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汝纶与严复译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译著论文,严复论文,吴汝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06）04—0110—07
吴汝纶是清末古文大家，严复是清末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两人的交往，是我国近代新思想与古文学相结合的一段佳话，是值得一书的历史现象。
一
吴汝纶（1840～1903）比严复（1854～1921）长14岁，二人交往始于何时，目前尚缺乏资料可稽，但可推知约为吴任保定莲池书院山长期间。严璩说，1895年吴汝纶到天津访问过严复，[1] 但并不可靠。现存二人直接交往的原始资料有吴致严的8封信和严致吴的3封信，其他在严复译书的例、按中亦零星可见。书信最早的一封是吴写于1896年的，最后一封是严写于1901年9月之后的， 彼此在书信中多半讨论译书等问题。1896年8月26日吴汝纶在第一封信中说“前接惠书，文艺至高，不鄙弃不佞，引与衷言”者，即指前此吴致严信中有所建言，使严“反复诵叹”。遗憾的是，这些书信未曾保留。
严复仰慕吴汝纶旧学精湛，又乐闻新知，有记载严复、林纾等四人曾“执贽请业，愿居门下”，吴“谢不敢当”。[2] 严复为什么要学习桐城派古文？这大概与桐城派古文在有清一代的地位有关。乾隆之末，桐城派从方（苞）刘（大槐）到姚鼐，继承唐宋八家的散文，建立了“屏弃六朝骈丽之习，以求所谓神理气味格律声音色者，法愈严而道愈前”。[3] 于是有“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之说。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辙”，为桐城中兴之功臣。由于海内从风，八股帖括亦引进了桐城古文，文以载道，有人说：“所谓桐城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4]
贺麟说，严复自留学“回国后，曾就吴汝纶学古文”。[5] 若说严回国后即习桐城派古文，则未必径向吴汝纶学，所学宗旨因是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无法遂心愿，因而悔“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蛮夷）”。[6] 在当时的官场，非“正途”出身，官是做不大的。严复想弄一个“正途”，所以想补科举这一课。为了迎合当时的八股风尚，而习桐城派古文，捐了一个监生的资格，参加乡试，1885年（33岁）到1893年四次应试都以落第告终。他之所以不被录取，恐怕不是文章做得不好，而是不会代圣立言。为应试而习桐城古文，坊间有流行的制艺范本。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惊醒了众多有近代意识的士子，严复在《马关条约》尚未签订的1895年初，即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等政论文章，成了“公车上书”的前兆。1897年10月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1898年6月5日在《国闻报》上发表《道学外传》，无情批判儒家道统，也是他中道曾想走科举仕途的反思。文章对村学究的揭露，清理了宋以来《道学列传》的流毒，指出我国“二千年之政教风俗”的社会基础，就是这批“生为能语之马牛，死作后人之僵石”的道学家。他们充塞国中，则必“上膺执政之权，下拥名山之席（按：即书院之山长）”。中国之难以改革，也就是这批人“心地之不明”。
桐城派古文家当时崇尚哪些传统古籍？正是严复向吴汝纶所请教的：“谓新旧二学，当并存具列，且将假自它之耀以祛蔽揭翳，最为卓识！”吴答曰：
中国书籍猥杂，多不足行远，西学行，则学人日力夺去太半，益无暇浏览向时无足轻重之书，面姚选古文则万不能废，以此学为学堂必用之书，当与六艺并传不朽也。……往时曾太傅言：六经外有七书，能通其一，即为成学；七者兼通，则闲气所钟，不数数见也。七书者：《史记》、《汉书》、《庄子》、《韩文》、《文选》、《说文》、《通鉴》也。某于七书，皆未致力，又欲妄增二书：其一姚公此书，余一则曾公《十八家诗钞》也。[7]235
所谓“姚选古文”、“姚公此书”，即指姚鼐选编的《古文辞类纂》，它是一部代表桐城派观点的选本，成书于1779年。吴说：“因思《古文辞类纂》一书，二千年高文略具于此，以为六经后之第一书，此后必应改习西学，中国浩如烟海之书，行当废去，独留此书，可令周、孔遗文绵延不绝。”[7]231
二
在此期间，在吴严的通信中，有关译事的讨论，最多的是《天演论》，其次是《计学》（后改名《原富》），也提及穆勒的书，但没有深论。
严复1896年开始翻译《天演论》，由此不断向吴汝纶请益。吴则从译事、体例、文体及至译名等必认真答复，相互探讨。1897年3月9日一信，即讨论体例等事：
执事若为一书，则可纵意驰骋，若以译赫氏之书为名，则篇中所引古书古事，皆宜以元书所称西方者为当，似不必改用中国人语，以中事中人固非赫氏所及知。法宜如晋，宋名流所译佛书，与中儒著述，显分体例，似为入式。此在大著虽为小节，又已见之例言，然究不若纯用元书之为尤美。[7]144—145
吴汝纶指出了严复的要害：（一）译书所引古书古事改用中国人语，意欲以此沟通古今，喜欢拿中学傅会西学；（二）在文体上宜如晋宋名流所译佛书，与中儒著述显分体制。1899年4月3日，吴又说：
欧洲文字与吾国绝殊，译之似宜别创体制，如六朝人主译佛书，其体全是特创，今不但不宜袭用中文，亦并不宜袭用佛书。窃谓以执事雄笔，必可自我作古。又妄意彼书固自有体制，或易其辞而仍其体，似亦可也。不通西文，不敢意定，独中国诸书，无可仿效耳。[7]235
同时回答了严复所问：“谓《欧洲国史略》，似中国所谓长编、纪事本末等比。”吴回答说：
然则欲译其书，即用曾太傅（国藩）所称叙记、典志二门，似为得体。此二门，曾公于姚郎中所定诸类外，特建新类，非大手笔不易办也。欧洲记述名人，失之过详，此宜以适、固史法裁之。文无剪裁，专以求尽为务，此非行远所宜。中国有此体，其最著者，则孟坚所为《王莽传》，若《穆天子》、《飞燕》、《太真》等传，是小说家言，不足法也。
关于译事，严复向吴请教：“行文欲求尔雅，有不可阑入之字，改窜则失真，因仍则伤洁，此诚难事。”吴汝纶答曰：
鄙意：与其伤洁，毋宁失真。凡琐事不足道之事不记何伤！若名之为文，而俚俗鄙浅，荐绅所不道，此则昔之知言者无不悬为戒律，曾氏所谓辞气远鄙也。文固有化俗为雅之一法，如左氏之言“马矢”，庄生之言“矢溺”，公羊之言“登来”，太史之言“伙颐”。在当时固皆以俚语为文，而不失为雅。若范书所载“铁胫”、“尤来”、“大抢”、“五楼”、“五幡”等名目，窃料太史公执笔，必皆芟薙不书，不然胜、广、项氏时，必多有俚鄙不经之事，何以《史记》中绝不一见。如今时鸦片馆等比，自难入文，削之似不为过。倘令为林文忠作传，则烧鸦片一事，固当大书特书，但必叙明源委，如史公之记平准，班氏之叙《铁盐论》耳。亦非一切割弃，至失事实也。[7]235—236
彼此的意见虽不尽相同，但吴相信在当时唯严复堪当此任。他说：“鄙论西学以新为贵，中学以古为贵，此两者判若水火之不相入，其能熔中西为一冶者，独执事一人而已，其余皆偏至之诣也。”[7]174
《天演论》的初稿完成于1896年10月，题《赫胥黎治功天演论》。1897年初，吴汝纶得初稿后说：“虽刘先主之得荆州，不足为喻。”并录一个副本，“秘之枕中”，[7]144 可见其珍视的程度。严复在同年8月23日致其五弟严观珩的信中说：“其原稿经吴莲池（汝纶）圈点者，正取修饰增案。”[8]73 11月9日，严复又在致吴汝纶的信中说：“拙译《天演论》近已删改就绪，其参引己说多者，皆削归后案而张皇之，虽未能悉用晋、唐名流翻译义例，而似较前为优，凡此皆先生之赐矣。”[8]520—521 不过初稿中的“卮言”改称“悬疏”，则是因夏曾佑的建议而改的。吴汝纶见到后，于1898年3月30日《答严几道书》中指出：
《天演论》凡己意所发明，皆退入后案，义例精审，其命篇立名，尚疑未慊，卮言既成滥语，悬疏又袭释氏，皆似非所谓能树立不因循者之所为。下走前抄福（副）本，篇各妄撰一名，今缀录书尾，用备采择。[7]175
吴因对《天演论》的“命篇立名，尚疑未慊”，所以把自己上年（1897年2月）节录《天演论》“副本”时为每篇译文所拟的篇名抄寄严复供择用。吴汝纶日记所抄录的副本，上海文明书局于1903年7 月以《吴京卿节本天演论》为名公开出版。今以此与通行本《天演论》比较，可知其上卷18篇中，采用吴拟篇名17个，下卷17篇中，采用11个，只有7个篇名是严复自题的，兹列如下：
1.《导言》十六，吴拟《种同》，严改为《进微》。2.《论一》吴拟《反虚》，严改为《能实》。3.《论三》吴拟《哀乐》，严改为《教源》。4.《论四》吴拟《公约》，严改为《严意》。5.《论六》吴拟《因果》，严改为《佛释》。6.《论九》吴拟《空幻》，严改为《真幻》。7.《论十七》吴拟《进治》，严改为《进化》。
有人说，严复对吴拟篇名的取舍，是由于命意的角度不同。例如，《论一》吴拟篇名为《反虚》，是取译文中“此以见天行之从虚而息，由息而盈，从盈而消，由消反虚”之意。严复改为《能实》，是“储能”与“效实”的简称，是从译文中“始以易简，伏变化之机，命之曰储能；后渐繁殊，极变化之致，命之曰效实。储能也，效实也，合而言之天演也”。虽说“反虚”之意也很好，但改为“储能”、“效实”，是严复创新的哲学名词，意义更大。这说明严复既从善如流，又能自出心裁。[9]
关于“卮言”与“悬疏”两个词名的争执，后来严复“乃依其原目，质译‘导言’而分注吴之篇目于下，取便阅者”。[10]1321
由于吴汝纶主张意译，所以有严复的“译事之难：信、达、雅”。
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矣。
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辞，自善自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10]1321
吴说“与其伤洁，毋宁失真，凡琐事不足道之事不记何伤”。严复亦说：“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旨。”如此“信、达”，1960年吴德铎奉命重译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即严译《天演论》），反复阅读了原著和严复的译文，两相对照之后指出：
依照今天的一般理解，既是翻译，译文的内容，理所当然应为原书作者的意见，译者即使有不同的看法，只能用别的方法来表达，无论如何不能随便改动原书作者原意（翻译的错误、失真、是另一问题）。也许是受时代局限性的限制，严复他那时候，似乎不大讲究这一套，名义上虽说他是翻译（严复本人早期的说法是，他是在“达旨”）。事实上，译者爱怎么说便怎么说，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地不顾作者的本意。[11]
有人说：“恐因他译术尚未成熟，且无意直译，只求达旨，故于信字，似略有亏。”[5] 还是鲁迅说得好：“严又陵自己却知道这太‘达’的译法是不对的，所以他不称为翻译，而写作‘侯官严复达旨’。”[12]167
至于行文的尔雅，严复则用汉语古文，不用“近世利俗文字”，他认为这样便于“精理微言”，亦“为达易”。对吴汝纶的“雅”、“俗”之论，几乎是完全吸收了。尤其对名词的斟酌，“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如“天择”、“物竞”，还把“自由论”译成“群己权界论”，“唯心主义”译作“意宗”，“货币”译作“泉币”，“劳力”译为“功力”，“资本”译为“母财”，“原料”译成“生货”，“生产力”译成“殖量”，“重商主义”译为“商宗计学”，“重农主义”译为“农宗计学”等等。
严复的译文，吴汝纶称其“名理绎络，笔势足穿九曲，而妙有抽刀断水之致”，[13]624“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14] 鲁迅说得更形象：“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地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12]166—167
严复1896年10月始译《原富》（始名《计学》），同样请吴汝纶审读，并请作序。吴汝纶1898年3月30日即云：“《计学》稿一册，敬读一过，望速成之。计学名义至雅驯，又得实，吾无间然。”[7]175 同年8月23日收到“新译斯密氏《计学》四册”，称“其言皆与时局痛下针砭，无空发之议……谨就愚心所识一孔之明，记之书眉，以供采择”。[7]207 1899年3月11日，又得“新译《计学》四册”。吴于校读时“往往妄贡疑议”。[7]231 1900年1月29日严复相告“夏间当可蒇事，而成书后，一序又非大笔莫属矣。先生其勿辞”。[8]523 吴曾想婉辞。他说：“《原富》大稿，委令作序，不敢以不文辞。但下走老朽健忘，所读各册，已不能省记，此五册始终未一寓目，后稿列属茫然，精神不能笼罩全书，便觉无从措手，拟交白卷出场矣。”[7]348 严复坚请：“此序非先生莫能为者。”[8]524 吴终于勉力写了《原富序》。
吴汝纶在《原富》译稿上所下的工夫，不比《天演论》的少，但影响似不如《天演论》，论者亦较少涉及。1985年有人在华东师大的图书馆内偶然发现了严复译《天演论》时所依据的英文原书，上卷扉页右上角有严复的英文签名，上下两卷均有严复的中英文批注。[15] 由此了解了其书翻译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但吴加有眉批的《原富》手稿本，至今未发现，以致在译《原富》的过程中严与吴的互动关系，竟告阙如。
三
严复以师事吴，不仅仅是认宗桐城古文一派，更主要的还在于对思想的启蒙、社会的革新等方面有共识。他俩所讨论的问题，有些看来是属于译事的技术问题，其实对一字一词一名的斟酌，却均有其深意所在。所以严复在事后说：
不佞往者每译脱稿，辄以示桐城吴先生，老眼无花，一读即窥其深处，盖不独斧落徽引，受裨益于文字间也，故书成必求其读，读已必求其序。[16]126—127
严复早年留英，除读完了应修的数、理、化等自然科学，还留心社会科学文史哲等名家著作。并实际接触英国社会，旁听法庭，“观其听狱”，探究“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17] 的原由。他在英国城市看不到贫民窟，欣赏其治理得井井有条。同时还被清政府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引为忘年交”，星期假日，常去使馆“论中西学术异同，穷日夕勿休”。[17] 所以在甲午战后，奋起作启蒙宣传是必然的。他在《原强》中说：西方国家“其为事也，一一为本诸学术；其干学术也，一一皆本于即物实测……苟求其故，则彼以自由为体，以民治为用”。[18] 他的译书，不择造船技术或格致书籍，而择西方国家借以强盛的学术思想，认为当时中国所急需的，正是此学术思想。他在《天演论·序》中说：
风气渐通，士知弇陋为耻，西学问之事，问途日多。然而一二巨子，訑然谓彼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讨论国闻，审敌自镜之道，又断断乎不如是也。[10]1548
吴汝纶分析当时的时局：
官于朝者，以趋跄应对、善候伺、能进取、软眉适时为贤；持清议者，则肆口妄诋諆，或刺取外国新闻，不参彼己、审强弱，居下讪上以为钓声、窃形势，视天下之亡，仅若一瓶盆之成若毁，泊然无与于其心。其贤者或读儒家言，稍解事理，而苦殊方绝域之言语文字无从通晓；或习边事、采异俗，能言外国奇怪利害，而于吾土载籍旧闻、先圣之大经大法，下逮九流之书、百家之异说，瞑目而未尝一视，塞耳而了不闻。是二者，盖近今通弊。[7]118
吴汝纶原本亦以周孔之道环球无二，以“爰居”比喻西人，同样有轻视“蛮夷”的偏见。自补冀州知州、去官办学之后，则知“欲救世变，必先讲西学，造成英伟奇崛之人才，使之深通中外之变”。[13]1126 于是博览西学群书，世界观为之一变，认识到“今外国之强大者，专以富智为事。吾日率吾穷且愚之民以与富智者角，其势之不敌，不烦言决矣。而所以富智民者，其道必资乎外国之新学”。[14]145 他接受进化论的观点：“顺乎天演，则郅治终成。赫胥黎又谓：不讲治功，则人道不应。此其资益于自强之治者，诚深诚邃。”[7]119
严复翻译《天演论》，吴汝纶认为他是“忠愤所发，特借赫胥黎之书，用为‘主文谲谏’之资而已”。[7]144 所谓“主文谲谏”，就是进谏要讲究技巧，《诗序》所说“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所谓“主文”，即“主与乐之宫商相应”；“咏歌依违不直谏”者即谓“谲谏”，亦即建白“不言君之过失”。故不用古之“舌人”办法。“舌人”即古通译之官，“能达异方之志”，是不讲究技巧的直谏方法。吴认为这样则“大失述作之深旨”。吴在《天演论》序中说：
天演者，西国格物家言也。其学以天择、物竞二义，综万汇之本原，考动植之蕃耗，言治者取焉，因物变递嬗，深研乎质力聚散之几，推极乎古今万国盛衰兴坏之由，而大归以任天为治。赫胥氏起而尽变故说，以为天不可独任，要贵以人持天。以人持天，必究极乎天赋之能，使人治日即乎新，而后其国永存，而种族赖以不坠，是之谓与天争胜。而人之争天而胜天者，又皆天事之所苞。是故天行人治，同归天演。[14]147
吴在此所言“西国格物家”，即指斯宾塞。序中指出斯所主张的“任天为治”，与赫胥氏所主张的“以人持天”是不同的。我们在此必须说明，赫胥氏在原著中所提倡的“以人持天”、“与天争胜”，是强调以人为的努力来对抗自然状态，只是局限于伦理范围之内，主张以自我约束，取代自行其是，以求得社会内部的和谐。而吴汝纶和严复则将其义引申到国与国、种族与种族之间的关系，即欲通过“人治”（人为努力）以达到保国保种。这不是赫胥氏的原意，而是吴、严译书的“达旨”。所以吴的序言在最后提出：
抑严子之译是书，不惟自传其文而已。盖谓赫胥氏以人持天，以人治之日新卫其种族之说，其义富，其辞危，使读焉者怵焉知变，于国论殆有助乎！是旨也，予又惑焉。凡为书必与其时之学者相入，而后其效明。今学者方以时文、公牍、说部为学，而严子乃欲进之以可久之词，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之书，吾惧其舛驰而不相入也。虽然，严子之意，盖将有待也。待而得其人，则吾民之智瀹矣。是又赫胥氏以人治归天演之一义也欤？[14]149
严复介绍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为什么不择最新作品，而却译此一百多年以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这是由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正适应现实，即如他所说：“其书所驳斥者多中吾国自古以来言利理财家之病痛，故复当日选择特取是书，非不知后来作者之愈精深完密也。”[8]533 吴汝纶读到《计学》稿的前四册，即说“所言皆与时局痛下针砭，无空发之议”。《原富》的上册所论是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垄断，提倡民办和自由贸易。吴汝纶对此有同感，就说：“国家振兴图存之策，自有元凯盈庭，若乃民权（按：指民间所当奋起自为之事，与现在所说的‘民权’不同）之何以自振，则必自富民遍立公司始矣。公司遍立，而后推其中贤者，以为公司之董事……”[7]171 1901年清廷已行新政，吴在《原富》序中开宗明义：
盖国无时而不需财，而危败之后为尤急。……中国士大夫以言利为讳，又忲习于重农抑商之旧说，于是生财之途常隘。……中国自周汉到今，所传理财之方，其高者则节用而已耳，下乃夺民财以益国用已耳。……循是不变，是坐困也……今国家方修新政，而若财赂衰耗。……而严子之书适成于是时，此斯密氏言利书也，顾时若不满于商，要非吾国抑商之说，故表而辨明之。[14]196—198
吴汝纶在此序中，还论及我国古代自禹之后，农、牧、渔、矿、工诸事均有发展，“夫是故劝商……及汉武后，乃稍衰歇”。由此，前述吴所例举司马迁“记平准”，班固“叙《盐铁论》”之故事，如考明其历史原委，则可解读其现实意义。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叙》中说：“维币之行，以通农商，其极则玩巧并兼兹殖，争于机利，去本趋末，作平准书以观事变。”《史记》的《平准书》所载：“大农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货币本流通于农商之间，能增殖盈利，汉代由大（司）农垄断，即由政府对粮食统购统销，扼阻一切商机，是以农为本的政策。班固所叙《盐铁论》，是记汉昭帝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皆请罢盐铁、榷酤，与御史大夫桑弘羊等相诘难。桓宽集其论，为书六十篇。言皆述先王，称六经，而于桑弘羊、车千秋深着微词。后榷酤虽罢，而盐铁依旧，亦属于国家垄断的抑商政策。司马迁、班固敢于对时政提出疑义与微词，吴、严此时则古为今用。
《计学》之名，后易《原富》，吴有否参与了意见，无资料佐证。不过二人对此名称的改变，定有共识，从平准、盐铁到计学、原富，已反映出由“宗农”到“宗商”的转型，表明时代在发展，其间虽历时两千余年，仍然是一大进步。
吴汝纶还对严复怀才不遇，很抱不平。称严复“兼总中西二学，而不获大展才用，而诸部妄校尉皆取封侯，此最古今不平之事，此岂亦《天演学》中所谓天行者乎！然则执事故自有其所谓人治者在也”！[7]145
1898年初，光绪帝准呈康有为所著《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记》等书，社会趋新人士，无不翘首期待变法。严复于一月在《国闻报》上刊载《上今上皇帝万言书》，详论变法的必要与变法前亟宜做的三件事：“一曰联各国之欢。二曰结百姓之心。三曰破把持之局。”在第一件事中，严复建议：
令计臣筹数千万之款，备战舰十余艘为卫，上请太后暂为监国，从数百亲贤贵近之臣，航海以游西国，历聘诸有约者，与分庭为抗礼，为言中国天子有意为治，今之来者，愿有以联各主之欢，以维持东方太平之局，怀保中外之民人。
严复接着说：
陛下所遭之时，为中国古今帝王所未曾有，则陛下应机发业，亦当出帝王所未尝为……亲履其地，则有以知中西政俗之异同，知其异同，则有以施吾国应改之治，其为益甚众，有非臣所能详举而细论者矣。[19]
严复更建议，皇上乘“出洋回国之便，亲至沿海各省巡狩，省方纵民聚观嵩呼，瞻识其主，又为躬阅防练各军，誓诰鼓励，振其志气……”这也是“结百姓之心”的一种有效举措。
严复在此建议皇帝走出宫门，走出国门，亲自与各国元首打交道，并深入民众，凡事能亲践亲知亲闻，值古今未有的新时代，开亘古未有的新局面。吴汝纶对此十分赞赏，尤其是“请驾西游，最中肯綮，又他人所不敢言”。说这是“以王荆文公《上仁宗书》后仅见斯文而已，虽苏子瞻尚当放出一头地”。还认为“其词未终”，“务求赓续成之，寄示全璧”，不宜“中作而辍”，并提了补充意见，如“宜将所云‘计臣筹数千万之款，及杭海西游之赀用’，扬榷而言之，使读者知所筹皆切实可行，乃不为书生空谈”[7]174—175 等，希望他充实后正式呈送清廷，能得皇上御览。
严复的上皇帝书，引起津中人士的议论，有人说：“严君之为人，能坐而言而不能起而行者也。”吴汝纶认为此乃出于“媢妒之私”，则“挫而折之”。说：
天下有集中西之长，而不能当大事者乎！往年严公多病，颇以病废事，近则霍然良已，身强学富识闳，救时之首选也。[7]174
在百日维新期间，新党参与朝政，为觅得新政人才，有人建议另设一经济特科的进士科，仿过去博学鸿词科例，由大官僚推荐，严复也在被提名推荐之列。严复由此在1898年9月14日应光绪帝诏，赴北京觐见，有三刻钟的对话时间，谈到《万言书》，光绪帝嘱其录呈。就在严复觐见当日，光绪已密启康有为、杨锐等人谕以政变危机。一星期后，政变发生，特科的开试与万言书的进呈均成泡影。
吴汝纶对特科事不但不予鼓励，竟持反对态度，而要严复“回翔审慎，自重其才，幸勿轻于一出”。[7]174 这是由于特科取士的方式，已不适新形势外，还有其官场的隐情。严复在《万言书》的前编中，有一段关于人才的论述，已涉及此问题：
非求才之难也，而知才实难。夫今日中国所处之时势，既大异于古初矣，则今日之才，方之于已往者，虽忠孝廉贞之德，不能不同，而其所具之才，所以干济时艰，策外而辅内理者，必其详考古今之不同，而周知四国之故者也。夫如是，故其所治之学，与其建白者，亦将有异于古初。而异于古初者，非陛下与内二三大臣，外之十数疆吏之所尝学而深悉也。如是，则无以知此才而为之区其贤否矣。
吴汝纶对此深以为然，严复已是“有异于古初”之才，而“特科徒奉故事耳”。换句话说，以古时之伯乐及其识马之术，已无法鉴别新世纪的“奔驰”汽车。关于官场情况，吴说：
此某所以决特科之奉行故事，不能得真才，而劝执事之慎于一出者为此。虽然，此不可形之封事（按：保密）中，以为不知己者之诟厉，彼大臣虽万不能知，万不能区别，而有一人揭其不能之隐，则恨之次骨，此绛、灌所以腐心于贾生也。则吾虽明知其不能，而必且遁为他说，以使之容纳吾言，而无中其所忌。此在凡上言者皆尔，况执事精通西学，奈何使谗间者得太阿之柄，而谓我自炫所长，以历诋公卿乎！此虽近于不直，要有合于与上大夫“訚訚”之旨，亦用世者周身之防，似亦不宜不一厝意也。[7]175
知严复最深者，莫过于吴汝纶，爱严复最深者亦是吴汝纶。严复在1900年曾对吴说过：
复于文章一道，心知好之，虽甘食耆色之殷，殆无以过。不幸晚学无师，致过壮无成。虽蒙先生奖诱拂拭，而如精力既衰何，假令早遘十年，岂止如此？以前而论，则有似夙因，由后而云，则又有若定命者。[8]522—523
在此，严复承认，他与吴之间有“夙因”，有“定命”。
1902年，清廷管学大臣张百熙奏准以吴汝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聘严复为编译书局总办（李希圣为该局总纂）。吴、严当时都不肯就职。梁启超则在《新民丛报》上说：“回銮后所办新政，惟京师大学堂差强人意，自管学以下诸职司，皆称及人……总教习吴君挚甫（汝纶），译书处总办严君又陵（复）闻皆力辞。虽然，今日足系中外之望者，只此一局。吾深望两君之深自贬抑，翩然出山，以副多士之望也。”[20] 吴汝纶则同意先到日本考察学制，严复也就同意就职。遗憾的是吴汝纶从日本回国，未及去京师大学堂到任就逝世了。严复的挽联是：“平生风义兼师友，天下英雄惟使君。”[1] 由此严复精神似有失支柱，痛感“惠施去而庄周亡质，伯牙死而钟期绝弦，自今以往，世复有能序吾书者乎”？[16]126—127 1904年严复即辞去译局总办之职。
吴汝纶在当时堪称一位新人物。他提倡西学，提倡译书，提倡留学外国。他还以为西学盛行，六经不必尽读，中学浩如烟海之书行当废去。于当时有这种见解，并敢于说出这种意见的人，实属不易。但是他却不肯丢弃古文。他以为六经可以不读，而姚选古文则万不能废，以此书为新学堂所必用。他虽赞成“言文一致”，可是又怕人家编造俚文以教初学、废弃了古文。他自以为乃桐城派的嫡传，亦以不得传人为恨。
十余年后，新文学运动兴起，桐城文派被称为“谬种”，选学亦被称为“妖孽”。这是时代使然，新的时代需要由白话文取代古文。一般论者均多强调新文学与古文学的对立，其实两者不无继承关系，首先他们在思想上引进西学是一致的，再者，桐城派的文章清淡简朴，摒弃六朝骈丽之习，选言有序，不刻画而足以昭物情。胡适说，“学桐城古文的人，大多数还可以做到一个‘通’字，再进一步还可以做到应用的文字”，[21] 不仅可用诸翻译科技书籍，还可译文学小说及文史哲理论。这说明桐城古文满足了一时代的需求，由此向文学革命过渡。
桐城古文与新思想结合，是其黄昏时期所开的奇葩。嗣后则趋“末流”，只抱着“宗派”，守着“义法”，既不多读古书撷取古人的精华，又不能随时代而进步，从新时代吸取新真理，落得个“谬种”的下场。周作人说：
到吴汝纶、严复、林纾诸人起来，一方面介绍西洋文学，一方面介绍科学思想，于是经曾国藩放大范围的桐城派，慢慢便与新要兴起的文学接近起来了。后来参加新文学运动的，如胡适之、陈独秀、梁任公诸人，都受过他们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可以说，今次文学运动的开端，实际还是被桐城派中人物引起来的。[22]
陈独秀自称是选学派，自己承认为“妖孽”，属自我否定。胡适自幼在上海读新学堂时，蚊帐上贴着林纾的译文以临摹。他们领导的文学革命，属推陈出新。
收稿日期：2003—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