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要弘扬中华武德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武德论文,中华论文,思想政治论文,文化论文,弘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E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15(2010)05-0030-04
思想政治建设是军队的根本性基础性建设，是我军革命化建设的核心，是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确保我军始终成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确保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确保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思想政治基础。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是个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各个部门各个单位从多个层面，以及不同角度和不同领域扎实深入地开展工作。文化建设历来是我军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维度。因此，在当前先进军事文化建设中，注重挖掘中华传统武德文化中的思想精粹，汲取其思想文化资源，对于新时期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引导官兵形成与时代发展和使命任务相适应的共同价值观和特定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提高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质量和效益，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中华武德文化是新形势下加强我军思想政治建设的丰厚思想文化资源
武德是军人从事军事活动的职业道德，是社会道德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是一个观念体系和行为品质的统一体，包括政治观念、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品质、人格等要素。作为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军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华武德文化，源远流长，独具殊辉，且为世人瞩目。它从一个独特视角揭示和展现着中华民族深刻而丰富的文化内涵，因而成为展示民族文化精神、反映民族精神本质的“晴雨表”。它是军队战斗力生成的内在依据和文化基因。孙膑兵法《将义》篇中指出：“故德者，兵之手也。”武德文化就是良好的军人道德基因，其在特定情境中会导致军人一贯性的气质特征和行为取向。从根本上说，中华传统武德文化，是一种“软实力”，亦即是一种隐性资源，是一种内在的无形力量，构成为一个民族、一支军队“精气神”的魂魄，因而被克劳塞维茨誉为是“战争中最重要的精神力量之一”。“一旦武德的幼芽长成粗壮的大树，就可以抵御不幸和失败的大风暴，甚至可以抵御住和平时期的松懈。”正是这种像从矿石中提炼出来的闪闪发光的金属似的优秀品质和武德操行，成就了军事史上许多惊人业绩和伟大事业。这就使得任何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都非常重视武德的作用，并自觉地把武德作为一种文化即军队普遍适用的价值原则和行为规范来建设和培育，进而以此来统一和规范军人的思想和行为。因此，在当前深入挖掘和弘扬中华传统武德文化，既是我军思想政治建设的重大基础工程，又是我军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
“武德”概念起源很早。《史记·五帝本纪》上说：“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黑貔貅貙虎”。就是说，黄帝不仅重视“武”(即振兵——引者注)，而且重视“德”(即修德—引者注)，并把二者结合起来，尽管这里所言及的“德”并非完全是武德，但能将此作为养兵用战的基本道德要求，也是难能可贵的。对修德振兵思想阐述较为全面的是兵书《吴子》，其《图国》列举了历史上承桑氏和有扈氏之君因“修德废武”、“恃众好勇”而导致国家灭亡的正反两方面例子，说明在战火纷起、干戈扰攘的时候，只有“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才是强国辟土、以卫社稷的正确之策。即一方面要修“文德”以利“人和”，具体是以“道、义、礼、仁”之“四德”去引导、治理和安抚民众。另一方面要治“武备”以强兵，具体是组建和训练一支强大的常备军，并以此为基础“聚卒练锐”，精选出能攻善守的突击部队。先秦以降，“武德”一词开始作为军旅德性的专用术语出现在文献典籍之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的楚庄王的“武有七德”说，即“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武”与“德”二字联用，始见于《国语》：“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为正卿，有温德以成其名誉。”①这里的“武德”就是特指军人从武、用武、尚武所表现出来的德性。后来随着武德文化的发展，其内涵也不断丰富和深化。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不同阶级、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武德主体，虽然各有其不同的武德个性表征，但却始终有其共同的武德文化本质。武德是与战争相伴而生的。中华武德源于中华民族崛起的氏族兼并、融合的原始战争，其由战争所决定且为战争服务。《孙膑兵法》中就将武德的作用概括为：一是巩固内部团结统一的“粘合剂”，即“德行者，兵之厚积也”②。二是克敌制胜的强大手段，是谓“故德者，兵之手也。”③
中华传统武德文化是以德治伦理为本、以“仁”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其旨在强调以道德手段来处理军事实践活动中的各种伦理关系，以此强化军队的建设，锻铸战争中最重要的精神力量。关于武德之“仁”的基本内涵和功能，集中表现在对外关系和对内关系的处理上。处理外部关系(即主要是与敌军、与敌国、与邻国的关系)所遵循的是“义战”(仁义之战——引者注)原则，也就是运用武力手段解决问题。“义战”原则主要是指爱国爱族、诛暴伐乱、杀人安人、以战去战、上兵伐谋、善俘安降、兵不血刃、先德后武、和睦邻邦等等。处理内部关系(即主要是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上下左右关系等)所遵循的是“人和”原则，主要是运用道德的手段来维系。“人和”原则主要包括和军爱卒、爱民保民、恤民安民、上下诚信、爱兵如子、赏信罚必、赏罚严明、师出以律、令行禁止、任贤使能、正心宽度、尚谦明恩、同甘共苦等等。从总体上说，外以“义为上”，内以“和为贵”。武德本义上的“义”与“和”，都是“仁”的原则在军事领域的投射和体现。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部中华武德文化的历史，都是围绕着武德之“仁”这一核心和“义战”、“人和”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两大方面发生、发展和发挥作用的。这是中华传统武德文化五彩缤纷、雄浑壮烈、彪炳史册的内在根据，也是历代军队发挥武德建设威力的重要途径。
中华传统武德文化有着职业性与广泛的民众性、社会性相统一的重要特征。它有着极其鲜明的职业性特点，且又有着其他任何职业道德所无法比拟的极其广泛的民众性、社会性。尤其是传统武德文化中所蕴含的“辞不忘国，先国后己”④的爱国主义情操，“图国忘死，贞之大”⑤的民族气节，“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强烈忧患意识，“临军约束，则忘其亲”⑥的大局意识和牺牲精神，哺育了历代忠贞为国的铮铮将士和民族英雄，熔铸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之魂，成为团结和激励中华各族人民发奋图强、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旗帜。不仅如此，中华武德文化中所蕴涵的历代军人所提倡和弘扬的国防爱国主义、军事民本主义、军事人道主义、英雄主义、乐观主义、严密的组织纪律性、牺牲和奉献精神，以及忧国舍家、舍亲为国、以身殉国、抗敌御侮、智勇兼备、机智果断、爱族保民、爱民为本等优良品质和高尚品德，也都积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文明之中，并成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光辉结晶。这些既是民族文化精华、民主精神本质的集中反映和展示，也是当前我军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精神文化资源，因而成为新的时代条件下加强我军思想政治建设不可多得的宝贵精神财富。
二、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军思想政治建设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武德文化的基本着力点
中华传统武德文化具有很强的民族传统特性和历史继承性。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是中华传统武德文化薪火相传、活力四射的根本动因。在当前弘扬中华传统武德文化，建设高尚的军人武德文化，既是我军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又是提高我军思想政治建设效益的重要突破口和生长点。
第一，弘扬“精忠报国”、“图国忘死”、“国以忘家”的武德文化，树立和强化官兵忠诚于党、忠于祖国、报效国家的思想观念。“精忠报国”、“国以忘家”，是为国家、为民族整体利益而勇于牺牲奉献的一种中华武德。“精忠报国”的武德意义就在于它是把“忠”与“国”联系在一起，在“忠”的程度上是“尽忠”，即是对国家的忠心不二，公而忘私，国而忘家，以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见，它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华武德风范的最高境界。传统武德认为，要真正做到“精忠报国”，一是履责尽忠，即“辞不忘国，先国后己”，“临患而不忘国”。二是舍家卫国，即“将受命之日忘其家，张军宿野忘其亲，援枹而鼓忘其身”⑦。三是舍身报国，即“以身殉国，壹意而已”⑧。历史上霍去病忧国无以为家，马援花甲之年主动请战出征病死疆场，桓彝为谢国厚恩拒不投降，文天祥为国慷慨就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爱国主义的“绝唱”，也是中国古代军人武德风范的最高升华，因而受到世世代代人们的交口颂扬，其武德意义早已穿越历史的时空而影响至今。
军人与党、军人与国家的关系，是军人面临的最基本的道德关系，也是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首要问题。军人作为价值客体，其价值大小主要表现在价值主体即党和民族、国家对军人的需要以及军人满足这种需要的程度。在我国，党的利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由于军队的使命是为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而存在，因此军人的价值取向、价值观念和价值导向也必须反映和体现党和国家与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繁荣昌盛的客观需要，也是有效履行我军新使命的内在要求。因此，在当前我军思想政治建设中，就要结合新的历史条件，不断赋予“精忠报国”、“国以忘家”以新的时代内涵，剔除其本义中含有的封建的忠君思想及其“愚忠”和“盲忠”。在传承中华武德文化的过程中，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真正使“精忠报国”、“利民忠国”、“以身殉国”的传统武德文化熔铸于官兵的头脑，内化为官兵的理想信念，升华为官兵的爱国之情，固化为官兵的强国之志，转化为官兵的报国之行，使之所激发出的强烈责任使命意识和牺牲奉献精神，真正成为提高我军核心军事能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强大精神力量和政治保证。
第二，弘扬“爱民保民”、“爱民为本”的武德文化，树立和强化官兵始终热爱人民、服务人民的思想观念。“爱民保民”，“爱民为本”，是军人处理军队与人民关系的最基本的武德规范。《资治通鉴》中就载有“国之兴也，视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为草芥”的名论；《淮南子·兵略训》则提出：“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⑨这就是“得人心则众志成城”的要义所在。惟其如此，近代军事家蔡锷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指出：“古今名将用兵，莫不以安民爱民为本。”这一武德规范的基本要求就是：一是以民为本，任何时候都要“心存爱民之意”，“还政于民”。二是顺应民意。《淮南子·兵略训》认为，军队必须“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为之去残除贼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⑨。三是利民安民。《司马法》主张进行战争应当做到“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其民也。”
我军作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唯一宗旨，把热爱人民、服务人民作为自己的神圣义务和职责。因此，在思想政治建设中继承和发扬中华武德中关于爱民保民、爱民为本的武德传统，就是始终把人民群众作为最高的价值主体，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最高价值目标，时时处处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当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发生矛盾时，自觉牺牲个人利益，保全人民的利益。特别是在历史条件和客观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就更要求官兵自觉地倾听人民的呼声，服从人民的意愿，投身人民的事业，甘当人民的服务员。正如胡锦涛主席所说：“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坚持维护人民利益，永远当人民子弟兵，永远做人民利益的忠实捍卫者。”
第三，弘扬“守志持节”、“明耻教战”的武德文化，树立和强化官兵维护尊严、严守气节、崇尚荣誉的思想观念。“守志持节”、“明耻教战”是中华武德的重要规范。严守气节、崇尚荣誉是军人为满足高层次精神需要所追求的一个重要原则。亚圣孟子所倡导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品质节操。⑩我国古代军队所崇尚的“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武德格言，所表征的就是气节，荣誉重于生命。如苏武“留胡节不辱”的爱国气节，辛弃疾“赢得生前身后名”的人生追求，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人生境界，屈原“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的执着“立名”精神等，都深刻揭示了严守气节、崇尚荣誉的武德内涵。这一武德规范的基本要求是：一是在战场上，浴血奋战，气壮山河；二是出使被拘，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三是面对艰险，坚忍不拔，迎难而上。总之，气节是国魂、军魂的集中表现，保持革命气节是对革命军人的基本要求。我军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涌现出了无数满怀革命正气的英雄。如叶挺将军的《囚歌》，吉鸿昌将军的《绝命诗》，陈毅元帅的《赣南游击词》，以及无数革命烈士用热血写成的书信和诗抄，都生动地展现了革命军人惊天地、泣鬼神的崇高气节。在新的历史时期，军人的地位和军事实践的特点，为革命军人的革命气节赋予了新的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军的思想政治建设中，就要把树立和深化革命军人的荣誉观念、气节操行、人格尊严，作为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突出出来，把崇尚荣誉、严守气节视为自己的生命，做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在工作上忠于职守，克己奉公，在本职岗位建功立业；在战场上英勇顽强，浴血奋战，执节不屈；在大是大非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严峻考验中守志持节、保持高尚节操；在同邪恶势力的斗争中立场坚定、刚直不阿、嫉恶如仇；在逆境中从容应对、愈挫愈勇、矢志不移；在生活上坚持“拒腐蚀，永不沾”。
第四，弘扬“师出以律”、“以治为胜”、“和军一心”的武德文化，努力营造令行禁止、赏罚严明、内部团结统一的良好氛围。“师出以律”的基本要求是：率众出兵，必须严明军纪，谨守法律。“以治为胜”是战国时期的吴起提出的著名治军原则。它要求军队将士要“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挡，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阵，虽散成行”(11)。这样，才能做到“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12)，从而使威武节制之师战则必胜。历代许多军事家都把严明纪律、令行禁止作为治军统兵的第一要义。孙武演阵斩吴姬，司马穰苴整军诛庄贾以震三军，曹操割发代首，诸葛亮挥泪斩马谡，都是古代军队从严治军的美谈佳话。宋代民族英雄岳飞统率的“岳家军”，明代戚继光率领的“戚家军”，之所以在抗敌中所向披靡，深受群众爱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坚持严肃军纪、从严治军，因而成为威震敌胆的强兵劲旅。
“和军一心”，就是要求军队内部形成上下、左右和衷共济、团结战斗的和谐氛围。三国时期诸葛亮在《将苑·和人》中说：“夫用兵之道，在于人和。人和则不劝而自战矣。”故“师克在和，不在众”(12)，“上下一心，乃克有治”(13)。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14)，也就是这个道理。历代兵家认为，要做到“人和”、“和军”，贵在“爱卒”，就要做到“上下同欲”、“上下诚信”、“和军爱卒”、“为卒分忧”，“将与士卒共寒暑、劳苦、饥饱”(15)；也就是要“甘苦共众”，“同甘生死”。
我军作为中华优秀武德文化的传承者，不断发扬光大“师出以律”的武德传统，在思想政治教育、作战训练等一切军事活动中都坚持从严原则。在部队内部坚持官兵一致的原则，形成了官兵平等、尊干爱兵的优良传统。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军队的优秀品质和优良作风。在新世纪新阶段加强我军思想政治建设，就要大力弘扬“师出以律”、“以治为胜”、“和军一心”的武德文化传统，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恪守依法治军和以德治军的有机统一。坚持官兵一致，实行三大民主和官兵平等，强化尊干爱兵的团队意识，在内部建立起情同手足、亲如兄弟的官兵关系，努力营造纪律严明、作风优良、关系融洽、团结互助的和谐军营氛围，为增强部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奠定坚实的思想和情感基础。
第五，弘扬“尚武精艺”、“尚勇治气”、“智以为本，勇以为用”的武德文化，大力培育官兵的战斗精神。“尚武精艺”，就是崇尚武德、精习武艺。自古至今，“习军精武”为治军第一要义。孔子办学就把“射、御”列为“六艺”的重要内容。古代兵家强调的“兵不闲习，不可以当敌”，就是这个道理。它既是军人最基本的职业道德要求，也是军人置身行伍的最高价值追求，因而是军人履行保家卫国职责的前提和基础。“尚勇治气”则是一种崇尚勇敢、智勇兼备的武德风范，以及坚忍不拔、坚贞不屈的高昂斗志和伟大气节。历史上军事家们在这方面有许多独到见解，如《尉缭子》早就指出：“战在于治气”，“气实则斗，气夺则走。”孙膑也认为，“合军聚众，务在激气。”这些都是把激发军人在战斗中的精神力量放在重要位置。明代兵书《百战奇略》，则把“并气积力”作为与敌交战的第一原则。
军人职业的特殊性，对军人的“尚武精业”、勇敢、机智、坚韧、顽强、牺牲、奉献精神提出了比一般人更高的要求。特别是现代信息化战争条件下，“尚武”、“精艺”、“尚勇”之于军人，就像钙质之于身体一样，失去了这种精神，也就失去了魂魄，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战斗力。信息化技术条件下的战争，由于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广泛运用及其全天候、全方位的战场厮杀，战争过程变化急剧，战场情况诡谲复杂，战场的残酷性和激烈程度与以往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更需要军人在平时强化官兵“爱军习武”的意识和“常备不懈”的观念，练就掌握高新科技装备的过硬本领；在战时以超常的勇气和智慧去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以高昂的士气克敌制胜。我军在80多年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培养出来的英勇顽强、敢打必胜、愈挫愈勇、连续作战、一往无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正是“尚武精艺”、“尚勇治气”这一武德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是我军官兵特有武德风貌的集中体现。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趋利”、“竞争”原则的使然，人们的价值取向和利益格局的多元化，追求经济效益的观念明显增强，“爱军习武”、精练武艺的观念有所淡化。不仅如此，由于长期的相对和平环境，使得一些官兵在战备观念、奉献意识、牺牲精神等方面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弱化。因此，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就要立足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大背景，着眼于信息化战争条件下的新情况、新特点，大力弘扬“尚武精艺”、“尚勇治气”的武德思想，不断强化官兵的居安思危的战备观念和爱军精武的意识，特别是要强化“不畏强敌”的“迎战”、“善战”意识，打造我军精神强势，构筑我军特有的精神高地，形成无与伦比的军事软实力，为有效履行我军历史使命、打赢信息化战争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可靠的思想政治保证。
注释：
①《国语·晋语九·邮无正谏杀尹铎》
②《孙膑兵法·篡卒》
③《孙膑兵法·将义》
④《左传·昭公二年》
⑤《左传·昭公元年》
⑥《史记·卷六十四·司马穰苴列传》
⑦《尉缭子·武议第八》
⑧诸葛亮：《将苑·将志》
⑨《淮南子·兵略训》
⑩《孟子·滕文公下》
(11)《吴子兵法·治兵第三》
(12)《左传·桓公十一年》
(13)《明太宗宝训》卷四
(14)《孟子·公孙丑下》
(15)《六韬·励军第二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