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冉：选择比不选择快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快乐论文,王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冉，哈佛大学经济学学士，工商管理学硕士（ＭＢＡ）。曾在美国大通银行全球并购部担任高级职务，成功操作了包括韩国ＳＫＴ通讯、真露啤酒、大宇电子、菲律宾航空公司等在内的几项在亚洲富有影响的并购项目，涉及总金额超过１０亿美元。王冉１９９４年在美国高盛公司就职，开始了他的投资银行生涯。之后回国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专注于新经济并购顾问业的投资银行———易凯网络资本有限公司，现任该公司首席执行官。他已在国内多家财经报刊及互联网上发表了近百篇投资银行方面的专业文章，并主编出版了中国第一本项目融资方面的专著《项目融资》。
初识王冉，是在易凯的网站上看见他的专栏，读完他的第一篇文章，我便由衷对他产生了一种钦佩感。因为我只知道他毕业于哈佛，在投资银行顾问业界小有名气，却没想到他竟然是一个专栏作家。他的文章处处闪烁着思想的光芒，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智慧。不仅如此，我不得不说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有着极好的笔触，缜密的逻辑性中不乏浪漫的感性气息。俗话说文如其人，他的文章给我的联想，不仅仅是一个跟资本打交道的人，还有更加广阔更加丰富的空间，我一时难以描述那究竟是什么，但我知道除了职业的身份，他应该还有更多的内涵，这种感觉促使我想进一步了解他……
出租车里的专栏作家
记者：我在“王冉专栏”里看到您的很多文章，很有思想、有见地，而且笔触很好。你喜欢写作吗？
王冉：喜欢也谈不上，但这么多年包括从上中学的时候开始，我一直都在写，所以没有荒疏。很多专业的杂志、报刊向我约稿，但我每个月也就只写一篇。我怕写多了招人烦。我现在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但每个月我会有一个晚上花两到三个小时去写。这是《财经》杂志把枪架在我脖子上的结果。
记者：虽然写起来只花两三个钟头，但看得出来每一篇文章都是长期思考的结果。
王冉：有些东西的确要去想，我想事情最好的地方是在车上。这也是我不愿意开车的原因，到现在我都是打车，因为在车上你可以打电话，可以处理一些事情，同时也可以想一些东西。在每月一期的《财经》杂志上的文章就基本上都是出租车里完成构思的。
记者：那你是出租车里想出来的专栏作家了。
哈佛：给了他光荣和梦想
记者：你本科的后两年和研究生都是在哈佛读的，在哈佛共呆了４年，那么哈佛对于你的意义是什么？
王冉：首先，是哈佛的人文环境对我的熏陶。在哈佛，能接触到世界一流的教授、学者，他们身上的感染力———特别是那种独立求索的精神，对我们的影响是深远的。当然还有哈佛的同学网络，不一定是同班同学，也不一定睡上下铺，但只要是哈佛毕业的，就会有一种亲近感。现在同学之中的很多人已经在各自的行业里逐渐进入角色，这个同学网络就成了非常宝贵的资源。大家相互感染着，相互促进着，相互关注着，哈佛人这个共同的名字永远将我们联结在一起。很多东西都是在回头的时候才显出美丽，在回味的时候才有滋味，我想哈佛就是这样的———你离开她越久，就越会感受到她的魅力，越会被它紧紧地抓住。
在哈佛，其实最重要的不是一个人的课业成绩，而是你在这里吸取了怎样的营养，又怎样让这段岁月丰富了你的人生和拓展了你的视野。所以我在学校的时候远非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功课上。我宁愿花时间做一些别的事情，比如听演讲、组织活动等等。如果天天关在校园里读那点书的话，我想在某种意义上是在浪费哈佛的经历。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想在哈佛的教育里面最大限度获取营养，不是仅仅停留在对那些课程的掌握上，而是要把自己融进那个人文环境，利用这个人文环境能给你带来的这些特殊的机会———包括跟世界一流人才的交往、交流的机会———从而真正打开自己的视野。
其次，哈佛给了我坚实的自信。哈佛鼓励的是要有远大抱负，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方面，还是商业、艺术方面，它鼓励你在自己的领域有所造诣，成为先锋和领导者，对社会和周围的人产生重大影响。这种意识根植于每个哈佛人的心里。高等教育的目的和功能不应该是教人知识，比如现在我工作中所用的知识都不是那时候学的，高等教育最重要的其实是另外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拓展人的视野从而能让人看得更远，另一方面是锤炼人的性情从而能让人走得更远。前者包括教你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后者包括培养自信、幽默感、团队精神、求索意识等等。这些都比纯粹的“知识”重要得多。
当然，哈佛生活———特别是两年哈佛商学院的案例教学———也在表达、交流以及快速阅读等方面磨砺了我实实在在的能力。总之，哈佛对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有具体而实在的，也有高屋建瓴的。
记者：你能用一句话概括哈佛精神吗？
王冉：光荣与梦想。这里的光荣不是说虚荣的那种光荣，好像一说起来哈佛怎么怎么着，不是，完全不是的。我所说的光荣是指充满自信和使命感地在人生道路上坦荡行走的那种光荣，是为了一个高远的目标而不懈飞翔的那种光荣，是追求心灵自由和人格独立的那种光荣，是同全球经济和人类文明同呼吸共命运的那种光荣。
根植于生命中的理想主义情结
记者：你为什么辞去美国大公司的职务回国创业呢？
王冉：我是１９６８年出生的，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有一种理想主义情结，骨子里有一种浪漫主义的东西在里面。包括在我二十岁的时候，用老百姓的话说还是一个“小屁孩儿”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就开始忧国忧民。１９８７年我刚刚出国，十八九岁的时候就在北京青年报同国内的朋友对谈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以及改革的艰辛与曲折。
正是这种理想主义的东西支撑着我、驱动着我第二次放弃美国大公司的机会回来创业。创建一家中国的、国际化的、私营的投资银行一直是我的一个梦想，为了这个梦想我可以不住毫华公寓、不坐头等舱。用一句俗一点的话说，“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因为这种精神会让你快乐。
记者：那你活着是为了快乐吗？
王冉：我觉得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是每天早晨睁开眼以后你会觉得很向往即将到来的这一天。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这样。同我们这一代从海外回来的很多企业家一样，我是一个注重过程的人。
记者：你的目标是什么？
王冉：我一直把我的职业生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做一家成功的投资银行，我和我的同伴们正在为此付出着努力，目标也在一步步逼近；第二个阶段我也许会做一些跟媒体有关的事情，但那将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了。
我是一个一旦定了方向或目标，就会执着地按照这个方向和目标的时间表去执行的人。现在就有很多人拉我去做媒体，但我不会去，因为我第一个目标还没有实现。如果我想好了五年以后或一年以后做第二件事情的话，那么我不会因为眼前有一个特殊的机会就跳出来。在这方面我是一个比较认死理儿的人。
记者：你所从事的行业是不是对你充满了吸引力？
王冉：我觉得是。我们正处在中国经济最有生命力的几个行业的风口浪尖，技术、网络、电信和媒体，在中国都是充满了激荡，充满了变数的行业，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事情。我们所做的包括兼并收购以及私募融资，都是对这些企业的发展甚至生存都有直接影响的事情，这也注定我们是在跟这些企业的最高领导层打交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跟当初在哈佛从最优秀的一批学者那里汲取营养一样，今天我们是跟中国经济浪潮里一批最优秀的企业家在打交道，我们同样会从他们身上汲取营养。
记者：做投资银行需要有前瞻性以及要有敏锐的洞察力。那么你怎么才能知道一个行业究竟会朝着哪个方向走？靠什么来支撑你的判断？
王冉：我们对一个行业中那些具体问题的认识永远不会象真正处在那个行业里的人那么深刻，因为毕竟他们天天都在第一线，我们只是从投资银行的角度来观察。但也正因为这样，才使得我们有条件站在画外看画，能够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个行业的发展方向和趋势，而这个角度可能往往正是那些站在一线的企业家比较难以获得的。譬如，我们会更多地关注国际产业趋势，从这个产业趋势里反过来看中国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因为毕竟成熟经济有些东西已经形成模样了，你能看到它的结果。反过来我们再看中国，中国从不成熟经济到成熟经济，从不成熟企业到成熟企业过渡的过程中需要有一条路或一座桥搭过去，但你知道它最终还是要向那个方向发展。可能这的确需要一种象你说的前瞻的或超前的东西，但这种东西又不能脱离中国的现实，这就要求我们很好地将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与中国的具体国情以及中国企业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要说判断，企业家也好，经济学家也好，对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要有一些最基本的判断，甚至可以说是信仰。比如说１９９９年的时候，我发表了第一篇关于互联网的文章《指着大海的方向》，那时候我就说，最终大家要回到赢利，不论采取什么样的商务模式，企业最终的价值在于盈利和现金流。这就是一个基本的判断，你必须要坚信这个东西，在这个基础之上它会派生出很多下一层的判断，我觉得这跟我本科学经济也许有点关系，或许它能帮助我找到一个角度。
未必每一个结论都是正确的，但你仍然需要有一个结论，仍然需要有一个看法，我觉得人就是这样，你要在不断形成看法的过程中来进步，来丰富自己，提高自己。假如你所有的事情都说：我看不清，我就在那儿等着，我非得等到看清了，那你可能这一辈子光在那儿看了。包括前一阶段我们说到门户的发展方向问题，那我也一直觉得，选择一个方向比不选方向要好，即使你选错了，可能也比不选好。
有人说逻辑的头脑是智慧的头脑，通过和王冉的交谈，我感觉到３３岁的王冉是一个逻辑的、理性的、冷静的人，从他平静而又成熟的外表似乎能感觉到这一点。这也许是他的行业使然，但他敏锐的思维和似乎不会枯竭的创造力正带给他此时此刻分分秒秒的快乐，用他的话说，生命象一条小河，他在顺其自然中享受着生活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