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社会的政治信任与网络抗议：基于中国网络社会心理调查的因素分析(2014年)_政治论文

转型社会中的政治信任与网络抗议——基于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2014)的因子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网络论文,因子论文,中国论文,抗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一、视角与问题

      1.政治信任与网络抗议

      政治信任是公民与政治系统之间的一种互动，它涉及公民、政治系统与特定价值之间的特定关系，是民众基于理性思考、实践感知、心理预期等对于政治制度、政府及政策、公职人员行为的信赖(刘昀献，2009)。政治信任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在西方大体可以分为“以政治信任为因变量”和“以政治信任为自变量”两大研究路径。前者主要探讨政治信任的来源、起源或解释因素，后者则主要探讨政治信任对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影响，并发现其可能产生的后果。

      网络抗议作为一种基于网络传播技术并带有中国关系特征的群体性利益表达，是网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也是政治传播研究的重要议题。“利益表达”是传播“社会协调”功能的体现(H.Lasswell，1948)，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网络抗议带有典型的“现实利益诉求”特征(于建嵘，2009；刘娜，2012)，同时又带有中国特殊的国情政情：在西方，“利益表达”(个人或团体向政治决策者提出要求的过程)与“利益综合”(将要求转变为一般政策选择的过程)具有相对独立的结构对应物(徐桂权、任孟山，2010)；但在中国，党、国家和社会关系是“三位一体”的权力组织网络(景跃进，2000)，网络抗议无可避免会涉及对国家、体制以及社会等的态度。

      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抗议类型本身与现有体制的关联性越高，人们对体制的态度越能影响到其参与此类抗议的积极性，“内含信任危机的公共事件是公众利益表达的焦点，权力-利益的逻辑与正当程序的逻辑交织在话语表达之中”(徐桂权，任孟山，2010)。那么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网民对于体制的态度是否会影响到网络抗议？如果有影响，会影响哪些类别的网络抗议？这些抗议存在哪些共性，有何规律可循？

      2.文献述评

      就中国当前对于政治信任的研究来看，目前主要集中在第一条路径上，即从中国的视角出发探讨具有中国国情政情性质的政治信任特征。具体而言可以分为四个面向：第一，转型中国的政治信任(闫健，2008；齐卫平，2009；上官酒瑞，2011；李連江，2013)；第二，政体信任比较(Shi，2001；马得勇，2007)；第三，中国乡村政治信任(胡荣，2007；孙昕等，2007；邱国良，2009)；第四，社会群体政治信任(王向民，2009；吕傑華，2011；管玥，2012；后梦婷、翟学伟，2014)。这些研究主要是规范性研究，注重对于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政治信任弱化现象”进行定性分层，阐释并提出一定的规范路径(刘昀献，2009；陈明明，2009)；对于特定群体如农民、青年学生、城市居民的研究属于定量研究，但是存在“实证调查数据还较为缺乏，已有数据一般也没有公开”的问题(熊美娟，2010)；有些研究注意到了媒介使用与群体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王正祥，2009；张明新，2013)，但仍集中在媒介对政治信任的影响上。

      在第二条路径上，对于我国目前的政治信任对政治体制合法性、政府采取的政策策略同民众政治行为之间关系，我国学者还少有建树，“既是限于实证数据的缺乏，同时也是研究方法的不规范应用造成的”(熊美娟，2010)。

      而另一方面，当前对于网络抗议的研究主要仍是在类型学的层面上进行分析(谢金林，2012)，研究面向主要集中在对于网络抗议的抗议对象、抗议诉求、抗议内容、抗议过程、抗议剧目(C.Tilly，1995)、抗议程度、抗议驱动以及抗议影响的研究。这种研究取向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多为某单一群体单个或多案例比较，缺乏在更高层面上的综合；第二，分类主要基于抗议的议题内容，而非内在逻辑，对新出现的抗议种源无法从已有的分类标准进行归类，导致抗议类型之间缺少联系，更无法穷尽；第三，缺少深入分析的概念工具。

      本文基于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完成的“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2014)”的数据，试图从政治信任研究的第二条路径入手，就网民的政治信任与网络抗议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较为深入探讨。

      二、研究设计

      1.合并抗议议题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08年主持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资料(以下简称CGSS2008)，对全国28个省135个县(县级市/区/旗)进行了“转型期中国社会变迁”的问卷调查。在该问卷中，问题E2：中国目前最大的社会问题是什么，共有“就业失业问题”、“看病难、看病贵”等18种社会问题；问题C9a：个人及家庭目前所遭遇的生活压力，共有“住房条件差，建/买不起房”、“医疗支出大，难以承受”等13类问题；问题E1a：最近5年来是否遭遇到“征地拆迁不合理”等10个问题。综合这3大类41个问题，合并并总结出18类抗议类型。合并后的抗议类型见表1：

      2.确定样本类型

      对于网络抗议主体的研究一般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将网络抗议主体看作是一个模糊的整体，并不做细分；第二种情形是只进行某单一群体的网络抗议/抗争行为研究。但是这样的研究对于整体性的包含多种群体属性的互联网抗议缺乏必要的解释力。这一方面是受现有的社会调查技术限制，另一方面也存在此类信息的隐蔽性：抗议主体一般不愿意暴露自身的身份属性，这也为以群体标准研究互联网抗议表达设置了障碍。

      此次调查项目组首先以现实社会的主要职业分类为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和相关研究文献，选择数十类职业群体，并进一步将其归纳合并为四大类社会群体，覆盖知识专业技术人员(如大学教授、律师、医生、记者、IT工程师等)、商界精英与高资产人士(如私营企业主、企业CEO等)、党政军体制内工作者(如公务员、军人等)和社会底层群体(如农民工、普通工人等)。第二步利用新浪微博提供的搜索功能搜索相应的职业人群，并采用系统抽样的方式从中确定最终的抽样名单。为了最大程度地确保样本真正属于相应职业群体，项目组要求编码员在阅读样本的微博后对样本的职业状况作一总体判断，如果出现编码员实际判断与名义上的职业类别不符的情况，则用备选样本替代该样本。通过社交媒体确定样本及其类型也是此次调查的方法创新之一。

      3.政治信任测量

      对政治信任的测量存在多种量表(梅祖蓉，2009；袁淑莉等，2012；孟天广，2014)，但是这主要是对政治信任作为因变量的测量。如果将政治信任作为自变量与其他进行相关分析，需要对“政治信任”这一概念进行细分。在历时态上，政治信任可以分为传统、过度和现代三种形态，其根本分野在于政治信任结构中的人格信任与制度信任的权重。中国社会目前处于转型社会，其政治信任表现为人格信任逐渐消解，制度信任逐渐形成，即在现今中国社会，政治信任更多地表现为对于制度的信任(上官酒瑞，2011)。因此，本调查以“对体制的态度”来测量政治信任，分为正面=1，负面=-1，无从判断=0。

      4.数据搜集过程

      此次由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完成的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2014)，历时8个月，对新浪微博上覆盖4大群体的1800个样本近两年间发布的所有微博是否进行这18类网络抗议进行了追踪编码。本文首先通过因子分析将这18类种网络抗议类型重新分类，然后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发现政治信任与网络抗议类型之间的相关关系。以下为具体的研究过程与发现。

      

      三、研究发现

      1.因子分析

      对18类网络抗议议题做因子分析，结果显示，“住房问题”(ZF)和“国际局势”(GJ)类网络抗议不属于生成的4个公因子中的任何一个，且与其他16个变量相关度很低。在因子分析时，我们剔除了“住房问题”(ZF)和“国际局势”(GJ)，保留了其他16类网络抗议议题。

      

      这16类网络抗议议题经过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和具有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分析后，取样足够度的KMO度量值是0.904，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的显著性水平Sig=0.000，适合做因子分析。对16类网络抗议变量进行因子分析，各变量的初始取值为“1经常”、“2偶尔”、“3从不”。分析后结果见表2：

      分析结果抽取了4个主成分因子，且这四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了58.8%。经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得到的4个因子可以看出，第一个公因子F1基本支配了SR、F、C、Q、XX、JC；第二个公因子F2基本支配了H、SP、YL、JY、GZ；第三个公因子F3基本支配了M、L、ZJ；第四个公因子F2基本支配了JT、XF。

      

      根据各重新组合的因子类型及其支配因子的情况，新产生的4个因子类型与其支配因子见表3：

      F1的支配因子大多都集中在资本、收入、权力等社会重要资源方面，而且在信息社会中，信息的公开程度也决定了其是否也可以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被垄断，造成社会中的信息不对称。因此，我们将F1命名为“资源权力型网络抗议”。

      F2支配的因子主要集中在“社会结构中的共同论题”(米尔斯，1959)，并且主要与民生相关。与现代性的发展相伴，“风险社会”的到来使得社会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增强，民生议题涉及现代性生活的环境、食品、医疗、教育、工作方面，涉及具有一定普遍处境的组织与个人，并与宏观环境重合渗透。公众在遇到此类事件时往往可以在互联网公共平台集体“吐槽”，相似的处境会唤起集体性的认同，并由此建构起抗议话题。因此，我们将F2命名为“公共论题型网络抗议”。

      F3支配的因子集中在民族政策、历史问题与宗教问题，相比较F1对资源权力等物质基础的支配，F3则主要覆盖了在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与思想观点方面的因子，体现了在精神或者非物质领域的抗议主题。因此，我们将F3命名为“价值观念型网络抗议”。

      与F2的公共论题相对，F4主要支配了与个人困扰相关的抗议类型。交通出行与消费问题主要体现在网民的日常生活中，堵车、乱收费、涨价等会影响到生活幸福感。因此，我们将F4命名为“个人困扰型网络抗议”。

      

      2.多元回归分析

      在对16类网络抗议类型进行因子分析后提取到了4个公因子后，我们将上述4个公因子与网民群体类型、年龄、性别等人口特征变量做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F1、F3与网民对体制的态度显著相关。为了确定各类型抗议与网民对体制的态度之间的关系，本文以F1为因变量，网民对体制的态度为解释变量(作为虚拟变量，参照组为负面)，其他人口特征变量为控制变量做多元回归分析。分析后得到以下结果见表4：

      由表4可知，在回归模型一中，“对体制的态度”显著作用于“资源权力型网络抗议”(达到0.005的显著性水平)，且对体制的态度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最高(0.265)，这说明对体制的态度对F1的影响比模型中其他控制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影响力更大一些。说明对体制态度偏正面的人较负面而言更少参与“资源权力型网络抗议”。这一回归模型的解释力R方为14.0%，说明该模型可以解释因变量F1的14.0%。

      在回归模型二，在控制了其他人口特征变量后，“对体制的态度”显著作用于“公共论题型网络抗议”(达到0.05的显著性水平)，“对体制的态度”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89；回归模型三中，控制了其他人口特征变量后，“对体制的态度”与“价值观念型网络抗议”的关系不显著，标准化回归系数仅为0.056；回归模型四中这一系数仅为0.043。

      由此可见，“对体制的态度”对“资源权力型网络抗议”影响较大，“公共论题型网络抗议”次之，而对“价值观念型网络抗议”和“个人困扰型网络抗议”影响有限。

      四、结论与讨论

      (1)16类网络抗议通过因子分析可以重新划分为4类因子。根据这4类因子对16类网络抗议的覆盖情况，分别命名为资源权力型网络抗议、公共论题型网络抗议、价值观念型网络抗议以及个人困扰型网络抗议。

      “资源权力型网络抗议”不仅涉及物质实在的资源资本、阶层权力等，还涉及到了信息资源的分布与分配；“公共论题型网络抗议”的支配因子多涉及关于环境、医疗、食品等风险社会中的公共议题；“价值观念型网络抗议”基本覆盖了民族、宗教和历史问题；而交通与消费构成了“个人困扰型网络抗议”的主体。

      (2)以“对制度的态度”为表现形式的政治信任对于“资源权力型网络抗议”和“公共论题型网络抗议”具有显著影响。对于制度有更多信任的群体更少参与“资源权力型网络抗议”和“公共论题型网络抗议”，公民对于制度的态度体现在了实际的政治参与行动中。

      (3)“资源权力型网络抗议”与群体类型显著相关。在“资源权力型网络抗议”中，4大群体中的“商业精英”群体最不会参与此种类型的网络抗议。模型一中群体属性中的商界精英对参与网络抗议有显著正向影响，其标准化回归系数(0.156)亦大于群体属性为“社会底层”和“技术知识人员”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042和0.005)。这说明相对于党政人员而言，商界精英更少地参与网络抗议。资源权力型网络抗议的因子分布大多都落在了资源与权力方面，作为商业精英，处于社会的中间及以上阶层，为维护自身的权利与利益，会自发地规避政治风险，对于此类型的抗议会更少地参与。

      (1)学科背景与网络抗议类型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在模型一中，医科和理科专业背景的个体较文科背景的个体而言更少参与网络抗议(均达到0.01的显著性水平)。模型二中医科专业背景的个体对此种网络抗议有显著负向影响，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50)小于理科(为-0.003)，说明医科专业背景的个体更多会参与此种类型的网络抗议。模型三中医科(达到0.01的显著性水平)和理科专业背景的个体较文科背景的群体而言更少参与此类网络抗议，并且医科专业背景的个体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大于理科，可见更少参与。

      综合模型一“资源权力型网络抗议”、模型二“公共论题型网络抗议”、模型三“价值观念型网络抗议”来看，模型二涉及健康科学知识的普及，如环境问题中的雾霾(PM 2.5)、食品安全中的专业术语、转基因食品、医疗问题等等，因此具有较高专业背景的医科个体更能够明白不同问题背后隐藏的问题何在，因此在其他问题上一直“沉着理性”的医科个体会更多地参与此种类型的网络抗议。而模型三涉及的问题与国家、民族、宗教等价值观念相关，而以科学技术为主要价值倾向的群体较少会对这些问题发起抗议。一方面与他们的科技专业背景相关，另外也与从事科学研究的群体更能够兼容并包相关。

      (2)70后更舒适，80后更冷静？模型四中70后与此类型的网络抗议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并且标准化回归系数(0.126)也是年龄这一控制变量中最高的，可见相对50、60后，70后较少参与模型四类型的抗议。模型四主要是一些交通出行与个人消费类型的抗议，属于个人困扰。70后目前属于社会中的中坚力量，选择较为舒适的出行方式和消费能力都是最强的，因此也可以理解70后较少参与个人困扰型网络抗议。

      80后个体较其他年龄段个体更少参与“资源权力型网络抗议”(达到0.01的显著性水平)，同时也更少参与“公共论题型网络抗议”，虽然并非特别显著。联系其他年龄的代际表现，80后似乎对于公共事务比较冷淡，究竟是受工作生活压力所迫无暇顾及，还是对于未来仍不甚明了以至于反应冷漠，亦或是该年龄群体更关注个体内心生活，需更多的经验实证材料做进一步研究。

      (3)政治信任成为研究网络抗议的新切入点。本研究的结论表明，以“对制度的态度”为表现形式的政治信任对于“资源权力型网络抗议”和“公共论题型网络抗议”具有显著影响。但是这其中仍旧有进一步推进的空间：首先，政治信任具有不同面向，如经济学角度的理性选择解释，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角度的文化解释，以及结合以上两种路径的发展模型等，是否所有的政治信任模式对于“资源权力型网络抗议”和“公共论题型网络抗议”都具有显著影响？其次，政治信任在转型社会中是一个变迁式的概念，存在从人格信任到制度信任的转型。就中国的具体实践而言，现阶段对于网络抗议的影响，是人格信任更为显著还是制度信任更为显著？第三，政治信任还应该包含“政治不信任”与“政治冷漠”(曹沛霖，2009)，这两种形态的政治信任对于网络抗议的影响如何，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致谢]作者感谢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桂勇教授、博士生余慧对文章的指导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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