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表意性与汉语特点及发展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字论文,汉语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汉字的性质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定论，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判定汉字性质的角度和标准不同。仅就汉字的表意性而言其具体所指也有不同，在众说纷纭之中我们的观点倾向于汉字是表意文字体系，因为文字的本质属性是形体，所以文字的性质应该以字形所依据内容为判定标准。由于汉字的构形依据的是所记录语言的意义要素，因而我们认为汉字是“表意文字”性质的内涵应为“构意文字”[1]29。
关于汉语的特点我们认为最突出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汉语在一般情况下一个音节表示一个语素，如：“失”、“济”、“巩”等；当然也有少量两个音节表示一个语素的情况，如：“葡萄”、“徘徊”之类的联绵词，但这是少数情况，不足以代表汉语语音的本质特征。在古汉语中，一个音节则表示一个单音词。
第二，汉语在词的语法形式上没有形态变化，语法意义是靠词序和虚词体现的。
第三，没有形态变化的汉语单音词，会产生大量的同音词，古汉语以单音词占优势其同音现象更为严重。
第四，汉语是有声调变化的语言，汉语中的词可因声调的不同而意义不同。
第五，汉语从古至今存在多种方言。
由于“文字是为了适应记录语言的需要而产生的，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造字过程，实质上就是想方设法记录语言的过程；文字的发展历史，就是记录语言的方式即造字方法不断演进的历史，是寻找一个最佳的、适应自己所记录的语言的构形方法的过程。”[1]28因此我们说汉字的表意性与汉语的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不能说汉字的表意性是由汉语的特点所决定的，但是汉语的特点对汉字表意性的影响却是不可否认的。
对汉字表意性的历史成因进行分析，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充分地了解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在考虑某一方面的发展时不可忽视另一方面的影响与作用，不必在字本位、词本位孰是孰非的概念上争论不休。一切从事实出发，用事实说话，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正确对待汉字和汉语的关系，使之真正有利于促进汉字和汉语的健康发展。
一、汉字表意性——以象形字为主体阶段与汉语的关系
就汉字的构形系统而言，“汉字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是以象形字为主体的阶段；第二阶段是以形声字为主体的阶段。”“早期的依类象形字符，包括独体象形与多体象形，后来转变为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三种，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利用字所记录的词义中具体的一面来直接绘形，形义的联系是具体的，又是个体的。”[2]1之所以会如此，通过分析我们认为是由以下三方面原因促成的：
第一，由于汉字是自源文字，它是直接针对记录汉语而创造的。从史料来看，所有自源文字的产生都是通过利用图画或图形的方式来表达意义，所以汉字也遵循了世界上所有自源文字起源的规律，从图画脱胎而来。开始时每一个图形的意义包蕴量十分丰富，由可以用几个语言片段或几句话来说明其意义内容发展到与语言中的一个词相对应，由于图画的表意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汉字形体意义具体丰富是它的来源促成的。
第二，由于汉语是单音节孤立语，缺乏形态变化并且方言分歧非常严重，这些特点限定了汉字只能选择表意的方式来记录汉语，不能选择表音的方式；因为从语音的角度去构造汉字就会生产大量的同音现象，与符号的区别性要求相抵牾，同时不同的方言要用不同的汉字去记录，那么汉语就无法具有统一的文字，使不同的方言之间，无论是在口语方面还是在书面语方面都无法进行交流。所以汉语的这些特点就使汉字在记录汉语时，自然要采用各种不同的以形体表意的方式如象形、会意、指事等结构去构形，一义一形，大量同音现象可以通过不同的形体来区别并且使之具有超方言的作用，这正是早期汉字形体象形意味突出的客观原因。因此在汉字产生时期，是汉语的特点限定了汉字只有用表意的方式才能解决由此产生的诸多问题，所以说汉字的表意性是在汉字发生时就受到汉语特点的限制和影响的。
第三，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而言，由于语言是思维的载体，是对人的思维活动反映的过程，所以语言的表达与运用实际上就是认识世界的过程，是认识由粗浅到深入的过程。在人们开始用语言反映对世界认知的时候，语义认知的不全面，会使语言的表达不十分精细或者说是很粗疏，再加上早期汉语是单音节语，一个音节所包含的意义容量毕竟有限，这就使表达总要想方设法地利用多种手段相互作用以满足交际的需要。在口语交际中，可以利用语言环境的作用扩大交际的范围，人们不但动嘴，脸部的表情、手的动作乃至整个躯体的姿态等非语言的东西也都可以参加进来，以补足语言交际中词义容量的不足。这种情况如同儿童学习语言对词汇的掌握情况一样，初学语言的儿童，因为掌握的词少，在“独词句”阶段，一个“词”实际上所指称的是与这一词有关的、带有儿童某种意愿的意思，其他句意是需要听话人通过其他方式和手段来补足理解的。
在书面语交际中，汉字作为汉语的书面语言，在原初造字时，由于是初创阶段，字形与词义的联系还不是十分紧密与稳固，加之汉语处于单音表意时期，从语义表现上来说具有综合性的特点，从表现形式上而言表义容量又有限，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便在主观上要求汉字在构形时，尽可能在形体上体现词义的所有特征，以此来充分显示汉语的词汇意义，通过具体的形象提示人们字形与词义的结合，既便于人们对字义的识别，又可以弥补单音表意模糊的不足，而汉字产生的客观原因正好能够满足这一需求。例如：浴，在古汉语中它是一个单音节词，词形的意义容量不大，汉字在记录“yù”（浴）时通过形体表意功能使人一看字形便知“浴”是“洗澡”、“洗身子”的意思，字形既丰富了汉语词义的意涵，又很好地完成了记录汉语词义的需要，同时还使它自然地成为避免汉语同音现象的区别手段。所以早期汉字形义联系具体又个体的特点同样也是为了补足语言交际中词义容量不足的手段，因此，汉字选择表意方式并且在古文字阶段表现出具体形象性特征都是为适应汉语特点的表现。反过来汉字的产生和出现，既提高了汉语表达的精确度，又使汉语的表达更加严密，促进了人们思维的发展。
这样就使处在古文字阶段的汉字在主客观上都要求突出其个体的象形表意特征，因此造字理据越是早期就越直接、越具体。早期的甲骨文和金文就是靠着直绘物象来构形的[3]24。
二、汉字由象形表意向概括表意的转变
汉字形声阶段的产生不是突变的，它是在汉字形体由象形表意简化为概括表意的转化过程中逐渐实现的，这一过程是由以下四方面原因促成的：
第一，汉字形符笔势化是决定汉字由象形表意发展成概括表意的关键。由于图画的意义确定性很强，所以文字在开始造字时，为了认知明确，则以图形的方式构形，当形义关系固定以后，人们已经认识和掌握了字形以及表达的意义，即识读问题已经解决的情况下，形体的象形性就不再那么重要，于是为字形笔势化提供了可能，汉字则开始由象形表意转为概括表意，个体识别性逐渐减弱，符号系统性大大增强。例如“心”，早已不像心脏的样子，“水”也已经没有了水纹的痕迹。但是“心”形与“心脏”义，“水”形与“水流”义都已经形成固定的联系，“心”部字与“水”部字的意义都可以由此辨识了[3]93。现代简化汉字许多字的构形已经失去了构意，例如“集”，在小篆中构意还是十分清楚的，通过三只鸟在树上表示聚集，繁体字虽然不如小篆象形但还用三个“隹”体现构意，而到了简化楷书只用一个“隹”，构意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现代简化汉字之所以能够通过人为的方式进行推广，正是由于构形与构意已经形成约定，并且形义关系已经固定，识字方式也不是开始时通过字形由自己辨认的方式，而是通过一代一代地传承方式的识字教育，因此完全可以实现构形的笔势化趋势。
第二，从字用学的角度来看，一词多义现象的严重使“个体字符造出后，并不是永远用来记录原初造字时所依据的那个词或词素，它的记录职能时有分化”。[3]11也就是在具体的语言作品里汉字字符记录词和词素时职能是会分化和转移的。于是汉字的记录范围相应广泛，除了表示本义，还可以表示引申和假借义。即使是在形体表意不十分具体形象的形声字中，义符示意也只限于形声字的本义，文字转用或借用后，形义关系就会脱节，也就无所谓义符的示意功能了[2]39，更何况非形声字，在诸多意义中，只有本义与字形相符，其他意义则与字形脱节，形义联系就更不紧密了。随着这种现象的普及，字形提供的信息常与字义不相吻合，字形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密切，字形的繁复对词义的提示作用大大降低，甚至十分具体的形意有时反而会误导人们对词义的理解，这样人们便渐渐开始忽略字形所提供的具象信息，不再要求字形过于细腻、具体，使汉字形体简化成为可能。
第三，由于汉语的构词元素积累到一定数量及词义泛化和词形类化的完成都为合成词的产生提供了实现的条件，于是增加音节以扩增表意的丰富来满足语义明确的需求就成为可能。随着词形容量的增大，语言表意度的提高，原来单音时综合的语义，发展到双音时，可以利用音节的增加而释放出来，人们已经不再需要利用汉字形体信息补充单音表意的语义模糊，这样就进一步弱化了字形的表意作用，使字形简化成为可能。例如：“yù”（浴）合成为“洗澡”，“洗”义泛化，不专指洗脚，于是把“浴”单音词中靠字形形象所表现的词义释放到双音合成词的结构之中，“浴”洗身义分别由“洗”和“澡”两个词素来承担，双音本身就明确了意义不需要由字形去表现了。因此对字形的具体表意则不再要求，促使汉字形体的简化。关于这一点，王力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撰文指出：“古语的死亡，大约有四种原因：……第四是综合变为分析，即由一个字变为几个字。例如由‘渔’变为‘打鱼’，由‘汲’变为‘打水’，由‘驹’变为‘小马’，由‘犊’变为‘小牛’”。①
可见双音词或词组代替了单音词的好处不仅表现在表义明确方面，知道牛自然知道小牛是指什么，而“犊”还需要特别记忆；而且还表现在可以大大缩减新词产生的数量，从而减轻人们记忆词汇的负担。
第四，从汉字的职能角度而言，汉字除了便于识读之外还要便于书写；从书写的角度而言，简化是汉字形体发展的必然。可以说第一、第二、第三个原因是使汉字形体简化成为可能的条件，这第四个原因便是汉字形体简化由可能变成现实的重要因素。尽管如此，书写要求一定要在满足记录要求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因为汉字的作用主要是为了记录汉语，书写是伴随记录过程而产生，就逻辑关系而言，满足记录要求是第一位的，满足书写便利是第二位的，书写是为记录服务的。所以在任何情况下汉字都首先要满足记录汉语的需求，只有在满足记录汉语需求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汉字书写便捷的要求。汉字发展的历史也正是如此，繁难的古文字形体在汉字发展的历史上存在相当长的时间，虽然其记录汉语书写不便，但也不能改变的原因正是为了利用繁难形体以弥补记录汉语单音表意不足的需要。所以自源文字在产生之初肯定不会立刻出现“隶书”，“隶书”一定是汉字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在表意性很强的“繁难形本”存在许久之后才产生的。
在识读问题解决的情况下，随着汉字应用范围的扩大，人们对其书写便捷的要求日益提高，使字形整体简化成为可能，于是汉以后隶书出现，是对古文字形体的一场革命，以往人们谈到汉字字体的变化都从汉字形体本身及书写角度去考虑，很少顾及汉语发展对其造成的影响，实际上在汉代开始的大规模的双音化进程[4]6与隶变开始在同一时代绝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汉语发展对汉字影响的必然结果。到魏晋时期，合成造词成为主流，与汉字完全进入隶变以后的今文字的楷书发展阶段相辅相成，至此以后汉字字体在结构上基本形成，再没有产生大的变动。②
三、汉字表意性——以形声字为主体阶段与汉语关系的历史分析
由此可见，汉字的变化是由两方面控制的：一方面要适应记录汉语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要遵循汉字自身的发展规律；从它自身的发展规律而言它是从粗疏趋向严密，从个体发展为系统，由象形表意发展到符号表意，这一汉字自身的发展规律决定了汉字最终发展为以形声为主体的格局。形声阶段是汉字形体发展的最后阶段，也是汉字表意性发展的更高阶段。在汉字发展到以形声字为主的阶段与汉语的发展关系也更为密切。“从形声字的发生过程来看，形声字主要是在词的派生推动下汉字分化的产物。词的派生即在旧词基础上造新词，字的分化即在旧字的基础上造新字。”[2]64
的确，在“形声系统形成后，汉字的表意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人们对字符的认识不再与物象直接联系，不需要从字形中直接辨识出物象来，而是凭借形音义已经结合了的基础构件来概括表意。”[3]93“由于形声字的义符和声符都有区别功能，因此，对于一个组合了的具体形声字来说，通过声符把同义符字区别开来，又通过义符把同声符字区别开来，处于双重的区别之中，这种互补的区别方式是高度理性化的产物。尤其是用不同义符区别同音词，较好地解决了汉语中大量同音词给制定字符带来的难题。义符和声符的相互区别，又是义符和声符实现类化并进而构成系统的重要条件。正是有了不同声符的相互区别，同一义类的字才有可能共用一个义符，实现义符的系统化。正是有了不同义符的相互区别，同音或同源的字才有可能共用一个声符，实现声符的系统化。这种同中求异、异中求同二分结构的相互区别方式，使汉字系统求区别与求简化可以同时合理地实现。因此，小篆所实现的以形声字为主体的构形系统，便使表意文字的汉字进入了一个更高的新阶段。”[2]46这就是汉字自有了形声结构后便迅速形声化，且以此为汉字主体结构的根本原因。从此汉字的结构类型走向定型，汉字的系统简化成为可能，汉字不再个体和具体而是向整体和系统性方向迈进。
同时，我们发现，汉语里的合成造词与汉字的形声造字在内部的逻辑方式上存在着惊人的相似，合成词的产生限制了汉语词汇的无限增长，通过组合又满足了表达新事物不断需要造新词的要求；形声结构既限定了汉字构形元素数量的无限增长，又满足了新词不断产生的造字要求；都是利用现有元素的相互组合，从而达到有限手段的无限运用。
所以说，“形声结构的出现是为适应文字精确记录语言的要求”[5]44，“是汉语特点的体现，是音义理据性结合的反映”。[6]248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汉字有了示音构件的介入，便有了更先进的区别手段，字面所含的信息量也就更多样化了，在汉字构形历史上，这是一大进步。”[3]63说明形声结构的出现是汉字构形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汉字自我发展和人为完善的最终选择。
因此，就汉字的类型而言，不论是以象形字为主体的阶段还是以形声字为主体的阶段，汉字一直属于表意文字体系，始终遵循了据义构形的构字原则，只是构字方式主体的变化而已，而且今文字的发展不是脱离古文字形体凭空造出来的，虽然现代汉字的形体构造有其特殊性，但是不能否认它是从古文字形体中渐变发展而来，与古文字形体之间存在着规律性的传承，古今汉字的形体之间存在着历史的连接，始终没有中断。
齐元涛把汉字几千年来始终没有中断过的这种现象用“重新分析”③的理论进行了解释说明，我们认为汉字之所以能够进行并且可以不断地进行“重新分析”的原因，正是由于汉语造词方式的发展给汉字提供了可以进行“重新分析”的广阔空间和条件。汉语造词方式的变化是汉字发展变化的直接动因，大的方面而言，是汉语词汇表达方式的变化使汉字“重新分析”成为可能。正因为如此，才使汉字有悠久的历史，能够连续使用三四千年，并且在社会生活、语言、字形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的情况下，仍然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很好地完成了记录汉语、记录汉文化的任务。
总的说来，汉字的主要特征及发展变化都是受它所记录的汉语特点及发展的影响。从表意性而言，始终受汉语特点的影响，就阶段性的显著特征而言，也表现出随汉语发展而变化，所以就汉字与汉语的总体关系而言，无论是从其发生还是发展来看，都受它所记录的汉语的制约和影响。而汉语的特征不发生变化，汉字的表意性质是改变不了的，汉字不借助外力自然发展为拼音文字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而且与汉字相比，其有许多不适合记录汉语的地方，不能促进汉语的发展，甚至会妨碍汉语的发展，不能提高汉语的表现力，反而降低了汉语的交际职能，容易引起歧义，且失去了文化传承和书法篆刻等艺术；投入太大，收益太小，极不经济。总之“文字改革，必须遵循自然演化，否则不能成功”[7]19，即使有人力参与，也必须完全遵循自然演化。
上面的分析可以表明：汉字系统符号表意性增强，象形表意性淡化，这些变化都不是随意产生的，都是汉字始终在忠实地履行自身记录汉语职责，不断地调整完善以适应满足记录汉语需要的反映，汉字从产生之日起就表现出对记录汉语职能全力尽职的配合。综观汉字记录汉语的历史，汉字始终出色地完成了记录汉语的任务，在自组织律的调节下，不断地随着汉语的变化而变化，非常和谐地记录着汉语。并且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围绕记录汉语的使命去调整自己，以坚守职责。汉语没能发展出用拼音文字的方式来记录，也正说明汉字的表意形式适合汉语的特点，是适合记录汉语的书写形式，没必要被替代，并且在几千年的记录过程中，二者始终相互促进、相互协调、共同发展，在合作中已经达到无法分解的程度。探求语义必须利用汉字形体，探求语源也离不开汉字，汉字还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可见汉字发展呈现出两个主要阶段特征以及汉字字体的变化都与汉语发展有着割不断的关系。
但是以往人们谈汉字字体的变化多从汉字本身发展角度就汉字谈汉字，多从汉字便于书写的职能角度谈汉字形体的变化，并且认为汉字形体是由汉字自身内部规律决定的，而不谈汉语对其变化的影响。的确，就汉字形体的变化而言，其总体发展趋势是趋于简化的，这是汉字形体发展演变的历史事实。而简化的原因即为了便于书写，但是为什么这种便于书写的简化能够得以实现？我们认为为实现简化提供可能条件的正是汉语词汇发展变化的结果，汉语词汇发展变化不再要求汉字形体表意具体、形象，同时又与便于书写的要求相一致时，才在客观上为汉字自身形体系统的严密提供了条件，于是汉字形体在外在形象表意淡化的情况下，既为简化字形提供了可能，又实现了汉字构形系统的严密。这一切都说明研究汉字离不开汉语，没有汉语，就不存在汉字，这种依附关系是大前提，是无需论证的，在这一大前提下去考察汉字的发展规律，就会使其结果有更令人信服的依据。
因此，尽管学界有的学者认为文字类型不受语言特点制约和决定，但是就汉字的产生发展及其演变情况而言，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能够说明汉语的特点及发展对汉字存在形式的影响，并且反映出汉字是在努力地为适应对汉语的记录来完善自己、改变自己。汉字与汉语虽各有其学科体系和发展规律，但是双方在长期的密切合作中相互影响，使其在遵循各自体系自组织规律的情况下进行了很好的协调与合作，在相互适应的过程中充分地发展了自己，又在相互促进的作用下完善了各自的学科体系，取得了双赢的结果。
注释：
①王力《古语的死亡残留和转生》，国文月刊第9期（1941年7月），转引自张永言《关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语文学论集》（增补本），语文出版社1999年5月第二版，第394页。
②事实上，就字体的结构来说，从篆书到隶书是一个大变动。中国文字的字体发展到隶书，在结构上大体进入了相对稳定的阶段。楷书和隶书的不同主要不在于结构而在于字体风格。详见刘延玲《魏晋行书构形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7页。
③文中说：“重新分析”(reanalysis)这个概念来自于对语言变化的观察。Langaclcer(1977)把重新分析定义为：没有改变表层表达形式的结构变化。详见《中国语文》2008年第1期第85～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