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精神”的新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新生论文,精神论文,核心价值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3)05-0005-12
伴随着三十几年来中国发展的奇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精神”广为人们热议。“五四”以来反传统的传统正在重新被批判反思。突出中华民族精神传统在中国崛起中的价值及所起的作用，正被许多有识之士所关注。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本身包括民族文化的复兴，民族复兴从根本上也取决于民族文化的复兴，取决于在“归根还本”中“中国精神”的新生，亦即中华民族的“精神自我”在当代的转化性创造。而这种转化性创造的坐标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特别是要以“三个倡导”为标识，积极培育与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中国的崛起与“中国精神”传统
改革开放三十几年，中国迅速崛起。
中国的崛起着实令人震撼，让人迷惑，甚至在许多西方“中国通”眼中都似乎显得有点“突然”。费正清(John.K.Fairbank)早在1989年就说，中国近年来的现代化努力，其规模之大超乎想象，他追问道：“中国能从指令性计划经济切换到产品、资本、人员，甚至理念的自由市场吗？如果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还会存在下去吗？这是一个19世纪典型的铁路和城市建设与后工业时代电子技术蓬勃发展齐头并进的时期。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提出的问题与中国自身价值观的重新评价进行着竞争。变革迅猛异常；中国的发展开足了马力。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16世纪以来如此为众人所仰慕，现在却难觅踪影。难怪邓小平的改革不但让我们迷惑不解，也让一些中国人迷惑不解。”[1]3
事实是中国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中国的成功崛起有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原因，宏论颇多(如哈维、斯蒂格利茨、雷默等)，而从历史传统与精神文化根源上深入探讨的则显得很不够。而在为数不多的论著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乔万尼·阿里吉的《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和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等。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的崛起本身伴随的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凤凰涅槃，其中中国精神传统、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观念、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三者交锋较量、激荡冲突、对话融合一直持存着，直至现在。三者在中国的崛起中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推动着中国政治经济的深刻转变，催生着一种新的“中国精神”或者说一种新的文明的生成。
1.“中国精神”传统与“勤劳革命”
“中国精神”在五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中沉淀、内化，深入到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之中。中国的崛起，乃中国人的共同奋斗之果，因而必然蕴含着华夏传统延绵不绝的深厚历史记忆，具有中国人共有的精神特质，内含着“中国精神”特有的力量。中国的崛起和成就与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深厚传统有着不可磨灭的联系，甚至有些历史和传统本身就是当代发展的直接动力。如同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认为的：“中国的传统特性有很多今天仍旧非常明显地存在于现实中，清晰可见。这个国家依旧有广袤的领土，与18世纪晚期清政府统治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疆域几乎相差无几。政府保持着社会枢纽的地位，与帝国时期一样不可侵犯。作为思想巨匠，孔子的学说正经历大规模复兴。尽管儒家时期和共产党时期有着巨大差异，二者还是存在重要的共同点。这么说不是否认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是要强调中国的特色还包括极具生命力的连续性——作一个科学上的类比，它的DNA仍旧完整如初。而且，这个国家对历史的依赖比任何其他国家更甚。过去由于未能实现现代化和统一，它饱受磨难，这段历史仍然如阴云一般笼罩着今天的中国，让中国人始终无法摆脱遗憾和痛苦。但随着中国最终超越‘屈辱的世纪’、成功完成经历150年的现代化大工程，它将更多地从本国历史中寻求启示、精神养分和共同点。再次成为世界中心的中国会沉迷于本国的历史，感慨公平终归来、世界恢复了它应有的地位和状态。”[2]178—179“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与概括，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自我”。这个“精神自我”历久弥新，呼唤着激励着人们去创造与生产、去奋斗与牺牲。
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核一般被概括为“爱国主义、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独立自主”。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几年来的历程，谁能否认这六种基本德性在中国崛起中的伟大精神动力与精神支撑作用呢？当然，尚需要对这六种德性与中国崛起的勾连作深入分析，以免空疏。在这里，我们仅以“勤劳”这一基本德性对中国崛起的作用作一分析。
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吃苦耐劳、坚忍勤劳的民族。勤劳就是不辞辛苦、坚持不懈地勤奋劳作、苦干实干，反映的是一种崇尚通过本本分分的辛勤劳动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价值观。纵观世界各民族，能像中华民族这样吃苦耐劳辛勤劳作的恐无超乎其上者！这实在代表着我们的“民族之魂”。
鲁迅有言：“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他对“民魂”有透彻把握，既批判其劣根性，又彰显其夺目优长。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他直书：“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3]330传统的“勤劳”美德在中国崛起中的作用最显见于3亿进城务工的农民群体，他们离乡背井，四处“打工”，正是靠着他们坚忍不拔的辛勤劳动，推动着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巨型社会变迁——中国城市化进程史无前例地滚滚向前发展。这些“农民工”，难道不是中国人的脊梁吗？日本学者杉原薰就认为，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国及东亚的劳动者，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劳动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在其新作《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也指出：“中国的关键优势来自她所拥有的13亿进取、努力、不屈不挠的人民。”[4]238
“勤劳”甚至可以说是开辟“中国道路”的基石。杉原薰在其著作《东亚经济发展道路：从长期的观点看》中正是用“勤劳革命”理论解释了东亚发展道路的特点与中国崛起的根源。在杉原薰看来，世界历史道路从16世纪开始大分岔，其中一条是由英国开辟、美国发展到极致的“西方道路”，一条则是始于主要由中国开辟的“东亚道路”。其中，“西方道路”由“工业革命”开辟，“东亚道路”由“勤劳革命”开辟。他指出，在16—18世纪，东亚世界首先由中国发展出一种劳动力吸纳型制度框架，努力通过动员人力资源胜过非人力资源以求改善经济，从而促成了前所未有的、举世无双的“勤劳革命”。这一“革命”带来18世纪的“中国奇迹”(1800年中国人口上升至4亿人，不但生活水平没有恶化，而且通过有效的劳动吸纳体制使生活得到改善)。杉原薰认为：“开辟了西方道路的工业革命是一个‘生产奇迹’，它大大提高了世界一小部分人的生产能力。相比之下，开辟了东亚道路的勤劳革命是一个‘分配奇迹’，它通过劳动密集、能源节约型工业化，使生产奇迹带来的好处有可能扩散到世界绝大多数人口中去。”[1]29杉原薰用“勤劳革命”来解释当代中国的崛起，认为中国的崛起实际上处于开始于明清之际的“勤劳革命”并由中国革命重新奠基的历史延长线上，它扎根于民族共同体的相互扶持、互帮互助、勤劳致富的传统及经过中国革命转化的集体主义，且即使在高度市场经济环境之下，都朝向“共同富裕”的目标。他的结论是，在今天及未来，只有“西方道路向东亚道路(趋同)而不是相反，分配奇迹才能继续下去”[1]29。
2.实用理性与“亚当·斯密在北京”
“勤劳革命”使“中国奇迹”再度出现，但如许多人都指出的那样，中国崛起的主要根源还是因为搞了市场经济，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这个“市场经济”是西方的发明，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是可以画等号的。甚至就连哈维这样鼎鼎大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把中国的崛起归因于“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而实际情况是，中国选择与利用了市场经济，但并未走资本主义道路，并取得了巨大成功。而究其文化根源主要在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特有的“实用理性”精神。“‘乐感文化’‘实用理性’乃华夏传统的精神核心。”[5]25这种“实用理性”的特点是，“事事强调‘实用’、‘实际’和‘实行’”。为此，“不仅善于接收、吸取外来事物，而且同时也乐于和易于改换、变易、同化它们”。“这个实用理性的系统论模式是中华民族将外来事物中国化而后使自己延续生存的基本文化方式”，“它是一种民族性的现象。”[6]320-324中国市场经济的成功，从文化根底上探究，很大程度上就可以归结为中国精神传统中的这种海纳百川、经世致用的“基本文化方式”。
另一方面，走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道路以富民强国，这在中国亦非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如同科斯和阿里吉都强调的，中国的崛起走的是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市场发展道路，而这条道路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正是中国悠久的商业文化与非资本主义的市场发展传统在“塑造中式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4]263。
科斯认为，“从历史上看，中国一直都是一片商业和私营创业的沃土”[4]262，其“富民”思想传统也源远流长。当问及如何治理国家时，孔子有如下对话：“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篇》)创立道家的老子曾说过“我(指君王)无事为而民富”。司马迁也认为，“治国之道，富民为始”。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的战斗口号的邓小平那句朴实的话——“致富光荣”，可谓是与中国历史悠久的商业文化传统遥相呼应。科斯因此认为，“在遭遇了一个半世纪的自我怀疑与自我否认之后，中国在20世纪末建设中式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终于开始回归属于她自己的文化根基”，并且他断言：“中式市场经济将以一种当前我们无法想象的方式继续阔步向前，而数千年的中国历史沉淀将为其提供牢固的基石。”[4]263
而在阿里吉看来，中国崛起实际上是基于传统而创造的，是向着中国古已有之的“非资本主义的市场发展”传统的“回归”！向市场经济传统回归，这真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发现！
可阿里吉认为，这并不是他的发现。中国自宋朝以来，特别是在明清时期，就存在着世界上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关于这一点，市场经济理论的鼻祖亚当·斯密早就有认定。阿里吉说，“国家市场并非西方的发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指出：“整个18世纪最大的国家市场不在欧洲而在中国。这个国家市场长期以来一直在扩建中，但其在18世纪的成形源于明朝和清朝早期的建国活动。”[1]324中国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的商业文化传统历史悠久，市场意识发达，无论是精英还是大众对市场经济并不陌生。
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却深深误读了斯密，把其市场经济当作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实际上，斯密当时看好的是中国式的市场发展，他没有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且极力主张一种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道路。在斯密看来，18世纪的中国就是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道路的典型范例，是走向富裕的“自然”道路。因此，黄宗智、弗兰克和彭慕兰都发现了，欧洲虽信奉自由市场，但真正来说，“亚当·斯密在北京”——中国虽未受斯密主义影响，却以其“实践相关性”体现着斯密的市场经济原旨。而今日中国之崛起建立在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理念上，这并非总设计师邓小平受到了斯密的启发，他所做的只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延续了由“勤劳革命”开辟的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发展传统。
与这种发达的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发展相呼应，明清时期许多政治经济精英拥有先进的市场意识。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东亚系主任罗威廉教授在《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中就以清朝政治精英陈宏谋(清朝名臣，东阁大学士)为例，阐明了18世纪中国政治精英拥有先进的市场意识，推崇以市场手段发展经济。罗威廉提出，虽然18世纪的中国思想家没有将利己的经营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总结为理论，“但陈宏谋将市场赞誉为统治的工具，这一点丝毫不亚于斯密、霍布斯、洛克或孟德斯鸠”，“出于追求利润的动机，陈宏谋毫不犹豫地促使地方民众参与到其各类发展计划中，如建设新道路、为地区出口引进新商品以及建社区粮仓等。在一种与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相去不远的模式中，陈宏谋认为这些计划给所有人带来利润……其程度与其带给每个人的利润恰恰一致”。[1]332
科斯和阿里吉等学者的研究揭示了中国崛起的“另类”历史传统根源，也昭示我们：中国精神传统不应该被简单认为是孔孟之道的死板教条，它是活生生的，存在于诸如陈宏谋等一大批经世致用的政治经济精英之创造最发达市场以改善民生的实践中；中国的崛起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延续了几千年的商业文化与非资本主义的市场文明传统的伟大复兴。科斯还饶有兴趣地谈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问策“中国最后一位儒家”——梁漱溟，梁漱溟提出“建设新中国”应该和“了解旧中国”齐头并进，但是，毛泽东却不以为然。科斯说，毛泽东和当时大部分的中国领导人都认为社会主义能够提供一条通往繁荣富强的可靠的道路，中国过去的任何历史都是阻止中国向社会主义迈进的绊脚石，然而，“现在的中国终于可以理解梁漱溟的教诲了”。三十几年市场化转型表明，中国在建立有自己特色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也同时回归自己的传统”[4]263。科斯也预言：“在与外部世界积极合作的同时继往开来，中国有希望迎来另一次文化复兴。一个开放、宽容、自信和创新的中国将会在不久的未来给世界带来更大的惊奇。”[4]263
3.发挥“合法性”作用的中国革命传统
“中国精神”传统也不应该被认为就是古典中国的“上下五千年”的精神传统，它还包括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传统，更包括现代以来至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国革命”传统。阿里吉分析中国崛起根源时的十分可贵之处就在于：不仅深挖了明清时期“勤劳革命”与市场经济实践传统，更是深刻指出了，中国崛起的巨大精神资源就是“中国革命”传统，这个以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为核心的“革命”传统本身就是对已有“中国精神”传统的革命性重塑，它是中国在当代崛起的引领性动力。
阿里吉十分赞同汪晖的观点，认为中国改革的根源或者说中国重新崛起源于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批判，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彻底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但中国共产党“却并未批判中国革命或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也未批判毛泽东的整体思想”。这如汪晖所言产生了两种效果：“第一，社会主义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国家改革的内在牵制力的作用。每当党政系统做出重要的政策调整时，它不得不与这一传统进行对话才能推行。第二，社会主义传统给予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群体某些合法的手段，来对抗或应对国家腐败的或不平等的市场化进程。因此，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中国遗产的复兴也为未来政治的发展开辟了道路。”[1]371
也就是说，中国革命传统或社会主义传统在中国的崛起进程中发挥着政治学意义上的“政治合法性”功能，它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推进改革、治国理政的合法性基础。从改革伊始到今天，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放弃社会主义，而是忠于社会主义。阿里吉还指出，构成“这一传统的基础是独特的中国式马列主义，它首先出现于1920年代末红军形成时期，但直到1930年代末日本占领中国沿海地区后才得到充分发展”。[1]376阿里吉认为，这一意识形态的创新主要有两个部分：一是“群众路线”，如费正清所指出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理念，确实是一种符合中国传统的民主形式。心中牢记地方群众真正利益的高级官员才能管理得最好，并且能代表其来执政”。[1]377二是给予农民优先权，它的结果是“双向的社会主义化进程”，即“党领导的军队将中国农村社会的次级阶层塑造成了强大的革命力量，反过来，这些阶层的愿望和价值观又塑造了党领导的军队”。[1]377阿里吉指出：“这两个特点与马列主义的现代主义精髓相结合，一直是中国革命传统的基本原则，并且有助于理解改革前后中国发展道路的主要方面以及近期的政策转变。”[1]377
二、社会主义价值实践与“中国精神”的革命性转型
阿里吉深入揭示了“群众路线”和“双向社会主义化进程”的革命传统在中国改革中的作用，颇有见地。实际上，自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传统的“中国精神”就在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碰撞与融合中接受了新的洗礼。一方面，社会主义价值观在中国革命与建设进程中不断通过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而走向“中国化”；另一方面，传统的“中国精神”则在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熔铸下也获得新的质地，进入新的境界。
1.“中国精神”现代转型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中国化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中国精神”传统在现代的革命性转型的过程，这一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同各种“主义”的竞争中成为中国先进分子——中国共产党的自觉选择，并将其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最终夺取全国政权，从而成为占领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担负起民族复兴的使命，始终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沿，致力于以社会主义救中国，“中国精神”沿着新民主主义道路走上了艰难的“新生”历程，并形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传统”。这一阶段产生了代表着“中国精神”新生的思想灵魂——毛泽东思想；二是新中国成立后六十几年，以国家政权为保障，以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改革创新为基础，马克思主义全面确立其在意识形态及整个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从而使“中国精神”传统发生全面的深刻的革命性转型。“文革”结束后，中国精神的优秀传统被重新肯定，同时在改革开放中浴火重生，催生出以现代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各种现代观念，诸如市场意识、法治意识、效率精神；致富光荣、保障人权、公平正义以及崇尚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观念。这一阶段伴随着作为“第二次革命”的改革，产生了“中国精神”的当代思想精髓——邓小平理论，而中国的崛起归根到底源自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成功实践。由于这一理论及其实践仍在发展之中，故而以其为思想精髓的“中国精神”仍在开放的生成与丰富之中，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精神”传统在现代的向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转型具有历史必然性。我们知道，自1840年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入侵及其文化冲击，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价值系统走向式微，中国被迫走向现代化。特别是20世纪头十几年，支撑传统中国社会的三大支柱，即皇权制度、科举制度、儒家文化几乎全部倾倒。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辛亥革命结束封建帝制，1919年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请来了“德先生”与“赛先生”。如同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中国人民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7]1514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也使“中国精神”走上了新生之路。
诉诸马克思主义以救亡图存使“中国精神”走向现代新生，但这条现代新生之路充满坎坷。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了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但由于教条主义的极“左”路线的影响，导致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对“中国精神”的重塑畸变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这场“文化大革命”实乃文化大浩劫，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灭顶之灾。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人也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理想，只不过这个“理想”是不切实际的、极“左”的、教条主义的。
面对“文化大革命”对传统“中国精神”的冲击及与其相伴的经济严重萧条，1976年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拨乱反正，至1978年，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直至今日，短短三十几年迅速崛起，成为经济总量达世界第二的世界大国。而正是在这个进程中，产生并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中国精神”传统再次走向新生。但在这次新生的过程中，我们的价值观又一次遭遇了巨大的冲击。这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强势文化随国门打开，大规模侵蚀中国价值系统，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及个人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等发生着广泛影响。二是发展市场经济在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增强国力，催生致富光荣、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现代价值观念的同时，也激发各种利益主体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激发了物质主义、利己主义价值观的滋长。
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文化处境。何去何从？为此，2011年，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发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动员令，以高度的文化自信与自觉对如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文化建设、重铸民族之魂进行了战略部署，掀开了文化秩序重建的新的一页。
2.作为“中国精神”新生之灵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与实践，使中国走向独立富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为之巨变或者说发生革命性转型。这一转型的价值观基础就是迥别于传统价值观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在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方面的最基本最突出的观念，它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反映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是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居统治地位、起主导作用的价值理念，它具有理想性、主导性、稳定性、共识性等特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支柱就是共产主义理想与社会主义信念，从本质上说，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程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社会主义价值观包含一条主线、四个层面。
主线就是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哲学—经济学批判。社会主义价值观就是在批判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过程中构建起来的。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本质是维护私有制，是一种占有式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具体形式表现为商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与货币拜物教，充满了对效用价值的追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资本主义价值观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因此，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人这个存在物必须被归结为这种绝对的贫困，这样他才能够从自身产生出他的内在丰富性。”[8]251-252在《大纲》中，马克思还针对“效用价值”观指出：“一切产品、活动、关系可以同第三者，同物的东西相交换，而这第三者又可以无差别地同一切相交换，就是说，交换价值(以及货币关系)的发展，同普遍的贿赂，普遍的收买是一回事。普遍的卖淫现象，表现为人的素质、能力、才能、活动的社会性质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说得文雅一点就是：普遍的效用关系和适用关系。”[9]113这种思想在现实生活中进一步表现为一切神圣价值的丧失和生活的全面金钱化，“一切都为利己主义的享乐而牺牲”[8]251-252。
社会主义价值观就是对追求效用价值的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超越，其基本内涵体现在四个层面。
第一，社会主义在物质价值层次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让财富充分涌流，但同时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的发展，涌流的财富体现的是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质发展”是共产主义革命“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否则，“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10]538。而发展生产力，也就是财富的生产，是“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而这种“涌流”本质是生产出“人的全面性”，是人自身价值的全面实现——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9]479-480
第二，社会主义在道德价值方面强调超越效用价值，拒斥个人利己主义，践行集体主义。资本主义的资本逐利逻辑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与此同时，整个社会发展都从属于资本的发展，包括精神文化及人的存在本身被商品化，都间接或直接被当做资本增值的手段，处处张扬的是功利价值，物质世界在增值，而人的世界被贬值，道德走向拜金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在废除私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利己主义不再是社会道德原则；剥削已无根基，人们有高尚的道德觉悟，奉行内含自由个性的集体主义精神，并通过劳动的自我实现达成幸福美好生活。
第三，社会主义在政治价值方面突出强调人民为本、平等正义与实质民主。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并以此出发把充分实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要求、解放全人类作为最高价值标准。《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11]42由此，在政治价值观上，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虚伪性，主张人民当家作主的“真正的民主制”，同时把平等正义视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呼吁平等，这也是社会主义格外吸引人的地方。而对于何谓平等正义，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恩格斯也指出：“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12]448他还指出：“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12]448
第四，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追求是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马克思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终极价值追求，而这种追求的理想社会形态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1]52他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1]52
上述四个方面概括起来可以总结为：(1)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2)平等正义与实行“真正的民主制”；(3)人民至上，集体主义，或曰“社会个人”主义；(4)劳动者最高贵，幸福生活是通过劳动而自我实现；(5)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就是马克思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社会主义价值实践对“中国精神”的革命性重塑
社会主义价值实践对“中国精神”的重塑，其基本进程就是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规范社会的思想—道德—文化转变过程，其最大成果就是产生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它们是中华民族精神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凝炼，是“中国精神”发展的当代思想精髓。
传统“中国精神”是巨型复杂的文化样态，许多人都试图对其特点作概括，但面对中国精神，即便是“大师们”也莫衷一是、爱恨交织。梁漱溟先生这样概括中国民族品性的特点：(一)自私自利，此指身家念重、不讲公德、一盘散沙、不能合作、缺乏组织能力，对国家及公共团体缺乏责任感，徇私废公及贪私等。(二)勤俭，此指习性勤俭、刻苦耐劳、孜孜不倦、好节省以至于吝啬、极有实利主义实用主义之精神等。(三)爱讲礼貌，此一面指繁文缛节、虚情客套、重形式、爱面子以至于欺伪；一面亦指宁牺牲实利而要面子，为争一口气而倾家荡产等。(四)和平文弱，此指温顺和平、耻于用暴、重文轻武、文雅而不免纤弱、特喜调和妥协；中庸及均衡、不为己甚、适可而止等。(五)知足自得，此指知足安命，有自得之趣，贫而乐、乐而无怨、安分守己、尽人事听天命、恬然而爱好自然风景、少以人力胜天之想等。(六)守旧，此指好古薄今、因袭苟安、极少进取冒险精神、安土重迁，一动不如一静等。(七)马虎，此指马虎笼统、不求精确。不重视时间、不讲数字、敷衍因循、不彻底、不大分彼此，没有一定规律等。(八)坚忍以及残忍，残忍指对人或动物缺乏同情；坚忍则谓自己能忍耐至至高程度。克己、自勉、忍辱、吃亏等都属于此。对内对外两面，实亦相连之事。(九)韧性及弹性，韧性至于牢韧，弹性则并有弹力。此不独于其个人生命见之，全民族全历史亦证明如此。此不独其心理精神方面为然，于其体质及生理现象亦证明如此。(十)圆熟老道，此大概为中国民族之总括的特征。其含义有：悠悠然不慌不忙、稳重、老成持重、心眼多、有分寸、尽情尽理、不偏不倚、不露圭角而具有最大之适应性及潜力。[13]25
中国共产党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中国精神的转变，既彻底批判了传统文化精神中封闭、狭隘、保守、落后、专制、奴化等弊病和局限性，又弘扬了其大同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优秀品质，从而使“中国精神”传统沿着批判性、科学性、开放性、现代性进行了革命性重塑，具体表现为：
一是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取代儒学的意识形态成为中国发展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而是要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努力将其与中国现实、中国历史、中国传统相结合，将其植入中国悠久的文化土壤之中，由此结出新的果实——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曾说：“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的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14]41中国共产党人倡导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具有浓厚的本土特色、民族风格，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充分吸收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六十多年来，党和国家始终强调要统一思想，竭力确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领导地位，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现代化发展。
二是社会主义取代大同思想成为中国人民共同的理想与追求。“天下大同”，是中国人对于理想社会最原初的梦想，《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又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是为小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同时又吸收大同思想的精华，构建起一种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理想，并不断以此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使之成为中国人民共同的理想与追求。
三是在对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规范的批判吸收和转换的基础上，构建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并形成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公民道德规范与道德精神，在全社会倡导与推行，使之成为社会主导的价值导向。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剥除传统道德中的等级压迫、保守封闭的方面，但积极倡导和弘扬诸如“忠诚”、“信义”、“仁德”等优良道德元素，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做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转换。如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重新解释忠孝节义等伦理规范就是对这种话语进行转换的典型案例，“‘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必须号召全国同胞实行这种最高的民族道德，这就是对于古代的封建道德给了改造和扩充。共产党员必须成为实行这些道德的模范，为国民之表率。党员过去已是这样做的，今后更应努力。如果不这样做，就不是共产党员，在共产党中没有他们的地位。因为一个真正的孝子慈孙，必然是对国家民族尽忠尽职的人。这里唯一的标准，是忠于大多数与孝于大多数，而不是仅仅忠于少数与孝于少数，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不是真正的忠孝，而是忠孝的叛逆。对于仁义也是一样，有益于大多数人的思想行为谓之仁，处理关系于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务而得其当谓之义”[15]。
毛泽东同志还对社会主义道德精神作了自己独特的创新阐释，如提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集体主义的雷锋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庆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往无前、英勇牺牲的人民解放军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革命理想主义、革命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继儒家文化衰落后，成为新中国的文化符号，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总结20世纪人类社会科学代表性成果，共计43项，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入选的唯一成果。”[16]
四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与产业，持续不懈地建设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引领的文化建设，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实践活动及群众性的文化活动，不断努力在丰富多彩的渠道中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到老百姓的生活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努力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在社会生活特别是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唱响主旋律，营造好风尚，增强社会主义文化的影响力、号召力。
三、“三个倡导”与“中国精神”的新生
1.“三个倡导”为“中国精神”当代再造定向
社会主义价值实践对中国精神的重塑是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特别是在当代社会价值与文化多元化的整体格局下，如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生活与文化建设，凝聚社会与民族共识，从而不断陶铸“中国精神”，成了一个紧迫的时代课题，为此，在这个关键时刻，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要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7]。“三个倡导”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规范了社会主义核心的价值追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从国家层面提出的，反映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复兴的共同理想；“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立足社会层面提出的，反映的是人们理想的社会关系价值结构，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政治价值导向上的规定；“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则是立足个人层面提出的，是公民基本伦理和底线道德。三个层面，十二个关键词，相互联系、相互贯通，整体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既坚持又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既继承了传统“中国精神”的精华，又反映现代性价值理念的共同意趣；既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新的价值标杆，更为“中国精神”的当代转化性再创造、为中华民族“精神自我”的当代锻造指明了方向。
“三个倡导”为“中国精神”再造定向，这个“定向”需准确地加以识别，在认识上走出一些误区。
首先是不能把“三个倡导”等同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是要通过“三个倡导”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说，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层次和基本范畴，没有这些“基本”，不可能进入“核心”。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的应是社会主义的理念信念与集体主义价值观。甚至可以说，“三个倡导”仍然不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层次的最终概括，而是一个开放性的历史性表述。因此，我们应当基于这一重要表述并以此为新的起点，与时俱进，进一步凝炼、概括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尽管当前我国社会各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仍存在一些差异，但这种差异不是要人为消除的，倒是走向更深刻的理智思考和整合建构的前提，是走向更加统一、共识的基础。
其次，“三个倡导”汲取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精华，但绝不是简单地回到传统价值观。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这十二个关键词，在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精神传统中，有的本身就是核心价值追求(如和谐、爱国、诚信、友善)，有的虽然不是传统主流价值的中心词汇，但也在历史中隐现，所以，“三个倡导”有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但是，如果仅仅把“三个倡导”看做是“中国精神”的“本有”，则未免显得自大，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其内涵尚需完成现代性转变，即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照下，实现自我更新、自我发展、自我丰富，一句话，实现传统“中国精神”的当代新生。
再次，“三个倡导”标识了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现代性价值，但绝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对西方价值观的接受、认可，而是批判基础上的超越，是建基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之上的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实际上，视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为西方价值观“精华”，并认为它与中国传统“本有”水火不容、根本对立，此种论断也是站不住脚的。且不说新儒家代表牟宗三、唐君毅等主张“由内圣开新外王”，就是在许多西方学者眼中，持异议的也不乏其人，如马丁·雅克就指出：“儒学虽然理所当然地主张建立集权式的统治体系，但它和其他某些传统一样，也具备了一些民主、民权方面的因素。”[2]179美国汉学家安乐哲认为将儒家思想与民主观念对立起来的论调至少犯了两个主要错误：一是“他们没有认识到儒家的‘权威’思想包涵着不可或缺的道德与美学内容”[18]54，二是“他们相信这样一个信条，即等级制度与民主观念水火不容。……他们盲目地相信民主观念就是以独立个性为基础的个人主义，机械地在民主观念与这种个人主义之间划数学等号”。[18]55实际上，中国传统中的民本、平等(均)、礼治、道德自觉与精神自由等思想十分丰富，它们对构建现代民主社会有重要的积极意义，至少是不矛盾，故也值得开采出来。中国自由民主社会的建设需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积极地发掘本土已有文化资源，走出一条有中国文化之根的中国式民主之路。这条中国式之路同时也就是“中国精神”传统的转化性深构的问题，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未竟的事业。
2.“三个倡导”需于中华民族精神深处扎根立新
方向已明，关键是如何按“三个倡导”要求来创造性再造“中国精神”，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就是要回到中华民族精神之价值传统的深处，也只有立足“本土”传统价值资源的转化性创造，才能体现中国性，成为一种“中国精神”，才能避免被文化殖民。林毓生先生说的好，“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不能经由打倒传统而获得，只能在传统经由创造的转化而逐渐建立起来一个新的、有生机的传统的时候才能逐渐获得”。为此，他自觉以“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为职志，力图实现“迈出‘五四’以光大‘五四’”的文化使命[19]。这种态度理应是我们应有的文化心态。更准确地说，“中国精神”的新生需要按“三个倡导”的定向对中国传统价值观进行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转换，这是一种创造的过程，是一种转化性创造。“三个倡导”表征了当代“中国精神”的基本价值内核，而如何让“中国精神”的基本价值内核化育成长，则需要将“中国精神”传统中合乎“三个倡导”的基本价值观念与元素提炼出来，转换成现代性话语，维护之、弘扬之，在“归根还本”中开新立命。
为此，我们首先需要明了“中国精神”传统中究竟有哪些基本价值观念与基本价值元素需要维护、需要弘扬。诚如郭齐勇先生所言，“核心价值观要有中国元素”，“需借鉴中国传统文化”[20]。关于这个“中国元素”，我们认为总体而言就是“重德仁爱致中和”，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弘扬作为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重德精神，阐扬其“仁爱”与“中和”的核心价值理念①[21]，发扬中华民族共享的核心道德规范——“仁、义、礼、智、信、勇”②[22]58-62。关于重德精神，牟宗三先生就曾说过：“儒家立教本就是一个道德意识，无有如此明确而显豁者。儒家……是直接由我们的道德意识呈露那内在的道德实体。这是四无傍依而直接觌体挺立的，不是来回旋转，驰骋妙谈，以求解脱或灭度的，在这样面对所呈露的实体而挺立自己中，这所呈露的实体直接是道德的，同时亦即是形上学的。”[23]435-436劳思光先生也特别强调作为中国文化精神主流的儒家之“重德精神”，并指出这种重德精神之五个方面的特点：不重思辨而重践履、重主体自身之升进；以自觉地价值主体改造实然的自我；只问应然的努力，不问实然的限制；知识从属于道德；由于不重实然境遇，因而未能区分个人事务与超个人事务，使政治从属于道德。[24]169-179中国文化传统之重德精神必落实于群体主义中，如同里夫金在《欧洲梦》中说的：“西方思想注重个人，东方思想注重集体。在东方，个人身份无法脱离与自身所从属的集体的关系。”哲学家亨利·罗斯蒙特(Henry Rosemount)写道，在儒家思想里，“没有‘我’能够孤立存在或被抽象地思考；‘我’是根据其他具体个人的关系而扮演的各种角色的总和……就集体而言，他们为我们每个人都编织了一幅独特的个人身份图案，因此，倘若‘我’的某些角色改变，其他人的角色也必然会改变，从而实实在在地把‘我’变成另一个人”。[25]326中国人的群(集)体主义从伦理道德意义上体现为一系列规范，那就是古往今来中华儿女共享的核心价值观——“仁、义、礼、智、信、勇”。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26]33以仁爱、中和为本源的中华传统价值观念，及“仁、义、礼、智、信、勇”的基本道德价值规范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须加以借鉴的“基本元素”，需加以维护，它们对于当代以“三个倡导”为导向的“中国精神”的新生，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对于传统文化中的基本价值元素，不仅要维护，而且要在思想上与马克思主义“打通”、“融通”。实际上，与马克思主义的“打通”是完全可能的，毛泽东、邓小平都是“打通”而“开新”的典范。从学术视野来看，以儒学价值观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确有广泛的思想同向性，根据汤一介的研究，这种同向性体现在四个方面[27]：其一，儒学和马克思主义都在追求理想主义的社会目标。儒家“大同”、“小康”的社会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有相通之处。汤一介认为，儒家所说的“大同”社会就是建立在公平与正义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因而包含着某种合理的因素，可以为“科学的社会主义”提供可利用的宝贵资源。而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建设的“小康社会”也是借用了儒家“小康”的概念。“大同”和“小康”的理想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提供极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其二，儒学与马克思主义都是实践的哲学。其三，儒学与马克思主义都是从社会关系来定义人，强调人的社会性。其四，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对“斗争”与“和谐”都持辩证思想。据上所述，汤一介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传承”儒学和马克思主义两个“传统”，并且儒学与马克思主义都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断“创新”。
维护、融通本身就是在批判继承中综合创新的过程，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再中国化”过程，同时也就是“中国精神”的转化性深构的过程。马丁·雅克指出：“所有伟大的历史转型要获得成功，都包括这样的与历史重新联系的过程。正如前文所强调的那样，在这个方面，共产党的政权理论和儒家理论之间的相关性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由于儒家理论盛行了二千年，中国共产党为了成功实现目标，除了其他举措外，还必须找到一种方式，一定程度上改造和创新这些理论。”[2]339以“三个倡导”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然包含对传统价值观的批判继承和综合创新。张岱年指出，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基本问题是义利问题、理欲问题、德力问题及法教问题，而个人与群体、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是传统价值观的核心问题。围绕前一问题而进行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转化中的再造，张岱年的基本构想是：“中国古代重义轻利、重理轻欲、重德轻力的传统应该改变了，应该肯定义与利的统一、理与欲的统一，德与力的结合。但是，如果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必走向失败；如果无礼无义、人欲横流，必至于引起混乱；如果维力是崇，不顾德教，难免‘失道寡助’。以义兴利，以理导欲、兼重德力，才是正确的道路。”[28]265而针对后一个根本问题，张岱年指出，儒家片面强调群体利益重于个体利益、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道家片面强调个体的重要性和个性自由价值；法家片面强调国家利益而否认精神生活的价值，都是有失偏颇的。在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上，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辩证地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既克服“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的价值取向，又不能“群体至上，淹没个体”。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应批判并克服“重理灭欲”、“重精神轻物质”的价值偏失，强调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的有机统一。
从学理上，我们非常赞成张岱年先生这一“综合创新说”。这样，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中国精神”才能从根子上生长出来、挺立起来。“简单移栽”原典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往往会水土不服，只有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土壤上的思想价值才会有生命力。
3.“三个倡导”的凝练升华及其实践构序
“综合创新”意味着“中国精神”的新生不能完全依靠传统的赐予，它既需要综合的思想创新，更需要直面当今的社会、经济现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开新”。
从思想创新而言，“三个倡导”已然为“中国精神”的新生定向，“三个倡导”的提出本身就是重要的思想创新，但如前所述，“三个倡导”并非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尚需在“三个倡导”基础之上进一步凝练，以进一步明确“中国精神”新生的方向。我们认为，“三个倡导”所体现的价值观可以进一步集中归结为“共富”、“民主”、“和谐”、“利群”、“自由”。这十个字、五个关键词是在秉承马克思主义价值理想和汲取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精华的基础上对“三个倡导”的进一步凝练升华，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也是“中国精神”当代新生的根本点。
其中，“共富”也就是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层面上的根本追求，即不是追求少数人的发财致富，而是全体人民的丰裕、富足。这一点，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29]495“共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17]14，也涵盖了“富强”。如果说“富强”是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共同追求，“共富”则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性，它既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和内在要求，也契合中国传统对“大同社会”的向往。“民主”是我们在政治价值层面上的基本追求。对此，毛泽东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30]207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同时也是儒家文化中“民本”思想的现代性升华，“认为儒学完全排斥民主思想，这样的观点也是错误的。比如1911年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就曾经说过：‘我辈之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首渊源于孟子，更基于程伊川(程颐，字正叔，号伊川先生，宋代理学家)之说。孟子实为我等民主主义之鼻祖。’”[2]332-333社会主义的“民主”本身就涵盖了“平等”，它就是要在保证平等作为社会主义首要价值的基础上，实现公权在社会成员中的最大分配，实现人民群众真正的当家作主。“和谐”是我们在社会层面上的根本追求。和谐内在地以“公正”为前提和保障，是承认差异基础之上的辩证统一，是“和而不同”，既肯定了当今时代的价值多元属性，又体现了传统文化的“中和”精神。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那是一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利群”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文化与道德上的基本追求。这是中国传统的群体主义价值观的扬弃，是中国传统的“仁爱”、“诚信”等德性与现代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美德的融合再生，同时也内含了“爱国”、“敬业”等价值元素。“仁爱”即仁德与爱心。它涵盖仁者爱人、孝悌为本、忠恕之道等重要价值的重新发扬。“诚信”即诚实守信。“诚”是“真实无妄”，在《中庸》里，“诚”被称为“天之道”，又叫“至诚之道”，是人最宝贵的品质。“信”是“诚”的品质在个体行为中的表现。将“仁爱”、“诚信”上升到社会层面，并与“集体主义”结合，就必然要求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必须以整个社会群体的共同价值为导向，同时，这也是从根本上对西方“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价值观的超越，也是我们当前社会最需要的道德价值。“自由”是人之存在和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价值理想，共产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就可以概括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个理想社会中，“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种自由是奠基于“共富”、“民主”、“和谐”、“利群”基础之上的自由，是人的自我的真正实现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将“共富”、“民主”、“和谐”、“利群”、“自由”这十个字、五个关键词作为“中国精神”的核心，必将进一步凝聚中国力量、推动中国崛起，促进有别于西方现代性模式的中国现代性价值模式的生长。也就是说，中国的崛起不仅是经济、物质层面的，而且是表明了一个有着深厚文明底蕴的大国重焕新生，并在文化价值追求上展示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新模式。
“中国精神”的新生不仅需要价值观的凝练升华，而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我们要在“五大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中切实地追求“三个倡导”，并聚焦于“共富”、“民主”、“和谐”、“利群”、“自由”五大价值；不是一般的倡导，而是要扎实地践行。
李泽厚先生有言：“今日之政治体系应本诸现代经济发展，诸如契约关系、个体自由、公平竞争、社会正义等等原则，莫不如是，均今日生活之公共社会法规，而不必一定求其源自传统。各文化传统大有差异，但同此走向、趋势，固因物质生活、衣食住行之无可避免之现代化也。因此尽管传统各有不同，而社会之公共法规却日趋一致，所谓可求共识(共同同意)的相互重叠(Overlap Consensus)之部分(参考J.Rawls的Political Liberalism)。从而各传统文化只起到某种范导性原则(regulative principle)之作用，而使社会性公德和政治规则在共同中又略有差异。孔学儒家之教义同此。如尽量使现代生活中更具人情味，更重协调、和解、合作、互助精神等等；而绝非‘由内圣开外王’，由个体一己修养开出今日之民主自由。我始终认为，今日之民主自由建立在现代化生活基础上(以现代经济为基础)，并非源自文化传统。这点似应当明确。”[5]429也就是说，“中国精神”的新生固然需要扎根于中国历史传统，但更为重要的还是要在实践中自觉创新，在现代化实践中开辟道路。
实践中的创新需要有制度作保证，即通过政策、法律、伦理制度的建设来加以施行。光靠个人觉悟或少数人的表率是不够的，必须依赖于社会制度的安排，包括形成促进与保障“共同富裕”的制度机制，推进民主取向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制度建设抑制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泛滥，使人们共同遵守“利群”(主义)的价值观等。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一个“良序社会”的形成需要个人正义，更根本的是要有正义的社会制度的安排。这样一种制度的安排内含着规范、约束、惩罚、奖赏机制。还是邓小平同志说得好：“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31]333
通过制度化的安排来维护“中国精神”、化育“中国精神”、壮大“中国精神”，需要政府与社会的共治，其中政府的治理尤为关键，是治理的主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政府既要推动经济发展，更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在实践中创新尤其要注重“道德治理”。今天，我们已经取得了物质上的极大成功，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我们社会生活中“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加强道德治理因此十分必要。“治理”是一个政治学概念，它通常指“在政治系统的特殊范围内行使权威，对政务或公共事务做出有效的安排，以达到维护政治秩序和维护正义价值的目的。就此用法而言，‘治理’经常被缩小为国家作用的运作问题”。[32]311道德治理是政府治理的一种形式，旨在守住伦理底线、匡正社会风气、形成良俗公序。对此，中共十八大报告特别指出“要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通过教育与治理，“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营造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
总之，在当代中国，我们要以“共富”、“民主”、“和谐”、“利群”、“自由”为根本着力点，积极践行“三个倡导”，如此必将催生出一种崭新的“中国精神”。事实上，这样一种崭新的“中国精神”犹如一轮红日正在东方升腾，它鼓舞激励着中国人民去努力实现“中国梦”，而这“中国梦”的实现也必然向世界呈现出那绵远流长的“中国精神”的无限魅力，或许，“中国梦”也是“世界梦”，在将来成为美国人、欧洲人及世界上的所有人艳羡的理想。到那时，融汇中西文明优长而成长起来的新的中华文明，或将成为人类的共同价值向往，从而使西方文明的全球霸权统治成为历史。诚如马丁·雅克说的那样，“中国崛起为世界主要大国标志着西方普世主义的终结”[2]343。中国崛起有力地表明，现代性不再是“西方化”的代名词，单一的现代性模式将被多重现代性模式所取代，“我们正在迈入一个由现代性竞争模式构成的世界”，其中“中国的优势会越来越明显，并最终成为主导”[2]343。
①关于这一点，可参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陈来先生的观点，陈先生多年来都持“以仁为本，以和为用”的观点，他说：“‘仁’是儒学价值理性的代表和实质性传统的集中体现，‘以仁为本，以和为用’的文化实践结构，体现了儒学与西方文化不同的精神特色，是真正代表儒学核心的文化实践、社会理想和文化取向的普遍性价值，集中体现了东亚世界的价值理念。”
②关于六大基本德性，详细内涵可参证韦政通先生的有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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