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客家话和赣方言的分合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客家话论文,方言论文,分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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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话和赣方言的分合，是现代汉语方言分区中一个存在已久的问题。1934年史语所所做的方言分区中，有客家话，没有赣方言。赣方言包括在下江官话中间，还没有分出来。是不是存在赣方言以及客家话和赣方言的关系怎样，是罗常培首先提出来的。罗常培1936年在《临川音系》的叙论中提出，临川话和以梅县话为代表的客家话很相近，二者“是同系异派的方言”；1942年在《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一文中提出，江西方言“和客家话系统相近”；1956年在《临川音系》再版序言中又提出，存在着“客赣方言亲属关系”。罗常培的看法显然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1937年李方桂和1948年赵元任所做的方言分区中都有了赣方言，而且都和客家话合在一起，统称“赣客家语”。这和罗的看法恐怕是不无关系的。但是从1948年史语所的方言分区开始，客家话和赣方言不再合在一起了。两方言的分合，以后就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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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话和赣方言分合的问题，主要是两方言语音特点的异同问题。客家话和赣方言这两个比邻相处的方言在重要的语音特点方面相一致，把它们区分开来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历来在讨论客家话和赣方言的分合时，一般都把作为依据的语音特点列举出来。但所举不定一致，侧重点也不尽相同。下面列出一般认为的两方言重要的语音共同点和差异。
2.1 共同的语音特点 这一类特点主要有：
㈠古全浊声母清化後塞音塞擦音一律送气。例如：
㈡非敷奉母字声母和晓匣母合口韵字声母音值相同。例如：
2.2 不同的语音特点
㈠客家话不同于赣方言的语音特点主要如下：
①存在“古无轻唇音”的现象，如梅县：扶[,奉]
②存在“古无舌上音”的现象，如梅县：知[,知]
③泥来母字声母不相混同，如梅县：男[,泥]
④影疑母字声母不相混同，如梅县：爱[,影]
⑤溪母合口韵少数字声母为f，如梅县：裤[,溪]
⑥没有撮口韵，如梅县：雨（合口三等）
⑦一等覃谈韵字韵母混同，如梅县：蚕[,覃]＝惭[,谈]
⑧部分江摄字读同通摄，如梅县：双[,江]＝鬆[,东]
㈡赣方言不同于客家话的语音特点主要如下：
①泥来母字声母混同，如南昌：南[,泥]＝篮[,来]
②影疑母开口一二等字声母混同，如南昌：爱[,影]
③有的方言中来母细韵字声母为舌尖塞音，如都昌（土）：料
④有的方言中知照三等字声母为舌尖塞音，如临川：转[,知]
⑤一等覃谈韵字韵母不相混同，如南昌：蚕[,覃]
2.3 因地域推移而渐增差异的语音特点 还有一些语音特点， 在客家话和赣方言的范围内，距离越远，音类的差异越大。由南向北主要有几种情况：
㈠韵母中闭口韵逐渐消失，例如：
㈡读入阴平的次浊上字逐渐减少以至消失，读入阴平的浊去字出现并逐渐增多。例如：
㈢阴阳入调值逐渐由阴低阳高变为阴高阳低。例如：
上述特点中，全浊声母清化后塞音塞擦音送气无疑是两方言最重要的共同点。相比之下，不同语音特点的重要性就要差一些。其中客家话“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性质上虽然重要，但存在领字太少的问题。另外，某些特点反映客家话南部北部和赣语南部北部因距离大小而增减差异。所以人们一直感到区分客家话和北部赣语比较容易，区分客家话和南部赣方言要困难一些，特别是赣语临川地区的方言实际上可以看成是客家话和北部赣语之间的过渡。
从上述语音特点的整体情况来考虑，客家话和赣方言应当是可以处理成一个方言中的两个次方言的。但也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词汇在构成客家话和赣方言差异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比如据调查，和赣方言相比，客家人“我”说“
”，“吃饭、吃茶”说“食饭、食茶”，“是”说“係”，“破了”说“烂了”，“活个”说“生介”，“交合”说“鸟”，“藏（东西）”说“摒”，等等，明显不同。不过，实际上这种不同比起汉语方言间一般的词汇差异来并不突出，而汉语方言并不依靠这种词汇差异作为分区的依据，所以把它看作客家话和赣方言主要差异的组成部分，理由还不够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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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述客家话和赣方言语音特点的总体情况不能有力地支持两个方言的分立，1973年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在《客家方言》一书中提出，客家话有些“古次浊上字归阴平”，可以根据这个特点和赣方言相区别。1988年美国学者罗杰瑞在《汉语概说》中还进一步表示：“认为客家话和赣方言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其理由大部分是表面上的。”桥本万太郎的意见为我国许多学者所接受。他们还补充指出，客家话中古全浊上字和次浊平字也有读阴平的。这就是说，客家话一部分次浊上、全浊上、次浊平字归阴平这一语音特点，可以用作区别于赣方言的主要依据。但结合共时和历史两方面来观察，笔者以为，这个依据恐怕还需要斟酌。
首先，客家话中次浊平字确有少数字在各地一致归入阴平。以梅县话为例，如
但这些次浊平字归入阴平并不一定都是客家话自身演变的结果。其中有些字在邻近的湘、粤、闽方言，甚至赣方言中也同样读入阴平。例如：
这些字相邻多个方言中都读入阴平，说明可能存在借用的情况。有的字借用的迹象还非常明显。比如粤方言中存在因小称变调使次浊平字读成高平调的现象。
而广州的高平和梅县的阴平调值相近。这很有可能是客家话中这些次浊平字读作阴平的原因。考虑到这些借用的情况，客家话中可以构成调类分派特点的次浊平字，实际数量要大大减少，以致难以成为一个特点。
其次，次浊上字归阴平的现象的确普遍见于客家话地区，但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况。一些客家方言（特别是在赣南地区）并没有这一特点，而赣方言临川地区的个别方言反倒有这一特点。
至于全浊上字归阴平的现象，更是不仅见于客家话，还见于许多赣方言。而且，如果把次浊上字和全浊上字结合起来考察，还可以发现客家话和赣方言在这方面具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以梅县、定南、大余等客家话和新干、都昌等赣方言“马舅蛋硬”等四字为例：
如果把上表中的阴平字改写成符号“+”，再删去上声字和去声字，将可以看到下面的情况：
次浊上 全浊上全浊去次浊去
梅县 + +
定南
+
大余
+ + +
新干
+
都昌
+ +
表中各地都有浊上字归阴平的情况，说明这是一个在客赣两方言普遍发生的音变。音变在各地表现不完全相同，但这只是音变发生时各地方言自身音韵条件不完全相同的反映。如梅县次浊上字和全浊上字都归阴平，反映音变发生时梅县次浊上和全浊上还没有分化。定南和新干次浊上归上声，只有全浊上字归阴平，反映当时定南和新干次浊上和全浊上分化，次浊上已经和清上合流。大余和都昌次浊上字归上声，而全浊去（和次浊去）字和全浊上字同归阴平，反映当时两个方言中次浊上和清上合流，全浊去（和次浊去）和全浊上合流。上面所说各方言不同的音韵条件，就是指次浊上和清上合流、全浊去（或包括次浊去）和全浊上合流这另外两个调类演变在方言中是否已经发生。
根据上述情况，可以设想，浊上归阴平的音变不是在客赣两方言各地同时发生的。音变可能由南（客家话）向北（赣方言）发展，中间有一个过程。最先在南部发生时，客家话还不存在次浊上归清上以及全浊去（或包括次浊去）和全浊上合流的演变，所以次浊上和全浊上都归入阴平，浊去字不归阴平。以后音变向北发展到江西时，当地客家话和赣方言已经发生了次浊上和清上合流（这大概是官话的影响）以及全浊去（或包括次浊去）和全浊上合流的演变，所以次浊上字不归阴平，全浊去（或包括次浊去）字却归入了阴平。值得注意的是，今江苏泰州一带的方言也有类似的现象，
也许这一带的方言和赣方言间曾有过密切的关系。根据这一设想，浊上归阴平的音变发生时，如果不是江西的客家话和赣方言已经受到其他调类演变规律的影响，客赣两方言各地的浊上字显然将和梅县一样全部归入阴平。当然，以后次浊上归清上和浊去归全浊上的音变由北发展到了南部客家话地区，但那时当地浊上字已经归入阴平，浊去字归上后已经不可能再归入阴平了。至于官话全浊上归去的调类演变规律对客赣两方言的影响，则是更晚的事，和浊上归阴平问题无关了。
从以上观察中可以得到这样几点认识：
1.客赣两方言中浊上字归阴平，是在同一规律支配下产生的历史音变。浊上字在各地方言中的不同表现只是同一规律的不同折射。或者反过来说，这些不同折射恰恰反映了同一个音变规律。
2.各地方言的全浊上字都参与了归入阴平的音变，而次浊上字是否参与音变则取决于有没有其他声调演变规律的影响。因此，浊上归阴平这个音变的核心成分应当是全浊上字，而不是次浊上字。
3.客家话和赣方言中，都有在上述音变规律方面表现相同的方言和表现不同的方言，而表现相同和不同的方言并不按两方言的界限分布。这说明当时这一音变可以在客赣两方言的范围内自由地传递或扩散，说明当时客赣两方言间实际上并不存在方言区的界限。
根据以上几点认识，可以认为客家话古次浊上、全浊上、次浊平字归阴平的语音特点，还不是一个本质的特点。依靠它来和赣方言相区别，至少就方言一级来说，还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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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客家话和赣方言不存在真正能成为方言分区的依据的语音差异。但就目前所知，江西境内说客家话的人和说赣方言的人都坚持自己说的话是和对方不同的方言。也就是说，两个方言虽然共同点是主要的，但居民却在语言上相互排斥，不相认同。这就自然会使人提出疑问：这样的情况是怎么产生的。
也许客赣两方言重要的语音共同点不是由历史演变形成，而是不同方言间横向的影响造成的。如果是这样，有重要共同点而仍然属于不同方言就不足为奇了。但至少前述浊上字归阴平的现象不可能是借用的结果。那么问题仍然要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一些最重要的语音共同点上，看它们到底是怎样产生的。1960年袁家骅在《汉语方言概要》中曾就这一问题指出：“方言间语音的相互影响和渗透是可能的，因此必须找出历史发展的线索，说明两个方言的确经过一个共同时期，才能算是同一方言的不同分支。”这样，就需要从了解客赣两方言人民的历史入手，观察两方言是不是经历过这样的共同时期。
现代赣方言分布在江西北部中部以及相邻湖北、湖南的边缘地区。古代这一带的情况缺少记载。东汉扬雄《方言》多处提到吴越、吴扬越、吴扬江淮、吴楚、荆吴扬瓯等地的方言，但没有提到过包括在这些地域中的赣方言地区。这可能和当地人口稀少，缺少语言方面的记载有关。不过稍后中古时期的吴语是一个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内部比较接近的大方言，当时赣北赣中一带的方言和吴语其他地区的方言也可能是比较接近的。
客家人的祖先是由古代中原地区躲避战乱而南迁的汉族居民。据近人的研究，他们的迁徙主要分为三期。西晋末年（306 年）以后是第一期。他们顺颖水南下，在东晋南朝三百年间陆续迁徙到今长江下游皖南、苏北以至苏南、赣北、赣中一带的江南地区。《晋书》“王导传”说：“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可见移民数量之多。当时为安置移民，建立了许多侨州、侨郡、侨县，按移民来源地分别管理。人口的增长还导致不断增设行政机构。如江西在东晋时有豫章、鄱阳、临川、庐陵四郡，宋时从庐陵分出南康郡（赣南），隋时又从豫章分出宜春郡（赣中）。导致人口增长的原因主要就是客家人祖先的进入。以后唐末黄巢起义（874年），十年战乱，江西“虔吉饶信”等州（今赣北、 赣中西部、赣南）处在战火之中，客家人的祖先不得不又向今赣东南、闽西一带迁徙。这是第二期迁徙。再以后到南宋末年（1271年），元人南下，战乱又起，又有大量客家人祖先向南迁徙到今广东东部北部。这是第三期迁徙。在这三期的主要迁徙以后，客家人还有局部的活动，如清初靖边迁海，部分客家人北上回流到江西遂川、萍乡、万载、修水等地。不过客家人在第三期以后的迁徙，和客家话赣方言的分合问题已经没有关系了。
客家人祖先的三期迁徙，每一期迁徙后都有三四百年的时间得以安定生息。第一期迁徙后是唐代盛世，第二期迁徙后是宋代小康。而第一期迁徙后所居住的赣北赣中地区正是现在的赣方言区。由此看来，客赣两方言历史上的确是有过一个共同时期的。这就可以认为，它们重要的语音共同点是在这三百多年的时间里经历共同的演变形成的，它们不同的语音特点则是在客家人祖先第二次迁徙，离开赣北、赣中以后分别产生的。不过客家人祖先离开赣方言区并没有立即使两地方言间的关系发生多大变化。官话中次浊上和清上合流的声调演变发生在宋代，这一演变对客赣两方言浊上归阴平的音变都造成了影响。可见，客赣两方言在稍晚于宋代还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实际上仍然属于同一方言。（目前临川地区的赣方言和客家话语音共同点较多，可能是因为唐末动乱期间抚州一带相对比较安定，客家人祖先居留未迁的较多。这一语音共同点较多的现象也反映了客赣两方言早期的密切关系。）
既然客赣两方言曾经有过一个共同时期，曾经是同一方言，具有许多重要的共同点，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着密切的关系，那么为什么居民的共同心理却没有能形成呢？这恐怕和客家人祖先第二期第三期迁徙后的情况有关。客家人祖先作为晚到的移民，一般生活在闽西、粤北的山区，和当地的畲族关系密切，和周围居住在平原的其他汉族居民却有一个距离。他们没有能和这些更早到达的汉族居民融合，相反语言上很快有了为人所注意的特点，后来还有了一个作为特殊民系的称呼——客家，显示出不同于当地话和当地人的特殊性。而且，作为移民的后代，他们有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如坚守祖先遗传下来的风俗习惯和语言，容易在环境不利的情况下再度迁徙。而这反过来又妨碍了他们和周围社会环境的融合。当然，在目前，客家人的大量迁徙已经成为历史，但客家是一个特殊的民系，客家话是客家人的语言这种观念，其影响似乎还没有完全消除。似乎客家话主要是和客家人，而不是和客家人所在的地域相联系的，似乎客家话还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地域性方言。笔者以为，也许这才是客家话和赣方言无法合成一个方言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