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我国青年流行文化与价值观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改革开放论文,文化与论文,价值观论文,青年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的最重要变革，它涉及到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同样也对青年的流行文化、价值观以及社会态度等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回顾30年来我国青年流行文化与价值观的变迁轨迹，总结和描述各个时期的突出特征，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时期中国青年的精神风貌具有重要的作用。大体上，我们可以把我国青年流行文化与价值观的变迁分为四个大的时期，每一时期所具有的特点各不相同。
一、改革开放初期：参与祖国建设，追求社会理想
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青年对领袖高度崇拜，对党无比信任，加之舆论宣传高度统一，青年文化主要是成人主流文化的组成部分和体制文化的复制品。
1978-1985年，改革开放初期剧烈的社会变革使我国青年开始以积极的方式和态度寻求新的文化归宿和价值观念。青年们以自主的态度思考自己与社会的关系和自身在社会中的位置，开始更为现实地探索如何实现人生价值等问题。1980年5月，《中国青年》登载的“潘晓的来信”引发了中国青年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潘晓信中提出了“什么是人生目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人生信条对不对？”等问题，社会各界青年纷纷写信参与讨论。大多数青年“在肯定个人发展、个人利益存在的同时，也充分认识到社会、集体利益是个人得以发展的前提”[1]。同时，这一时期，社会的进步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热情。青年本身所固有的追求进步、奋发向上的精神也再次迸发出来。1981年北京大学的学生们在庆祝中国女排夺取世界冠军的游行集会上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并立即得到了全国青年的积极响应。
作为社会最活跃的群体，青年们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重要职责，他们愿意为祖国建设奉献火热的青春。正如创作于1980年的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的歌词那样，通过对现实的抒写，对未来的设想，塑造出立志投身祖国建设的朝气蓬勃的青年群体形象。既唤醒了他们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生力军的主体意识，又警策他们珍惜时光，让青春在四化建设中闪光彩。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香港歌星张明敏一曲《我的中国心》，再次唱响了青年群体的爱国主义情怀。另一首歌曲《三百六十五里路》，明确抒发了青年追求理想的坚定信念以及人们为了理想宁愿承受寂寞孤独、无怨无悔的执著情怀，充分体现了具有客观价值规范的文化精神。当时，传统的核心意识形态里仍旧较多地辅之以革命、事业等内容，世俗情感、谈情说爱、个人悲喜都被看做是低级趣味的、不道德的、甚至是不正派的表现。邓丽君、张帝、刘文正等人的歌曲虽然已经传入大陆地区，但却只能在“地下”流行，甚至欣赏者自己都有一种道德上的不洁感：“邓丽君唱的是黄色小调，张帝唱的是流氓歌曲。”[2]这样的情形也体现在服饰穿着上，一些青年用穿喇叭裤来标榜自己的特立独行和追求时尚，此举撼动了中国服饰业数十年的整齐划一和单调乏味，但也受到了正道人士的反感和抵制。多年后游唱歌手艾敬在她的《艳粉街》里记录了这一幕：“有一天一个长头发的大哥哥在艳粉街中走过，他的喇叭裤时髦又特别，他因此惹了祸，被街道的大妈押送他游街，他的裤子已经扯破，尊严已剥落，脸上的表情难捉摸。”
可以看出，80年代初期的主流文化基本上定位于严肃文化的层面，着力于批判反思，但同时兼备了价值重估和文化重建的成分。80年代的青年文化虽不再复制权威与效仿主流体制文化，但理想主义、理性主义和政治关怀依旧是当时青年文化的发展主脉。
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解构权威、寻求反叛
当改革开放进入第10个年头，中国社会经历着社会转型期特有的价值缺失和迷惘喧嚣。而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生活于一个相对自由和宽容的社会环境中，他们不仅没有受到传统文化的浸染，“文革”也只在他们的记忆中留下了模糊的印记。改革开放后形态各异的文化快餐和流行艺术潮水般涌入国内，成为青年们最直接的精神食粮，青年文化中政治化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失效，青年文化开始呈现反叛与消解意味。青年文化在反叛传统的同时，却没有新的理想归属和寄托，处于价值真空的年青一代在同一生存境遇中选择了不同的人生态度。但是当时的青年文化，不管是以何种形式出现，无论是“认同还是拒斥或疏离主流文化”[3]，都是青年人对社会现实的反应，也是青年人参与社会现实的一种方式。
这一阶段很多流行歌曲集中表现出批判现实的反叛主题，呈现出一种试图挣脱束缚、高扬人性、把握自我的愤懑和自信情绪。代表曲目《一无所有》、《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跟着感觉走》等歌曲，以个性自我对物质和精神诸多方面的现实批判，表现出无限的反叛激情和对自我自由创造的坚定信念。文化和价值发生断裂，失去以往真切的理想和信念后，青年群体迷失了生存意义，先驱人物感受着虚无却不甘虚无，竭力执著地寻找。在生命罅隙中抗争和呼喊的青年，需要时代的标杆和英雄，需要一种痛快淋漓的宣泄。崔健的摇滚乐“那雄浑铿锵富有蛊惑力的节奏，那嘶哑却自心底升起的苍凉沉重的呐喊，那迷惘落寞无奈却又不甘平静的怅然情绪，令青年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心灵震撼”[4]。摇滚乐成为青年精神回归的载体，成为表达真情、反映希望和愤怒的心声。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在同一时期，朦胧诗人的诗歌名篇像荒原上的野火，点燃了无数青年心中的文学圣火，以深邃悠远的反思和痛彻心扉的呐喊道出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朦胧诗与新诗潮运动，从形式和思想内容上都冲破了旧有传统，以全新的探索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当时朦胧诗派的年轻诗人群体，成为80年代中后期思想文化复兴时期青年心目中的偶像。青年通过文学反思过去的深重灾难，探求未来的光明道路。朦胧诗派、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整整一代人在文学中寻求答案，“文学青年”成为当时最骄傲和最时髦的词汇。他们在文学中倾诉忧伤、抚慰伤口；也在文学中重新探求人性的真、善、美，寻找民族与国家振兴的希望。
青年文化与成人主流文化日渐显现的离异，与当时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传播一脉相承。后现代思潮的基本特征和核心精神是解构主义和反罗各斯中心主义，消解和解构传统是后现代主义首要而基本的文化功能，后现代主义者的哲学主张极大地启蒙和开掘了青年的批判精神，诱发了价值重建的主体性冲动。这一时期，王朔的小说作品逐一被搬上银幕，王朔在小说中复活了大批鲜活的北京市井流行语，用调侃的方式来躲避崇高，消解了中国文学严肃、正经的刻板面目。他创造的“我是流氓我怕谁”、“过把瘾就死”、“千万别把我当人”、“一点正经没有”等语录，已成为坊间的日常用语。王朔在小说中用个体经验的无限度扩张显示了文化本身的平民化、世俗化倾向，传统的理想主义被个体的心理、意志、激情、欲求所刷新，一方面使青年文化缺乏理性和深度，另一方面又使青年文化具有文化平等和解构权威的进步意义。
此时，许多西方思想通过大量译著被介绍到中国来，西方哲学理论在青年尤其在大学生中盛极一时。他们的头脑中充斥着尼采、弗洛伊德、柏格森、黑格尔和萨特等人的思想。尤其是那些反传统、反道德、反价值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被中国青年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接受。
三、20世纪90年代：迷惘与怀旧并存，个性与实惠并重
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经历了“企图照搬西方模式的激进实践受到挫折后”[5]，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短暂的空缺。青年群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凸现出价值缺失和迷惘的倾向，疑惑丛生，渴望寻求归属。表现此类主题、情绪的流行歌曲较前阶段上升许多。如《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雾里看花》、《什么是什么》、《一生何求》、《爱有谁能说得清》，这些歌曲体现出在缺乏权威文化关怀的情形下青年人疑惑迷乱的情绪倾向。汪国真的诗歌受到青年人的热切追捧，第一部诗集《年轻的潮》出版后连续5次印刷，印数达15万册，成为当年十大畅销书之一。汪国真诗中淡泊空灵的文字，迎合了当时青年的心态：想要拥有自我，但也真切地感受到周围生活的光明与艰难；追求理想，但却隐现淡淡的哀愁、莫名的惆怅。
同时，传统的文化制品中断了生产，需求却在急剧膨胀。于是，在有效需求市场规则的操纵下，大众传媒不失时机地制造出“怀旧”和“归根”的形象，导致90年代初期中国都市始终涌动着一股浓重的怀旧和乡愁情调。在青年文化中，“精神家园”、“人文精神”一度成为时髦语汇，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性“恋旧”促成了“毛泽东热”的兴起。此时推出了《红太阳》专辑，推出不到3个月，专辑销量便攀升到300多万[6]。此刻的“毛泽东”成为一个意蕴丰富的文化载体，青年群体对毛泽东的崇拜不同于政治化意识形态下的个人崇拜，只是通过“毛泽东”这样一个符号象征制造出了“归家”的抚慰。
改革开放之初，青年人在短短几年里走过了西方人几个世纪的思想历程，“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时空聚变共时并存于当代中国，使人们承受了难以承受的冲击、震荡与裂变”[7]。一方面，人们热切享受着进步史观、现代性、工业化的成果；另一方面，在无处不在的现代化、全球化浪潮面前，又总是感到内心深处的隐隐作痛。因此在这两种时空维度的冲突与撕扯中，人们无奈向尘封的记忆寻找安抚，来弥补现代化造成的裂痕与伤口。90年代中后期开始，青年群体逐渐以流行文化来为自身定位，形成自己独特而鲜明的文化特征，形成一场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到文化范式的全面反叛。青年群体在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之外，开辟了一个完全独立的话语系统和文化空间，使青年文化从政治和道德理念的负载之下解放出来。张扬个性成为青年文化的主旋律，青年群体体现出极强的自我意识，自我价值导向越来越明显。
90年代的青年已经开始对空头政治、形式主义、禁欲主义缺乏关注。他们渴望自我成才、企盼致富；他们关心事业、关心时事、关心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青年表现出相当强的进取意识和竞争欲望，并且在职业选择中较多倾向于收入高但又有一定风险的职业。1997年，有95.8％的被调查青年表示：“如果他们获得较高的工资、奖金和物质利益”，他们将“非常努力”和“尽全力工作”[8]。另外，在大学校园出现的实用科技热也从一个方面体现出了当代青年价值观的务实性特点。公关、法律、市场营销、计算机、外语等课程受到大学生广泛欢迎。青年在选择职业上所考虑的因素依次为：经济收入，能否实现个人价值，权力和社会地位，工作舒适，位于大城市，出国深造的机会多。
总体来讲，90年代青年价值观的共同点是采取积极态度顺应时代潮流，跟随改革者走的，而不是逆时代潮流而动，并且青年总是走在改革的前列。因此，应该承认，青年价值观的历史变化对改革开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21世纪初期：多元发展，彰显爱国主义
进入新世纪以来，青年文化呈现出来的纷繁复杂使得人们无法找到一种或是几种主导样式。青年流行文化和青年价值观呈现出与技术进步紧密结合、更加多元化发展的特征。“偶像崇拜”文化、“时尚消费”文化、“网络”文化、“韩流”文化、“流行语”文化等现象层出不穷。“偶像崇拜”在目前的中国青年中更多的是一种娱乐活动，他们渴望与偶像交流，喜欢与他人谈论自己的偶像，选择偶像面较宽。随着新时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各种偶像及其崇拜凭借先进的技术手段得以延伸传播，偶像崇拜有愈演愈烈之势。网络上的“虚拟社区”使得青年拥有途径更多、更为便捷的信息空间和交流天地。
“时尚消费”表现为消费观念转向享受生活，消费心态追逐前卫和新潮，消费方式崇尚个性和品位。与中老年人相比，青年对商品的品牌及其文化需求更为敏感，中国的青年已经成为世界著名品牌和文化商品的庞大消费群。同样，与世界其他地方的青年一样，中国青年越来越受到商业广告的影响。喜欢名牌服装是越来越多的青年的心理需求，他们对名牌有着较高的认知度、较强的辨别能力和丰富的相关知识。
“网络文化”主要体现在青年上网行为的广泛性和频繁性，他们渴望充分的信息与通讯。由于网络综合了报刊、广播、电视、图书、录音录像、户外宣传等其他现存媒体的优势，青年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交流和信息搜索。网络不但有助于他们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拓宽想象力、创造力的空间，而且也创新了青年文化的传输方式。与传统文化单向性传统不同，网络上的文化信息传输是双向的，具有交互性。例如，“韩流”在我国的风行，它对中国广大青年的观念更新和行为认同更具有影响力和感召力。
再如，“流行语”文化则表现为“美眉”、“QQ”、“网虫”、“伊妹儿”等大量的新潮时髦的词汇流行。随着网络流行语的发展，一种特殊语言符号“火星文”随之诞生。青年网友大量使用以同音字、音近字、特殊符号来表音表义的文字。符号火星文大量利用象形、仿拟、飞白、比喻、谐音、拟人等手法构成新词。比如：典型的象形笑脸符：-)，orz(跪在地上的小人，表示五体投地，非常崇拜)，异体火星文则是借助一些工具，将汉字转换成形似或者音似的繁体字或是异体字。
除了上文列举的5种文化现象外，还存在着一些小众化的青年文化群体，从参与比例上来说，置身这些流行文化的青年在青年群体中尽管是“小众”，但绝对数量上依旧很大，反响也不小，并且还在进一步发展。“网络自拍”在2005年火热一时，尤其是“芙蓉姐姐”通过“网络自拍”而成为众说纷纭的公众人物后，这种兴起并迅速蔓延于网络的文化现象更是引起了多方关注。“街球”是当前在青年中越来越有影响的一种运动休闲方式。这种运动时尚兴起于美国，近年来借助NBA的影响，在运动产品制造商的推动下，在我国迅速发展起来。与此同时兴起的还有诞生于美国黑人群体的“街舞”(Hip-Hop)表演。Cosplay也是一种舶来文化，该单词中文译为“角色扮演”，是指利用服装、饰品、道具及化妆等来扮演动漫、游戏、影视中的某些角色，也包括自我原创的造型装扮。喜欢玩这种秀的大多是一些动漫爱好者。围绕这些流行文化，青年群体会形成一个个“小圈子”，他们有各自的活动地点和交流模式，各个板块之间互有重叠，其互动关系也很复杂，由此构成了多元化的文化景观。
一些学者将青年群体中涌现出来的这些文化现象定位为非主流文化，并对此持肯定态度：“在现代社会中，一种文化要保持健康的发展，必须有自己的对立面存在，消灭了对手，也就最终消灭了自己。在这个意义上说，非主流文化作为一种制衡力量的存在和繁荣，对主流文化亦是一件幸事。”[9]另外，从宏观层面来看，新世纪中的青年文化主要是依托网络、计算机、手机等而流行。技术的发展并不只是被动地让人们接受信息，而是青年自身主动地形成以该种技术为依托的流行文化，进而激起了他们广泛参与文化表达的愿望。传统的文化表达形式表现为精英与大众的二元对立模式。但是，借助于现代技术渠道，青年开始积极地把他们的阅读和欣赏表达出来，这种体验就不再是私人行为，而是获得了一个公共领域的表达。诸如卡拉OK、BBS、博客、短信，这样一些由技术提供的流行文化形式给予青年以直接的自我文化表达的途径。
在价值观层面，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虽然仍是社会的主流话语，具有绝对价值，但这一主导的意识形态已不再具有唯一性，而是与涌入国门的各种西方的思潮、话语、主义共同构成了青年多元的话语空间，并且产生彼此对话的可能和竞争的局面。多元价值观空间为当代青年价值观的选择与追求提供了众多的方向。当代青年流行文化多元化的取向和由于多种标准造成的价值选择的迷茫，可以看作是对后现代主义“多元化、差异性”的折射。
当代青年越来越倾向于按照自己的价值取向来选择个人发展和社会参与的方式。个体的自由与发展成为青年的主要人生目标，发展个体自我、崇尚自主独立成为青年一代的生活逻辑。这也表现为青年们拥有自己的运动、时尚和娱乐，有自己的语言和表达方式。竞争意识、平等观念、效率观念及代价和风险意识深刻地影响着青年的思维方式，他们在价值取向上更加务实、宽容、多元。同时，当代青年呈现出视野开阔的特质，拥有较强的接受新事物的意识和能力，表现出强烈的进取精神和成长愿望，渴望改变现状而获得自我实现。但另一方面，青年的现实主义正逐渐代替理想主义，政治意识明显淡化，沉重艰难的话题不再是青年关注的重点。青年不再成为政治的简单动员对象和积极的参与者，他们的社会观呈现出更多的世俗性和现实化的色彩。但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以及近年来一系列振奋人心的大事，青年群体的民族自豪感逐渐高涨，爱国主义价值观进一步增强。2008年上半年，海内外华人青年空前一致地团结起来，揭穿西方媒体在拉萨事件中的谎言，为奥运圣火的传递助威护航。5.12汶川地震发生后，全国青年掀起爱国互助的热潮，表达与灾区人民共渡难关、重建美好家园的决心。北京奥运会期间，作为东道主国家的青年群体更是向世界展现了中国青年努力拼搏、无私奉献的风采。此刻青年的爱国主义不同于以往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不再是一种弱者的抗争，而是建立在祖国日益强大的物质基础之上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的强烈抒发。
30年的改革开放，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也造就了一代既不同于他们的父辈、也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代青年的新人。他们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成长，在接受社会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影响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挑战、甚至反叛这种文化及其价值观，也在不断地创造着体现他们自身特点和要求的新的文化和价值观。他们迷惘并追求着，痛苦并快乐着，他们将在不断的学习、接受、质疑、创新的过程中，逐步成长为中国社会的新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