的必要。由于这本书是“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为了便于大家更好地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由《历史研究》这样具有影响的学术杂志的编辑部出面组织有关方面的专家，来评述恩格斯书中因新材料而必须重新考虑的论断，也就是义不容辞的事。
举例来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第1版的序言中写道：“经济方面的论证，对摩尔根的目的来说已经很充分了，对我的目的来说就完全不够，所以我把它全部重新改写过了。”(59) 从那时起至今的一百多年中，原来恩格斯认为正确的东西，有些又需要改写了。
由于考古学家、民族学家和经济史学家近一百多年的不懈努力，学术界对近一万年左右世界范围内人类物质生产和经济交往状况的了解，有了极其巨大的进步。可以说，现在关于农业、畜牧业发生途径以及历史发展过程中两者的相互关系的说法，关于游牧部落产生的时间及其与从事农业的部落的相互关系的说法，与1884年恩格斯书中的描述，是有很大不同的。这种由于时代局限性造成的一些区别，丝毫无损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光辉。但是，中国学术界应该高度重视学术领域的新进展，及时向广大读者评介有关发展和变化。
中国的考古学有了巨大发展。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材料积累的速度远远超过理论研究方面的进展。大力推进中国的原始社会史研究，应该看作是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迫切需要。没有这方面的巨大进步，恐怕很难解决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和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统一性的相互关系问题。离开世界历史的统一进程而一味大谈特谈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可能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中国历史研究中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对世界历史的深入了解。而中国的世界历史学科还十分薄弱，它的发展需要多方面的大力扶持和帮助。促进中国世界历史学科的发展，最主要的是采取有效措施，促进世界史研究学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并不单纯是要多发几篇世界史方面的文章。
在这篇简短的发言稿中，不揣冒昧，坦陈了对办好《历史研究》的一些想法，并且不敢认为自己都说得正确。更多的是表示了自己的殷切期望。我作为《历史研究》的忠实读者，已经有五十多年。衷心希望这份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期刊越办越好。特别是希望《历史研究》在推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入研究方面，不断取得新成就。
注释：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6页。
②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96、395页。
③ 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2003年7月1日，《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62页。
④ 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03年12月26日，《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44页。
⑤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3月，《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1页。
⑥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页。
⑦ 江泽民：《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2001年4月2日，《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8页。
⑧ 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0年6月28日，《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86页。
⑨ 江泽民：《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2001年4月2日，《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228页。
⑩ 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2003年7月1日，《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63页。
(1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
(12)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8页。
(13) 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0年6月28日，《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81、82页。
(14) 邓小平：《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85年5、6月，《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4页。
(15) 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0年6月28日，《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88页。
(16)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9、270页。
(17)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9—281页。
(18)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1—232页。
(19)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383页。
(20) 唐德刚：《胡适杂忆》，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48页。
(21) 卡尔·波普尔：《二十世纪的教训》，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22) 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85—186页。
(23) 胡适：《四论问题与主义——论输入学理的方法》，《每周评论》第37号，1919年8月31日。
(24) 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傅杰编：《自述与印象：章太炎》，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16页。
(25) 素痴：《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08期，1932年1月4日。
(26)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第1本第2分，1930年6月。
(27) 顾潮编：《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52页。
(28) 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绪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页。
(29) 参阅耿云志：《胡适年谱》，《胡适研究论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97页。
(30) 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顾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31)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9页。
(32) 张岱年：《冯著〈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和读法》，《出版周刊》第126号，1935年4月。
(33) 曹聚仁：《天一阁人物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55页。
(34)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第149页。
(35)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第179页。
(36)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96—97页。
(37) 罗梅君：《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纂——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7页。
(38) 王礼锡：《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读书杂志》第1卷4、5期合刊，《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神州国光出版社，1935年。
(39) 《汤象龙自述》，《世纪学人自述》第3卷，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第323页。
(40) 《〈历史科学〉创刊之辞》第1卷第1期，1933年1月。
(41) 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附言》，《古史辨》第7册上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4页。
(42)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10期。
(43) 余英时：《历史与思想·自序》，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
(44) 余英时：《史学、史家与时代》，《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123页。
(45) 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第373页。
(46) 《文史通义·浙东学术》。
(47) 侯外庐：《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第91页。
(48) 最早见于《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资本论》中都有论述。
(49) 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页。
(50) 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69页。
(51) 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序言》，又见《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52) 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99页。
(53) 侯外庐：《韧的追求》，第327页。
(5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2—213页。
(5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432—433页。
(5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回忆恩格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0—103页。
(57)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页。
(58) 《列宁选集》第4卷，第27、26页。
(5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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