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竹枝词中的女性生活史记述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活史论文,竹枝论文,明清论文,意义论文,词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5)05-0138-08 竹枝词的“女儿”传统由来已久，作为民歌民谣的“竹枝”，歌咏男女欢爱是一个普遍的主题；从唐人创作开始，作为乐府和“声诗”的一部分，入乐并配有歌舞，常常用于娱乐的场合，文人拟作中描摹女性情态的作品居多；由于男性接触女性的公共空间和场合并不多，而竹枝词中的女性群像，除了田园生活中的农家女性外，更多的则是“商女”的形象。明清时期，竹枝词中吟咏女性的题材不断增多，创作者的观念随着社会的变化也产生了新的变化。明清以后的竹枝词中，不仅保存了丰富的女性生活史料，还可以通过竹枝词的描写，看到女性对家庭乃至社会各方面的重要贡献，以及主流社会对女性某些贡献的认同。 一、女性参与家庭经济的记述 如同乐府诗歌中有歌咏采桑女子的传统，竹枝词中吟咏女性，自古就有记述女性参与家庭经济的内容。明代以后，这类题材开始丰富起来，可以看到在江南地区，相当一部分的女性除了家务之外，也是从事家庭副业的重要生产力。例如仲恒《塘西竹枝词》： 家住塘西西河界，阿侬晨夕自经梭。入市待翁沽酒去，闲挑野菜唱山歌。[1]380又如周永言的《吴江竹枝词》： 清水池边水似泉，惯将灰洒做丝绵。郎添文武茈尖火，侬踏缫车抱茧牵。[1]425 养蚕、缫丝、纺织以及各种经济副业，是传统农业社会中女性在家庭中通常承担的工作，这可以在许多“耕织”的记载中看到。我国农业历史古籍中有《耕织图》之类的“图说农书”，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绘本式的耕织指导手册。“耕织”即谓男耕女织，因此，这一类的图书中，也有对女性从事的家庭副业的描述。1995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耕织图》，收录了60余种存世的中国古代《耕织图》。中国历史上的《耕织图》，最早见于著录的是南宋楼璹的《耕织图》。楼璹的《耕织图》，宋本已不可得。自宋以后，依照楼璹的《耕织图》而描绘、临摹和翻刻者为数不少。据楼璹之侄楼钥《攻媿集》记载，可以推断楼璹绘制并进献给高宗皇帝的《耕织图》约在绍兴年间(1131-1162)： 伯父时为临安于潜令，笃意民事，慨念农夫蚕妇之作苦，究访始末，为耕织二图。耕，自浸种以至入仓，凡二十一事；织，自浴蚕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为之图，系以五言诗一章，章八句，农桑之务曲尽情状。虽四方习俗间有不同，其大略不外于此，见者固已匙之。未几，朝廷遣使循行郡邑，以课最闻。寻又有近臣之荐，赐对之日，遂以进呈。[2]卷76 楼璹的《耕织图》问世后，配图的五言诗曾在嘉定三年(1210)，由孙子楼洪、楼深刻石，侄楼钥为之书丹，刊行以传。明代万历间刊印《便民图纂》时，则把《耕织图》二卷中的图稍加删改后全部收入，但删去了原作的五言诗，原题的诗歌改成了《竹枝词》，其中农务图十五首，女红图十六首。[3]邝璠的序言写道： 宋楼璹旧制《耕织图》，大抵与吴俗少异样，其为诗文又非愚夫愚妇之所易晓。因更易数事系以吴歌，其事既易知，其言亦易入；用劝于民，则从厥攸好，容有所感发而兴起焉者。人谓民性如水，顺而导之，则可有功。为吾民者，顾知上意向而克于自效也欤。[4]181 原题的五言诗歌，改成竹枝词，不仅因为吴地的耕作条件和方法有异于北方，需要强调江南的操作方法，更说明竹枝词通俗易懂，容易为普通农家所接受。这里也透露出一个潜在的信息，就是竹枝词创作实用功能的开拓，预示着竹枝词的发展在明代以后，会更多地运用到社会实际需要的事务中去，从而促进它从边缘向主流的迈进。 改后的竹枝词称作《农务女红竹枝词》①，写得通俗易懂，如“农务”中的“浸种”和“耕田”： 浸种竹枝词 三月清明浸种天，去年包裹到今年。日浸夜收常看管，只等芽长撒下田。 耕田竹枝词 翻耕须是力勤劳，才听鸡啼便出郊。耙得了时还要耖，工程限定在明朝。[1]181-182 “女红”一类，是从养蚕一直写到缝制新衣，每个工序都有详尽的描写： 下蚕竹枝词 浴罢清明桃柳汤，蚕乌落纸细茫茫。阿婆把秤秤多少，彀数今年养几筐。 喂蚕竹枝词 蚕头初白叶初青，喂药匀调采要勤。到得上山成茧子，弗知几遍吃艰辛。 蚕眼竹枝词 一遭眠了两遭眠，蚕过三眠遭数全。食力旺时频上叶，却除隔夜换新鲜。 采桑竹枝词 男子园中去采桑，只因女子喂蚕忙。蚕要喂时桑要采，事头分管两相当。 大起竹枝词 守过三眠大起时，再拼七日费心机。老蚕正要连遭喂，半刻光阴难受饥。 上簇竹枝词 蚕上山时透明体，吐丝做茧自经营。做得茧多齐喝彩，一春劳绩一朝成。 炙箔竹枝词 蚕性从来最怕寒，框框煨靠火盆边。一心只要蚕和暖，囊里何曾惜炭钱! 窖茧竹枝词 茧子今年收得多，阿婆见了笑呵呵。入来瓮里泥封好，只怕风吹便出蛾。 缫丝竹枝词 煮茧缫丝手弗停，要分粗细用心精。上路细丝增价买，粗丝卖得价钱轻。 蚕蛾竹枝词 一蛾雌对一蛾雄，也是阴阳气候同。生下子来留做种，明年出产在其中。 祀谢竹枝词 新丝缫得谢蚕神，福物堆盘酒满斟。老小一家齐下拜，纸钱便把火来焚。 络丝竹枝词 络丝全在手轻便，只费功夫弗费钱。粗细高低齐有用，断头须要接连牵。 经纬竹枝词 经头成捆纬成堆，织作翻嫌无了时。只为太平年世好，弗曾二月卖新丝。 织机竹枝词 穿簆才完便上机，手攛梭子快如飞。早晨织到黄昏后，多少辛勤自得知。 攀花竹枝词 机上生花第一难，全凭巧手上头攀。近来挑出新花样，见一番时爱一番。 剪制竹枝词 绢帛绫细叠满箱，将来裁剪做衣裳。公婆身上齐完备，剩下方才做与郎。[1]185-187 诗中虽然依照养蚕的顺序，仔细地叙述养蚕到缫丝织锦的过程，但字里行间则包含了劝农教诲的成分，如最后一首提到做衣裳要“公婆身上齐完备，剩下方才做与郎”，体现了传统社会中“孝道”和“妇道”的宣扬。但通篇读来，则又可以体会出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体，男女分工合作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时代感。说明两宋以来，东南地区“平原沃土，桑柘甚盛，蚕女勤苦，罔畏饥渴。急采疾食，如避盗贼。茧箔山立，缲车之声连甍相闻。非贵非娇，靡不务此”[4]卷16。江南地区的农家，除了耕种外，养蚕和丝织也是十分重要的家庭经济。从诗中可以看出，蚕桑和纺织，主力是女性，但是忙时男性也要帮忙：“男子园中去采桑，只因女子喂蚕忙。”丰收以后祭祀蚕神，也是“老小一家齐下拜”，可见，家庭生产也是有分工有合作。而“农务”中的描写虽然没有提到女性，但从清代的史料来看，田里的活计女性也必须参与。孙燕昌《魏塘竹枝词》曾写江南女性的“落田”： 香秔香糯绿抽芒，插种须郎侬拔秧。凌波羞自解罗袜，从未落田新嫁娘。农家拔秧及车水，多妇女助工，田中操作，曰“落田”。[1]1248 有些农活则也以女性为主，例如采茶。 清代查慎行《昌江竹枝词》中有浮梁茶业产业链的描写，女性从事采茶、撑篙等各种生产性的活计： 浮梁县西山渐平，浮梁县东水更清。濛濛天气长如雨，卧听前湾水碓声。 瓷石硠硠精辘轳，眷砂淘砷有精粗。年来御厂添窑户，不种山田另起租。 谷雨前头茶事新，提筐少女摘来匀。长成嫁作邻家妇，胜似风波荡桨人。[1]718 船上的女性，以捕鱼为生的似乎不在少数。特别是江南一带，湖泊很多，渔家女儿风里浪里讨生活，也曾是竹枝词歌咏的重要内容。清代朱彝尊的《太湖罛船竹枝词十首》，几乎就是船女的生活史，我们来看其中的几首： 村外村连滩外滩，舟居翻比陆居安。平江鱼艇瓜皮小，谁信罛船万斛宽。 黄梅白雨太湖稜，锦鬣银刀牵满罾。盼取湖东贩船至，量鱼论斗不论秤。 几日湖心
趠风，朝霞初敛雨濛濛。小姑腕露金跳脱，帆船能收白浪中。 湾头茱萸红十分，湖中鹭鸶白一群。侬船纵入采菱队，不湿青青荷叶裙。 十岁痴儿两髻梳，渔娃不放柁楼居。新年判费金三镒，聘取村夫子说书。 櫂郎野饭饱青菰，自唱吴歈入太湖。但得罛船为赘壻，千金不羡陆家姑。[1]603 罛船是一种打鱼的船，诗中描述了罛船上的渔家女顶风踏浪不让须眉的干练，不仅独立维持生活，还能招赘小伙子成家，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太湖上的渔家姑娘参与生产经济的重要地位。女性对家庭经济活动较为广泛的参与在竹枝词中的表现，不仅具有文学价值，同时也有一定的社会认识价值。 二、娱乐性竹枝词对女性的关注 也许正是因为竹枝词的作者与读者，仍以男性为主。明清两代游历及娱乐题材的竹枝词，常常以观赏女性为视角，也包括竹枝词中吟咏田园风光作品。以观赏女性为视角，实际上是将女性作为一道风景，这样，诗中既有景致又有人物，是中国传统诗歌“情景交融”的重要表现手法。游娱性竹枝词观景观人，女性是非常重要的观赏对象，不过在那个时代，在公共场合能见到的女性，基本上是船娘、青楼女子或歌姬，因而竹枝词中这一类的女性形象特别多，如陈尧德《西湖竹枝词》： 十里湖光漾小舠，花边亭榭柳边桥。谁家簾卷朱楼夜，人依东风弄紫箫。 西湖如梦草如烟，岁岁春风一放船。多少红颜伤白骨，清明啼血断桥旁。 二八娇娃当浆来，西陵渡口采莲回。自怜未惯旁人见，欲拢船头又放开。[1]300 文震亨《秣陵竹枝词》中，也写茶馆、青楼中能吹弹歌画的女妓： 侍中祠内刊三仁，茶馆开张体制新。每被青溪姑一笑，五方衣履五方人。 荡舟只到水关前，垂柳枝枝映碧簾。旧院后门头泊棹，女郎相约上游船。 描兰写竹最难求，色貌何妨第二流。学得美人身段在，几番新浴几梳头。[1]304 “描兰写竹”中的描兰，是指明代擅画兰花的名妓马湘兰。清代的蒋景祈、叶衍兰曾作“秦淮八艳图咏”，分别为马湘兰、卞玉京、李香君、柳如是、董小宛、顾横波、寇白门、陈圆圆等八人作像传。马湘兰不仅擅画，而且诗词俱佳，但色貌则一般。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描绘说：“姿首如常人，而神情开涤，濯濯如春柳早莺。吐词流盼，巧伺人意，见之者无不人人自失也。”[7]765这说明，明代以后相当一部分与文人交游的青楼女子，在文学艺术上的修养与日俱增，按照男性文人的审美情趣，“色貌”并不是唯一条件。马湘兰这样的出色绘画家虽不多见，却在艺妓中影响颇大。又如明代广陵妓女王薇，曾被陈继儒认为“诗类薛涛，词类李易安。无类粉黛儿，即须眉男儿，皆当愧煞”[8]88。《古今词统》选录她的《仙家竹枝》云： 幽踪谁识女郎身，银铺前头好问津。朝罢玉辰无一事，坛边愿做扫花人。[9]106 这一类诗歌更多地传承了中国诗歌中描绘女性“怨而不怒”的典雅传统，而改变了竹枝词民歌民谣的俚俗风格，成为语言浅切的文人休闲性诗歌。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姑苏竹枝词、吴门竹枝词、山塘竹枝词、虎丘竹枝词等，所谓“虽用里歌体而自然不失雅人深致”[1]907。清人顾瑶光有《虎丘竹枝词》三十六首，又有《竹枝词》五十首，可窥一斑。 吴王城边柳色齐，柳枝先绿白公堤。不关日日游人醉，非雾非花到自迷。 虎丘山上半楼台，虎丘山下百花开。儿家门户东风里，但有黄莺紫燕来。 侬住山塘斟酌桥，门前绿柳间红桃。桃花轻薄如郎性，柳枝纤细似侬腰。 时装梳头爱浅装，持杯劝客手生香。常向当筵歌一曲，丽娘原是杜韦娘。当垆姓杜，饶有风韵，人呼为“杜丽娘”。 小尼闲步美人俱，檀袖轻笼一串珠。转过曲廊方丈去，未知茶罢出来无。 吴门好景出云岩，尽道春光胜锦帆。谁并桂娘双弄鼓，画簾风乱藕丝衫。阿桂美风姿，善打花鼓。 酒幔高楼是妾家，数钱惯坐小纱窗。客似蔷薇容易醉，待侬新泡本山茶。 灯前自制小弓鞋，夫婿多情莫浪猜。女伴相邀寺中去，贞娘墓上不曾来。 一碧梧桐映小楼，梧桐叶落半塘秋。沈三解唱清平调，暮雨疏簾楼上头。 山容水态女坟湖，苏州生女天下无。寄语南官北使道，不盈十斛莫量珠。 相街七里马蹄骄，处处歌声动画桡。莫出金闾门外望，销魂唯有十三桥。 春光飘荡阿谁知，偶为春愁写小诗。还忆薛家兰蕙在，风流能唱竹枝词。兰英、慧英《苏台竹枝词》十首。 李妹桃娘爱冶游，淡妆时髻斗风流。回头低语檀郎道，同上花间万岁楼。[1]908-114 钱良择为顾瑶光《虎丘竹枝词》作序时，曾赞赏顾瑶光“竹枝词”的“乐府音节”。虽然这些作品具有娱乐性质，但“如弹琴作时调艳曲，其腔板与筝琶无异，而其声则琴也”[1]907。也就是说，即使为娱乐而作的竹枝词，仍然有品格的高下。一定程度上说明清代诗歌审美的变化，竹枝词一类民歌民谣的拟作，遣词造句上有“雅致”的趋向。不过，从歌咏女性的角度来看，却可以发现，明清时期文人的性别观趋于开明，特别是清代，不少娱乐性的竹枝词，写茶楼、青楼女性的情态，也持一种平和、真诚的赞美态度，比起元明时期更加崇尚遣词铸句的典雅。顾氏笔下的姑苏虎丘一带，花香联袂，美人如云的景色，不仅留下了吴门地区娱乐场所的清代印象，也为中国诗歌中描摹女性情态的传统增添了别致的一页。娱乐性的竹枝词中专门写女性的传统，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另外，这一时期歌咏历史上或传说中的女性，如咏西施、苏小小墓等作品，也把她们看做真实的正面历史人物来记述。例如朱彝尊《鸳鸯湖棹歌》： 落花三月葬西施，寂寞城隅范蠡祠。水底尽传螺五色，湖边空挂网千丝。城西南金明寺有范蠡祠，相传塑西子像，湖中产螺皆五色。(其四十八) 苏小墓前千草平，苏小墓上秋瓜生。同心绾结不知处，日暮野塘空水声。唐徐凝《嘉兴逢寒食》诗：“唯有县前苏小墓”。王禹偁诗：“县前苏小有荒墓”，今县南有贤娼巷。(其四十九)[1]616 因苏小小墓而得名的“贤娼巷”，从命名上看，也可以见出明清以后对青楼女性评价的变化。朱彝尊《鸳鸯湖棹歌》中还有对女性词人作品在酒楼伎馆流行一时的赞叹，诗作中将女性之作品和青楼歌姬的表演，演绎成珠联璧合的美事佳话，可见一斑： 龙香小柄琵琶湾，切玉玲珑约指环。试按花深深一曲，海棠开后望郎还。南宋太学服膺斋上舍郑文，秀州人。妻孙氏作《寄秦月楼》词，一时传播，酒楼伎馆皆歌之。载《古杭杂记》。“花深深，海棠开后”，词中语也。(其四十六) 如果我们试着比较竹枝词中记述女性诗人的作品，并不能显出男性作者对女诗人的欣赏和对歌姬的欣赏有什么不同，例如《津门百咏》中有《闺秀》一首，吟咏两位女诗人： 残梦楼空艳雪春，佟家才调各清新。香闺今日谈风雅，输与环清阁上人。佟太守锳妻赵恭人，居残梦楼；诗人佟蔗村妾名艳雪，具工诗。[1]1818 被记述的女性，多半是与相关的男性连在一起，有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即使上述的女诗人也是如此。被记载的女性是因为男性的存在而被关注的。李瑛的《崇川竹枝词一百首》曾被认为“多涉巾帼人语，似不足存”，但辑录者似又犹豫，认为“抑有《国风》之意”，终于被保存了下来。[1]2074这些变化中，也可以折射出作者面对女性的文学成就，性别观念正在悄然地变化： 茹惠一篇愁寡女，伽音半阕怨王孙。阿侬只爱鸳鸯社，消得青编粉脂痕。明闺秀陈洁有《茹惠草》，袁九嫕(当为九淑，字君嫕)，钱天孙室，有《伽音草》，国朝王璐卿，马振飞室，有《鸳鸯社联吟草》。[1]2080② 竹枝词的女性作者明清两代开始多了起来，这些女性作家多因父兄是诗人，自幼及婚后的生活环境使得她们拥有丰富的文化生活。但总体来说，女性作家并不像男性作家那样，有大型的竹枝词创作，仍是偶一为之。也有一部分是参与家族男性唱和的作品。例如，明末纪映淮有《秦淮竹枝词》，她的父兄及丈夫都是文人。又如，叶小纨有《分湖竹枝词》三首，叶小纨是明清之际叶氏家族的女文学家之一，诗词俱佳，还有剧作传世。[5]张令仪有《燕台竹枝词》，她是安徽桐城人，张英之女。明清时期桐城的方、姚、张等几大家族都涌现出大量的著名文人，女眷中不乏女性作家，女性诗人也有结社创作。据《清代闺阁诗人徵略》记载，清代江浙一带的女子诗社堪称壮观，著名的有清初钱塘女诗人林以宁与同里女诗人顾姒、柴静仪、冯娴、钱凤纶、张昊、毛媞所倡的“蕉园七子”之社，嘉定才女钱瑛“与女伴结社联吟”，吴中地区袁枚的随园女弟子群更是影响甚广，值得一提的是由“吴中十子”组成的“清溪吟社”。[6] “清溪吟社”由吴中闺秀张滋兰、张芬组织成立，其成员有张滋兰、张芬、陆瑛、李媺、席蕙文、朱宗淑、江珠、沈纕、尤澹仙、沈持玉。这些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女诗人自幼便受到了良好的文化熏陶，以张滋兰为例，其父张大受，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在其幼年时便将其送至徐香溪门下；而另一发起人张芬亦举人之后。这些闺秀诗人的文学活动得到了当时著名的学者任兆麟的支持，为她们开课以训练诗艺，对诤作进行点评，帮助她们将作品先后结集出版，后有合刻诗集《吴中女士诗钞》传世。《中华竹枝词全编》收有张芬《邓尉竹枝词》四首、《齐女门竹枝词》四首、《南园竹枝词》四首、《洞庭竹枝词》三首(作者存疑)、《浒墅竹枝词》四首、《荷花荡竹枝词》一首，席蕙文《虎丘竹枝词》二首，朱宗淑《邓尉竹枝词》三首、《沧浪竹枝词》二首、《虎丘竹枝词》三首。“吴中十子”的结社活动在松陵一地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可见，女性作者也十分认同男性文人结诗社的社交方式，并且努力融入男性的文化生活中去。这种融入的同时，女性诗人便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成为男性娱乐和欣赏的另一道风景而存在，这是很值得玩味的现象。 有关对地方上青史留名的女性人物的歌咏，也是明清以后才逐渐多起来的。这可能与地方志的修撰有一定的关联，虽多是对节妇烈女的歌咏，但也注重对女性生活情感的细节描绘。例如，《津门百咏》中有《烈女坟》，柳树芳的《胜溪竹枝词》中记述明代成化年间“天赐孝女”的故事等。王鸣盛的《练川杂咏》中，有吟咏当地传说中的女性： 轻舟舴艋独沿洄，麦浪初翻蚕豆开。少妇青裙兰叶鬓，无心刺绣绩麻来。大场农家妇初未读书，临殁，忽向索笔砚，题云：“当年二八到君家，刺绣无心只绩麻。今日对君别无语，免教儿女衣芦花。” 榉柳荫浓带夕曛，林塘诘曲水沄沄。移船杨九娘祠宿，葵扇轻挥豹脚蚊。九娘，孝女，为蚊齧死。[1]1102 王鸣盛关于“大场妇”的记述，传导出某种值得重视的信息：首先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人对女性审美和期望值的变化，即希望女性对男性文化审美价值体系的认同。这一部分作品中，关注女性文人和诗人，其中包括对文人妻女的记述。另一个信息是男性文人对女性生活状态的同情和理解进一步加深。王鸣盛诗中对“大场妇”的描写，实际上反映了男女两性生活重心的差异，女性对家事的操劳和对儿女生计牵挂，胜过自我需要。 三、女性生活史和身份转换的记述 明清竹枝词中对女性的记述，特别是女性生活史的记述，有许多细节和片段是值得关注的。明人沈明臣《西湖十二月竹枝词十三首》，是一组以女性口吻写作的女性生活竹枝词，以少女恋人因戍边而离开为主题，颇具特色。 正月家家要看灯。岳王坟上也须登。春衫着破重新做，买得红罗又白绫。 二月人家要养蚕，阿奴先去探桑园。桥边跟着青衣走，簾里轻轻唤采鸳。 三月桃花湖上红，六桥如带蓦当中。绿杨细细青骢雨，碧水粼粼白鹄风。 四月湖光愁杀侬，半晴半雨绿荫浓。烧香姐上三天竺，走马人来九里松。 五月湖中菡萏开，女儿装扮采莲来。如梭艇子凌波去，荷叶连天望不回。 六月湖头水自清，凉风飞过鹭鸶轻。妾家正住清凉处，望得郎来月欲生。 七月荷花已半零，采菱歌起愿郎听。双双莲子齐生浦，对对鸳鸯不过汀。 八月山中看木樨，芙蓉虽好不如渠。香风吹得郎心转，艳色空将妾面窥。 九月桂花红可怜，城头月出捣衣天。西邻娘子寄夫婿，东家女儿上湖船。 十月湖光似明镜，妾来照水自家惊。去年郎在欢同出，今岁无郎羞独行。 十一月来湖水寒，南高北高青一般。鸳鸯瓦上霜花结，琥珀枕边红泪残。 十二月时梅花开，西湖踏雪少人来。青簾卖酒烟火绝，唯有钓鱼翁独回。 闰月今年偏闰冬，我郎差出戍辽东。杭州一去五千里，夜夜只图春梦中。[1]243-244 明清的《西湖竹枝词》中，有许多吟咏女性的作品，沈明臣的竹枝词保持了传统文人拟作竹枝词特有的风格，用浅显的语言而尽力保持诗风的典雅。不过即便是这一类题材的竹枝词，依然保留了乐府传统中的讽喻特点，常常插上一两句讽刺苛政暴敛的话，例如前面提到的戍边。沈明臣又有《西湖竹枝词四首》，其中有两首写道： 自小撑船惯唱歌，西湖快活少风波。宋朝天子朝朝乐，失却山河没奈何。 一家活计靠湖船，年少郎君惯使钱。官府禁湖游不得，空船抛在六桥边。[1]244 后一首写女性的持家艰难，丈夫不耐勤俭，西湖又禁湖，生活来源发生了问题，船娘的艰难可想而知。但如果换一个观察角度，则可以见出，女性生活的细节和前代相比，丰富了许多。女性的身份除了女儿、妻子和母亲外，同时也是社会的一员，她们的生活变迁不仅是女性身份的变化，同时也因为社会的变迁，使其演变成某种社会群体的一部分。例如，前面所述沈明臣作品中的船娘，并不是个例，而是一个船娘的群体。 这一类的竹枝词还有不少女性生活的记述，特别是清代以后，描摹女性的各种活动更具地方特色，同时也反映出随着时代的变迁，女性外出活动的增多。例如进香，崔旭的《津门百咏》中，有描写农村女陛结伴坐船去进香的情形，盛况空前： 七十二沽春日晴，乡村妇女最虔诚。随宜梳妆来还愿，几个香船到郡城。烧香妇女同舟鸣钲而来，呼曰“香船”。[1]1824 结伴进香，这是传统社会中女性外出的好机会，历代都似女性的节日，几乎任何地方都是如此。竹枝词中描写女性进香的诗句俯拾即是，但清代以后，这种烧香拜佛的日子，已经成了女性社交活动的一部分，特别是近代都市化以后。清代乾嘉之际，外出进香已经有相当的规模。余铿的《姑蔑竹枝词二十首》写浙西进香的女性： 女贞宫外女如云，姊妹媐春笑话闻。惹得寻香双蛱蝶，草间风上石榴裙。宋天马骥女为比丘尼，割宅立寺，即玄贞宫。[1]1967 对于女性生活的记述，同样也可以折射出南北地域间的风俗差异和观念的差异。崔旭的《太原杂咏》，写西北地区的早婚风俗： 十三早作嫁衣裳，十四女儿新嫁娘。短发蓬松刚贴鬓，盈盈堂下拜姑嫜。俗尚早嫁。 纵无人在亦销魂，好句曾传李啸村。深巷一条春寂寂，卖花声过不开门。小家妇女亦闭门不出，此俗之最美者。[1]1829 诗后的自注中，对小家妇女“卖花声过不开门”，整日闭门不出，颇为赞赏，认为“此俗之最美者”，无疑是封建卫道士的口吻。早婚习俗的形成，也与家庭经济中劳动力的繁衍有一定的关联，但作者却强调了对过了门的小媳妇不与外人接触的赞扬，似乎又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社会风尚改变的趋势：如果大部分小媳妇都不出门，还有必要颂扬吗？ 明清时期已经是女性可以通过正经的“名目”出门的时代，例如前面提到的进香。还有一个出门社交的机会便是观戏。新年里的拜年、看戏，已经是重要的习俗：“男客如流女如篦，拜年华服算增光。”这种“出客”的女性，已经不再囿于“女儿”“妻子”和“母亲”的家庭角色和身份，而暂时成为和男性一样的“观众”。杨燮《锦城竹枝词百首》，写清代嘉庆时成都二月的“春台戏”： 戏演春台总喜欢，沿街妇女两旁观。蝶鬟鸦鬓楼檐下，便宜优人高处看。二月沿街演戏，名“春台戏”。 子龙塘配关张庙，松柏惠陵丞相祠。妇女也谈分鼎事，多从曲部与传奇。[1]1836-1837 演剧观戏以及节令期间的访亲会友，成为当时女性为数不多的社交活动，看戏也是一种接受教育的机会，妇女们对历史或时政的了解，一部分是通过这种方式得来的，可见，曲部与传奇的文学性和艺术性对当时女性的影响之大。 当女性的社会交往和社会需求增加以后，许多家务性的劳动就会慢慢演变成分工细致的专业劳作，产生职业化的女性和劳动者。竹枝词中也常常可以看到作者对女性操劳家务事的勾勒，这些并不起眼的记述，是作者在津津乐道别致的玩意、精致的点心时，漫不经心带到的聊聊数笔。例如： 贫家妇女缀椒囊，缝卖椒珠串串长。细簇椒花围格眼，瓶安戟磐自生香。 精做年糕细磨磨，巧翻面果下油锅。米花糖并兰花豆，费得闺人十指多。[1]1839,1844 不过即使是一笔带过，也还是可以看到与女性相关的许多生活细节，谢阶树《宜黄竹枝词》写江西宜黄的风俗，记述当地妇女扫地烧香，纫麻缉苎之事，在夸赞当地土特产时，也赞叹织工的艰辛。诗中自注所提到的夏布生产交易，一年可得银钱四十余万两。这些从事纺织的女性织工，很可能是个体作坊中最早的女工： 回文匼币成仙手，卍字牵连译佛胸。雪纬冰丝中妇织，被灯无语向灯缝。夏布之细者，光似雪华，薄如蚕翼，虽宽里大衫，卷之不盈一掬。此富家自用，不鬻之估客。也有织成回文卍字者，此则妇女以为衣服，而不能织鸟兽虫鱼花卉之文。外间虽也有细者，而非其至也。 缉苎难成夏布衫，丝丝抽出赛春蚕。可怜同巷相从日，辛苦盘来两竹篮。县中无地不种苎，妇人无人不缉苎。苎有青白二种，青者入水漂之，亦成白色。其法择苎之长者，去其粗皮，先以凉水浸一夕，然后以两指对擘成丝，缉而成之，盛以竹篮。其短者，绞以为绳索。勤者一夜以满一竹篮为度。贫者省灯油，多妯娌姑嫂相聚。《汉书·食货志》所云妇女同巷相从夜织，一月得四十五日者，余盖亲见之矣。故吾乡夏布多而精，每岁二三月间，必有山西贾人至县贩卖夏布，一年贸易亦可得银四十余万两也。[1]1945 《锦城竹枝词百首》有对女性帮佣的描写，这种女性的身份转变是比较明显的，帮佣的女性后来也成为城市近代化中女性职业群体的一部分[10]1-9： 北京人雇河间妇，南京人佣大脚三。西蜀省招蛮二娘，花缠细辫态多憨。河间府河间县妇人，多雇役在京都内；句容县妇人多雇役在南京省城中，号“大脚三”；蜀中蛮人妇女在省城内，止肯雇佣，绝少卖作婢者。[1]1839 社会的变迁不仅为妇女提供的新的空间，同时也使得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舆论对女性的生存有了进一步的关注。竹枝词中也有这类细节的记述。例如《宜黄竹枝词》描写了地方上整治性别歧视或非礼女性的旧俗，其中有两首十分有意义，前一首写孕妇摸瓜的风俗，乡间采用人抬的方式，避免女性被非礼；后一首则写当地溺死女婴的恶习，并认为原因在于争嫁赀之厚薄。诗中用了缇萦为父报仇的典故，强调“生女生男理本齐”；又用西门豹治邺的典故，暗喻为政者必须干预，制止对女性的侵害： 两人抬轿布帘遮，月夜梳妆共摸瓜。不及阿郎兜子快，满身松影照还家。夏月，妇人之有身者，辄相约月夜为摸瓜之戏。三五成群之人家菜圃合眼摸瓜，随意数之，数得单者生男，数得双者生女，以是为卜。而不逞之徒或肆轻薄，十余年前曾致阴讼。今此风息矣。妇女出入，俱用两人轿，布帘隔之。若男女往远道，则用兜子。兜子者，以大竹两杆，横于肩上，中悬木板竹片络而盛之，尤为轻便。衣冠之士则也用轿，而稍不同。 生女生男理本齐，缇萦原不是男儿。谁邀邺令西门豹，来听呱呱泣水声？乡俗旧多溺女，盖缘争嫁赀之厚薄也。今日缙绅先生家喻户晓，亦庶几稍息矣。[1]1944 吴澂(古樗道人)的《瀛洲竹枝词》，写清代上海崇明地区的乡俗，其中有不少农妇生活的场景描述，可以看出江南农村女性的辛苦和干练。农忙之时，幼儿托于婆婆，下田插秧；至于摘采棉花这样的农活，几乎就是女性包揽的。白天下田，夜间纺纱，男孩子要长成十六岁才干大人的活，但女孩子七岁就要学习纺纱，难怪新娘要强过丈夫。这种情形发展到近代的江南一带，则越来越普遍。这样的女性群体，除了家庭身份之外，作为劳动群体也是后来上海地区职业女工的基础： 攋麦将儿乜草窠，拖私拖汙嘱亲婆。楐橱内有麦蚕剩，舀滞同倾爨粥和。拖私，小便也，见《左传》；拖汙，大便也，以其秽故名。麦蚕剩，以青麦磨成穉蚕形；舀滞，锅底焦饭。 务农辛苦女娘家，
腰裙草帽遮。母女执锄同媳去，四千八里脱棉花。田以邱段为识，步数为名，如二千七、三千六之类。 昼出田园夜轧车，五更弦响尽弹花。男儿十六挑爷担，七岁娇娃学纺纱。俗务勤俭，崇为江南之最。 阿爹何事打愁更，谚谓自计无措。伴手全无怎探亲。织就芦花靴子好，挑篮番芋做人情。 新娘每着虎头鞵，他日威风未易推。欲制良人难擦料撩拨，天生儇子反切，伶俐也。性女英才。[1]1063,1064,1066,1093 虽然明清时期的竹枝词中，有关女性生活史的记述仍然是片段的，但却能让我们根据这些生动的描写，回到历史现场去部分地还原当时女性的生活状况，同时也能窥探到女性对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等许多环节的努力参与，同时折射出这个时代的两性关系，以及社会变革后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变化和日趋宽松。竹枝词对女性生活史的记述，不仅弥补了主流文化对女性记录的缺失，同时也预示着竹枝词这样的文学形式，将进一步发展成关注大众层面并吸引大众阅读的文学样式。 收稿日期：2015-03-25 注释： ①《农务女红竹枝词》收入《便民图纂》，学界对编者及刻印者有争论，《历代竹枝词》收此作署名邝璠，姑且从之。 ②按：此三人胡文楷《历代妇女著述考》均有著录，但未见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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