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科学的社会文化轨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轨迹论文,社会文化论文,近现代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导言：科学文化的全球性与社会文化的地域性
关于中国近现代科学发展的轨迹，已经有一些有意义的研究。顾毓琇把洋务运动至本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科学发达史”分为坚甲利兵、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研究4个时期。[1]卢于道把五四时期至本世纪40年代中期“中国科学的进展”分为译述、研究和反省3个时代。[2]张孟闻把1582—1948年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分为萌芽、洋务、启蒙、学院、民主5个时期。[3]汪一驹(Y.C.Wang)结合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考察1872至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的关系，把这一时期中国新精英的崛起划分为1872—1895年、1896—1911年、1912—1927年、1928—1949年4个阶段。[4]詹姆斯·里尔登—安德森(James Reardon—Anderson)分1840—1895年的科学与自强、1895—1927年的中央政权空白、1927—1937年的南京十年、1937—1945年的战争4个时期，从化学入手研究中国近现代科学与社会变化。[5]董光璧区分了“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的两重含义，把1582至1991年近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分为启蒙、形成和发展3个时期。[6]刘大椿和吴向红从体制化进程上把中国近现代科学分为西学传播（两个阶段）、体制化肇始、与国际体制接轨4个阶段。[7]杨振宁着眼于中国和西方科学的比较，把1400至2000年中国的科学发展分为科学落后于西方、抗拒引入西方思想、急速引进现代科学、开始加入科技竞争4个时期。[8]这些工作，展示了审视中国近现代科学的不同角度。
近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体制、观念、知识和器物诸层面的变化。小摩里斯·N.李克特(Maurice N.Richter,Jr.)很有道理，他把科学看作个体的认知发展在文化上的对应物，看作传统文化知识的一种生长物，看作文化发展的一种认知形式，就是说，把科学看作一种文化过程。[9]不过，文化离不开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离不开社会支撑物。正如彼得·迪尔(Peter Dear)所说，“在文化的历史研究，包括科学的历史研究中，忽略社会世界的组成，便导致对虚妄的研究：那些不是社会意义的文化意义恰恰就象那些不是任何东西的颜色的颜色一样——它们是没有主体的性质。文化是真实的；但它不是一个东西。它是其社会的一个性质，不是一个社会副现象而是一个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基本（即组成）性质。”[10]因此，把中国近现代科学作为一种社会文化(sociocultural)过程，来考察它的发展轨迹，也许不是没有意义的。
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是全球性的文化。但是，同样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又是多源头的文化。这些源头存在于一些民族的传统文化，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完整的科学产生于特定时间和空间即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而且，它产生之后的传播还必须以具体的社会为支撑，融合并存在于各区域文明之中。没有离开具体社会文化的抽象的全球文化。所以，近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就是地域性的中国传统文化接纳这种产生于欧洲的向全球传播的文化并进而汇入其进一步发展的主流的过程。
1 科学文化的初步认同，1582—1840年
涉及到中国近现代史，没有人反对使用“西学东渐”这个词。从科学的全球性出发，把近代科学的引入当作西学东渐，是不确当的。科学的精神、方法、规律具有普遍性，它在全球都是普适的。但是，从形态完整的科学产生于欧洲来看，我们把科学的引入包含在西学东渐之列，也不无道理。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解释，以前主要是费正清(JohnK.Fairbank)的“西潮冲击—中国反应”范式，后来则是“在中国发现历史”范式。其实，中国传统文化是全球性的科学文化的诸源头之一，因此二者之间并不是象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不相容。此外，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发展，也有出现科学近代化苗头的时候，这也是接纳科学文化的一个内在根据。所以说，中国近代科学的起点，应当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传统文化出现接近某些全球性科学文化的明显苗头，世界发展到全球性科学文化出现向中国社会传播的机会和条件之时。
中国社会内部的发展，到明末清初出现了5个方面接近全球性科学文化的苗头。这就是学术态度上的“格物致知”，研究精神上的“事实求是”，探究方法上注重观察和数学手段的应用，成果形式的集大成特点，以及社会建制上的广泛化趋势。“格物致知”的说法，在《大学》中早已有之。后来几经变化，在实学思潮中盛行开来。明代得到发扬的格知传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与全球性的科学文化最为接近的部分，它后来自然成长为接纳科学文化的过渡文化形态。[11]清代乾嘉学派的学术主要限于人文社会领域，所注重的是对古籍的考证，但是他们极力推崇的“实事求是”精神广为当时和后来的学者所称道，他们的“西学东源”说事实上把清代科学与现代科学连接起来。[12]李时珍的《本草纲木》、徐弘祖完成的《徐霞客游记》是大量观察的总结，朱载堉的《乐律全书》则充分地应用了数学方法。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分别是农学和手工技术的集大成之作。钦天监一直是中央政府直辖的天文学研究机构。明代的城市、军队和工厂中广泛设立的医疗机构，已是比较接近民间形式的准科学建制。
人们曾普遍认为，全球性质的科学文化的哲学依托是机械论哲学，科学革命就是通过反对亚里士多德传统和盖伦传统而确立运动物理学、天文学和哈维学说的过程。实际上，科学革命中，反对这两个传统的除了机械论哲学之外，还有化学论哲学。后者是以帕拉塞尔苏斯学说为代表的类似于中国传统智慧的一场广泛深入持久的新科学运动。[13]它在科学革命初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机械论。[14，15]由于化学论哲学不仅与亚里士多德和盖伦传统论战，而且同时也与机械论哲学交锋，所以与文艺复兴背景有牵涉的人，不论他处于这三个阵营中的哪一个之中，他对与中国风格的传统智慧类似的帕拉塞尔苏斯学说都不会完全陌生。这就是全球性的科学文化能够融进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一个重要的内部根据，也是明末耶稣会士采取合儒策略的一个重要的西方背景。以前的研究中把他们的这个策略仅仅看成是他们的权宜之计和汉文化的强大同化能力所致，这是不够的。
利玛窦(Matteo Ricci)在中国传播的自然知识就内容来说只能算得上是中世纪的自然知识，而不是近代科学知识。但是，科学革命是前述三种力量的角逐过程，不单是产生新哲学和新知识。所以，利玛窦带来的更重要的是与科学革命有关的背景知识。中国近现代科学的起始时间，是一个时段而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日子。如果我们要与历史划界和特定事件相联系的史学习惯相合，可以根据以上理由，把利玛窦1582年入中国作为中国近现代科学的起点。
世界性的科学文化源自不同的民族文化，但它一经产生便超越了原有的民族文化，而且，它要寓存于一定的民族文化，甚至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文化之中，都有一个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中国近代史人物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们以前普遍把科学文化当作西方文化而不是全球性的文化，来看待它在中国文化中的融合，所以看不到它和直接产生它的欧洲文化的冲突与它和中国文化的冲突共同的一面。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区别在于科学文化的全球性与民族文化的区域性之别，而不是所谓“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之别。我们把科学文化的引进当作“西学”的移植，实际上是，把全球性的科学文化之株形成于其中的土壤当作了这种文化本身。
从利玛窦开始，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融合，就是中国当时的社会文化认同全球性文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1615年南京教案、1629—1669年历法之争、1708—1718年完成《皇舆全图》、徐光启等人张扬“中西会通说”，乾嘉学派鼓吹“西学中源”说等事件。科学在“西学”的名义下，逐渐得到中国官府、学界和民间的认同。当然，这种认同有3个方面的局限。首先，这种认同主要停留在接纳态度上，还没有形成对科学文化的深刻认识。其次，这种接纳态度并不是全社会划一的，事实上，时至今日，中国社会中仍然存在拒斥科学的力量。最后，这种接纳态度此时尚未变成体制化意识和加入国际性科学共同体的倾向。从外域文化的土壤中辨认全球性文化并加以接纳，是一个永远不会完结的过程。尽管如此，认同全球性的文化毕竟是一个民族的伟大事件。刁培德称它为“哥白尼转换”，[16]席文说它是一场“有限的革命”，[17]樊洪业则认为它就是一场“科学革命”。[18]
2 科学文化的表层吸纳，1840—1895年
我们上一节所讲的中国近现代科学的第一阶段，科学文化的传播者主要是耶稣会士，认同者主要是皇帝和士大夫，认同场所主要在朝廷，认同内容主要是历法、地理和数学，认同的实际步骤主要是装备观象台，具体成就主要是测绘全国地图。如果说这一阶段对全球性的科学文化的认同，为中国近现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基础的话，那么西方列强发动的鸦片战争（1840年）、英法联军之役（1856—1860年）、中法战争（1883—1885年）、中日战争（1894—1895年），以及国内的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年）就成为中国近现代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催化剂，因为这些事件引起中国人的反抗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对策。
催化过程是艰难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有强大惯性的社会。在1840年爆发鸦片战争至1856年英法联军之役开始的15年当中，只有秀才黄均宰认识到鸦片战争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大“变局”。至英法联军1860年占领北京之后，才有较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据统计，1861—1900年至少有43人评价了这种大变化的意义，([19],P.186)与这种评价相应，1861—1895年至少有39位作者讨论过“自强”问题。([19],P.198)
在自强运动之前，早期改良主义者鼓吹“经世致用”，尤其是40年代魏源在他的《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之长计以制夷”，主张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影响尤长。自强运动中，张之洞于90年代在《劝学篇》中把洋务派的主张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自强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强兵卫国、实业求富和传播新知。强兵方面，清政府和一些地方官购买和制造了大量武器装备，包括新式舰艇，开办了较大的兵工厂10余个。实业方面，有官府和民间各自兴办、官督商办以及外国资本兴办的厂矿，行业涉及采矿、冶金、机器制造、船舶修造、交通、缫丝、纺织、皮革、制糖、制药、印刷、卷烟、电灯、自来水、煤气等。传播新知方面，墨海书馆、同文馆、广方言馆、江南制造局组织翻译了大量的科学技术书籍，出现了《六合丛刊》、《格致汇编》等综合性科学刊物，介绍了微积分、概率论、牛顿三定律、几何光学、元素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日心说、赖尔地质学说、达尔文进化论以及近代技术和医学知识。此外，这个运动中更有长远意义的是，创办了兵工学校和造船学校，并且开始向海外派送留学生。
一般认为，“自强运动必然涉及到‘洋务’”，而狭义上洋务仅指“采用西洋技术知识”。([19],P.198)实际上，从上述主要内容来看，自强运动涉及的科学文化，不仅仅只是器物技术层面，还有以较新的自然知识为形态的解释层面。不过，这两个层面大体上是分离的。科学的体制层面和精神层面还没有成形。江南制造局等机构只是前者的雏形，徐寿等人的实证精神只是后者的雏形。象李善兰等人所独立得出能够介绍到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也十分之少，象詹天佑那样取得国际上承认的工程成就者也不多，所以这个阶段的科学文化主要还是移植而不是创造。
洋务运动从它“卫国”和“实用”的目的来看是失败的，但是从中国近现代科学的发展轨迹来看，它是一个很自然的阶段。
3 科学与文化表达，1895—1927年
自强运动中逐渐孕育，维新运动中诞生出一个新的文化阶层。这个新社会集团的“突出特点与其说是他们的阶级背景或社会地位，倒不如说是他们所共同具有的新异观点和行为准则，以及他们在中国现代社会变革中所起的独特作用。”([20],P.390)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促使这个新阶层强烈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价值取向、社会地位和集团利益。从这时开始，科学成为这个阶层的重要文化表达手段，而这种手段，已经深入到科学的精神层面和社会意义的阐扬上，其结果则是科学的器物层面、解释层面和精神层面的普遍传播，以及初期体制化的出现。
1895年康有为等人“公车上书”中提出的废八股、兴学堂、派留学生是扩大新阶层的手段，提出的奖励科学技术发明创造是为新阶层的工作价值争取社会承认。康有为梁启超集团主张“开民智”，其举措是兴学会和办报刊。学会是联系新阶层的组织形式，报刊是新阶层的喉舌。据统计，1895—1898年间，共报道过76个学会，其中有30多个学会或是按照新的精神研究传统的儒学，或是研究西方科学和翻译西方书籍。([20],P.385)这期间出现的《格致新报》、《算学报》等刊物可以看做中国科技刊物的肇始。严复翻译《天演论》，把达尔文进化论介绍到中国，由此开始了国人充分利用进化论鼓吹不同社会思潮的历史。康梁在此书出版之前就阅读了手稿，深受其影响。严复并且介绍和极力倡导F.培根等人的科学方法论，文化表达已经涉及到科学精神层面。百日维新中开办京师大学堂、成立译书馆、明令奖励和保护技术发明，以及此后1897年创办商务印书馆、1905年废科举、1909年成立地学会，都是新阶层文化表达的直接结果。
科举制的废除，断了学而优则仕的路。1906年一年滞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就达7000人。[21]留日中国学生中不少人成为推翻清政府的领袖人物。1911年创立的帝国清华学堂于次年改为清华学校，1928年发展成为清华大学，在这之间（1924年）又成立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以此为基地政府用庚款派出大量留美学生。以这些留美学生为中坚，辛亥革命之后，形成了中国现代科学共同体。1915年正式成立的中国科学社和该社创办的《科学》杂志，把科学思想的重要性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后来更名为《新青年》的《青年杂志》也在同一年创刊。这两个刊物随之成为“赛先生”和“德先生”两面相互辉映的旗帜。《科学》广泛表达了中国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共同体的信念、准则、价值观和方法论，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科学思想和进步社会思潮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中国现代科学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23—1924年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丁文江等人组成的科学派通过对张君劢等人组成的玄学派的观点进行了反击。至此，作为全球性文化的科学，终于从器物、解释和精神三个层面融入中国现代社会文化之中，中国的科学才真正步入国际科学文化的主流。庚款生中，已有人在当时世界一流科学家的指导下，取得重要的科学成果，如普朗克常数的测定、康普顿效应的验证等。这些人中，更多的则成为中国科学事业中某些学科的奠基者。
这个时期，出现了大型企业创办的科研机构，这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建制的民间形式。范旭东于1922年创办黄海化学工业研究所，该所在盐卤工业、轻金属工业、肥料、发酵、菌类等方面的研究上，做了有意义的工作。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阶段科学的文化表达，直接影响到后来在中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中国共产党人在自己的革命救国主张中给予科学以重要的地位。如果要把中国共产党人的救国主张概括为简单的公式，即就应该是：革命+科学。”([22],P.278)
4 科学的文化建制，1927—1937年
科学的文化表达的最有效的结果，当是科学的体制化。
唐代皇家设立的太史局（后改司天台）、宋元代的司天监、明清代的钦天监可以看作中国社会文化中原始的科学建制，不过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颁布历法而不是科学研究。1843年设立的墨海书馆、1862年设立的同文馆、1862年设立的上海广方言馆、1864年设立的广州广方言馆、1868年设立的江南制造局译书馆等机构，涉及的已经是近代科学内容，但其工作性质主要是译书和教育，且大都 由外国人主持或开设。1873年与1874年之际徐寿和傅兰雅创办的格致书院，是一个科学普及机构。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1905年废科举，完成学制改革。1909年颁布《大学组织法》。1912年颁布《大学令》、《专门学校令》和《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1914年颁布《森林法》、《出版法》、《公司条例》和《著作权法》。至1916年，全国已有大学11所。同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开创了影响至今的优秀教育传统。1913年章鸿钊创办地质研究所，1916年丁文江将其改为地质调查所，该所已经能够在国内独立地开展地质学究工作，但是它建立独立的实验室，只是后来的事。这一校一所，可以说是科学体制化初创期的示范之作。
从1895年至1927年，发生了维新运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北伐战争等等诸多重大事件，社会和政局多变，科学的文化表达的努力要取得全社会的体制化结果，尚待相对稳定的社会条件的出现。
1927年4月南京政府成立，由此开始了10年有限相对的稳定统治。这十年中，基本形成了中国科学的文化建制雏形。在法规政策方面，1928年颁布了《奖励工业品暂行条例》，1932年颁布了《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1929年通过了《大学组织法》和《大学规程》，1935年通过了《学位授予法》。在国家机构方面，1928年成立了国家建设委员会，1929年成立了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1935年把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在研究机构方面，1928年成立了中央研究院，1929年成立了北平研究院，1930年成立了中央工业试验所，1931年成立了中央农业试验所。
南京政府在这十年中在科学体制化上采取了一些实际的步骤。就高等教育来说，首先大幅度增加了国立学校和省立学校的数量，1922年至1935年国立大学由5所增加到23所、省立大学由2所增加至30所；其次是恢复教育权，实施一切外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必须在教育部登记，必须由中国公民担任领导人、禁止把宗教课程列为必修课；第三是实施“提倡理工，限制文法”的政策，从1930年至1937年，每年毕业生文科由17000人下降到15227人，理工农医科由8000多上升到15200人。大学的科学教育和研究水平亦有所提高。
中国科学文化的体制化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成立。前者是中华民国的最高学术研究机关，其任务是实行科学研究并指导、联络、奖励学术之研究。它上由中央政府监督，下由研究部、管理部和评议会组成。从1928至1940年，管理部的总干事和研究部所属各研究所所长均有欧美学习经历。后者是中华民国最大的地区性国立综合研究机构，除研究所之外，它还设有气象台、测绘事务所和博物馆等机构。迄1937年止，中央研究院设立了物理、化学、工学、天文、气象、地质、历史语言、社会、心理、动植物10个研究所，北平研究院设立了物理、化学、动物、植物、史学、镭学、生物、药物8个研究所。这些研究机构和一些有实力的大学的学系，共同形成了我国基础科学的初步基础。在这期间，还取得了发现北京人头骨之类的研究成果。
1931年，共产党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苏区地域小，经济落后，又忙于反“围剿”，当时战争所迫切要求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军医和无线电通讯。红军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初步建立起这两方面的机构和技术队伍。([22],Pp.278—281)
在科学的文化建制时期，科学的文化表达本身也有进一步的发展。1927年，在南京成立了另一个全国性的综合科学社团中华自然科学社。该社吸收了当时的许多著名学者，在欧洲、美国、日本设立了分社，于1932年创办了以中小学教师和中学生为主要读者对象的《科学世界》刊物。在30年代关于“中国本位文化”的论战中，卢于道明确提出，文化建设“惟科学为最要图耳”，科学“无待于中西之辩，新旧之争也”。[23]这实际上已经把全球性的科学文化与欧洲文化作了区分，并把科学放在文化建设中最重要的地位。更有甚者，30年代兴起的“中国科学化运动”提出了要使社会科学化和科学社会化的双重使命。[24]
5 科学文化的自主，1937—1949年
1937—1949年，中国先后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由于经过了科学的初步认同、表层吸纳、文化表达以及体制固化诸阶段，科学的学术目标追求已成不可改变之势。凭借中国人抗击外辱的决心和行动以及对文化的崇尚，加上地域阔大的大西南后方的存在，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奇迹般地在战争年代有了相对自主的研究工作，中国的科学精英们把在自己的国土上取得的学术研究成果贡献给了国际科学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及其所属各研究所，以及主要的高等学校陆续西迁。西迁过程中有大量的设备、图书、财产乃至人员损失。据统计，与1936年相比，1938年全国学生注册人数和教师人数分别降低50%和30%。高等院校的数量由1935年的110所减少至1938年的91所。([25],P.470)但是，在这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中国科学的文化表达没有中断，体制化进程仍然在进行。抗战期间，中央研究院于1941和1944年先后又创办了数学、动物和植物研究所。1946年，中央研究院建立了院士制度，1948年按照程序产生了历史上的首批院士81位。1937和1948年，中央研究院先后设立了杨铨奖金、丁文江奖金和蔡元培奖金，前二项奖励科学工作者，后一项奖励7所大学的学生。另外，至1945年，高等院校已增至145所，学生注册人数也大幅度增加。([25],P.471)十分难得的是，英国政府通过李约瑟(Joseph Needham)领导的中英科学合作馆（1943—1946年），在保持中国与世界的科学联系等方面对中国科学界做出了贡献。
战争期间，科学的社会目标和学术目标的关系问题曾经比较突出，但是中国的科学共同体在不放弃科学的社会价值实现的同时，努力追求科学的学术目标。中国科学家们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制造供显微镜和望远镜之用的透镜，改进蒸汽机和内燃机，提高机床精度，发明侯氏联合制碱法，并且勘探发现了玉门油田。他们利用有限的教学条件，加强基础教育，为杨振宁和李正道这样的未来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打下了本科基础。不少科学家埋头从事基础研究，经由中英科学合作馆送出100余篇论文，其中的86%在英、美、印三国科学刊物上发表。华罗庚于1940年完成了《堆垒素数论》，王淦昌1941年提出中微子的实验方案，等等，这些成就显示出我国现代科学的学术取向以及独立的学术价值，标志着科学文化的自主性已经确立。
抗战期间有数以百计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医生奔赴延安。1938年延安设立自然科学院。研究院最初是一个研究机构，后来又增加了科学教育功能，建立了相应的学系，在培养学生的同时，进行资源考察和开发研究。1940年成立了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此外延安还成立了20余个学术团体，配合有关部门改造和新建了一大批工矿企业。在陕甘宁边区，共产党已经有了6条明确的科学政策。([22],Pp.281—287)这一切都为日后共产党执政时期的中国科学文化奠定了基础。
6 科学文化的整合，1949年至今
1911至1949年的民国期间，甚至在1937至1949年只有一个中央政府时期，中国实际上都处于不统一状态。就是在国统区之内，也是地方割据，派系林立，各自为政，矛盾重重。而共产党经过长征之后，则独立地总结了自己的历史经验，政治上走向成熟，由此开始了长期党内统一的局面。1949年全国政权的夺取，使共产党能够有效地实施对大陆的实质性的统一。中国知识分子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对国民政府的腐败早已失望，对共产党寄予无限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绝大多数科学家都拒绝赴台，坚持留在大陆。50年代，大批海外科学家和留学生主动归国，以极高的热情参加新中国的科学文化建设。共产党执政的政府与中国科学共同体的愿望的契合，使中国的科学文化由此进入政府领导、科学共同体主动实施的整合阶段。
这种整合明显表现在科学的社会组织形式上，即体制的整合。早在1945年和1948年，在共产党的支持下，就先后成立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和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1949年，以这两个科学团体以及更早成立的中国科学社和中华自然科学社4个科学社团为基础，组成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同年，科学工作者的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50年，在这4个社团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至1957年，前者下属758个学会，并建立了地方分会35个，后者建立了46000个基层组织，发展会员102万人。1958年，二者合并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这个协会把中国的科学技术工作者空前地团结起来。1949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该院接收了国民政府时期留下来的一些研究机构，如北平研究院等，后来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全国性研究机构。该院成立之初，就组建了近代史、考古、语言、社会学、近代物理、应用物理、物理化学、有机化学、生物化学、实验生物、水生生物、植物分类、地球物理、地质、数学、心理、地理、工程科学18个研究所，以及紫金山天文台和工业实验馆。到1956年初，中国科学院下属的研究机构已达44个，研究人员已达2500余人。后来更有各有关部委直属的全国部门应用性研究机构的成立和发展。迄1955年，全国各类研究机构已达380个，研究人员达到9000人。1951至1953年、1955至1957年进行的两次全国性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包括了科学教育的整合。
体制的整合是为科学事业的方向服务的，这就有科学的目标整合。1956年制订的《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标志着中国的科学事业开始走上规划科学的道路。中国大陆科学事业的优势在于政府的大规模动员和组织能力，以及中国科学家的合作精神。科学的目标突出表现在经济建设和国防方面，但是学术自身的目标追求也是政府和学界没有忽视的。“两弹一星”的成功和牛胰岛素的人工全合成，便是典型的事例。如果说科技项目攻关是指令性的目标整合措施，那么攀登计划、八六三计划、星火计划、火炬计划等，则是推动性的目标整合手段。
科学的文化整合，对于科学工作者来说，有一个思想观念的整合问题。新中国的科技知识分子经过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经历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与工农相结合的过程，从世界观、思想感情到行为方式，都发生了社会角色意识的变化，他们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政府极力唤起全民的科学意识，号召向科学进军，同时加强科学普及工作。
科学文化在中国社会的整合问题，涉及到科学与政府、科学与政治、科学与意识形态、科学与公众、科学与文明冲突、科学的社会控制与科学创造的个体性等诸多问题在中国当代社会的独特性，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深入探讨，当另需撰写大量专文。
科学文化在中国社会的确立和发展经历了认同、分层、表达、建制、自主和整合六个阶段。从我们的论述来看，无论是从文化主体、文化场所、文化事件、文化思潮还是从文化形式上来看，这六个阶段确实呈现出不同的性质。但是，深入研究可以发现，这六个阶段前后互有交迭。这六个阶段所面临的任务，都将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解决的。从社会文化学的角度深入理解中国近现代科学演变的不同阶段，将是一件需要消耗大量精力的工作。
致谢：本文的撰写得到我的导师龚育之教授的悉心指导，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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