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艺涵
高新一中
摘要：儒家之中，“仁者爱人”带来了人情人伦之美，也带来了相对稳固的社会结构；“克己复礼”、“为政以德”带来了对自我的道德要求和社会的道德规范，也带来了没有守法观念的传统；“中庸”、“和谐”带来了稳定的集体生活，也带来了创新精神和好胜意识的缺乏；“祖先祭拜”、“复古主义”带来了理性与信仰更好的结合，也带来了沉溺千年的“先圣”局限……凡此种种，无论影响好坏，均可以从儒学、从孔子那里找到直接或间接的原因。这至少说明了儒家塑造了中华民族，也塑造了中国社会。
关键词：先秦诸子，儒家，“仁者爱人”，“中庸”，中国社会
1.引言
我对先秦诸子的热爱，可以说由来已久，且日渐深沉。因为诸子时代无疑是中国思想文化历史上的一片最灿烂、最耀眼的一片星空。在我所读书中，吕思勉曾写道：“历代学术，纯为我所自创者，实止先秦之学耳”[1]。而在先秦诸学中，尤以儒家奠定了中华思想文化之基，同时它也塑造了中华民族及中国社会。
读过中国哲学简史，对冯友兰先生实在是敬佩不已。中国人始终不够重视哲学，或者说中国的哲学始终杂揉咱落在诸如宗教、政治等领域之中。实乃泱泱大国一大憾事。先秦哲学中占重大地位的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的影响一直是我在生活中经常留心观察和思考的内容。我们不得不承认，儒家千余年居于道统，对内塑造了民国性，对海外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我选取了五个自认为重要的点来对儒家进行简析，希望对中国社会能有一个更清晰地解读。
2.“仁者爱人”——差序社会于与人伦至上原则
中国社会的差序结构，是费孝通先生在比对了西方社会结构后提出的概念。费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将其形容为“石子投入水中激起的一圈又一圈的波纹”[2]。儒家讲“仁者爱人”，却是严格的有等级的爱。以己为心，画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同心圆，便是一层层的“仁爱关系圈”，也即一层层的社会结构。这是儒家讲“忠恕”，行“推己及人”的结果，这样的社会关系圈，无论小至家庭大至天下，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人伦起的作用是什么呢？自我既然是中心，是一个个独立的点，那么人伦便是或粗或细将点连接成网的线。人伦在差序社会中，是必不可少的部分。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人情社会，而它的弊端在倡导法治的今天已经逐渐显露了出来。但回首小农经济时代，那时亲戚邻里的人情味儿，确实要足要重的多。这个人情，便是“仁”，是“仁爱”。
墨子讲“兼爱”，惠子讲“泛爱”，而孔子则实际得多，讲“仁爱”。仁爱之所以实际，是因为它维护了血缘，维护了人伦关系。这也意味着顺从并强调某些基本人性。“兼爱”要求我们视天下人如同一人去爱，“泛爱”则要连动植物都囊括进去。觉悟高的人或许可以做到这两家的思想所指，但除非全天下人同时开始兼爱泛爱，否则这些人便成了不对等付出。而这是不可能普及的，孔子也一样。仁爱的好处在于，他以自我为中心，无论同心圆画多画少，总会联系到一两个人，也总会被别人所联系到。这样的爱是对等的，因此其更有市场。
但是差序社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即自我发展过慢。人伦至上使得长辈的权威被过分强调了。这就导致新事物很难进入这个固定和社会格局。这也就是自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扎根之后，中国社会再也未有重大突破和创新的原因。在现代化的今天，长辈权威与差序格局又似乎起了一定程度的阻碍作用。没有人可以否认“仁爱”的正确性。然而，该如何摆脱其副产品？恐怕喊喊口号，略得其意即可，作为行为准则，便不合时宜了。
3.“克己复礼”与“为政以德”——礼治社会与法治社会
“克己复礼”被视作是现实仁爱的工具。孔子曾说“肉不正不食”，如此挑剔估计让很多人对“礼”望而却步。但礼其实包罗万象，大到天子九鼎小到衣食住行，即便常说的“知礼”、“守礼”，恐怕也没能囊括各方各面。以至于“礼”细致的有点像法律。假使我们看到形形色色描述违法行为的罗马法，是否也会对其精细程度哑然失笑？礼治礼治，实则就是法。而礼治与法治却又如此不同，何哉？
言及礼，其实质就是法。一些人不免吃惊。但仔细一想，礼就是对社会的方方面面做出的一系列规范。所谓贤人，便是能自觉遵守这套和规范的人罢了。礼和法本质是一样的，都是起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只不过它们是形貌、层格不同的规范。
那么为何礼治与法治区别如此之大？因礼是道德要求，是社会能给人制定的最高准则，而法是最低标准，是社会中每个人不能触碰的红线。严苛的礼和相对宽松的法，对应的是严苛的法治和相对宽松的法治。让每一个人都成为守礼的圣人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说对人不能“求全责备”。秦朝为什么二世而亡？便是因其法和法治同时过于严苛。如果同时按照孔夫子那一套来，恐怕比秦法还要麻烦。这决定了礼治的手段必须是“德”的，温和的。
法治社会强调你不能做什么，采用的是赏罚的手段。一个法治社会的成功，一看法本身是否合理，二看赏罚是否彻底的执行。与之相对的，礼法社会强调你应该做什么，更多采用的是教化。一个成功的礼治社会，在孔孟看来，是外在贤王的言传身教与道德自觉。要评出哪一个孰优孰劣，恐怕没那么绝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较为完全的法治社会，秦基本上在制度上达到了。完全的礼治社会，只存在于理想之中，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在世袭君主制度下，怎么能够保证代代帝王都是圣王圣贤。即便是世代都如尧舜，又怎能保证民众都有足够的道德自觉？而事实也证明，仅仅依靠自觉遵守规范，并不能成为社会共同的规则。
德政仁政这个缺陷，导致孔孟游说诸王却最终难以实现其主张。甚至到了汉朝以后，董仲舒提倡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浪潮都没能贯彻“为政以德”的方针。中国作为一个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封建大国，其千百年来的治国思路是“德主刑辅”，真正完全的礼治，自周以后基本绝迹。
话说回来，作为实现仁爱的途径，我们不得不承认，有时候做到“克己复礼”甚至比“仁者爱人”还要难。礼与礼治的窘境，是否也印证了孔学思想中繁复陈旧又过于理想化的一面呢？
4.“中庸之道”的变质
事实上“中庸”在最初之时，完全是一个褒义词。它指的是既不过亦不及的理想状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词的意思发生了很大程度上的变质。古时至多在战国策里“中庸”有平庸无为的意思。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但现在，和“庸”有关的几乎找不到几个好词。“中庸”的变质，是一个极其迅速的过程。西方哲人亚里士多德也讲“中道”，但至少其并没有变质。这就很奇怪，因为这两个词的初衷是一样的，表达的都是为人处事不过不失的恰当的态度和原则。但结果却免不了令孔夫子大失所望了。
这里不免要对比中西方社会结构的一些差异。西方社会是个人主义的社会，强调的是个人的利益和发展。而东方社会强调的是以自我出发而结成的网状结构，且尤以中国为典型。这可能和东西方社会的地理差异有关。西方文明发源地地形多崎岖，各个文明主要是以一个个人口较少的城邦发展。而中国的文明多以互相关联的农耕文明发展。农耕文明社会大家共同生活，强调的是集体，在其指导下，中国人强调的是“和”。“和”必须是一个集体概念。西方强调的个人是不要“和”的，而在中国，“和”就显得十分重要。
那如何才能和？虽说“君子和而不同”，但连孔子都说，理想的社会是“大同”。所谓“大同”指的是大的价值观上的趋同。追求和谐的过程，就是一个趋同的过程。但我们知道，趋同是很难的。要求大家都像尧舜一样，但又不至于人人都如桀纣一般，最好的方法是取中间值。这个中间值便是“中庸”。在网状的社会中，“中庸”的含义被自然而然的延伸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越来越从一个个人行为准则演化成社会行为准则，以最大限度的保证群体的和谐。如今，很多西方人爱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的个性独特，这是好事。而中国却有个说法叫“出风头”，这肯定不是个褒义词。中西方的差异可见一斑。“中庸”的本质在于做人有度，在回归中庸之道的本意时，鼓励社会中的大胆创新，即便被认为是“爱出风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5.“祖先崇拜”与“复古情节”
“文化复古主义”即“复古主义”，是一个近代才有的新词。主要是指梁康一类在中西方文化碰撞中选择全盘继承传统儒学的人的思想。康有为的主要思想是什么？虽不尽明确，但其实藏在《孔子改考制》、《新学伪经考》里，托古改制去了[3]。在我看来，这一潮流要追溯到孔子。孔子倡导的“仁”、“礼”，并不完全是迂腐，而是有一定的“托古改制”的意思在里面。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复古情节”，恐怕还是从这里种下了种子。自此，凡要改革，都要从四书五经里找点论据以显示其正统。孔子言必称尧，墨子欣赏三皇，老庄青睐原始氏族生活，仿佛谁退得越远越令人信服。儒墨道均为一世显学尚且如此，何况后世思想本就来源其中。
中华民族的复古情节与祖先崇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前文中提到，对人伦的重视使得长辈的权威被过分强调，也即祖先的权威被过分强调了。发展下去就可以说是种“祖先崇拜”。在周以前，鬼神崇拜占主导地位。因为它给夏商周的统治提供了依据。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便是自诩为正统的表现。但社会的更迭使得“天”、“神”的权威越来越弱，人们不再相信天命天子一说。但是退场后的鬼神崇拜造成了民众的信仰缺口。因此，为了凝聚众人，周人，尤其是孔子，提出了“把人当神”的方案，即圣人。什么人是圣人？指“有大贡献、大发明，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开思想、文化、制度之先河的人[4]”。这样发展的崇拜，是“圣人崇拜”，易中天称之为“道德崇拜”。就社会影响而言，我觉得其可以认为是一种经过筛选了的祖先崇拜。其后果是，很多人心目中认为，先人都是对的，或者至少先圣都是对的。因此，有两种人在后来是不容许筛选的，一是大家公认的先圣，而是自己的祖先。譬如整个宋朝几百年，像王安石一般大呼“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人没有几个。
说回托古改制，其本身没有错。在西方，如文艺复兴，便是如托古改制一般是新兴力量发展不足时的权宜之计。但内在的区别还是有。文艺复兴之后，启蒙运动时就有了足够的资产阶级力量独挑大梁搞自己一套全新的理论，抛弃了古希腊古罗马的制度。但中国不一样，“古”也托了，“制”有时也改成功了，但随后发现“古”甩不掉了，而且还越来越大。且看孔子的封号不断复杂繁琐便可略知一二。直到今天，这种思维习惯依然深深烙印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并不是说尧舜汤武孔孟不好，而是说现今的我们还在依然事事回往过去，还可能有再大点的突破吗？难道进入人类新世纪的我们只能给先哲著传立说？
6.“浩然正气”与“天降之任”
《诸子歌》中有“老子冷峻孟子热，孔慕商周庄梦蝶”。公孙丑问曰：“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先秦只有这一次提及浩然之气。孔子从未提及此话，而这是孟子的理念。此“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恐怕只有直性子的孟子倡导的出。
孟子其人是个很关注政治的人。譬如“仁”至“仁政”的转化，便是由孟子完成的。但“浩然之气”似乎仅仅是个人的修养与追求。或许也正因如此，它在先秦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里，像昙花一现般顷刻被唇枪舌剑所淹没。但是，当我们如今再去发掘它时，却发现它是如此富有魅力。正因一身浩然正气，才会有高唱《正气歌》至死方休的文天祥，才会有仅凭一介柔弱书生之躯挺身保卫京城的于谦，才会有受尽各类酷刑从未放弃正义的杨琏，才会有中华历史上一个不断被鲜血浇筑而闪亮至今的词——气节。
孔子不讲气节么？讲。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他那里，“义”同样是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道德原则。但孟子的理想人格是什么？是大丈夫。大丈夫和君子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均已“仁”、“义”为上，然而又有所不同。如孔子，行事温和，所谓“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孟子的风格就很不一样。孟子能言善辩，更有气势。读《孟子》中“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比《论语》中“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与其道得之，不处也”来得带劲的多。
但是这样的区别于今天又有什么意义呢？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天降大任，总有勇士敢于站出来承担。这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脊梁才不会弯，中华民族才会在这浩然之气的支撑下历经风雨不断前行。太平世从不缺君子，危难前且看大丈夫！
7.结语
《汉志》中有云：“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5]”儒家之中，“仁者爱人”带来了人情人伦之美，也带来了相对稳固的社会结构；“克己复礼”、“为政以德”带来了对自我的道德要求和社会的道德规范，也带来了没有守法观念的传统；“中庸”、“和谐”带来了稳定的集体生活，也带来了创新精神和好胜意识的缺乏；“祖先祭拜”、“复古主义”带来了理性与信仰更好的结合，也带来了沉溺千年的“先圣”局限……凡此种种，无论影响好坏，均可以从儒学、从孔子那里找到直接或间接的原因。这至少说明了儒家塑造了中华民族，也塑造了中国社会。我们可以扬弃继承，更多得将儒家对个人修养的积极一面保留，发扬而舍弃其中不适于社会发展的部分。将儒学作为社会所倡导的精神、品质、共同价值而非治国理念来继承。我们必须承认，是儒家，是孔子—那个在中华大地游走千年的先贤，大笔一挥，勾勒出现世的中国社会。这是个好社会，也是个不完美的社会，这是个儒家社会。
参考文献：
[1]先秦学术概论/吕思勉 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2
[2]乡土中国/费孝通 著.—中华书局，2013.4
[3]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5
[4]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易中天—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5]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孙钦善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论文作者:刘艺涵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7年11月上
论文发表时间:2018/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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