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性研究与管理学科建设：基于工商人类学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学科建设论文,工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过30多年的发展，管理学在中国已不再是舶来品，中国的管理学者不再满足于仅将西方管理学理论运用于中国的管理实践。中国需要适用于本土的管理学。这不仅是期望，更是需要。管理研究的路径和方法会因为文化的不同而不同，管理中的规律和实践亦因文化的差异而差别显著。一方面，30多年的实践证实，西方管理理论建立在其自身的制度环境之上，与其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紧密相关，其理论和方法在中国“水土不服”；另一方面，大量实践经验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奠定了基础。这两方面都需要管理研究者深入思考和探索管理学的社会科学属性。 本研究以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关系为出发点，基于对两者发展历史的讨论，梳理社会科学中经典的质性研究方法，进而提出对管理学中质性研究方法进行再认识的必要：指出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仅仅是方法的不同而已，其结果是殊途同归，因为两者都为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服务，研究者应根据实际需要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科学研究的本质是创新，其原则是存真去伪。只有具备更优秀的研究内容和更广为接受的研究目的，研究成果才更有价值。 在对质性研究示弱现象进行梳理后，不难发现其真正的原因在于，经典的质性研究方法在中国学术界缺少规范的方法论研究。反观西方社会科学乃至管理学，对众多质性研究方法都有成熟的应用，这也为质性方法论在中国的研究提供了范式以及新的研究课题。 工商人类学，作为应用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近年来因其涵盖众多优秀的质性研究方法而被西方管理学界青睐，但却为中国管理学界所忽视。为此，本研究拟对工商人类学进行详细阐述，并就工商人类学对管理学研究的贡献进行论述；进一步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在管理学本土化中取得的开创性成果，指出中国管理学科建设归根结底在于从国情出发努力开拓本土化的新路径。 1 对当前我国管理学方法论的反思 纵观当前在中国管理学研究中，量化建模和计量检验等定量研究方法所占比重过高。美国管理学界曾经历过“只接受科学的实证研究论文”的迷思阶段，今日美国管理学界在探索学科严谨性和实践相关性的动态演进中，倡导在管理学研究中，应当在使用适当的计量和数学模型的同时，更加注重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分析。在美国管理学研究已经发生过定量研究方法取代创新研究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管理学研究仍在重蹈美国管理学界的覆辙，这无疑是一大遗憾。对量化建模、统计计算的推崇，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缺乏实质内容和知识创新的论文中，定量分析方法成了能发表论文的救命稻草，也成为了一些缺乏真知灼见的学术期刊畏惧非议的不二选择。 当下中国管理学研究方法的迷失，症结就在于急功近利。量化建模分析是一种“潜规则”，是参与学术探索的通行证，但是，这种做法往往会脱离研究本身的原始目的与价值，方法应该服务于研究内容，内容的创新才是研究的本质追求。从中国高校管理学院产生的历史渊源出发，有学者将定量研究的“天然”偏好，归结为基于工科院校传统建立管理学院的弊端。那些独尊定量方法偏好的管理学者，也许并未真正理解管理的本质其实就是人的活动，按照他们的思维定势，管理学有沦为数字游戏的危险。笔者认为，绝不能将研究方法作为判定研究优劣的唯一标准。判定好研究的标准应该是创新和存真去伪。创新是本质，存真去伪是原则；只有创新才能避免平庸思想的泛滥。 2 社会科学质性研究方法简述 邓津等从历史角度讨论应用质性研究的传统，探讨实地研究政治与伦理。从对相互竞争的各种范式(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建构主义、批判理论)的论述到具体诠释性的视角，讨论正在建构并影响着人类各学科的质性研究方法，并论述了研究者用于具体研究的主要策略。从研究的问题到范式(视角)再到经验的世界，方法问题以质性研究课题的设计为起点，为质性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层面，用不同的定义化操作，对同一事物的本质进行研究。质性研究在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互动中，通过长期深入的体验、调查和分析，对事物形成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定量研究依靠对事物可量化的内容进行测量和计算，并对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以达到对事物的把握。张梦中等指出，不能把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对立起来，应该看做是社会科学中两种互补的研究方法。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方法同属社会科学获取真知的手段，两者不可偏废。有效性、可靠性、客观性以及能够经受检验的理论，为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共同评价标准。 事实上，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的争论，大多由字面表述延伸至实际操作中，而在实际操作时，无论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式简单或复杂，都需要根据研究的实际需求结合不同的方法。两者区别的根源在于，采用定量方法思考的研究者认为自己只是认识、解释客观规律和社会现象，不干预也无法影响研究对象；而使用质性方法的研究者，将自己和研究对象放在同一个条件下，学习、体验和感受研究对象的行为方式、价值观、道德标准、风俗习惯、文化形式等。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者融入被研究对象之中就是一个长期的、抽丝剥茧的过程。 学术界关于方法论和方法的争论比较激烈，20世纪波普尔和库恩关于证伪和范式的争论，就属于方法论之争。鉴于国内管理学研究对定量研究方法持有强烈偏好，且学者们对此表示认同，本研究对定量研究方法不再赘述，而重点论述质性的研究方法。当然，本研究主要从方法层面而不是方法论层面进行讨论。质性研究方法包括现象学方法以及扎根理论、民族志和关键事件法。 (1)现象学方法 “现象学”概念大致可分解为4个亚概念，即最广义的现象学概念、广义的现象学概念、严格意义上的现象学概念和最严格意义上的现象学概念(“胡塞尔现象学”)。西方学者将现象学方法划分为7个步骤：研究特殊现象；研究本质；理解诸本质间的关系；观察现象在意识中的构成；观察显现的方式；将对于现象存在的信念搁置起来；解释现象的意义。现象学的一些步骤称得上是全新的和独有的，特别是观察显现的方式和揭示现象在人们意识中的构成。从根本上说，现象学方法的独创性是建立在哲学崇敬精神的决定性影响之上的。 (2)扎根理论作为一种质性研究方法，其重要作用就是在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理论。其基本思路有以下几个重要方面：①不断地对资料进行浓缩，从中产生理论；②对现有资料中呈现的理论保持敏感；③在资料和资料之间，理论和理论之间不断进行对比；④将从资料中初步生成的理论作为下一步资料抽样的标准；⑤不要过度使用过往文献，个人解释在建构理论时可以起到重要作用；⑥扎根理论有一套完整的检验和评价理论的标准，是基本一致的研究过程：开放性和选择性编码、不断比较、理论性采样、理论性饱和、理论性编码、写备忘录和手工整理备忘录。总体而言，扎根理论非常适合研究个人发展过程、群体内人际关系和个人与群体相互作用的关系。 (3)民族志 这是人类学重要的研究方法，确切地说是一系列密集和长期的田野观察项目，在当地人的文化背景下去理解被研究者。其主要过程包括两大阶段：地点的识别和介入，收集数据和分析。在传统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中，调查人员与被调查者保持长时间的接触，调查者必须使自己成为被调查者文化体系中的一员才能进行研究。民族志研究者在一系列的数据收集活动中，从一个被动的观察者变成一个主动的参与者。作为一种质性研究方法，民族志既是一种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因此，可将具有创造性的工具与结构清晰的研究目标及直觉加以完美地组合。 (4)关键事件法 该方法尝试通过访谈唤起调查者的回忆，例如，比较关键的事件或情境，对事件的选择以及一些反复提到的细节，这其中就包含了被调查者价值观和文化因素等宝贵信息。要求被调查者回忆当时的行为、思路和态度是下一步得到规范分析的重要前提。关键事件法的意义在于以个体的视角，从认知、情感和行为等不同层面来理解关键事件。关键事件法的优点包括：①关键事件的选择来自被访者本人的认识，所有的资料均为原始信息；②该方法属于归纳的逻辑推导，对于现有研究较少、知识和信息不足的问题，或进行描述性研究时，关键事件法优势明显；③关键事件法可以为验证性的实证研究提供基本的思路、待验证的影响因素和各因素之间的关系；④在跨文化背景下，该方法特别适合于对不同个体感知的差异进行分析研究。 质性研究认为，研究过程就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的互动过程。在研究过程和研究设计上，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两者确实存在明显的区别，各自都具有优缺点，在特定的研究背景下应当根据研究内容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不可本末倒置，让研究方法左右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对定量分析和质性分析过于简单的分类逻辑，必然导致两者对立，使之不能相互学习和吸收。实质上，方法本身并无对立性可言，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的目的，都是为了达到对事物获得一个比较全面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在这个基本原则下，随着研究的深入，质性和定量两种方法应能形成默契的配合，满足研究所需。事实上，那些粗糙的区分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的标准，对研究本身并无实际意义。 3 质性研究方法在管理学中的应用及其价值 对于“管理学最合适的研究方法”这一命题的探讨，必须从管理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开始。管理就是通过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默契和明契，来协调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从而完成工作。从这个定义出发，管理学研究的内容就是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目的在于使人力、财力、物力相互协作达到最高效率。研究者不应该深陷研究方法的泥潭，应当以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为导向，选择最佳研究方法或方法组合。程文广对定量方法和质性方法的特点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介绍了质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内涵，科学地把两者进行了比较，指出质性管理与定量管理的特点，两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促进两者互补整合，对于提高管理绩效，促进管理科学化、最优化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由此，将质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结合，应当是管理学研究者和实践者的最佳选择。 典型的研究过程由数个重要环节构成，即：明确研究对象、确定研究内容、整理文献、分析关系和提出假设、搜集资料、对原始资料进行提炼、得出结论等。据此，笔者摘选出国内顶级管理类学术期刊中，具有代表性的使用上述质性研究方法的文章，对质性研究方法的应用进行详述，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质性研究方法在管理研究的每个环节，都能起到推动研究前进的重要作用。 (1)在管理研究中，标准的质性研究过程从明确研究对象开始，构建基于研究对象的概念，根据已有文献整理出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便于研究问题所包含的维度和层次，现象学就能描述和分析研究对象的构成和各成分之间的关系，如蒋廉雄等以认知理论和现象学访谈方法，对消费者通过意义建构而形成的品牌产品知识体系，提出了初步的理论框架。之前的概念性研究和实证研究，对如何定义消费者品牌产品知识没有专门涉及。此研究利用现象学获得对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意义或性质更具深度的理解，扩展了品牌产品认知的分析只限于品牌物理特征联想及品牌功能评价的传统思路。 (2)其后，采用访谈、观察和实物分析等方法完成资料收集。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在了解研究对象背景，收集资料方面可以最好地达到研究要求；关键事件法则能收集到原始的、隐秘的、属于研究对象个体的宝贵信息，例如，王知津构建了使用民族志方法研究个人信息管理行为的模型，并根据模型精准地确认出不同阶段的关键任务。在使用民族志方法对PIM(personal intelligence management)行为进行研究时，强调在一种自然的环境中收集资料，并将所获得的事实资料仅作为用户PIM行为过程的证据。该研究还对民族志在个人信息管理和信息管理中的应用进行展望，并从信息搜集的针对性、全面性和准确性方面，对民族志方法给予高度肯定。费显政等使用关键事件法对不同样本的消费者内疚的关键事件，进行了探索性研究。该研究首先使用内容分析法，在不同维度上对消费者内疚进行描述性分析，探索不同维度之间的关系。然后，归纳总结营销者引发消费者内疚的行为、消费者内疚后的反应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此外，质性研究方法在公共管理中的应用也得到充分的体现，杨立华等基于对文献的收集分析，通过比较与整合文献，对质性研究的定义及特征、应用条件、研究设计、方法类型、操作步骤、质量评价和伦理等重要问题做了简要的归纳研究，指出质性研究方法是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方法，从而构建了公共管理质性研究的基本路径，供后续研究者学习参考。 (3)原始资料完成后，还要经过分类、归档和编码。这种对原始资料的分类、分阶段的分析方法，在当下的主流研究中都会采用“扎根理论”。例如，李志刚等以蒙牛公司为研究对象，以扎根理论为主要研究工具，得出蒙牛公司厚积裂变、模仿超越型快速成长模式。从中找出影响该公司在模仿跟随和实现超越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因素，该研究对于信息的处理重在目标企业的信息丰富度，而非样本数量大小。汪涛等运用扎根理论，通过收集和分析美国、印度两国消费者对中国产品的评论帖子，构建出来源国形象的形成机理和影响机制模型，以满足跨国企业亟需具有可操作性的来源国形象维度要求。此研究运用扎根理论处理海量二手数据，基于系统化的资料搜集与分析，用归纳的方法去发掘现象背后的理论。此外，黄敏学等运用扎根理论收集和分析公众在网上对企业社会责任评论的帖子，构建出“期望-满意-行为”的反应模型，以解释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认同和反应模式。 另外，还有其他的质性研究方法可以帮助搜集和分析原始资料，例如，徐岚等借助解释学方法研究父辈品牌代际影响，发现在父辈品牌的代际影响背后，存在着4种不同的消费者社会化机制。过往的研究重点集中在代际影响的结果，缺乏对代际影响深层作用机制的分析。该研究采用经典的解释学研究程序，包括资料收集和资料分析两个阶段，通过验证性程序验证后期研究者的解释准确与否。 (4)在结论得出方面，可使用的方法更是多种多样，包括多种形式的定量研究，且在质性研究的信度、效度等检验中，也常常会用到简洁和直观的定量方法。例如，何佳讯等先用质性方法，归纳出消费者对于老品牌“变与不变”态度的营销要素及基本作用机制，从而得出结论：对于老品牌的“变与不变”，消费者具有不同的态度。在这个结论的基础之上，该项研究采用定量的方法，验证不同的消费者特征是否影响老字号长期发展的差别态度，从而为老品牌细分市场、细分顾客群体的相应营销策略提供了理论指导。 在质性研究中，具体的研究过程与研究设计没有标准化的流程，研究者本人会将自己的价值观渗入到研究过程中，运用参与式观察、文献分析、民族志等具体的质性研究方法，形成多元的、适合具体情境的研究架构和研究设计，然而，在中国管理学研究的现状中，定量研究由于其本身范式的要求相对单调，研究内容模型化，研究过程在形式上具有类似“八股文”的特征，通常都会借助数据分析软件检验模型化的假设。洪芳指出，不能把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割裂，应当相互结合，充分发挥两种研究方法的优势，认为质性研究是进行定量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没有质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研究使质性研究更加科学、准确，可以促使质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对丰富研究成果，提高研究质量具有很大的帮助。由此，笔者认为采用定量研究方法是必要且重要的，但在某种程度上却不容易发掘构建模型的前提条件的变化及其带来的作用，在这种作用下如果构建模型验证，可能会误以为模型中变量之间关系发生了变化，但事实上却是外部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导致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也发生变化。国内很多研究的创新可能就是缺乏考虑具体条件而验证出的不同于前人的研究结果。 4 工商人类学对管理学的贡献 中国目前的管理学研究过于重视定量研究，忽视质性研究，更缺乏国际主流学界认同的规范质性研究方法论指导，这一缺陷制约着研究水平的提升。一些学者在详述经典质性研究方法研究程序和研究规范的基础上，对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结合管理理论指出规范的质性研究方法在管理实践中的优势。人类学是以人类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专业学科，它研究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以及人们对环境所表现出的情绪、态度和行为等反应。这是一个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大致可分为广义人类学和狭义人类学。狭义人类学主要是指对人类体质和体形发展规律的研究，通常称为体质人类学。广义人类学又可细分为文化人类学或者社会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城市人类学、教育人类学、管理人类学、环境人类学等。DENNY等研究发现，在工商管理世界很有必要创建一个平台来开发人类学理论的实际应用，从经验数据开发新的理论和在商业组织中执行民族志研究方法，以及提供一个专门为质性管理研究分析工作的论坛，这些灵感来自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在美国许多大型公司都雇佣人类学家用质性方法来研究其客户并提高业务水平，而工商人类学逐渐地成为商科的一个新领域，对人口结构的变化、民族差异、文化的独特性等分析提供建议。綦晓光等指出，工商人类学可以说是广义人类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与经济人类学和管理人类学两者密不可分，是应用人类学的一个新兴的分支学科，在传统的四大分支中，它应该被囊括在文化人类学中。其中，工商人类学和当今的管理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的联系也非常紧密。工商人类学家致力于对商业和其他社会在获取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质性分析，并从社会文化角度来处理现实问题。在介绍人类学经典的民族志等质性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笔者拟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人类学作为工商管理理论来源之一的重要性。VAN MARREWIJK发现，商业组织对使用民族志研究方法去研究和理解其生产流程、客户行为、国际商业和跨文化协作方面的兴趣越来越大，指出民族志不仅为管理学提供重要的研究方法，也为管理实践做出重要贡献。同时，笔者亦将分析工商人类学对管理学本土化的重要作用，探讨中国管理学在本土化过程中的新出路。 4.1 人类学是管理学的基础理论来源 人类学与工商管理学科具有天然的联系，为当下管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来源。例如，罗宾斯就非常细致地将人类学对组织行为研究的贡献，分别归在群体行为和组织系统中：对群体行为的贡献包括比较价值观、比较态度和跨文化分析；对组织系统的贡献包括组织文化和组织环境。罗宾斯进一步总结道，现在对组织文化和组织环境差异的认识，大多是人类学家的研究结果或采用人类学家的研究结果。又如，在对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中，学者们都推崇“自然主义分析法”，其基本策略就是通过人类学的参与式观察来研究和解释人们置身于真实环境中的行为，及其与行为发生相适应的文化氛围和价值等。这种自然导向的方法正是人类学田野调查核心价值的体现。 管理的本质是人的活动，管理理论以人为出发点，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促进管理实践向人性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运用人类学已有的人性及文化的专业知识，是科学管理的有效途径。除了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管理理论还研究外部环境的影响，这些都与文化密切相关，完全可以运用人类学的原理和方法予以解决。人类学是公认的对文化具有独特且深刻研究的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之一，面对外部世界多种多样、内容丰富的问题，管理学借鉴人类学对文化差异性的研究成果，必然会在理论上少走很多弯路，在实践中也有迹可循，从而减少企业及个人的损失，提高管理效率。 4.2 工商人类学对管理理论和实践的贡献 管理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人类学作为一门对文化具有深刻研究的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其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对管理学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其中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已广泛应用于管理学界。 管理学与人类学一样，本质上都是研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管理中包含了人的思想、观念、意志、情感和行为，具有个别性、非确定性和非量化性，难以用纯自然的科学方式来客观地加以描述和分析。例如，在对企业文化的研究中，我国学者通常采用国外研究中普遍使用的测量指标，且不论这些指标本身是否具有合理性及解释的力度如何，仅就对这些指标是否适用于中国的管理进行质疑，就彰显了各项研究所存在的基本问题。如果使用工商人类学参与式观察以及开放式提问的方法，就能够获得更直接、更具体的第一手资料，一方面在足够的、具有统一特征的研究对象集合里发展理论；另一方面得出的结论也非常具有针对性、适用性和时效性。 工商人类学将人类学的研究对象集中在工商组织及其经营领域，是人类学与管理学、经济学的交叉学科。当然，对象上的差异并不妨碍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而民族志等方法的独特性，针对不同的、具体的对象恰恰能给出更合理的解释。同时，民族志方法可以揭示影响人类经济活动的无法测度的文化和社会模式。例如，RUDKIN等通过民族志方法对金融服务业的研究发现，民族志方法独具两大优势：一方面，研究者在特定的环境中能够洞察独立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民族志方法帮助研究者发现特定环境中被边缘化的群体。 工商人类学对于管理学研究中的具体分支，如市场营销、产品设计、消费者行为、知识管理和企业家精神等方面，有着一套完整而成果丰硕的质性研究方法。通常人类学研究都被视为是“纯粹的”或者基础性的，人类学方法有7个明显优势：耐心的参与式观察、以局内人身份研究、多样化的具体操作、针对性的专业知识、跨文化预警、关心弱者以及平等的合作。比如，工商人类学为消费者行为的研究提供典型的文化变量参考，这些文化变量通过共享的符号、编码、价值取向和知识体系，塑造出遵守规范的社会人，这些遵守不同文化规范的消费者，具有其独特的消费行为。工商人类学研究市场营销人员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时通常使用观察法、访谈、文献分析、情景假设、关键事件法、网状分析和焦点小组等。工商人类学关于理解目标市场和解析消费模式的研究成果，给产品设计师们提供了更加深刻的见解，如美国专业设计协会(AIGA)等机构，甚至构建了一个产品设计的民族志模型(http://www.aiga.org/ethnography-primer/)。同样，人类学研究者也为知识管理构建了一个人类学模型，旨在回答那些拥有不同背景的雇员如何构建知识，以及如何对知识进行管理。对于工商人类学家而言，企业家精神的获得是一种社会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进程，因此更适合使用工商人类学方法去发掘和理解企业家精神产生的外部环境、企业组织结构和企业增长等因素。 经过长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人类学研究者认为，人类学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可以细分为7个方面：企业文化、知识管理、文化审计、组织变化、产品设计、市场和消费者行为研究、全球化与跨文化商务。张继焦认为，人类学在企业管理中早已得到了充分的应用，企业人类学在国外得到了很多非经济管理类学科，诸如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的关注和研究。工商人类学可以研究企业组织、人力资源管理、消费者行为分析、产品设计、市场营销、广告宣传和沟通策略、企业文化、跨文化管理、国际营销中的跨文化适应、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的地方性和群体性、一个新兴的群体——少数民族企业家12个领域。 工商人类学对企业内部管理的作用包括企业文化审计和塑造，隐形知识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在企业文化审计和塑造中，工商人类学家将组织文化视为组织克服外部文化环境制约的方法，一方面用文化差异的观点去质疑自己假设的“正确的”做事方法；另一方面将文化差异作为契机去学习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探索正式或非正式的知识，据此塑造利于企业利益发展的组织文化。另外，对隐性知识的管理，需要将隐性知识转化为具体的、可学习的知识和可操作的过程；而人力资源的管理要求企业学会解决员工流动频繁，职务安排不合理和员工满意度低等众多问题，保证雇员关系与组织目标相契合。 工商人类学对企业生产环节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产品设计、产品发展以及工艺创新等方面。以人类学视角观察的消费者行为研究，为产品的设计、服务形式和新技术的应用给出了最基本的导向。这不仅是对过去消费行为的分析，也是对一般消费需求的研究，同时也对未来消费的潮流和趋势进行预测。 在市场和销售领域，工商人类学分析产品对消费者的象征意义，以及在特定社会文化因素影响下的消费者行为动机，为企业提供如何激发消费热情的市场战略策划。对于跨国企业、跨文化管理和全球化运营，工商人类学更是发挥得游刃有余，因为从人类学的视角去观察超越国家界限，超越文化制约的世界，工商人类学不仅改变了企业价值观和企业文化，还能改变当地的消费文化，甚至是更广泛的生活方式。 总之，工商人类学作为人类学应用的重要分支，在继承人类学成熟的质性研究方法的同时，将人类学的成果应用到管理学中，带来管理学发展的革命性变化。 4.3 工商人类学视角下中国传统文化对管理学的意义 西方人类学发展研究的成果为中国相关研究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更为中国人类学者留下了诸多的研究空间。例如，在中国部分外资企业中，部分管理者来自发达国家，具有强烈的工商业文化背景，而员工则是社会主义体制下具有强烈的农业生产和生活背景的农民，这两者在共同利益之上建立了正式的组织文化模式，在矛盾之上则建立了非正式的组织文化模式。人类学家利用民族志方法对这种正式与非正式的企业文化差异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可以最恰当的方式解决当下企业内部的矛盾。例如，田广等从人类学的视角解释“富士康13跳”问题，认为由于员工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的冲突，对员工满意度、企业绩效等具有很大影响。 文化传统必然具有延续性，随着文明的发展，中国人在价值观、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上形成了一套独特而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这种心理结构使得中国的管理主体、管理客体和管理情境都和西方显著不同，这就是西方的管理理论在中国水土不服的原因。在管理本土化之路上忽略已经成熟的，基于中国独有的文化心理结构而构建的中国管理思想，却盲目崇拜舶来之理论，难免有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之嫌。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管理理论，特别是西方管理学理论，既有创新也有补充。如吕力用易学构建解释“管理与环境”关系问题的独特理论体系。他指出，一方面易学管理理论与西方管理理论在理论来源和方法上都有本质区别；另一方面，易学对管理的认识论和研究对象等问题与从西方管理理论视角的解释不谋而合。由此，易学管理理论既独特又普遍适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的管理思想至今仍闪耀着先哲们的智慧，如胡祖光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分成“纳言”、“用人”、“治法”、“处事”、“教化”5个层面展开研究，就每个层面总结出具有代表性的警句式管理思想。 我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包括法家、道家、儒家等，在许多方面与西方管理思想一致，有些问题甚至探讨得更深入，对西方管理理论既有创新又有补充。法家提出“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对于现代企业管理中如何有效地运用激励手段非常有启发。“不法古，不循今”的思想更是符合企业要创新，不要墨守成规的现代企业生存法则。道家思想对管理学乃至其他社会学科影响深远，道家强调整体性和和谐发展的思想，对企业内部管理和对外部环境的适应给出了基本原则。道家思想以“天下莫柔弱于水”、“柔弱谦下”为秩序原则，注重协调人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关系，提倡协作精神和领导者的人本思想等；“无为而治”充分尊重个人个性和尊严，通过提高员工满意度、激发员工工作动机，以提升企业社会形象，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完善企业文化，加大企业软实力的构建。 中国文化中另一重要思想——儒家思想对管理学的重要问题也有深远影响。儒家思想主要是以“仁、义、礼”为核心构建伦理价值观，不断地通过语言、文字以及各种文化工具影响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形成特定文化背景下的民族集体行为。企业学习和吸收儒家伦理道德的精华，对于塑造企业形象，构建底蕴深厚的企业文化有着重要作用。许多企业在不同的方面汲取儒家思想，如汲取“和为贵”的思想，树立团队精神；汲取“诚信”的思想，树立奉献精神；汲取“自强不息”的思想，树立创新精神等。 4.4 工商人类学对中国管理本土化的作用 从管理研究的历史来看，中国管理学界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与全球管理知识相比，还相距甚远，尤其缺乏关于中国企业管理的本土化知识。管理和实践会因为文化的不同而有国界的不同，至少在很大程度上管理中的规律和事实，会因文化差异而差别显著，而文化正是人类学研究的核心。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重视管理实践的欧美管理流派中，兴起基于人类学的管理学研究范式和方法。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基于外部市场和内部管理的需要，纷纷雇佣人类学家为公司提供操作性更强的管理措施。反观当下我国管理研究与管理实践严重脱节的现实，不难发现中国管理研究已经无法满足中国管理实践的需要，人类学对管理学的引领才刚刚起步，因此，中国本土管理实践在呼唤着人类学的思考。 管理实践既与生产方式有关，又与生产关系有关。更重要的是，管理实践即是文化的一个过程，又是文化的产物。文化对于管理实践的影响最集中地体现在企业哲学、企业价值观、企业道德和组织制度等方面。既然管理实践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以及文化紧密相关，就一定不是“普世”的，就一定不能忽视本土环境与文化对管理实践的重大影响。人类学家在长期研究过程中形成足以支撑其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主题，而这些主题与本土管理实践的“本土性”紧密相关。这些重要主题包括文化相对论、统一论、适应性和整体论等。这些主题强调将文化放在具体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中进行研究，同时也认识到基于人的共同需求而产生的文化特征和要素具有一般共性，而“本土性”要求研究者既考虑世界形势，更要深入中国国情；既要探索管理理论的一般性，也要揭示其条件性。 人类学在我国一向以实际应用为主，加上近30年来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为工商人类学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潜在的条件；同时，我国管理学界也认识到人文要素在管理研究中的作用，开始着手将人类学成果和方法应用到管理学研究中。如张继焦经过长期观察发现，企业(工商)人类学对公司管理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以企业的国际化发展为例，在制定国际营销战略中，一般讨论全球标准化、完全本土化，以及折中的“全球策略、本土执行”。张继焦认为“全球观感、本土策略”的方式与“全球策略、本土执行”有所不同。两者合并，可以理解为“全球兼顾当地”，是中国市场上的主流策略，然而，当前中国市场上的趋势则转向更彻底的中国本土化。要彻底实行中国本土化就要加强人类学与管理学的结合，加快工商人类学和管理人类学的中国本土化，这是探索中国管理理论和本土化管理实践的重要途径。 5 结语 管理学本质上是一门科学，更是对特定文化的反映和诠释。中国管理学界在吸收接受西方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同时，要不断地在其中加入中国的要素，从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及其方法论。中国悠久的文明发展史，为我国管理科学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人文基础，因此在管理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必须更多地强调中国特色，而这种特色是难以用数量分析的实证研究所能予以突出的，因此加强管理科学研究中的非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应用，是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的有效途径之一。标签：人类学论文; 现象学论文; 定量研究论文; 管理学论文; 质性研究论文; 过程管理论文; 思考方法论文; 工商论文; 民族志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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