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斯批评”对内生增长理论发展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琼斯论文,内生论文,批评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700(2008)04-0102-07
一、引言
以罗默(1986)[1]、卢卡斯(1988)[2]、利贝罗(1991)[3]以及罗默(1990)[4]、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1991a[5],1991b[6])、阿吉翁和豪伊特(1992)[7]等学者为代表的第一代内生增长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理论模型中所表现出的增长的规模效应，由此而得到的最重要的政策含义便是：一定政策变量的永久性变化对经济增长率产生永久性影响。
1995年5月，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查尔斯·琼斯(Charles Jones)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内生增长模型的时间序列检验》(1995a)一文，提出著名的“琼斯批评”，称第一代内生增长模型——AK类内生增长模型和基于R&D的内生增长模型——的增长规模效应及其理论含义与时间序列检验的实证结果不一致，这两类模型具有误导作用，应当被否定。[8]作为对第一代内生增长理论的扩展，琼斯于同年8月推出了不含规模效应的“半内生增长”(semi-endogenous growth)模型。[9]
二、第一代内生增长理论及其政策含义
将驱动长期经济增长的技术变迁内生化的努力最早见于阿罗 (1962)[10]的“边干边学”模型和宇泽(1965)[11]的AK模型。罗默(1986)、卢卡斯(1988)、利贝罗(1991)、巴罗(1991)[12]、本哈比卜和约万诺维奇(1991)[13]模型归于AK类内生增长模型（又称新古典内生增长模型）一类。对技术变迁动因的探求又导致研究集中指向R&D活动。罗默(1990)、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1991a,1991b)、阿吉翁和豪伊特(1992)等人的进一步研究导致基于R&D的内生增长模型的产生。因此，第一代内生增长模型有三个分支：第一个分支是由罗默(1986)所代表的以“边干边学”和由资本积累所导致的技术溢出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型，第二个分支是由卢卡斯(1988)所代表的基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内生增长模型，第三个分支是由罗默(1990)所代表的基于R&D的内生增长模型。琼斯将罗默(1986)和卢卡斯(1988)模型统称为AK类模型。以下对各类模型的基本思路和政策含义做一个简要介绍。
1.AK类内生增长模型
AK类内生增长模型有多种变体。这里以阿罗—罗默模型和宇泽—卢卡斯模型为例来展开讨论。
基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宇泽—卢卡斯模型引入线性人力资本生产函数
，物质产品生产函数为Y=F(K,μH)，保持新古典生产函数的一切特点（此处，K和H分别表示物质和人力资本，B为表征人力资本生产技术水平的常数，μ和1-μ分别为人力资本在物质产品和人力资本生产中的投入份额）。在平衡增长路径中，产出、物质和人力资本水平以常数速率g增长，由人力资本生产函数可知人力资本在物质产品和人力资本生产中的投入份额皆为常数。由物质产品生产函数的一次齐次性知物质与人力资本比K/H为常数ω，因而物质资本的平均产品Y/K=F(K,μH)/K=(H/K)f(K/H,μ)=f（ω,μ）/ω，为常数。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保证了潜在于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增长潜力不至于被完全耗尽。此处的f（ω,μ）/ω相当于AK模型中的技术参数A。
令s为外生的储蓄率，n为外生的人口增长率，δ为资本折旧率，由于AK模型中的产出增长率取决于社会的投资率
，投资率的永久性增加将导致经济增长率的永久性增加，因此，储蓄率或技术水平的提升亦将导致增长率的永久性增加。AK型模型的另一重要含义是：资本积累（无论是物质还是人力资本积累）具有正的外部性。对于人力资本积累模型而言，因积累人力资本而放弃由工作获得的收入还意味着牺牲当前福利。因此，分散化均衡下的两类资本的投资将低于社会最优情形下的投资，经济增长率亦低于社会最优情形下的增长率。一定的激励政策（如投资补贴）可以使两类资本的投资达到社会最优的要求，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2.基于R&D的有“规模效应”的内生增长模型
1990年，罗默在《政治经济学》上发表《内生技术变迁》一文，推出第一个在不完全竞争框架下的基于R&D的内生增长模型。罗默认为知识具有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非竞争性的知识可以无限增长，知识的部分排他性则为技术变迁由个人的自利行为驱动以及知识积累具有外溢效应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受利润最大化的个人自利行为驱动的技术变迁。其后，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1991a,1991b)推出垂直创新模型，从品质改进的角度论证了R&D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阿吉翁和豪伊特(1992)则以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 (creative destruction)观点为原型建立起一类基于R&D的内生增长模型。这三类模型共有一个重要特征，即模型中的增长都表现出“规模效应”。这里作者以罗默(1990)模型为代表来剖析基于R&D的内生增长模型的基本特点。
对R&D部门生产函数的规定决定了全要素生产力增长率与投入到R&D部门的人力资本成比例。给定投入到R&D部门的人力资本份额，全要素生产力增长率将取决于全社会的人力资本规模。由此得到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对R&D活动的补贴可以增加R&D部门的人力资本份额，从而增加平衡增长路径上的增长率。同样的R&D部门人力资本的规模效应在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1991a,1991b)模型以及阿吉翁和豪伊特(1992)模型中无一例外地存在。此外，如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通过模型分析所表明的，物质和人力资本投资率、出口份额、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政府消费支出、人口增长和规制压力等构成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
三、“琼斯批评”的主要内容和观点
“琼斯批评”的主要内容包括：(1)对AK类模型及其政策含义的否定；(2)对基于R&D的内生增长模型中的增长规模效应及其政策含义的否定；(3)对内生增长理论的修正建议（以此建议为基础，琼斯发展出他后来所称的“半内生增长理论”）。这里首先讨论“琼斯批评”的前两点内容，第三点内容因与“半内生增长理论”密切关联，将放在本文第四部分一并讨论。
早在“琼斯批评”之前，曼昆、罗默和韦尔(1992)关于经济增长的截面数据实证研究已经对AK类模型缺乏认同。[14]琼斯(1995a,1995b)则将批评指向AK类增长模型和基于R&D的内生增长模型。“琼斯批评”的基础建立在琼斯本人对美国和其他OECD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观察上，所指向的目标是内生增长理论的标志性结论：一定政策变量的永久性变化对经济增长率具有永久性影响。据琼斯的观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并没有表现出大的持久性变化；OECD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很少有或没有持久性的增加，增长率即使有变化也多是向下而非向上。琼斯认为，特定增长模型所强调的长期增长决定因素亦应类似地表现出没有大的持久性变化，或者这些变量的持久性变动产生的效应相互抵消了。依此标准，琼斯先后对AK类模型和基于R&D的内生增长模型进行了检验。
如前所述，AK类模型预测投资率的永久性增加将导致经济增长率的永久性增加。琼斯援引萨默斯和赫斯顿(1991)的数据表明，1950～1984年间，OECD中有多个国家总投资占GDP的份额上升了数个百分点，例如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生产者耐用品投资占GDP的份额上升了3个百分点，从4%上升到7%，日本更是从3.5%上升到9%。[15]对15个OECD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的迪奇—富勒(Dickey-Fuller)检验结果表明，总投资占GDP的份额在1/3～1/2的样本中表现出非静止性，15个国家中有14个国家不能在10%的水平上否定单位根零假设。对生产者耐用品投资数据的ADF检验和时间倾向检验亦表明，大部分OECD国家生产者耐用品投资占GDP的份额呈明显上升趋势。尽管OECD各国投资率有明显的增长，但其经济增长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却一直呈下降趋势。通过对经济增长率对永久性投资率增加的动态响应期界进行OLS估计，琼斯进一步发现，总投资与生产者耐用品投资的1个百分点的永久性增加对增长率的冲击效应在6年之后已经微不足道。琼斯由此推定，AK类模型所表明的投资率的永久性增加将导致经济增长率的永久性增加这一预测与长期经济增长的事实不相符合，AK类模型可能提供了一个误导人的关于长期增长的观点，它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背后的驱动力并不能给出合适的解说。
基于R&D的内生增长模型中体现的“规模效应”意味着，如果全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倍增，人均产出增长率亦倍增。据琼斯的观察，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呈指数增长趋势，但经济增长并没有表现出同样的趋势。1950年到1987年，美国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从不足20万人增加到接近100万人。1965年到1987年，法国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从4万多人增加到接近11万人；德国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从6万人增加到15万人；日本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的增长更为显著，从12万人增加到40万人，20多年增加300%以上。各国实际R&D支出亦表现出类似的增长趋势。与此对照，同期美国和德国的经济增长率并无明显变化，法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则呈下降趋势。由此，琼斯断定，基于R&D的内生增长模型所预测的“规模效应”（投入到R&D中的资源的永久性增加将导致增长率的永久性增加）与时间序列的实证结果并不相容，以这一类模型中的“规模效应”为基础得出的一定政策变量的永久性变化对经济增长率具有永久性影响的结论同样是误导人的。
四、“琼斯批评”对内生增长理论发展进程的影响
“琼斯批评”的提出，在内生增长理论界引发了连锁反应，直接导致第二代不含增长规模效应的内生增长理论（包括琼斯等人的“半内生增长”理论与阿吉翁和豪伊特(1998)的“全内生增长”理论）的产生。
尽管对第一代内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持全盘否定观点，琼斯本人对基于R&D的内生增长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却不无肯定和支持。用琼斯自己的话来说：“除了这一问题①之外，基于R&D的模型从直觉上来说吸引人。增长作为理性的利润最大化个人的创新结果而产生，模型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由于这一优点，最好找出一个办法以保持这些模型的基本结构，但要消除其规模效应预测。”
与罗默假设技术创新机会非递减与知识生产存在正的外部性相反，琼斯假设技术创新机会递减，或者说最显而易见的知识最先发现。因此，从事R&D的个人发现新知识的概率是当前知识存量的减函数。在“半内生”模型中，增长的动力源于受利润最大化个人的自利行为驱动的技术变迁，但由于进行了技术创新机会递减假设，稳态经济增长率只取决于创新增长率，而后者又只取决于（外生的）投入到创新活动中的资源的增长率或人口增长率。于是，琼斯的知识生产过程变成了
。此处，ψ为R&D部门的生产力参数，L[,A]为投入到R&D部门的劳动量，λ为研究的重复和重叠对创新效率的外部性影响，φ表示当前知识存量对从事R&D的个人发现新知识客观上所带来的难度。琼斯通过规定0＜λ≤1对单位劳动生成的创新总数打了一定折扣。不过，他对罗默模型(1990)的根本性修正却在于其对知识存量的影响力所作的限制：φ＜0。这一限制直接导致断定技术的积累对新技术的生产具有负的外部性，即随着知识存量的积累，如果没有投入到R&D部门的劳动量的增长，知识进步速度将渐近地趋于0。因此，长期增长取决于对R&D部门的劳动投入的增长。琼斯的半内生增长模型中的内生增长不再表现出罗默(1990)模型中原有的规模效应，传统的政府政策（如对R&D的补贴）以及资本积累等并无长期增长效应，或长期增长率不因传统的政府政策而改变，但罗默(1990)的微观结构得以保全。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半内生增长模型代表对索洛(1956;1957)长期增长观点的回归。[16][17]不过，与罗默(1990)、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1991a,1991b)、阿吉翁和豪伊特(1992)相同，但与索洛(1956)不同的是，半内生模型中的增长内生地源于R&D，表明技术进步导致经济增长，而技术进步的动力源于利润最大化个人的自利行为。
“琼斯批评”以及琼斯的“半内生”增长理论吸引了许多支持者。支持技术创新机会递减假设的学者，如科特姆(1997)[18]和塞格斯特隆(1998)[19]等人循着琼斯的路径建立起新的“半内生增长模型”。不过，与其说“半内生”增长模型是对第一代内生增长模型的理论继承，不如说是对它的理论挑战更为准确。
然而，“琼斯批评”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此。应当承认的是，“琼斯批评”的提出，给第一代内生增长模型的发起者和支持者们以极大的触动，迫使他们开始进行严肃的理论反思。他们尽管接受“琼斯批评”中的合理部分，即针对增长的规模效应提出的批评，但对“琼斯批评”对第一代内生增长模型政策含义的全盘否定及琼斯等人的“半内生”增长理论不以为然。作为对“琼斯批评”的理论反思的结果，同时也是作为与“半内生”增长模型的截然对照，保持了第一代内生增长模型的政策含义的第二代模型——“全内生”增长模型应运而生。
“全内生”增长模型又分为两个流派，一个流派以“品种扩张说”(Variety Expansion)为基础，代表人物为阿吉翁和豪伊特(1998)[20]、丁诺普罗斯和汤普森(1998)[21]、豪伊特(1999)[22]、佩勒托(1998)[23]和扬格(1998)[24]；另一个流派以“租金保护说”(Rent Protection Activities)为基础，代表人物为丁诺普罗斯和西洛普罗斯(2007)[25]。
阿吉翁和豪伊特(1998)等人的“品种扩张说”将在第一代内生增长模型中相互独立的两个过程——水平创新（中间产品的品种扩张）与垂直创新（每一类中间产品的品质增进）——结合起来。由于品种和品质指标同时进入生产方程，因此，经济在任何时刻的增长率取决于水平创新（品种扩张）率和垂直创新（品质增进）率。经济中生产的中间产品品种数目被假定为与人口规模成比例，即水平创新（品种扩张）率取决于经济中的人口增长率。由品质创新（垂直创新）过程所导致的技术进步则被假设为
。此处，
代表由垂直创新所生成的前沿技术，σ为比例因子，β为表征垂直R&D生产力的参数，
为每一中间产品生产部门经生产力调节后的垂直R&D支出，其大小等于
代表垂直R&D支出，
为时刻t存在的中间产品种类数）。因此，垂直创新率只取决于投入到每一中间产品部门的经生产力调节后的垂直R&D支出水平。在平衡增长路径中，经济增长率由人口增长率和垂直创新（品质增进）率共同决定。在没有人口增长的情形下，长期经济增长最终取决于垂直创新（品质增进）率。在这里，
所代表的品种创新对用于品质创新的资源的摊薄（或稀释）效应使得罗默模型(1990)中的增长规模效应得以消除。
“租金保护说”将经济增长模型解释为受多个产业中的技术领先者与挑战者之间的R&D竞赛驱动的、熊彼特式的随机性的“创造性毁灭”过程。在这样的经济中存在多个产业，每一产业中的技术领先者在引入非专业化工人生产最新产品攫取垄断租金的同时，亦引入专业化工人（即律师）提供租金保护服务，以尽可能地减少新知识向潜在挑战者的溢出，阻碍或延缓更好的产品发明，从而使其垄断租金不致因随下一代新产品而来的“创造性毁灭”而丧失。技术挑战者受取代技术领先者以独享垄断租金的动机驱使进行R&D投资，雇佣非专业化工人提供R&D服务，其发现下一代高品质产品的瞬时概率或技术创新率与其R&D支出成正比，与技术领先者的租金保护投入成反比。均衡时，熊彼特意义上的长期经济增长率正向地取决于R&D补贴率、人口增长率、创新幅度和租金保护活动的单位劳动投入要求，负向地取决于专业化劳动份额、消费者主观折现率、R&D活动的单位劳动投入要求和知识产权的无保障程度(degree of in security)。
五、“琼斯批评”本身不尽合理的部分
“琼斯批评”及时地指出了早期内生增长模型中增长的规模效应与增长事实不相一致这一突出问题。这一批评催生出第二代不含增长规模效应的内生增长模型，内生增长理论研究由此变得更为成熟。不过，“琼斯批评”本身也存在着一些不尽合理的成分，具体地说，有以下两点：
1.“琼斯批评”对增长规模效应的质疑并不能为全盘否定第一代模型的相关政策含义，即全盘否定物质和人力资本投资率、出口份额、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政府消费支出、人口增长和规制压力等对长期增长的影响提供充分支持。琼斯本人并没有就出口份额、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政府消费支出、人口增长和规制压力等因素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逐项验证。对增长规模效应的否定并不意味着要全盘否定早期内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事实上，哈和豪伊特(Ha & Howitt,2007)的新著《对生产力和R&D倾向的解释：关于半内生增长理论的熊彼特批评》指出，OECD国家R&D和TFP的长期倾向可以对继承了早期内生增长理论全部政策含义的“全内生”增长理论提供有力支持。[26]因此，“琼斯批评”对早期内生增长理论政策含义的全盘否定并不完全合理。
2.“琼斯批评”及其对内生增长理论的修正建议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构成对传统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回归，或某种程度上的理论倒退。如前所述，依照“琼斯批评”及其对内生增长理论的修正建议发展起来的“半内生增长理论”断言，长期经济增长只取决于外生的资源或人口增长率，传统的政府政策（如对R&D的补贴）以及资本积累等并无长期增长效应。这与索洛的长期增长观点并无二致。尽管琼斯接受增长内生地源于R&D之说，但由于他同时所持的技术创新机会递减假设隐含地为技术创新增长率设置了受外生因素影响的上限，因此，尽管“琼斯批评”与“半内生增长模型”为内生增长理论研究带来了一些新的思维和方法，但由“琼斯批评”与“半内生增长模型”导出的长期增长取决于外生资源或人口增长率这一结论却并无新意。
六、结束语
“琼斯批评”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在于对第一代内生增长模型中所表现出的关于增长的规模效应的质疑。这一质疑导致内生增长理论不断推陈出新，新的“半内生”和“全内生”增长模型带给理论界许多新的启发，引发了许多新的思考。不过，琼斯对第一代内生增长模型的政策含意的批评却引发了新的争议。事实上，“全内生”增长理论对琼斯观点的认同只限于其关于规模效应的批评，传统内生增长理论中的绝大部分政策含义都在“全内生”增长模型中得到继承和重申。这与“半内生”增长理论强调“政策一般不会产生长期的增长效应，指数式增长只取决于人口增长”形成鲜明对照。[27]“琼斯批评”对促进内生增长理论研究走向成熟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显然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但“琼斯批评”对增长规模效应的质疑并不能为全盘否定第一代模型的相关政策含义提供充分支持。此外，“琼斯批评”提出的对第一代内生增长理论的修正建议认为技术创新机会递减，这一假设不仅导致第一代内生增长模型中的增长规模效应被釜底抽薪般地消除，由此而来的一个后果是，琼斯的“半内生”模型中的经济增长其实不是由模型内生地决定，而是外生地取决于人口增长率。因此，就政策含义而论，琼斯的“半内生”增长理论并不比新古典理论带给人们更多新的东西。
收稿日期：2008-05-29
注释：
①指“规模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