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起点的农村改革与发展（笔谈）——3.二元经济结构与农村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村论文,笔谈论文,经济结构论文,新起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实现经济社会一体化，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重新梳理理论界关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与我国消除二元结构的努力和过程，揭示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和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着密切关系，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加快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和社会转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二元经济结构是西方理论界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分析的一个重要概念。阿瑟·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并存的状况，传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工业部门只需支付略高于农村维持生计水平的工资，就会诱发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在边际生产力为零的假设下，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并不减少农业总产出，而且能够促使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提高，由此推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刘易斯模型后被费景汉和拉尼斯进一步发展。在刘—费—拉模型中，隐含着一个假设条件，即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一个统一的、有效的劳动力市场。但许多经济学家经过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工资水平差异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由教育水平所引致的工资差距要远远大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收入是小学毕业生的6.4倍，但在发达国家仅为2.4倍。[1]发展中国家的公共投入、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也存在“城市偏好”特征，从而影响了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强化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库兹涅茨认为，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分配有恶化的倾向，而收入进一步提高后，收入分配状况得以改善，当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到来时，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开始上涨，如果政府通过再分配政策缩小收入差距，收入分配状况便可以改善。这样，刘易斯转折点就可以与库兹涅茨转折点相重合。[2]1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理论界也一直借鉴二元经济结构这一概念分析我国基本国情，在普遍认识到二元经济结构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和农村内需不足、必须发展农村经济、优化资源配置、加快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同时。对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判断，形成了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是一个二元经济国家。从农业中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工资水平长期停滞等特征看，我国经济体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反差，但与典型的刘易斯模式相比，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又有自身的特色，表现在：改革开放之前，二元经济结构与计划经济体制同时存在，劳动力不能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资源配置效率低；改革开放后，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与经济体制转轨相伴随。[3]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是一个三元经济结构国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村工业得到快速发展，因此，“把以农村工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经济作为与农业经济及城市工业经济相并列的国民经济中的一元作为独立经济形式，不仅毫不过分，而且可以说是对我国现实经济结构的确切描述”[4]。因此，我们应发展农村工业，以此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第三种观点认为，我国经济体系中存在四元经济结构即城市现代部门、城市传统部门、乡镇企业部门和农村传统部门。[5]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存在环二元经济结构论。既我国一方面出现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格局，另一方面在地区之间、产业及企业之间也出现了二元化的现象。[6]因此，不仅应加快城乡一体化步伐，而且还应加强落后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和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
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为了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转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由于我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实现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必须通过非经济的强制手段，从农业中获取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从1952年到1978年，国家依靠农业积累的资金达4452亿元左右，年均约171亿元，占国民收入积累额的比重，除1978年外，都在30%以上。[7]可见，这一战略实施的结果，严重地损害了农业自身的发展，从50年代后期开始，在工业部门快速发展的同时，农业部门举步维艰，导致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迅速拉大，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凸显。
中国的改革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1978年，在生产领域以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的政策变迁，允许、鼓励多种经营，赋予农村居民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大幅度增产，1978-1984年，中国农业每年保持了7.7%的增长速度，农业产值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由32.8%提高到39.8%。同时，流通领域中又进行了农产品价格和农村经济市场化的改革。促使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两部门生产率差异和城乡差异逐年缩小，城乡经济结构的二元性明显减弱。城市居民收入差距也呈现缩小的趋势，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78年的2.57∶1降至1984年的1.84∶1；然而，从1985年开始，我国的改革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同时又进行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非国有经济和扩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农村，1984年粮食大丰收之后，首次出现卖粮难现象，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越来越少，许多地区农田水利设施失修，对土地的投入日益减少，许多耕地被占用，结果，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又出现强化趋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呈现扩大趋势，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85年的1.86∶1升至1992年的2.58∶1；此后，政府开始压缩投资总规模，调整投资结构，工业部门扩张的势头受到遏制，同时一些扶持农业发展的政策也相继出台，实行农民土地承包期延长30年，土地使用权依法有偿转让，大幅度提高粮棉等农产品收购价格，结果，这一时期，城乡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又开始减弱，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呈现缩小趋势，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94年的2.86∶1降至1997年的2.47∶1；但到了1997年之后，随着“软着陆”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为了刺激需求，拉动消费，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政府对城市的投入不断增加，农村不仅得不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还要用自己较弱的力量负担公共服务，城乡差距不断拉大，1997-2001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再次强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呈现扩大趋势，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97年的2.47∶1升至2001年的2.90∶1。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是基本趋势，但这种转换却经过了削弱——强化的多次反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十六大以后。2002年10月，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指导思想，从2004年起，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政策，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国家开始改变国民收入在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之间的分配格局，不断增加公共财政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重视合理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建设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这些重大战略措施以城乡统筹为宗旨，着眼于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和体制、机制方面解决工农、城乡之间的关系问题，农民收入增长很快，虽然增长速度仍然落后于城镇居民，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与前一阶段相比仍有相对缩小的趋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002年的3.11∶1升至2007年的3.33∶1。
三
通过对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追溯和对我国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实证考察，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原因之一。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阻碍了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和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影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由于农村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公共产品供给、收入分配等许多方面受到不平等待遇，使农村收入增长缓慢、内需不足，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事业落后，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2)农村经济发展是影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最重要因素，农业发展政策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关键步骤。影响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因素是多重、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当然最根本的因素是农村经济发展，只有加大力度制定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才能推动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如改革初期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提高农产品价格和进行市场化改革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增产迅速，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明显减弱；反之采取忽视农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就明显增强。
(3)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最有效途径。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可以为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解决就业问题，为农村经济发展提高更多的资金、技术和物质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可以为城市发展提供更多的剩余产品，提供更广阔的消费市场，更多的高素质劳动力，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实现经济和社会资源从城市和非农产业向农村和农业流动，为农村提供公平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通过农村的兴旺为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促进城市发展，城乡互动，协调推进，建设繁荣而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4)农业技术进步是推动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基础条件。日本发展经济学家、东京大学教授早见雄次郎和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明尼苏达大学教授V·拉坦指出：“消除二元经济结构主要取决于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主要取决于农业技术的变迁及其诱导。”[8]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业技术进步不快，今后更应重视农业科研，加快农业技术的进步、推广、普及和创新。
(5)实现从以增长主导向以发展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根本。改革开放以来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化转变是基本趋势，但这种转变不是持续进行的，而是经过了多次的反复和迂回。我们认为，这种反复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的发展战略依然是以增长为导向而非以发展为导向。农业具有弱质性，依靠市场来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只能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作用，部分的扭转由于我们人为促成“剪刀差”等不平等的市场，而不可能彻底改变市场经济发展自然形成的二元格局，要想加快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速度，解决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行以发展为主导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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