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禀赋与经济增长：对“资源诅咒”命题的再检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禀赋论文,经济增长论文,命题论文,自然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美国经济学家Sachs和Warner(1995)研究了世界上71个国家1970～1989年自然资源状况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Sachs和Warner(SW)以自然资源丰裕度（以矿产品出口占总产出的比重为代表性指标）、市场开放度、投资、经济制度等为主要变量，检验一国的经济增长与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之间的相关性。其研究结论是，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确实存在相关性，但却是一种负相关性，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与地区，经济增长反而慢于自然资源稀缺的国家与地区。在有关自然资源和经济增长的领域内，Sachs和Warner的这篇论文，成了一篇比较经典的文献，一直拥有较高的引用率。①
Sachs和Warner所做的研究是对1970年到1989年的自然资源状况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经验分析，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论文发表至今已经过去11年，Sachs和Warner检验的时间序列也过去17年了。丰裕的自然资源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反而是经济增长的包袱，形成所谓“资源的诅咒”(curse of natural resources)。这是特定时期的经济现象，还是一种普遍的带有规律性的经济机理？尤其是随经济周期的变化，自然资源的价值近年来被重新发现，石油、铜矿、铁矿石等资源性产品价格的迅猛上涨，会不会改变“资源诅咒”的研究命题？学术上有必要从一个更长的时间跨度去做进一步的检验，尤其是要检验1989年以后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功能和作用。国内学者以区域为比较样本，研究了中国各省区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徐康宁、王剑，2006），但在国际视野的研究中尚属空白。
二、直观的观察与文献评述
按照一般常理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国自然资源越丰裕，经济增长就越有保障。在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所处的时代，经济学家对自然资源抱有异乎寻常的崇拜心理，因为有无充足的自然资源支持一个农业社会以及紧接着的工业化社会的持续增长是至关重要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中心观点之一，就是人口增长超过自然资源增长可能导致很坏的结果。100年前，经济学家对于面临资源有限供给情况下的长期增长持悲观态度，在他们看来，自然资源对增长具有极为重要的决定作用，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应该是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
图1 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丰裕度
然而，事实却往往与直觉背道而驰。只要做一个简单的观察就不难发现，众多自然资源丰裕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实际上是十分缓慢的。从17世纪的西班牙，到19和20世纪的俄罗斯，再到二战后的尼日利亚、委内瑞拉、海湾石油国等，这些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与同时期其他国家相比，经济增长速度明显缓慢(Sachs and Warner,1997)。俄罗斯总统普京所说过的一句话很让人深思：“我们的国家十分富有，但人民却很贫困”(Gylfason,2005)。相反，一些资源贫乏的国家，如17世纪的荷兰，19世纪的瑞士、日本以及二次世界大战后的NIE（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却都表现出了强劲的增长态势。在此，我们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初步的经验观察。我们选取了全球81个主要国家作为分析样本，先计算出1970～2000年间各国按有经济行为能力人口数为基础计算的购买力平价人均GDP（本文中的人均指标概念均与此相同）的年均增长率，记为GEA7000，②再以1970年各国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初级产品出口值占当年GDP的比重作为表示资源丰裕度的变量，记为SXP，相应绘出两个变量的对应关系图。从图1中可以看出，总体上来看，二战以来各国的经济增长绩效与自然资源的丰裕度之间确实存在着较为明显的负相关性。
在李嘉图之后，古典经济学对自然资源的讨论基本上消失了，进入20世纪50年代之后，自然资源才重新回到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中。不过，这一时期的讨论主要限于逻辑上的推理，也没有形成普遍的见解。一般的观点认为，丰裕的自然资源作为一种潜在财富，可以便利地被转化为资本，而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因而丰裕的资源为经济起飞提供了很好的支持，这种观点与古典观点基本一致（罗斯托，1960，中译本）。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对资源在增长中究竟能否起到促进作用提出异议。
要全面认识自然资源丰裕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一定的计量分析是必要的，但分析所需的计量工具和充分的数据这两个先决条件在当时还不具备。再加上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学对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兴趣逐渐消散，就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之影响的讨论，在经历过一次小的高潮之后，也随之出现了停滞。
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新增长理论出现以后，经济学家对自然资源与增长关系的研究兴趣才又得到复兴，出现了一批相关的研究文献。在这些研究之中，Sachs和Warner(1995)的研究虽然不是最早的，但无疑却是最有影响的。③在Sachs和Warner之后，又有一批针对“资源诅咒”的跨国研究成果相继发表，不过研究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Gylfason(2001)对22个转轨国家的自然财富与增长绩效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结果同样证实了“资源诅咒”效应的存在。Papyrakis和Gerlagh(2004)在SW的回归方程中引入控制人力资本的教育变量后，却发现“资源诅咒”消失了。不过，上述研究均存在样本容量较小的问题。 Stijns(2005)研究的样本数很大，而且在选取指标上也不同于SW框架。SW使用资源性产品占出口的比重反映一国的资源禀赋状况，Stijns则认为，资源性产品的出口并不直接等同于资源禀赋状况，生产和资源应是两个概念，资源多的未必生产多。他用人均土地、石油、天然气、矿产储量等指标代替SW的SXP指标，研究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Stijns认为，有的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负相关，有的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其结论是，土地资源丰裕度（人均，下同）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石油和天然气与经济增长也基本负相关，煤的相关性处于未定状态，矿物储量则有迹象显示正相关。应该说，Stijns的研究在某方面比SW更为细致，把自然资源用储量指标加以研究也是有一定意义的。但是，Stijns的研究把作为整体的资源禀赋这一经济学概念加以分割了，这是遗憾的，而且得出的结论也不能推翻SW框架，土地、石油、天然气这些最重要的资源在他的研究中与经济增长还是负相关，只能说Stijns的研究更具匠功，但思想上比不上SW框架深刻。
“资源诅咒”是个具有全球维度的问题，一个基本的原则是，采用大样本对其进行分析是必需的，但从已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献来看，在SW(1995)之后，较少有文献把自然资源作为整体性变量进行大规模样本分析。小样本的结果有可能受特定地区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对“资源诅咒”问题的认识产生偏误。正是基于这一理由，本文力求在更大规模样本（共81个样本，比SW的样本数更大）的基础上，用更新的数据，对“资源诅咒”问题进行一次更为全面的分析，并做出机理上的解释。在SW(1995)以后的研究文献中还普遍存在着另一个问题，即控制变量的选择不一致。我们认为，控制变量的选择应该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而Barro和Sala-i-Martin(1992)增长因素分析的结果应该是可靠的依据。对此，本文根据一致性的原则，以SW框架为基础，增加了SW框架中所没有但却是必要的控制变量（详见本文第三部分），以期得到比SW更具稳健性的结论。
“资源诅咒”命题的研究，进一步引发了对资源的阻滞增长效应的原因和渠道的理论解释。对此，一个被广泛认同的机理是，自然资源具有很高的经济租并由此引致大量的寻租行为，而后者必然引起腐败、官僚化和公共利益的损害，正是这种制度弱化导致了“资源诅咒”效应(Sachs and Warner,1997,1999; Gylfason,2001)。Sachs和Warner(1997,1999)则指出，丰裕的自然资源能够将有限的资本、劳动聚集到了资源型初级产业中，相应地，用于制造业的资本和劳动就越来越少，进而导致制造业萎缩。对长期增长至为重要的制造业得不到发展，经济必然陷入到增长乏力的困境，这就是所谓的“荷兰病”效应。此外，初级资源行业的扩大还会降低人力资本的报酬以及教育投资的规模，这也将对长期增长产生负面效应(Sachs and Warner,1997; Gylfason,2001)。
从以上的综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应该说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命题，但学者们的研究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现实的复杂性决定了分析的复杂性，特别是自SW做出研究之后的十几年，全球并未发生类似于“第三次浪潮”那样的技术变革，资源的重要性似乎又重新得到确立，“资源的诅咒”是否不再灵验？由于数据和时间的限制，SW之后的学者没有就最近十几年的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做出进一步的研究，这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空间。
三、模型与数据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资源诅咒”命题是否存在，也是为了在Sachs和Warner(1995)研究11年后做出新的经验研究，本文以1970～2000年的跨国增长样本数据(cross-country data)为基础，并通过引入更全面的控制变量，对自然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一个扩展的再考察。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对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直观的观察，不过，为了排除由于其他变量的影响而可能导致错误结果的情况，上述直观结论还需要借助于计量分析的支持。按照跨国增长研究的通常做法，我们将计量模型建立在条件收敛的假设之上(Barro and Sala-i-Martin，1992)。所谓条件收敛即是指，在控制了所有其他变量之后，人均收入较低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应该高于人均收入较高国家的增长率。基于此，计量模型服从以下的一般形式：
其中，g表示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本文样本的跨度是1970～2000年，这里g就是上面计算出的 GEA7000。ln(Y[,0])是初始时期人均GDP的对数值，加入这一变量的目的是为了对增长方程的转换动态加以控制，以使其符合条件收敛的假设。由已有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文献可以预期α[,1]＜0。在本文中，ln(Y[,0])取值为1970年人均GDP的对数值，记为LGDPEA70。R表示资源丰裕度，我们首先使用前面提到的SXP变量来表示。Z是即将加入的一系列控制变量组成的向量。
在分析之前，我们先对样本数据的选取做出几点说明。首先，我们将样本时间选择到2000年而未延伸至更新的年份，主要是考虑数据“一致性”的问题。目前，国际学术界关于各国经济增长研究中，其数据来源都是PWT数据库。出于可比性的考虑，本文照例也选择了PWT作为数据来源，并用了最新版的 PWT6.1，2000年为该版最新的年份数据。我们认为，以30年的时间跨度检验各国增长的轨迹应该是充分的。其次，我们选择人均GDP作为各国经济增长的绩效指标，主要是为了剔除国家大小和人口规模造成的偏差。再次，变量选用购买力平价指标，一方面是为了剔除名义汇率的大幅变动给换算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偏差；另一方面，对增长问题的研究往往更关注真实而非名义财富，这是国际上研究的普遍做法，也是为了和SW研究保持可比性。
“资源诅咒”的含义就是自然资源丰裕国家的增长反而较为缓慢，用计量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达，就是要检验方程(1)中资源系数的正负性。我们首先将GEA7000,LGDPEA70和SXP变量带入上述方程，构建出基本的回归方程：
这一方程的回归结果在表1第2列中列出，其中，SXP的估计系数为-5.52。不过，据此判定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还为时尚早。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回归方程中如果只有资源丰裕度作为解释变量，那么，计量分析所显示出的负相关，实际上很有可能是因为包含了其他增长变量的影响的综合结果，这样的结果就是有偏的。因此，继续在基本回归方程中加入变量对这些影响进行控制是必要的。经济开放和经济一体化是战后世界经济最为显著的特征，因此，我们首先加入表示外向度的变量 SOPEN，用以控制外向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里，SOPEN采用Sachs和Warner(1995,1997)的定义。 SW根据贸易壁垒、黑市汇率溢价、社会体制等多个方面的因素来判断一国某个年度是开放（赋值为1）还是封闭（赋值为0），然后将样本期内开放年度的数量除以总的时间跨度，即得出衡量外向度的指标 SOPEN。在本文中，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我们选取的是1965～1992年的样本期。之所以来选择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作为外向度变量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即开放是一个涵盖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广义概念，并不仅仅意味着贸易的增长，而这一点是传统贸易开放度指标所难以反映的。而且，事实上许多资源丰富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很高，但却很难将其定义为开放国家，如尼日利亚、赞比亚等。因此，SW的SOPEN指标是较好的选择，加入这一变量的回归结果在表1第3列给出。同样，结果显示SXP的系数还是负值(-3.80)。
表1 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丰裕度之关系
说明：因变量为GEA7000，括号中数字为标准差，***、**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下显著。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的阐释，我们继续在回归方程中逐步加入其他增长变量，分别用以控制制度、物质资本积累、商品价格冲击等因素对增长的影响。其中，RL表示法律制度条件，用以控制制度因素的影响； INV7000表示1970～2000年资本投资占GDP比重的平均值，用以控制物质资本积累的影响；DTT7000表示1970～2000年贸易条件的平均变化率，用于控制价格冲击的影响。除了这些因素外，在新增长理论中，人力资本一直被视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然而，在Sachs和Warner(1995,1997)的研究中，这个变量却令人遗憾地被遗漏了。这里我们加入了代表人力资本的变量SCHOOL，即1970～2000年间各国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用以控制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在回归方程中加入以上变量之后，可以发现SXP的系数仍然为显著的负值(-5.05)。最后，我们又在回归方程中加入了1960～1969年各国的PPP人均GDP增长率GEA6069。加入这一变量是基于如下考虑。假定存在一个影响经济增长的固定变量，如地理因素，再假定资源在各国间的分布是随机的，此时就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拥有有利区位因素的国家将获得高收入，这就会使其SXP值降低；相反，地理条件不利的国家的SXP则会升高。这样得出的资源与增长间的关系就是虚假的，实际上是地理因素与增长间的关系，因此，还需要对地理变量进行控制。直接测量和比较地理变量是困难的（当然也并非不可能，但用于本文的可得性意义不大），由于前期增长与地理变量肯定相关，因而可以将GEA6069作为地理的一个代理变量。在加入所有这些变量后，为了避免多重高度共线性，我们先计算出了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显示，变量间并不存在高度的正相关性，基本上可以排除高度共线性的顾虑。对加入所有这些变量的增长方程进行回归，我们可以发现，表1第8列中的SXP的系数仍然是显著的负值(-4.74)，这就是说，从1970年到 2000年长达30年的主要国家的增长经验来看，资源与增长之间确实显示出显著的负相关性。
下面我们采用Sachs和Warner(1997)的方法对回归的稳健性进行检验，即对于极端样本值进行单独观测以及试用不同的资源丰裕度度量指标。此外，由于制度质量的评判是个复杂的问题，没有一个指标能够做到完全精确，因此，我们还将同时用Kaufman等(2003)构造的腐败控制(control of corruption,CP)指数替代RL指标来进行稳健性检验。
海湾地区的产油国均位于世界上SXP指数最高的国家之列，由于这些国家普遍缺乏相关统计数据，实际上在前面的回归分析中我们并没有将其包括在内。现在将这七个产油国单独拿出来观察，在附录3中通过粗略计算即不难看出，这些国家在数据可得年份中的平均增长率，相对于大部分国家而言都是相当低的。从这些极端的样本中，我们可以发现更为明显的“资源诅咒”效应。除了SXP指标外，我们继续用矿产品产出占GDP比重的SNR，初级产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的PXI 70，以及表示人均土地面积的 LAND三个测度资源丰裕度的指标做分析(Sachs and Warner,1995,1997)，将SNR、PXI70和LAND替代回归方程中的SXP，能够发现30年资源与增长关系的结论仍然不变。而且，回归结果表现出较好的稳定性。最后，我们用CP指数代替RL指数进行回归分析。④结果显示，对应于不同变量，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负相关性仍保持不变。从这些检验的结果来看，自SW研究之后11年，“资源诅咒”命题不仅确实成立，而且具有较好的稳健性。当然，不能从这一研究结论中得出另外一种理解：所有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经济增长都是慢的，或者说是任何时候都是慢的。其中的道理不言而喻。
四、“资源诅咒”机制的解释
在跨国增长研究(cross-country analysis)中，制度因素是各国经济增长差异的一个异常重要的解释变量。Barro和Sala-i-Martin(1992)研究表明，完善的法律制度环境、高效的行政体系、自由的市场经济秩序等制度特征是实现良好的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从前面的回归方程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制度变量RL的系数为正，这也再次印证了制度质量与增长的正相关性。通过对众多资源丰裕与落后国家的考察不难发现，丰裕的资源往往会带来制度质量的弱化。对此现象最早的解释可以追溯至Krueger(1974)的寻租理论。由于丰裕的自然资源蕴含了大量的经济租，这样就会导致在资源产业内或围绕着产业形成相关的寻租利益集团。这些寻租集团会千方百计地去寻求对资源的控制权，通常的做法就是对执政机构提供资金支持或直接对关键部门和人员行贿。在占有自然资源后，这些利益集团往往又会通过各种手段，甚至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来阻碍竞争以维护其利益。寻租行为的存在使众多资源丰裕的国家与腐败、官僚化、市场残缺等现象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了一起。Sala-i-Martin和Subramanian(2003)通过对尼日利亚的考察发现，寻租行为致使该国的腐败问题相当严重。这里，借助于计量工具，我们将样本国家的制度规则变量 RL对资源变量SXP进行回归，得出表2第2列的结果。可以看出，资源变量SXP的系数为-5.31，这就是说，大样本跨国研究同样印证了关于寻租的理论分析，即丰裕的自然资源对制度质量造成了负面影响。
表2 资源阻滞经济增长的作用渠道的分析
说明：括号中数字为标准差，***、**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下显著。
从长期看，人力资本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量，培育并积累一定存量的人力资本，是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先决条件。然而，在众多资源丰裕的国家中，对于人力资本的培育却往往被轻视了。以冈比亚为例，该国1970～2000年间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1.47年，而在很多资源非常贫瘠的国家中，如西欧的丹麦、瑞士等，这一指标都普遍达到了9年以上。在资源丰裕的国家中，初级产品的生产构成了经济活动的主要部分，这些部门并不需要高技能的劳动力，因此扩大教育支出以增加人力资本对这些国家是没有必要的。对于个人而言，由于就业领域仍然以初级产品部门为主，接受教育以提高其人力资本的收益并不高，因而个人也缺乏接受教育的激励。由于教育支出不足、人力资本匮乏，制造业尤其是高技术含量制造业的发展空间被极度压缩，因此，资源丰裕国家往往也缺乏长期增长的动力。这里，我们将前文样本国家的代表人力资本的受教育年限变量SCHOOL对资源变量 SXP进行回归，得出了表2第3列的结果。可以看出，SXP的系数同样为负(-5.74)，说明资源丰裕度与人力资本积累之间存在着负向关系。
表3 资源阻滞作用传导渠道的相对重要性分析
说明：第2列为表1第8列相关变量的回归系数，第 3列为表2相关回归方程的资源变量系数。
“荷兰病”效应是用于解释“资源诅咒”的另一个重要论据。在许多自然资源非常丰裕的国家，资本财富要么集中于初级产品生产，要么大量流向海外，制造业萎缩，经济结构单一化。然而，恰恰正是制造业及其具有的正外部效应，才是长时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和必要基础；制造业普遍缺乏、经济活动集中于初级产品生产的资源国也就必然摆脱不了增长乏力的困境。由于缺乏贸易与非贸易部门的产出及价格水平的数据，我们借助于资本投资占GDP的比重和表示国内外相对价格水平的贸易条件，来研究制造业萎缩以及物价水平上升等“荷兰病”效应。基于前面的样本，分别将INV 7000和DTT 7000对SXP进行回归，得出表2第4和第5列的结果。可以看出，跨国增长的经验确实证实了“荷兰病”效应与国家的资源丰裕度存在着密切联系：资源丰裕国家的投资率较低，反映出这些国家普遍缺乏大规模的制造业部门和投资机会，同时，这些国家的贸易条件也处在不断恶化的趋势之中。不足的是，在DTT 7000对SXP进行回归时，资源系数的显著性较低。此外，由于制造业部门规模偏小、缺乏竞争力，这些资源丰裕的国家为了保护有限的产业往往又会提高门槛来保护国内市场，这种做法又会降低其开放度，从而对其增长产生不利影响(Papyrakis and Gerlash,2004)。我们将SOPEN对 SXP进行回归，得出表2第6列的结果，可以看出，资源丰裕度与开放度之间也存在负相关性。
制度、人力资本、“荷兰病”效应（影响投资、贸易条件和开放度）是资源阻滞增长的作用渠道，在我们的大样本经验研究中也得到了验证。将表2的回归结果与表1的结果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对各种渠道的相对重要性进行分析。在表3中，第1列是以上讨论的各种作用渠道，第2列是来自表1增长方程中各变量的相应系数，第3列是表2中相应的各回归方程的SXP项的系数。相应两列系数相乘就可以看出资源通过各种作用渠道对增长所产生的影响，这个结果列于第4列。第5列则是各种渠道的影响占总影响力的比重。从这一列中可以看出，开放度渠道的影响最大，也就是说，从本文大样本的分析结果来看，“资源诅咒”的形成主要还是由于丰裕的资源对开放度造成了不利影响，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阻滞作用。其余渠道按重要性排列依次是人力资本、制度条件、投资，而通过贸易条件的变化对经济增长形成的不利影响则显得最小。
五、简短的结语
本文在基于战后各国增长经验的基础上，对“资源诅咒”是否存在进行了大样本的分析，得出几点结论或启示。首先，通过1970～2000年30年来各国经济增长的绩效与自然禀赋的简单对比，我们即可以发现这两者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负相关性。其中，资源丰富的海湾石油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它们的平均增长率大都为负值。其次，进一步计量分析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投资、制度、人力资本、开放度、地理因素等变量后，自然禀赋与经济增长速度依然存在着显著负相关性，这一结果通过了多种稳健性检验。相对于Sachs和Warner(1995,1997)的研究，我们在运用了更长时期的数据、引入了更多控制变量之后，再次证实了“资源诅咒”效应的存在，而且检验结果更具有稳健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结果并不属于经济学研究的意外，但却是经过更为充分和最新检验的研究结论。早在1955年，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就在其《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写道：
“很明显资源和增长是相互依赖的。……一个国家的资源多少十分明确地对它的发展程度和类型都有所限制。这不是惟一的限制，或者，甚至不是主要的限制。……一国有了资源，它的增长率就取决于人的行为和制度，比如精力、对待物质财富的态度、节俭和进行生产性投资的愿望以及制度上的自由和灵活性。自然资源决定发展的方向，并构成一种挑战，而人的精神意志可能接受这个挑战，也可能不接受。”
自然资源绝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这样的忠告早在各国发展的起步阶段就已经由刘易斯提出。只有合理地利用、管理自然资源，并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其他方面同时努力，资源才能起到支持增长的作用。然而，在刘易斯50年之后的研究表明，大部分资源国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再次，本文研究结论对中国经济的一点重要启示是，中国正致力于对自然资源的高度关注和获取，资源性产品的生产正处于“红利收获期”，一些资源丰裕的省份暂时性获得难得的发展机遇，但如果处理不好资源获取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同样有可能面临“资源的诅咒”。
在文章结尾处有必要专门一提：最近两三年国际资源性产品价格大幅上涨，是否意味着本文的结论需要重新给出？受资料和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本文无法对最近两三年的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出检验，从学术性检验的要求看，两三年的时间过短，不具研究意义。但可以预期的是，最近两三年资源性产品价格的上涨，主要是市场本身的行为，而且，即使是自然资源价值被重新发现，也不会改变经济增长源泉的机理。假以时日，待数据可以支持更新的研究，进一步的经验检验一定会有意思。我们可以告知读者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改变现有研究结论的可能性不大。
附录1 变量解释和数据来源
GEA7000：1970～2000年按有经济行为能力人口(economically active population)为基础计算的PPP实际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计算公式为［ln（2000年人均GDP）－ln（1970年人均CDP）］*(1/30)*100%。PPP实际人均GDP的数据来自PWT 6.1（均按照1996年价格水平计算）。
LGDPEA70：1970年PPP实际人均GDP的自然对数值。
SXP：1970年初级产品出口占当年GNP的份额。数据来自Sachs和Warner(1997)。
SNR：1971年矿产品产出占当年GNP的份额。数据来自Sachs和Warner(1997)。
PXI 70：1970年初级产品出口占总产品出口的比重。数据来自Sachs和Warner(1997)。
SOPEN：1965～1992年期间根据Sachs和Warner(1995)的标准评定为开放的年份数占整个时间跨度的比例。数值越高，说明越是开放。数据来自Sachs和Warner(1995)。
INV7000：1970～2000年实际投资占实际GDP比重的平均值的自然对数。
DTT 7000：1970～2000年贸易条件（出口价格指数对进口价格指数的比值）的平均增长率。计算公式为［ln（2000年贸易条件）－ln（1970年贸易条件）］*(1/30)*100%。数据来自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RL：1982～1995年期间RL指数的平均值。RL指数衡量了一国法律规则的质量，指数取值从0（最差）到6（最好）。数据来自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
CP：1996～2000年期间的CP指数的平均值。这一指数反映了一国对于腐败的控制力度，取值从-2.5（最差）到2.5 （最好）。数据来自Kaufman等(2003)。
LAND：1971年土地总面积与人口比值的自然对数。来自Sachs和Warner(1997)提供的公开数据。
GEA6069：1960～1969年人均GDP增长率(PPP)。来自Sachs和Warner(1997)提供的公开数据。
附录2本研究中的样本国家或地区
附录3 海湾石油国家的增长绩效
说明：伊拉克和卡塔尔的数据来自Sachs和Warner(1997)，其余数据来自WDI。
（截稿：2006年4月）
注释：
①Sachs和Warner的这篇论文是作为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的工作论文发表的。其后，在原文的基础上，他们又以同样的主题，在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和Europe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了若干篇论文，但引用更多的还是作者1995年发表的工作论文。从时间关系和完整提出命题看，该文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应算做是最早的经典性文献。
②变量数和数据量均较大，数据来源和处理方法较为复杂，我们将在附录中对这些情况加以详细说明，行文之中不再赘述。
③据我们可以查阅到的文献，Auty于1988年最早正式提出“资源的诅咒”这一命题。据查，这一命题出于作者的一本著作：《石油意外之财：是祝福还是诅咒？》(Oil Windfall:Blessing or Curse?)。
④为控制篇幅，具体的回归结果未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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