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与“存在”——对西方哲学中Be动词的再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词论文,西方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12)02-0004-07
如果说在20年前、甚至在10年前，在对be及其相关词的讨论中，人们会认为这主要是一个翻译的问题，也就是一个汉语思维如何正确地理解西方思维以及如何正确地转化表达西方思维的问题，那么，到目前为止，在人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并且对相关的西语文献有了更深入的发掘和掌握之后，恐怕已经很少有人会认为这仅仅是一个翻译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汉语思维如何理解西方思维的问题。相反，人们更多地、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这在根本上是一个哲学问题，其不仅涉及对思维和语言的逻辑的理解，而且也涉及对思维和语言相关的世界本身的理解，同时，也涉及对哲学和哲学自身的历史的理解。而且，这个问题不仅是汉语思维的问题，也是西方思维的问题。汉语思维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不是仅仅获得一种针对汉语思维内部特征的理解，而是深化了对这个问题本身的哲学的认识，并且反过来也有助于西方思维对这个问题的哲学的认识，反之，西方思维就这个问题所做的种种思考也有助于汉语思维在这个问题上的哲学认识的深入。从而，在这里是不断深化的关于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语言和思维所必然关涉的世界本身的理解。
我认为，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be及其相关词时至少应当获得的共识，而我接下来不过是以更为细致的文本讨论的方式来更加明确地表明这一点。
在我目前所承担的对基尔克、拉文和肖费尔德三人(以下简称KRS)所共同编著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①一书的翻译工作中，在翻译其中的“巴门尼德”一章时，我注意到，在如何处理与希腊文系动词
及其相关词有关的翻译问题时，究竟是主要地将它从系动词“是”的方面来翻译还是主要地从实义动词“存在”的方面来翻译的问题，对于KRS也作为一个难题呈现了出来。而在几经权衡和文本分析之后，KRS得出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无论是将及其相关词按照“是”来理解还是按照“存在”来理解，都不会妨碍我们对巴门尼德主要论证的把握；而在占据了“真理之路”极大部分篇幅的残篇8中，由于其特殊的讨论生成与毁灭的语境，及其相关词主要是在“存在”(existence)的内涵上被使用的，尽管不排除我们依然可以从表谓述的方面来对其做局部的理解。我们看到，KRS具体是这样说的。
首先，针对应当如何来翻译与表达这个词，KRS这样说：
在这里被笨拙但却中立地翻译成“is”的estin，对它本身的解释更为困难。两个明显的解释是表存在的(“存在”)和作谓述的(“是[这个或那个]”)。②要试图在它们之间做决定，我们需要考虑estin最显著地出现在其中的那些论证，尤其是反驳第291条③第5行到第8行中那条否定性的研究道路的论证。④
由此，我们至少能够获得的一个明确的判断就是，像这样的问题根本不是汉语思维的特殊问题。不是由于在汉语思维中缺少像西方语言中的系动词be那样的一个既表存在又作谓述的词汇系统，从而，对于汉语思维来说在如何理解与处理西方语言中的这些词上才表现出了特殊的困难，而是究竟应当将这个词主要地从“存在”的方面来理解还是从“是”的方面来理解，这本身就构成了一个难题，而且应当在不同思想家的不同思想语境中加以仔细地辨识。从而，这个问题在根本上不是一个翻译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它同样也存在于西方思维的内部。
在指明了对这个问题思考的途径之后，KRS接着就针对残篇2中那条否定性的研究道路即以“
”为标志的道路进行了思考，以判断究竟应当主要地是从表存在的方面来理解巴门尼德的与有关的词，还是从作谓述的方面来理解。KRS这样说：
不幸的是，对这一论证的考察不是决定性的。确实，要认识或者指出那不存在的东西看起来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人能够熟识匹克威克先生，或者向别人指出他来。但是对巴门尼德的前提的一种谓词性的解读也是不可能的：要认识或指出那不是这个或那个、亦即那不拥有任何属性、没有任何对它真实的谓述的东西，看起来也是不可能的。⑤
很清楚，在KRS看来，无论是从表存在的方面还是从作谓述的方面来理解，实际上都不妨碍我们对巴门尼德这个论证的否定性质的把握，无论哪一种理解都完满地表达出了就“”的思想的悖论的性质。从而，在对巴门尼德的与有关的词的理解上并不存在一义的理解，而是两种理解都应当考虑到，并且，只有在这样权衡的考虑中，巴门尼德的论证的全部理论价值和内涵，无论是思维方面的还是对象方面的，才能够得到完满的呈现。
但是，接下来，KRS特别考虑了残篇8的语境，KRS这样说：
更为清楚的是第296条第5-21行，在那里，一个类似的前提——第8-9行，“既不可说也不可想的就是非存在”——被用来反驳生成或毁灭的可能性。巴门尼德要说的是，如果有物生成，那么它必定以前尚不存在——而且在那时对它说“它不存在”就会是真的了；但这个前提却恰恰禁止那样说；所以绝不可能有生成。如果在那一语境中“生成”(come to be)应该明显地被解释为“去存在”(come to exist)，那么，在这里，“is not”就意味着“不存在”(does not exist)。⑥
很明显，恰恰是在一个讨论生成与毁灭的语境中，及其相关词的表存在的内涵凸显了出来，它表明，我们不可能一义地仅仅在这个词的系词的用法上来理解它，而是这个词同时也是对象相关的，它具有我们通常所说的存在论的内涵，从而，我们还必须从存在论的角度对这个词的哲学内涵加以思考。
这样，在KRS的上述论述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的就是，至少对于巴门尼德，及其相关词不可能单纯地从系词的角度来理解，它同时还有存在论的内涵，巴门尼德在他的残篇中所做的不是仅仅针对的系词的、表谓述的用法的单纯语义学和逻辑学的分析，而且也是对它的表对象存在的用法的存在论的分析和阐明。
为了更进一步地说明这一点，在这里，我还可以补充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本上的证据。这就是，我们注意到，在巴门尼德的残篇中，当他提到“存在”或者“非存在”的时候，他并不总是使用系列的词，而是也用到了一个完全非系词性质的、类似于英语中的become的实义动词，这就是动词
。例如，在残篇6第8行中，当说到逡巡在意见之路上的人们“认为存在和不存在既同一又不同一，万物的路是反转的”⑦时候，其中的“存在”就使用的是动词的不定式形式
，而“不存在”却使用的是的不定式形式即
。这样一种明显对比性的使用当然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至少对于巴门尼德而言，他不完全是在的系词用法上来讨论问题的。除此之外，作为更有力证据的就是，在残篇8中，在不同的地方，巴门尼德三次使用了动词的不同形式，这就是：(1)残篇8第11行，在那里，针对存在者“必然是要么完全存在，要么不存在”，⑧就其中的“存在”一词，巴门尼德使用了的另一个不定式形式
；(2)残篇8第18行，在那里，巴门尼德针对他所说的真理之路的真实存在使用了的不定式形式
；⑨(3)残篇8第19行，在那里，巴门尼德问“存在者怎么可能在以后存在呢？又怎么可能被生成呢？”⑩其中，“存在者”使用的是的分词形式
，但是接下来的“存在”一词却使用的是的祈愿语气形式
。显然，所有这些例子都是富有启示作用的，特别是当它们处于和系列的词联用的语境中的时候。它们确凿无误地表明了，至少，巴门尼德本人在其主观的意愿上是企图同时也在对象存在的意义上来讨论问题的，而不只是对系词“是”的用法进行单纯基于语义学和逻辑学的分析。因此，在完成了对这个问题的考察后，我们看到，KRS这样说：
如果这一解释路线是正确的，那么巴门尼德对estin的运用同时是表存在的和作谓述的(如KR所认为的)，但并不因此(如KR所断定的)就是混淆的。(11)
而最终，KRS就这个问题所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是一个哲学难题，“它迫使我们更为深入地去审查我们对它所运用的那些概念的把握——在这里尤其是意义、指称和存在之间的关系”。(12)
这样，至少在巴门尼德这里，我们看到了系词“是”所兼有的逻辑学的和存在论的内涵。但是，分析起来，这不是基于哲学家个人的特殊的理解，相反，它是基于语言和实在、思维和对象之间的特殊的关联。也就是说，系词“是”从表面上看仅仅是一个起联系主词与谓词作用的词，从而，它是一个单纯的语言助词，通过它，人们可以“确定地”将主词与谓词联系起来，并且可以赋予这样的一个语句以时态、乃至情态上的种种特征，而在一个无系词的语言系统中，属于动词本身的这样一些特征诚然是缺乏的，因而只能通过上下文语境来加以判断。(13)但是，同时，系词“是”又不仅仅起到一个单纯的语言助词的功能，它还是逻辑的判断谓词。当我们通过系词“是”将主词与谓词确定地联系在一起时，我们就在思想上表达了一个确定的肯定或否定，并且因此赋予这个句子以一个属于思维的逻辑的真值。因此，系词“是”同时就还有逻辑上表真的功能，而这也就允许我们不仅仅可以对它进行一种单纯语法学上的分析，而且还可以进行逻辑学上的分析，把它同我们的思维的逻辑规则联系在一起，围绕它建立起一套基于逻辑运算的规则体系。
但是，假如我们仅仅止于此，也就是说，在这里采取一个比较片面和狭隘的语言中心主义或逻辑主义的立场，那么，我们就会取消一切判断的对象实在性方面的指涉，而将它们仅仅还原成为一个可以进行单纯逻辑演算的逻辑表达式。
毋庸置疑，所有的判断，如果它是一个有意谓的判断，那么，它不仅仅是一个具有逻辑真值的判断，而且它还是一个指涉对象实在的判断，而这后一点更为重要，因为，逻辑判断的更重要的价值恰恰就在于它作为一个语言表达式确实对实在有所表述、有所承诺。人们实际上更多地是在这样一种对象实在的意义上来考虑一个句子的真，而不是仅就其逻辑真值进行思考。
在这里，引入一段柏拉图的原话是有必要的，这可以使得我们的上述思考是建立在有文本依据的基础上，并且能够借助文本来证明我们的上述分析是有道理的。
在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中，如众所周知的，苏格拉底面对了来自于巴门尼德的一系列的对其理念论的攻击，特别是涉及理念分有的问题。巴门尼德指出，如果理念是被分有的，那么，就不能避免同一个理念如何能够同时被许多事物所分有亦即同时在许多事物中的难题。显然，巴门尼德的这一质疑是具有存在论上的指涉的，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柏拉图的理念论也不能够仅仅是从语义学或逻辑学的角度来理解。苏格拉底认识到了巴门尼德这一质疑的全部困难所在，特别是认识到了，如果接受理念有其对象实在上的指涉，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会面对那样一种在存在论意义上的分有的难题。基于此，他试图取消理念的对象实在上的指涉，将它仅仅作为我们的概念来把握，他认为这样就可以避免理念的分有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可能面对的难题。因为，道理很简单，其他事物只是分有了我们的概念，而并不是分有了一个实在的对象，因此，同一个理念被许多事物同时分有就是可能的。但是，巴门尼德立刻用尖锐的言辞打消了苏格拉底的这一企图。
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一段不长的对话，原文抄录如下：
“但是，”苏格拉底说，“啊，巴门尼德，也许这些形式的每一个是思想，除了在灵魂中没有任何地方适合于它生成；因为这样每一个都会是一，并且你刚才所说的就不会再经历了。”
“那么，”巴门尼德说，“每一个都是一个思想，但却无所针对的思想吗？”
“但这是不可能的。”苏格拉底说。
“但是有所针对的？”
“确实。”
“针对存在者还是不存在者？”
“存在者。”
“岂非针对一个东西，即那个思想认为是在所有东西之上的，一个是一的理念？”
“确实。”
“其次，这个被思想是一的难道不是一个形式，永远同一地在一切之上吗？”
“明显也是必然的。”
“那么，”巴门尼德说，“岂非必然地你要说其他东西分有形式，或者在你看来每一个东西都由思想构成并且所有东西都思想，或者它们是无思想的思想的存在？”(14)
显然，在这里，被我们翻译成“存在者”的那个词
就是属于系列的词。但是，我们在这里确实不必像陈康先生在其对《巴门尼德篇》的译注中所做的那样，非要将其凿凿地翻译成“是者”。因为，上文“有所针对的”那个
亦即“一个东西”，已经向我们确定地表明了这里的涉及的是一个对象存在，在这里，柏拉图强调的重点是那个对象所指的存在，而不是它的所是，因此，在这里将的这个对象存在的内涵如实地反映出来，亦即按照“存在者”来翻译，就是更为妥帖的做法。
此外，如果我们认真地领会了柏拉图上述那段话的思想主旨，那么，我们就可以清楚地懂得，至少，对于柏拉图来说，要设想我们的语言和思想没有外部的对象所指是极其困难的，对于柏拉图来说，语言和思想恰恰是有对象指涉的，离开了语言和思想的对象指涉，语言和思想也就成了完全无意义的东西。从而，在这里，道理就是，我们不能不通过我们的语言和思想来表达存在，语言和思想的主要功能就是表达存在，但是，由此一来，一个更进一步的道理就是，我们并不能够因为我们必须通过语言和思想来表达存在，就由此认为语言和思想就是存在，而存在本身反倒是不存在的了。语言和思想仅仅是对存在的表达，而作为对存在的表达，它们并不就是存在本身，我们并不能够用我们的仅仅是对存在进行表达的语言和思想取消了存在。因此，像柏拉图这里所说的，完全取消语言和思想的对象指涉，取消对象指涉的自身独立的存在的内涵，它们就成为了无思想的思想的存在
，一个纯粹的思想的悖论。
实际上，支配古希腊乃至整个古典哲学的真理符合论正是运行在这样一个有关我们的语言、思维和存在的辩证关系的深刻理解的基础上的，而be动词的一体三面的特性正是对这一辩证关系的深刻反映。
在这里，对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就思维和语言的具体形式——知识所做的相关论述稍作一些说明是有必要的。区别于现代人对知识的认识，即，像笛卡尔所想象的一样，有完全独立自在的思维活动及其知识，有心的读者在阅读《范畴篇》时，会感到极其惊讶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竟然会将“知识”放到关系范畴部分来进行讨论。在“大”、“小”、“主人”、“奴隶”这样的明显对待关系的概念间，亚里士多德竟然放置了“知识”这样的概念。因此，在对“关系”范畴进行了界定，在指出所谓关系是指“那样一些从属于他物者”(15)后，在列举了“大”是相较于某物才说“大”，“两倍”是相较于某物才说“两倍”后，在“习性”、“状况”、“感觉”、“姿态”这些词之列便赫然出现了“知识”这个词，而亚里士多德明确地说，“这样一些东西也都属于关系”。(16)这当然和我们习惯了笛卡尔式的“心物二分”的现代人的思维是不同的，而亚里士多德也更具体地解释了“知识”如何是一个“从属于他物者”。他重复了柏拉图的观点，表明“知识是某物的知识”，(17)“知识指可知物的知识，可知物指对于知识的可知物”，(18)从而，就知识必须相关于某个对象而言，它必然是一个关系范畴，而不可能是任何具有自身独立性的范畴。只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才特别针对知识表明了一种真理符合论的观点。因为，就像“大”是相对于“小”而言的，但反过来，“小”也是相对于“大”而言的，没有“大”也就没有“小”，没有“小”也就没有“大”，从而，仅就这类的例子来看，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似乎“关系物在本性上同时存在(
)”，(19)它们具有一种可互换的彼此等价的对待关系，取消了任何一方，另一方也就不存在了。但是，正是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却立刻说，这不是对所有关系范畴都成立，“因为看起来有可能可知物先于知识存在()。因为，如在多数情况下那样，我们获得的是先已存在的事物
的知识；因为，只在很少情况下，甚或绝无可能，一个人有可能知道与可知物一起同时产生的知识”。(20)在这里，“可知物”是明确地作为存在的对象、而且是先于知识而存在的对象来表达的。同时，亚里士多德担心人们对这种特殊的关系类型理解得不清楚，便更进一步补充说：
再者，可知物被取消，也就一起取消了知识，而知识被取消，却不一起取消了可知物：因为可知物不存在
，知识也就不存在
(因为将没有任何东西的知识)，但知识不存在
，却绝不妨碍可知物存在()，例如，如果与圆面积相等的正方形是可知物，虽然关于它的知识绝对不存在，但可知物本身却存在
。再者，如果动物被毁灭了，就将没有知识，但可知物中的许多却可以存在()。(21)
无疑，对于一位在笛卡尔“心物二分”背景下接受教育的现代人，例如，一位接受了贝克莱主义的人，当他看到这段话，他会嘲笑亚里士多德的粗鲁无知，嘲笑他不能将思维和存在分开，不能意识到我们的语言和思维的主观界限，以及由此造成的我们在思想和表达存在上的特殊问题。但是，无论如何，这却是存在于亚里士多德思想中的事实，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这就是，无论是对于亚里士多德还是柏拉图来说，他们对思维和存在、语言和思维、进而语言和存在是不做区分的，他们对语言和思维的考察也就是对存在本身的考察。无论我们怎样评价这一点，但作为事实我们至少必须承认，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不仅不存在无对象的知识，而且对象是先于知识而存在的，知识脱离了对象将什么也不是。而如果对象毕竟是不同于知识的某个东西
，亦即一个存在者，那么，将知识的这个对象如实地按照其作为存在者的内涵来予以揭示，并且从存在论的立场上来对它加以讨论，这当然不仅是恰当的，而且是合理的。这样，我们看到，即便是在对“知识”这一特殊的关系范畴的讨论中，亚里士多德也向我们提供了语言和思想所不可避免的那种对对象存在的指涉关系。而be动词作为谓述判断这一对象指涉关系最明显的句子类型的核心词，它在为句子本身提供思维上的逻辑纽带的同时也指向语言和思想所表达的对象存在，这不也是极其清楚而且必然的吗？
因此，我们才说，系词“是”不仅仅是起到联结句子主谓词的作用，也不仅仅是句子的逻辑真值的表达符号，而是同时也具有对象存在上肯定或否定的内涵；它不仅具有逻辑上表真的功能，而且还具有存在上表真的功能。从而，系词“是”怎么能够不同时具有“存在”的内涵呢？西方语言中的be动词通过自己一体三面的特性，一方面深刻地揭示了以上三者之间的内在的联系，另一方面也容易产生对这三者之间的区别的混淆；反过来，汉语一方面由于不具有这样一个一体三面的be动词系统，因此容易使人忽视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相互独立的“是”和“存在”词汇系统的使用，却也使得我们不易将三者之间的区别混为一谈，这未始不是一件好事。(22)据此，我们甚至可以认定，在拉丁语中exist系列的词作为一个独立的词汇系统分化出来，恰恰就是为了强调系列的词中所不甚分明的表实在的内涵，而这当然是和一个超越的存在者“上帝”在拉丁语境中的凸显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我要说到的是，哲学的命题，无论是宇宙论的命题、存在论的命题、认识论的命题，还是更具现实性的道德哲学的命题、政治哲学的命题、历史哲学的命题，它们都具有与对象实在的根本关涉，也就是说，哲学命题都是有其对象实在的意义的。进一步说就是，哲学命题都是有其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内涵的。假如忽略了所有这样一些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内涵，而将哲学命题还原为一些单纯的逻辑语句，仅仅对其逻辑真值加以演算，那么，这就是逻辑主义，而这不啻是哲学的毁灭。因为，哲学作为对智慧的追求，所追求的并不是逻辑，而是如所说的宇宙、人生的真理，亦即实在。
注释：
①G.S.Kirk,J.E.Raven,M.Schofield,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2nd edi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以下简称KRS 1983.
②这句话的英文原文是"The two obvious paraphrases are the existential ('exists') and the predicative('is[something or other]')."
③第291条为KRS对所选残篇的编号，系指残篇2，亦即提出著名的两条道路的那条残篇。
④KRS 1983,p.245.
⑤KRS 1983,p.245.
⑥KRS 1983,p.245-246.
(11)KRS 1983，p.246.
(12)KRS 1983，p.246.
(13)古希腊语中表达这样一种主谓词关系的所谓名词性的句子(nominal sentence)，其标准的句法形式并不需要引入系词，而是主词与谓词的直接结合，就像古汉语中的“廉颇者，赵之良将也”的句式，其引入系列的词主要就是为了能够赋予句子以时态、情态等特征。
(14)柏拉图，《巴门尼德篇》132B-C。据洛布本古希腊原文译出。
(15)《范畴篇》7，6a36。据洛布本古希腊原文译出。下同。
(16)《范畴篇》7，6b2。
(17)《范畴篇》7，6b5。
(18)《范畴篇》7，6b35-36。
(19)《范畴篇》7，7b15。
(20)《范畴篇》7，7b23-27。
(21)《范畴篇》7，7b27-34。
(22)类似的思想实际上赵敦华先生已经做了表达。在“‘是’、‘在’、‘有’的形而上学之辨”一文中，赵敦华先生这样说：“我们不必为在中文里找不出一个与西文‘是’动词的动名词相应的词汇而感到遗憾，在我看来，这甚至还是一件幸事呢！……在这种情况下，用不同的词表示being，至少可以提醒人们它有不同的意义，这何尝不是幸事呢？”(《学人》第4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3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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