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热衷”金融开放的反思与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中国家论文,策略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展中国家政府之所以“热衷”金融开放，是因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开放在强调比较优势的新古典理论框架中潜藏着巨大的社会福利增益，从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包括：(1)弥补国内资金积累不足，解决经济发展起点上的资金短缺；(2)通过吸收外国资本直接投资获得技术外溢；(3)特别是对于转轨国家而言，促进制度进步等(见图1)。理论文献似乎得到相关性分析结果的支撑，金融开放与经济发达程度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工业化国家的金融开放度超过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度高的发展中国家与金融开放度低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前者的经济增长速度更快(Prasad et al,2004)。然而，上述相关性分析结果的背后，蕴藏着难以解释的开放效应悖论，构成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的疑惑，也成为本文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起点。
图1 金融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渠道图解
资料来源：Prasad et al,2004．
一、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的收益效应：重新评价在新古典理论框架中，金融开放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这是因为(1)全球化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扩大产品市场，金融开放所带来的资本流动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机会增加投资、促进增长，从而更好的分散风险，并能够获得技术传播；(2)国际金融一体化有助于各国缩小宏观经济波动，同时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在公共治理以及体制结构方面吸收和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机会；(3)因为金融国际一体化允许各个国家以及各国居民和企业分散与具体国家相关的风险，从而缩小消费/收入的波动幅度，使得发展中国家尤其能够通过国际风险分担兑现其潜在的福利增益。另外，国际金融一体化能够促进资本开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是发展中国家开放本国市场的另一个主要动机。但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是否真的能达到预期目标了呢?
(一)国际金融一体化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在新古典理论框架内，基于资源国际优化配置的假定，资本的自由流动促进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有效的配置储蓄，有助于将资源引导至效率最高的用途，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和福利水平的提高(Fischer,1998)。因此，金融全球化理应使每一个参与全球化的经济体受益，并且越是落后的国家，其资本的边际收益率越高，因此参与全球化的受益越大。这一假说的合理的逻辑结论应该是，金融开放使得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越来越接近于发达国家，其结果是世界各国发展水平差距应该缩小，最终趋同。
然而，现实世界总是比模型中的假定要复杂得多，并且经济运行经常不按照新古典经济理论所设定的轨道演变。不同起点的国家参与金融全球化的受益截然不同，非洲贫困国家由于其全要素生产力以及人力资本和有形资本累积的效率处于低水平而成为自然资本出口国，因此即便其资本国家一体化率并不低，但其参与国际金融一体化的收益甚小；亚洲国家以及拉丁美洲国家参与金融一体化的增益也同样显著小于发展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寻求的增益幅度(Courinchas and Jeanne,2003)。由此看来，国际金融一体化并没有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趋同，因为只有当资本匮乏构成国家之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差异的主要决定因素时，国际金融一体化才有可能对发展中国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发挥作用。但数据表明，发展中国家居民收入较低的更为主要的原因是生产力低下或者国内分配机制扭曲，而不是资本匮乏。
①本栏报告观测到的资本存量与金融完全一体化前提下使用新古典模型预测的资本存量的比率；②本栏报告永久性消费增长百分比，该增长产生的福利受益从金融管制转向金融开放所产生的增益相同；③本栏报告劳动力生产力与美国劳动力生产力的比率。
资料来源：转引自Prasad et al(2004)，基于Courinchas & Jeanne(2003)中的表4、表8和表9整理所得。
从上述国际金融一体化的不同国家群组福利增益值可以总结出，尽管关于金融一体化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论点并无确定的经验证据基础，但金融一体化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中具有“阀值”效应(Prasad et al,2004)。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及其全要素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资本主要输出国)之间的差距。一方面，人力资本水平决定着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如果某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超出了“阀值”，外国投资就足以促进该国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综合生产力水平与资本主要输出国的技术水平差距的缩小，可以减轻技术外溢的吸收难度，国际资本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益越明显。
大量的实证研究企图系统性地分析金融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在Edison,Klein,Ricci and Sl?k(2002)所列14项最新研究中，仅3项文献报告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存在积极影响，其他文献没有发现二者之间的显著相关性。这表明，金融开放即便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这种积极影响也不会是稳定的；金融开放即便对经济增长有积极贡献，它也是受到其他条件约束的。经济增长并非全部由资本所能决定，而是全要素生产率的终结，也就是说，金融开放必须有更多的配套措施才能实现其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IMF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对1980～2000年增长速度最快和最慢的经济体及其金融开放程度进行了细腻对比结果认为，金融开放针对经济高速增长而言，即非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针对更多的经济体的情况的分析，也都不能表明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见表2)。
实际上，有关金融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并不能确定经济发达程度与金融开放度之间的因果逻辑。我们必须对如下选择性命题做出判断：是金融开放使得融入全球化的经济体受益并因而促进了经济增长，还是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后才选择了金融开放。当前被归入发达国家的国家，在1980年代之前就已经是发达国家，但其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在1980年代之前并不高，且至今对发展中国家设置技术门槛等非关税壁垒，甚至禁入。
(二)金融开放、风险分散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波动
国际金融一体化能够带来很大的潜在福利增益，是建立在国际金融一体化允许参与金融开放的各个国家以及各国居民和企业分散与具体国家相关的风险，从而缩小消费/收入的波动幅度的理论假设基础之上的，发展中国家尤其能够通过国际风险分担获得很大福利增益。其解释认为，在经济衰退时，国家可从国际市场借款，减轻总产出下降对消费和投资的不利影响；而在经济扩张时，国家可以贷款给其他国家及/或偿还贷款，即国际金融一体化可以对资金余缺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调剂和优化配置。
针对命题“在经济扩张时，国家可以贷款给其他国家及/或偿还贷款”而言，当一个国家经济陷入衰退时，这个国家的工商企业和商业银行的信用等级都会逐渐下降，经济高涨时的借款都会变成呆滞贷款，此时在经济高涨时期进行贷款的外国银行和机构投资者都迫不及待的抽资逃离，除了IMF的严格约束条件基础上的援助计划外，难道还会有私人银行会向一个步入经济衰退国家的企业和银行进行融资?
证据表明，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尚未实现上述分散风险的“潜在”益处(Prasad et al,2004)，资本账户自由化过程常常伴随着遭受危机的可能性的增大，与工业化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结构多元化程度较低，更容易发生较大波动。而全球化中的金融全球联系正在放大实际经济震荡和金融震荡的影响，理论模型中的全球一体化中的潜在收益正在被演变成为潜在危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因为某些领域存在着资源优势，而外国资本正是看中这种资源优势，才对该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其结果是外资大量进入东道国本不需要资本的高利润行业，更进一步加剧了产业结构的失衡，甚至是产业畸形。这样畸形的经济结构更加经不起外国短期资本的冲击。
从金融开放所带来的资本流入的结构来讲，流入发展中国家的不同类型的外国资本，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同。外国直接投资、股票投资、债券投资、长期银行信贷、短期银行信贷和官方融资。其中外国直接投资和银行贷款与发展中国家和经合组织国家的国内投资的相关度显著(Loungani and Razin，2001)，即便这样，也只有当然东道国人力资本等因素满足“阀值”时才能监测到外国直接投资的积极影响(Borenzstein,De Gregorio and Lee,1998)，而诸如短期债务、证券投资等其他类型的外国资本则与国内投资没有统计显著性。
金融开放之所以没有从经验证据上成为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开放加剧了金融脆弱性，国内金融自由化顺序不当，特别是资本账户自由化等增大国内银行危机或者汇率危机的风险(Kaminsky and Reinhart,1999)。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开放过程中大都经历的金融危机，或者表现为债务危机，或者表现为货币危机，或者表现为银行危机。无论是那种表现形式，代价非常巨大，以至于金融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在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被外国资本掠夺，以至于长期统计的经过经济波动调整的经济增长数据与金融开放之间再难以找到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以至于尽管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理论逻辑非常严密，感性认识也相当强烈，却找不到经验验证的支撑。
(三)国际金融一体化与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引进外资的目的是多重的，其中之一是要解决经济发展链条的资金短缺问题，即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另一就是利用外资企业的技术转移或外溢，尽管不同阶段其侧重点不同。第一阶段，仅仅是为了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资本短缺问题，而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后，中国政府把引进外资的重点放在了技术转让方面，甚至提出了“以市场换技术”的口号。尽管决策者明知即便获得了技术转让，也绝非核心技术更非最先进技术的转让，但依然不惜以丧失市场的现实代价来换取一个预期不确定的技术转让承诺。
根据赖明勇等(2005)的分析，FDI技术外溢效果，往往由东道国吸收能力来决定，而人力资本积累速度、自身技术水平与所引进技术差距、研发投入、金融体系的健全程度等等都决定了吸收能力的高低。吸收能力低的国家，其金融对外开放的技术转移收益就低。一般而言，越是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层次的接近的国家，其技术吸收能力就越强，其开放的技术外溢收益就越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外资引进战略，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促进人力资本开发和利用，增加国际收支盈余等宏观经济目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对于外资引进的技术外溢效应而言，实证分析找不到显著的支持证据，特别是在资本输出国家控制资助R&D的情况下更是这样。张海洋(2005)的研究表明，R&D与外资活动对内资工业部门具有显著的技术推动力作用，但主要是通过R&D创新能力和外资竞争效应，而不能归因于外资引进的技术扩散，因为内资部门较低的R&D吸收能力以及外资活动产生的负向竞争效应抑制了内资部门技术效应的增长。目前，当资本已经不再是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时，不值得对外资实施优惠政策。中国巨大的市场容纳度应该筛选具有技术竞争实力的外国资本，并发挥外资竞争效应，带来外资引进的技术推动结果。
从生产力层次的国际分工而言，亚洲各国的综合生产力大致可以分为以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中国内地和越南等国家为代表的五个层次，中国内地地区处于第四个层次，就人力资本总量及其基础上的技术扩散而言，中国内地地区的生产力吸纳能力可以得到提升与中国台湾地区水平，但总体而言，吸收能力不容乐观。另外，中国内地在西方国家恶意宣传的“中国威胁论”的背景中，还面临着美国政府对中国的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等等，也削弱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技术外溢收益。
二、金融开放的负效应：开放性损失
金融开放尚未在选择金融开放的发展中国家充分兑现体现在古典理论框架中的潜在福利增益，却把选择金融开放的发展中国家一而再再而三地拖入金融危机之中，古典理论模型中的金融全球化潜在收益正在被演变成为潜在危机。金融开放给发展中国家所带来的，不只是预期的潜在福利增益，还有现实的开放性损失，表现为被金融开放乘数化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震荡程度，当然也乘数化了发展中国家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的波动幅度，其极端表现形式是金融危机，具体体现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或银行危机。
20世纪80年代之前，金融(经济)危机多发生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但接下来的20年与1914年之前的年份相比，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频率翻了一番(Caprio et al,2005)，其中货币危机的频率变化不止于此(Eichengreen and Bordo,2002)。金融危机几乎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融入金融全球化的特征之一了，①破坏性较强的金融危机也几乎全部发生在新兴市场国家，并且非常容易地朝周边国家扩散。②20世纪90年代以来，③大凡前期推进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开放的新兴市场国家都经历了金融危机的困扰，墨西哥(1994～1995)、亚洲国家④(1997～1998)、俄罗斯(1998)、土耳其(1999～2002)、阿根廷(2000～2001)以及巴西(1998～2002)等或先或后的发生了持续时间或长或短的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所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它可以在短时间内灭失金融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并引发GDP锐减。近三十年中，金融危机的GDP损失平均为8％，新兴市场国家的比例较高，并伴随着银行倒闭、货币贬值以及企业裁员乃至破产等。仅就为挽救银行而形成的财政负担而言，日本(1992～1998)为其GDP的21.5％，韩国(1997～2000)则14.7％，印度尼西亚(1997～2000)达到55％(Hoggarth，Ricardo and Saporta,2001)。其中东南亚金融危机基本摧毁了印度尼西亚三十年发展在减少贫困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几百万居民重新陷入贫困。另外，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小国经济而言，由于国际资本流动方向突然逆转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则可以在短时间内耗尽全部外汇储备。
金融危机的危害不止于此。伴随金融危机的，还有社会动荡和政治不安。印度尼西亚金融危机引发了社会暴乱以及不同种族、宗教和社会集团之间的冲突，并最终导致政权瓦解。而2000年的货币危机同样使阿根廷成为金融危机伴生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的典型案例。自然灾害可能会使人心凝聚，但金融危机却往往导致大众对政府的信心瓦解(黄海洲和王水林，2003)。
发达国家努力推动的金融自由化，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动荡。金融自由化深化中的资本流动的无序性增强，特别是金融危机越来越多地由外在因素引发之现实，使得金融危机的可预测性越来越弱，尽管在每次金融危机之后都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金融危机预警模型。预测难度的加大，意味着防范难度的提高以及应急决策时间的紧迫，当危机爆发时，金融当局可能没有足够时间做出反应，以至于危机会很快蔓延到整个金融体系，并对经济造成损失。
三、金融全面开放进程中的中国策略安排
综上所述，金融开放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存在着严格的条件约束。对于中国而言，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实现金融开放的收益，减少开放性损失。一是改变中国受制于人的增长方式，这是摆脱金融开放性收益误区的最彻底措施。二是适度金融开放，在金融开放与金融稳定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避免超过本国危机防御能力的金融开放，特别是资本项目的开放。建议对资本项目采取长期管制。三是转变中国金融开放模式，从资本追求到技术筛选，防止“开放目标”与“开放过程”的错位。中国目前已经是资本富余国家，而不是资本短缺国家，资本过剩与货币流动性过剩在2006年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棘手，多次撬动的紧缩工具都不能奏效。该结果归罪于人民币升值预期中的外部资本进入。因此，目前针对中国金融开放，最急需抓住时机，改变开放模式，改资本需求为技术筛选，以扩大对外开放的技术外溢效应。四是健全的金融体系和危机预警机制的确立，包括存款保险制度，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机能的强化。一方面练好内功，预防金融危机从内部产生；另一方面，更好预防传染性危机。前者要求有一个良好的金融体系和稳定的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后者则要在一个自由化资本项目前提下，具有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体系。对于中国而言，我们更加建议，要谨慎放开资本项目，金融规制不应在短期内废除。
注释：
①虽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仍然没有摆脱金融波动的折磨，但在国际金融危机传染面前，表现出了相当强的抗危机传染能力。对于发达国家在金融全球化过程中金融波动的减少，我们的解释是，发达国家通过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在分享全球金融开放的好处的同时，又把国内金融体系的运行风险转移给金融开放但抗风险能力较弱的发展中国家。
②金融市场的传导比实体经济的传导要快；实体经济竞争必须有实体存在，其贸易的虚拟性较弱，因此金融危机出现了独立于经济危机而独自发生和演变的现象。
③另外，20世纪80年代的阿根廷(1980～1982)、智利(1980～1983)、乌拉圭(1982～1987)等国家债务危机也是金融自由化并资本账户开放的结果。
④从泰国开始、迅速波及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和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香港地区受到冲击，中国内地在这次危机中免受其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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