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陷阱与精英捕获：气候变化影响下内蒙古牧区的贫富分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牧区论文,内蒙古论文,贫富论文,贫困论文,陷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气候变化与贫富分化 内蒙古地区近50年来气温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路云阁等，2004；裴浩等，2009)，与此同时，大部地区的降水却在减少(高涛等，2009)，呈现出较强的变干趋势(赵媛媛等，2009)。伴随着已经在一定水平上发生的气候变化(IPCC，2007)，很多案例研究发现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与贫困具有极高的伴生关系(Thomas，2008；Jones & Thornton，2009；张倩，2011；Wang & Zhang，2010)。例如，锡林郭勒盟1999年至2001年三年连续自然灾害，导致返贫人口大幅度增加，以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为例，牧民人均纯收入由1998年的2152元下降到2001年的847元，在长期抗灾自救过程中，很多牧民耗尽积蓄，95％以上的牧户耗尽积蓄，70％以上的牧户负债经营(陈洁、罗丹，2007)。有相当一部分牧户每年都要靠借债维持生活，对于这些债务，多数家庭无力偿还(云宝君，2007)。一方面，贫困通过影响人们对于资源的可获得性、个人对灾害影响的预期和人们投资于降低风险的能力而影响着脆弱性(Adger，1999；Adger & Kelly，1999)。另一方面，脆弱性越来越被认为是贫困的一个重要方面(Khan，1998；WB，2000)，它代表一个家庭在未来某个阶段陷入贫困的风险和可能性(McCulloch & Calandrino，2003)。 目前牧区扶贫的主要对策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加大政府投入保护草原生态；二是推动贫困社区的城市化转移；三是改善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防灾减灾机制(陈洁、罗丹，2007；于存海，2006)。然而，在实践中我们看到，这三种对策在牧区的减贫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在短期内与减贫目标相悖。首先，政府投入是草原生态保护的重要基础，但保护政策在地方层面却遇到一种尴尬的局面：要想实现严格保护就要通过一系列禁牧休牧来实现，这不仅进一步降低了牧民收入，甚至使得牧民生计难以维持，结果就是当地有关部门与牧民达成共谋，通过支付一定的“罚金”继续放牧(王晓毅，2009)。其次，将牧民移出牧区进入城镇，表面看来牧民可以立即享受到城镇的社会化服务，但由于牧区居民原有的生产生活体系遭到破坏，新的生产体系又不能及时建立等原因，导致移民失去草地和房屋、不再享有公共财产和服务以及被边缘化等一系列贫困风险(姜冬梅等，2011)。再次，国家近些年来投入大量资金帮助牧民改善畜牧业生产的基础设施，但还远远不能满足牧民的普遍需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这些措施忽略了内蒙古地区气温明显上升、降水却在减少的事实，如何消除气候贫困人口是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胡鞍刚，2009)。 在灾害导致贫困发生的同时，我们看到也有一些牧户灾后能够成功恢复资产，由此形成牧区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的状况。在内蒙古牧区，贫富分化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近年来牧区贫富分化加剧尤其成为学界和政策制定者的重点关注内容。1980年代初畜草双承包责任制开始在牧区实施，由于牲畜和草场主要是按人口承包，那时牧区基本没有贫困户(海山，2007)，牧区家庭之间的差距主要体现在牲畜数量和草场资源的占有数量上(僧格，2009)。到1990年代后期尤其是2000年以后，牧区社会中的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并且有加剧的趋势。达林太等1995年、2001年和2005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等地的调查显示出牧户间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达林太、郑易生，2010)。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牧区的分化非常严重，据新巴尔虎右旗的一位官员推测，牧业大户拥有的牲畜头数估计占全市牲畜总量的70％以上(龙远蔚，2007)。贫富差距拉大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就是2000年以来牧区自然灾害频发，不同牧户由于经营能力和社会关系的差异，面临同一自然灾害而遭受不同损失，从而导致贫富分化加剧(赖玉佩、李文军，2012)。 很明显，在一次灾害冲击下，贫困户与富裕户由于基础设施和物资筹集能力等方面的不同极有可能使两者差距拉大。但经过数年的恢复，我们看到贫富差距不但没有逐渐缩小，反而越来越大，究竟是什么机制导致了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结果?事实上，气候变化引发贫困只是对财富分配影响的一个侧面，从更全面的角度看，气候风险与全球政治经济变化同时影响着特定人群的生计和发展机会，从而重新定义了“赢家”和“输家”(O'Brien & Leichenko，2000)。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过程可能引起潜在的福利不公平，也创造着“赢家”和“输家”并改变着他们之间的差距(Kates，2000)，理解这个整体过程是减贫能否成功的关键。新奥尔良在卡特里纳飓风五年后显示出气候变化导致贫富分化加剧，穷人社区只能缓慢地恢复着人口和基本生活设施(Mutter，2010)。旱灾发生后，相对较富裕的家庭能在三年内重建资产，而最贫困的家庭则承受着更持久的冲击(Carter等，2007)。由此可见，气候变化是与其它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导致贫富分化状况的改变。 如前所述，目前很多研究都重点解释了气候变化下贫者越贫的过程，但是，对于富者越富或如何保持其财富水平，却鲜有研究。显然，只有了解气候变化通过何种机制重新定义“赢家”和“输家”，才能找到成功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和降低贫富差距的办法，从而最终实现减贫的目标。本文选择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的一个嘎查为例，基于近53年的气象数据以及两次田野调查数据，借用贫困陷阱和精英捕获两个概念，分析案例地在气候变化适应过程中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和机制。本文首先介绍贫困陷阱和精英捕获这两个概念的发展以及在本文中的含义；其次，利用案例地近53年的气象数据分析气候变化趋势及其对畜牧业经营的影响；再次，利用2010和2011年两次田野调查数据分析贫困陷阱和精英捕获如何成为导致贫富分化加剧的两种机制；最后，针对如何减少贫富差距和实现减贫目标提出一些可能的办法。 贫困陷阱与精英捕获 (一)贫困陷阱 一直以来，贫困研究中有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探讨为何一些个人、家庭、社区和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会一直陷入极端贫困，而另一些则能利用新市场和技术机会脱贫。贫困陷阱(poverty trap)所描述的就是前一种状况(Barnett等，2008)，它是一种引起持续贫困的自我加强机制(Azariadis & Stachurski，2005)，即处于贫困状态的个人、家庭、群体、区域等主体或单元由于贫困而不断的再生产出贫困，长期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而不能自拔(鹿永华、辛德树，2008)。为了解释个人和家庭的贫困陷阱如何发生，Carter和Barrett(2006)发展了一个基于资产的贫困陷阱理论(asset-based poverty traps)，即存在一个最低的资产临界阈，如果低于这个阈，家庭就不能成功地教育孩子、建立他们的生产性资产和提高收入。风险是导致贫困陷阱的重要因素，它从两个方面导致其产生：事前预防和事后影响(Barnett等，2008)。一些家庭为了减少风险暴露会选择低风险、低回报的投资，从而使资产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一些家庭则可能受到灾害冲击后陷入贫困陷阱(Barnett等，2008；Quisumbing & Baulch，2009)。 气候事件通过引起不可挽回的人力物力资本损失，可能引起贫困陷阱(Heltberg & Lund，2009)。一些贫困人口会逐渐陷入恶性循环，即贫困导致高脆弱性，灾害中贫困人口会受到更大的损失，包括劳动力受到伤害或死亡(Alderman & Haque，2006)、生产资料的损失(Carter等，2007)、丢失土地、暂时或长久的移民、还债(Heltberg & Lund，2009)等，所有这些负面影响导致这些人口的进一步贫困，由此跌入贫困陷阱。基于对埃塞俄比亚和洪都拉斯的数据分析，Carter等(2007)发现最贫困的家庭灾后承受着更持久的冲击，而且影响更剧烈，说明存在贫困陷阱，资产数量如低于250美元就会使家庭陷入贫困陷阱。 由于数据所限，而且本文意在解释气候变化影响下牧区贫者为何越来越贫困，因此，本文所讲的贫困陷阱不具体计算牧户的最低资产临界阈，而是着重考虑贫困牧户面对气候风险所受到的影响以及事后采取的对策如何使他们逐渐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 (二)精英捕获 精英捕获(elite capture)是指这样一种现象，即惠及大众的资源被少数人(他们常常是政治或经济上有权利的集团)占有，从而损害了政治和经济上权利较弱的集团的利益(Dutta，2009)。从定义来看，精英捕获只有在外部资源投入社区时才有可能发生。因此，对精英捕获问题的讨论多集中在有关基于社区的或参与式的援助项目的相关研究中(Platteau，2004)。对于地区发展项目来说，精英捕获是导致项目无效的最主要原因(Mansuri & Rao，2004；Chavis，2010)，当地精英可能“捕获”政府资金来满足他们自己的需求，穷人则无法受益，这不仅背离了项目的初衷，而且进一步增加了村庄内部的不公平性(Kochar等，2009)。例如有研究发现中国的基于社区的发展项目(以减贫为目标)只是增加了每个村庄中那些较富裕农户的收入，而穷人收入没有增加(Park & Wang，2010)；Platteau(2004)也发现西非项目中当地精英控制了社会资金的支出。坦桑尼亚一个地区2009年的投资担保项目，60％的担保受益人是村领导所在的家庭(Pan & Christiaensen，2012)。对于参与式灌溉管理项目的观察发现，农村精英以参与的名义攫取社会权力，由此导致贫困差距进一步扩大(Saravanan，2010) 由于精英捕获具有一定的隐藏性，同时地区发展项目的规模又大，使得测量精英捕获导致的项目无效性变得很困难(Chavis，2010)。精英捕获有两种形式，一方面精英可以将自己的利益和目标强加在外来资金项目的谈判上；另一方面他们在项目实施中可能占用或挪用资源(Platteau等，2010；Platteau，2008)。导致精英捕获的因素很多：政治因素如当地的权力结构和意识水平；经济因素如收入水平和贫困；社会因素如社区的同质性；制度因素如监测和惩罚官僚腐败的高额成本；还有项目设计方面如项目规模、官方评判标准以及项目是否关注公共或私人物品的分配(Pan & Christiaensen，2012)。 到目前为止，对放权项目中精英捕获的经验研究很少，主要原因是缺少村庄一级详细的收入、消费和财富数据(Araujo等，2008)，同时，对第一种精英捕获的了解更需要深入的项目跟踪，因此本文所讲的精英捕获主要是第二种形式，即作为项目实施结果，精英占用了更多的项目资源，从而牺牲了最需要这些项目资源的牧户利益。精英在本文也主要是指牧区的富裕户，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比其他牧户拥有更多的权利。 案例地的气候变化影响 (一)案例研究地和研究方法 本文的案例研究地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的敖登嘎查。它位于新巴尔虎右旗的西南角，与蒙古国接壤。气候属温凉半干旱气候，年均降水量为250mm，植被类型为典型草原。嘎查有天然草地面积68万亩，其中有3.8万亩是集体草地，其余64.2万亩都承包给牧户。2010牧业年度全嘎查拥有3.1万只羊，700多头牛和300多匹马。2010年全嘎查97户中有89户牧业户，外出打工的牧户为31户，有地无畜户39户，有畜无地户7户(草场承包之后迁入嘎查的)，外来打工的有11户，22人，帮助雇主照看牲畜。 本文所用数据包括两组，一组是新巴尔虎右旗近53年(1958-2010年)的气象数据。另一组是2010和2011年两次在敖登嘎查的实地调研数据。第一次调研我们选取了40户牧户作为样本，占全嘎查牧户总数的41％。牧户抽样主要考虑牲畜拥有数量和畜牧业经营情况。调查采取分层抽样的方法，按牲畜数量(主要是羊的数量)将嘎查的牧户分为四类：富裕户(＞500头只)、中等户(200-500头只)、贫困户(0-200头只)和无畜户。在这四类中，我们每一类中抽取10户牧民，进行调查。第二次调研是对这40户进行回访，但由于疾病和外出打工等原因，只有25户牧民接受了再次访谈。牧户访谈都采用半结构式问卷调查，主要包括牲畜数量、畜牧业经营、经济收支、草场利用和放牧方式等问题。除了牧户调查外，我们还收集了档案资料、地方志和相关出版物等资料，从而能更全面的了解当地社会历史变迁的过程。 (二)案例地的气候变化特征 案例地所在的新巴尔虎右旗近50年来气温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刘慧英、张波，2010)。根据近53年的气象数据可以看到，新巴尔虎右旗春、夏、秋、冬四季的气温有明显的上升趋势。从2000年以后，夏季和秋季气温的年际变化也出现更大的波动，2004-2007年秋季气温连续保持在高于平均值的状态。从降水来看，新巴尔虎右旗近53年里春季和冬季的降水有上升趋势，尤其是冬季降水有明显上升，从2000年到2010年，冬季降水量一直保持在高于多年平均值的水平。而夏季和秋季的降水则有下降趋势，2000年以后夏季降水除了2002和2008年稍高于多年平均值以外，其余年份均低于平均值。由此可见，新巴尔虎右旗气候变化呈现暖趋势和夏旱冬雪的特征。 夏旱冬雪给牧民的畜牧业生产带来极大的威胁，但这只是灾害的一部分，牧民面临更多的是协同灾害，即旱灾与高温、雪灾与低温同时发生的灾害(张倩，2011)。根据新巴尔虎右旗的气象数据，2000-2009年和1980-1989年这两个十年中春夏连旱的次数相当，但前者干旱时的气温却远远高于后者。首先，旬最高气温与干旱同时出现的次数在1980-1989年出现仅2次，而在2000-2009年则出现了8次；其次，旬最高气温在1980-1989年最高达到32.7℃，在2000-2009年最高达到34.9℃。高温导致更多的水分蒸发，进一步减少了植物可利用的水资源，使得旱灾程度加重。雪灾与低温同时发生对于牲畜也是极大的威胁，深厚的积雪掩埋牧草，减少家畜的可采食量；同时使家畜采食时行走困难，增加体能消耗。当放牧的家畜在采食过程中所消耗的体能远大于进食的能量补充时，便开始大批死亡，即发生白灾(康玲，2007)。气象数据显示新巴尔虎右旗从2000年开始连续十年雪灾，这种连续灾害使得牧民疲于应付，没有喘息之机。在2000年、2008年和2009年的雪灾中，都伴随着极低的气温，这三年旬最低气温与雪灾同时发生达5次，相当于前43年的总次数，这无疑增大了雪灾对牲畜的影响程度。 (三)气候变化对牧民生计的影响 气候变化通过暖趋势和连续的协同灾害，引起牲畜病弱和死亡，牧民在灾害中难以支付喂养成本，开始大量出售牲畜，导致牲畜数量锐减。从嘎查层面来看，灾害的发生不仅使牲畜数量连续减少，而且改变着牲畜种类结构。如上所述，自从2000年开始连续雪灾后，嘎查牲畜总量持续下降，从2000年的45000多头(只)下降到2010年的25000头(只)。同时，大畜(牛和马)比例急剧下降，从2000年的36％下降到2005年以后的19％，从2006年以后就只占不足5％了。大畜需要草料多、资金周转慢，因此牧民有意减少大畜，增加小畜，从而减少资金损失。 从牧户层面看，几乎所有访谈牧户都有灾害导致的牲畜损失。大量的牲畜损失都发生在2000年以后的灾害中，尤其是2000年、2008年、2009年和2010年的雪灾，分别有17户、5户、9户和7户牧民有直接的牲畜损失。虽然2009年的受灾户数低于2000年，但牧户的平均牲畜损失量远远高于其它灾害年份，尤其是大羊的数量。大羊多数都是基础母畜，是牧户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基础母畜的损失不仅意味着当年无法得到销售收入，而且未来几年牲畜繁殖量也会大量减少。受到牲畜繁殖速度的影响，牧区牲畜数量的灾后恢复在气候正常的条件下至少也需要4年时间(李文军、张倩，2009)。连续的灾害损失也造成很多牧户变成无畜户，抽样的10户无畜户中，其中有一半是在2000年以后牲畜逐渐减少，最终成为无畜户。 除了牲畜的直接损失，牧户为了应对灾害还付出了高额成本。首先是买草的成本，多数牧户从2000年开始买草，2009和2010年灾害最严重的时期，牲畜较多的富裕户都要买上千捆的草料，而草料价格也在不断上涨，从2002年的18元/捆增加到2010年的25元/捆。根据2011年25户牧民的访谈，2010年牧户平均的草料成本为富裕户4.5万元，中等户1.6万元，贫困户0.6万元，分别占其总收入的35％，19％和13％。其次是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棚圈，几乎所有富裕户和部分中等户在2000年以后都修建了新的固定棚圈，还有些牧户增加了移动棚圈。固定棚圈的成本一般是4万元，如果能得到旗畜牧局棚圈建设项目的支持，牧户自己还需花费约1.5万元到2万元。再次是兽医药方面的成本上升，“天热牲畜易生病，眼睛疼，寄生虫多，牲畜也懒得活动”，以前牲畜防疫基本不用花钱，现在富裕户的防疫成本约2000元，中等户1000元，贫困户则需要几百元。 导致贫富分化加剧的两种机制：精英捕获与贫困陷阱 (一)敖登嘎查的贫富分化 如前所述，在内蒙古牧区，贫富分化虽然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但目前敖登嘎查的贫富分化严重，甚至高于1958年牧区开始牧业生产合作化前夕。从牲畜数量占有比例来看，1958年和2010年最富有的20％的牧户占牲畜总量的比例都是62％，但2010年牧户的赤贫程度却远远高于1958年。图1显示了敖登嘎查1958年(118户)和2010年(93户)贫富分布的对比，从图中可以看到，2010年无畜户的比例46％远远超过了1958年的16％。 如果再考虑到贫富分化的速度，敖登嘎查贫富分化的现状就更应该引起重视了。如前所述，1980年代初畜草双承包责任制开始在牧区实施，牲畜和草场按人口承包，因此牧区基本没有贫困户。当时敖登嘎查每个劳动力分得12-13头牛、75-80只羊，没有劳动能力的按照五保户的标准给予一定数额的现金和粮食补助。在访谈中，多数牧户反映嘎查从2000年开始有贫困户，到2006年增加到35户，而2010年单是无畜户就增加到43户，占总户数的46％。以我们抽样的富裕、中等和贫困30个牧户为例，富裕户牲畜数量(以羊单位①计算)在这十年间只下降了约1200个羊单位(牛减少292头，羊增加244只)，中等户基本没变，而贫困户也下降1200多个羊单位(牛减少99头，羊减少775只)，牲畜越来越集中在富裕户和中等户手里。仅仅三十年的时间，尤其是近十多年，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除了气候变化下协同灾害的冲击作用外，救援物资和抗灾支持项目在牧区的分配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不同经济水平牧户的灾害损失和灾后恢复对比 表1对比了富裕户、中等户和贫困户三类抽样牧户的灾害损失情况，如上所述，2000年、2009年和2010年的雪灾损失最严重，由于访谈是以5年为一周期收集牧户牲畜数量的数据，因此表1选择2000年和2010年两次雪灾为例来比较不同牧户灾害损失占其牲畜总量的比例，即灾害损失程度。从表中可以看到，2000年雪灾中，贫困户虽然牲畜数量少，但其牲畜损失比例是最高的，羊损失41％，牛损失74％。中等户损失相对较少，羊和牛损失分别为13％和18％。但在2010年雪灾中，中等户一跃成为损失程度最高的牧户，羊和牛的损失比例分别为28％和3％。与中等户相比，富裕户和贫困户的灾害损失都较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